【核心提示】近年来，在美国国内的政策层面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力日趋式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由于美国国会这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大本营，往往对美国政府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采取某种限制，使国家干预主义未能取代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
较大的政治或经济危机，往往是西方主流思潮与非主流思潮换位的节点
在历史上，西方社会的每一次大的政治或经济危机，往往都是西方主流思潮与非主流思潮换位的节点。如在1929至1933年的大萧条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传统自由主义思潮被国家干预主义思潮所取代。就经济学而言，也就是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又如在1973至1975年的滞胀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被新自由主义思潮所取代。就经济学来说，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支配地位。按惯例，2001年来“劣质民主”大动乱和2007至2009年经济大衰退应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被取代的节点。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未发生。是什么原因导致国外新自由主义思潮直到现在还能在全球处于支配地位呢？解析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当前的新动态。
美国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发源地和输出国。二战后，美国进入了20年的霸权鼎盛时期。美国与苏联的冷战和与朝鲜、越南的热战，以及国内的“伟大社会工程”，几乎耗尽了其硬实力和软实力，以致在经济上竞争不过从战争的废墟中发展起来的日本和西德。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美国霸权由鼎盛转向衰落。因此，当面对1973至1975年的滞胀时，美国政府不仅无力应对，而且所出台的政策使问题变得更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与国家干预主义相抗衡的新自由主义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看到了美国政府不仅不能解决滞胀问题，反而成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提出抛弃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回到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的主张。美国政府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在国内推行经济与金融的自由化改革，同时在国际上也迫使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完全自由化。由此，导致美国霸权衰落时期全球经济与金融的剧烈动荡，危机此起彼伏。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80年代末的美国储贷危机和日本复合型危机、90年代初的英国货币危机、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2000年美国高科技股崩盘，以及2007至2009年的大衰退。
值得关注的是，自2007年8月爆发次贷危机起，具有强烈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小布什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采取了高强度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措施来拯救金融机构。这种强刺激政策直到2015年11月都未能完全退出金融市场。另外，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一个曾经把苏联说成是警察国家的美国，却借助网络等高科技手段而成为了一个警察无时和无处不在的国家（在这样一个警察国家里，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不仅未能占领华尔街，就连占领一个公园也做不到，最后被警察暴力驱赶）。这意味着在国内的政策层面上，小布什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不得不违背其新自由主义的信念，而部分回归到国家干预主义。奥巴马政府则延续了这种做法。一时间，在吃尽新自由主义改革苦头的美国，似乎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大有取代新自由主义思潮之势。不仅其回归凯恩斯的理论观点早已被遗忘，而且于1996年就已去世的海曼·明斯基在大衰退中被美国的许多经济学家视为神明。
就连新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面对2007至2009年的大衰退，也深感自己坚信不疑的观点，即市场主体基于自身利益会理性的管控风险而无需政府监管“错得那么离谱”。他借助凯恩斯发现的“动物精神”来反思自己的经济观，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理性人的理想原型与现实差得很远。而凯恩斯发现的“动物精神”，即一种自发的非理性判断的行动本能，不仅涉及相当多类型的人类行为，并且与新兴的行为经济学的很多部分重合。由于格林斯潘用较为现实的行为观取代纯粹由理性驱动的经济人行为模式，也就不再相信市场经济总是处在自我修复之中，主张政府在大衰退的“当下或短期内采取必要的行动，这些行动尽管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短期痛苦，却符合我们共同的长远利益。否则，未来可能面临无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我们已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另外，美国具有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教授，也不得不怀疑他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的核心观点，即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是治理现代国家的唯一方式。福山说：“我现在的感觉是，下一段时期哪种制度会运行得更好——是高质量的威权制度，还是一个陷入僵局的、瘫痪的、有许多制约与平衡的民主制度，这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在美国前总统卡特看来，无需等到下一段时期看哪种制度会运行得更好，美国已不再是民主国家了。卡特在2015年7月28日接受采访时说，“现在，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无限制的政治贿赂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州长、参议员和国会成员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的政治体系已经遭到颠覆，它只是用来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而“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现任官员把这种不受限的金钱视为向他们提供的巨大收益。国会大佬们会有更多途径来捞好处”。2014年9月，一份发表在美国《政治学展望》杂志上的调查报告可以为这位前总统的尖锐言论提供佐证。这份报告基于美国广大民众的全国性调查，对美国到底是民主国家——领导人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国家，还是权贵政治（或寡头政治）国家——政府行为反映最富有公民意志的国家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统治美国的是富人。
奥巴马政府虽采取了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却公开宣称坚持新自由主义
