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要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有效回应针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各种“崩溃论”和“终结论”，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为后盾。为此，我们一定要在不偏废两个基本点的前提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造成了沉重打击，时至今日，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风险依然存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世界社会主义，尽管尚未完全走出低潮，但毕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发展。此次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日渐衰落和社会主义的逐步复兴雄辩地表明：一些西方学者所倡导的“终结”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终结论”，所预言的“崩溃”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崩溃论”。
“社会主义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的实质
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时，终结社会主义的思想就已存在，但“社会主义终结论”作为一种论调的盛行，则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抓住苏东国家陷入改革困境之机，加紧推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战略，以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1988年，曾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提出：“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非武器”，并要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等方式，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该书出版不足一年，一些东欧国家就相继发生政局变化，宣扬社会主义“失败”，预言共产主义“终结”的论调随之盛行起来。在1989年布热津斯基抛出的“大失败”理论中，他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支配了20世纪多数时间后已经走向衰落，进入最后危机”，预言“到下个世纪（指21世纪——引者注）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就此，日裔美籍学者福山也提出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的制度和人类的意识形态终结”观点。这些论点发表两年后，苏共下台、苏联解体。西方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则乘机宣称，苏东剧变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并沉浸在“社会主义失败”、“共产主义消亡”、“历史终结”的欢呼声中。福山更是在冷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之时，推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进一步鼓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阐述其“历史终结论”。他甚至将社会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宣称“作为世界历史要素之一的共产主义制度决定性地衰落了”、“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幕已经演完了”。
冷战结束后，西方在全球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同时，加紧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与渗透，不少人由此认定中国必然要“被西方资本主义所征服”。从“中国经济崩溃论”到“中国政治崩溃论”再到“中国社会崩溃论”，各种质疑和唱衰中国的声音此起彼伏：“中国的经济即将崩溃”，“中国将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等。在西方炒作的各种“中国崩溃论”中，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和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的观点尤其典型。章家敦在2001年就断言“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之后他又发表《入世效应冲击，中国势必走向衰退》等文章佐证其论点。沈大伟则在2015年宣称：“中共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它在最后阶段旅途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并预测中国将出现“长期、复杂、暴力”的阶段。
“中国崩溃论”的倡导者之所以要唱衰中国，不仅是不愿看到中国发展壮大、走向强盛，也是为了进一步诋毁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可以说，“中国崩溃论”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终结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和重要论调。
其实，“社会主义终结论”自提出之日，便遭到了各界的质疑。在各种批判的声音中，既有西方解构主义代表德里达这样的反自由主义民主的左翼人士，例如，德里达1993年便言辞犀利地批判过福山的观点及其论证过程；亦有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这样的政治立场与福山相似的右翼人士，例如，亨廷顿20世纪90年代著书立说斥责福山的乐观主义和终结思想，指出苏东剧变并不表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取得了全面胜利。
对于近年来不断泛起的“中国崩溃论”，不仅中国学者进行了及时有力的批驳，国外各界也给予了严重质疑。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史瓦兹、摩根斯坦利亚洲荣誉董事长华沃兹、投资大师罗杰斯就联合批判过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表达了对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信心。日本媒体也刊文指出，“中国崩溃论”其实“是彻底的谬论”。对于新近沈大伟的言论，澳门学者陈定定更是以《对不起，美国！中国不会崩溃》为题，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给予了回击。
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终结论”和“中国崩溃论”最有力的回击，还是来自两种社会制度发展的现实。
资本主义的制度困境粉碎了“资本主义永恒”的神话
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特殊运动过程基础上，就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粉碎了资产阶级辩护士鼓吹的“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的神话。但是，直到今天，鼓吹“资本主义永恒”的思想并未销声匿迹。苏东剧变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之所以弥漫全球，撒切尔夫人的“别无选择说”——当今人类除了接受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之所以还拥有“市场”，就是因为人们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缺陷缺乏明确的认识。
如果说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度出现的发展“黄金时期”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那么，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则使资本主义制度弊端和缺陷一览无遗地暴露出来。甚至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定捍卫者福山都无奈地发出了感慨，“这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
迄今国际金融危机已历时7年多，尽管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诸多破解危机的举措，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得以缓慢恢复。然而，这种以维护垄断资本利益为出发点的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没能改变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脱节的现状，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引发了社会冲突，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不可持续性、寄生性和腐朽性。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此起彼伏的罢工示威运动以及震惊世界的暴力恐怖事件，充分表明当代资本主义陷入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全面的危机和困境之中。不仅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强调个人、市场作用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危机爆发后遭到了来自各界的批判，而且坚持市场自由竞争原则与适当的国家干预相结合的欧洲福利资本主义也陷入了困境。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受到诸多质疑，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遭遇到了诞生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
“资本主义永恒”的神话、“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的论调，在资本主义遭遇的制度困境中不攻自破了。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战争爆发，全球不安全，现在又陷入了经济危机，这一切使得1989年以后所宣扬的更广泛的和平、资本主义繁荣和历史的终结看起来十分荒谬。”
世界社会主义的复苏宣告了“社会主义终结论”终结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左翼也掀起了新一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构建。尽管当前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在积蓄力量、重谋发展的时期，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毕竟迎来了新的机遇，出现了复兴的希望。
首先，金融危机使世人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世界发展的方向，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发展环境。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和政策主张在世界范围重新受到重视，《资本论》在西方国家畅销，“马克思热”再度在全球兴起，国际力量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方向转变，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广泛认可。
其次，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力量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趋势，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增添了活力。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力量，相较于苏东剧变初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左翼政党在党员数量和政治影响力方面都有了显著提高。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和左翼政党，在深入阐述金融危机爆发根源的基础上，提出各自着眼于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化解危机的举措，力量有所发展（其中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在2015年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组建了希腊二战后首次由左翼政党主导的政府）；中东欧国家和地区的左翼政治力量也呈现出整体回升的势头；拉美地区的左翼力量和社会主义运动更是“异军突起”，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国也正在进行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尝试。
再次，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地位逐步上升，扭转了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趋势。金融危机以来，在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停滞、转型国家陷入危机的情况下，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系列举措，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在高效调配资源、合力解决重大问题方面的优越性。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深陷危机和衰退泥沼，发达国家经济普遍疲软的情况下，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中国率先实现了经济回升向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稳步攀升，进一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的上述发展态势，宣告了“社会主义终结论”的终结、“中国崩溃论”的崩溃。对此，福山