任何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此，西方社会的任何一种思潮只有被政府所采纳，才能处于主流或支配地位，也只有被政府所放弃的思潮，才会失去主流或支配的地位。现在的问题在于，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在应对大衰退的过程中，在政策层面上并没有完全尊崇新自由主义的信条，即市场会自动调整到正常状态而无需政府干预，而是采取了较高强度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常规措施和非常规措施，甚至国有化的措施。想当年，尼克松采取国家干预主义政策时，敢于公开承认说“我是凯恩斯主义者”。而小布什和奥巴马在采取国家干预主义政策的同时，却公开宣称坚持新自由主义，并强行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新自由主义，以至不惜发动战争。另外，从2007年8月至2015年11月，美国政府推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已跨九个年头之久，导致在这一期间的政府负债超过10万亿美元，美联储投入的资金超过7万亿美元，以及政府无限额担保银行存款和一些金融债券。这样，美国政府将国家干预主义的政策长期化，并且救助的主要对象是金融机构，显然不同于以短期的、投资于实体经济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从而孕育着严重的财政和债务危机。
简言之，虽然美国两届政府在国内推行的是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却又有别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也并未采纳当前颇有影响的凯恩斯回归派的政策主张。而美国国会这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大本营，往往对美国政府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采取某种限制。因此，凯恩斯回归派的国家干预主义未能取代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不过，在美国国内的政策层面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力日趋式微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这个意义上说，2007至2009年的大衰退，还是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国内的一个转折点，新自由主义在学界和社会上名声极差。
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政府尊崇新自由主义的信条，在国际上推行单向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且日趋增强。美国采取种种手段迫使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进经济私有化、完全自由化和政治美式化，本国则可以自行其是，从而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采取双重标准。当然，如果没有盟国，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发达国家的支持（美国只有借助盟国才能控制国际贸易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美国在全球推行的单向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从而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也不可能存在太久的时间。然而，2015年在全球发生的两大金融和贸易事件，成为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2015年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第一大事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立。在美国主导下的全球金融体系之外，中国倡导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遭到美国的抵制并主导了一场反对该行的活动。这本是预料之中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一向跟随美国行事的西方主要盟国出于本国的利益需要，却在亚投行问题上与美国背道而驰。尤其是美国的“铁哥们”英国首先表示愿意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而德国等西方盟国紧随其后。这种违反美国意愿的事，在二战以来还是头一回。因此，原本可能像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一样被边缘化的亚投行，却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其意义远超出了一个专门的区域金融机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上的文章认为，亚投行实际上是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的新金融体系。
第二大事件是“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上的强烈反响。“一带一路”的构想不是在2015年提出的，但将“一带一路”付诸于行动而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却是在2015年。相关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响应和参与，并将其发展战略与之对接，而曾经观望的国家也踊跃参加进来。“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质性进展，使得美国的政客和媒体深感不安，或认为中国企图借“一带一路”建设改变地缘政治，或认为中国试图借“一带一路”建设推销过剩产品，云云。限于篇幅和主题，我们更为关注的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所体现的一种世界合作共赢发展观，而无需评论这些观点。
美国的世界发展观，是一种霸权独赢发展观，即将美国的利益凌驾于世界各国的发展之上，在确保美国利益的前提下各国可能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也可能完全丧失了发展的空间。而要实现这种发展观，美国就必须向那些难以控制的国家输出“劣质民主”，来瘫痪其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这正是美国不惜采用有组织的暴力，即发动战争输出“劣质民主”的原因所在。一旦美国能够控制一国的政府，就可以迫使该国推行经济和金融的完全自由化，从而为美国的垄断企业牟取高额利润打开方便之门。美国主导的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被国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按美国垄断企业的需要量身打造的。这也意味着，在美国霸权丧失了超强的经济基础之后，要在当今维持其霸权衰而不亡，是需要新自由主义思潮来主导全球话语权的。与美国霸权发展观不同，中国的世界互惠共赢发展观强调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从而能够代表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并为各国大多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和人民自由。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所体现的正是这种世界科学发展观。
在我们看来，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跟着美国抵制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是因为他们在承受美国霸权发展观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债务危机、难民潮和恐怖袭击等种种灾难的时候，看到了中国给他们提供的一种新的选择，一种可以互利共赢的发展机遇。仅此就远远超出了诸如资本主义地缘政治论和过剩产品输出论的狭隘眼界，超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历史将证明：2015年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种代表大多数国家利益和代表地球村大多数人利益的良性示范模式将登上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导，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
网络编辑：张剑
来 源：《人民论坛》2016年1月下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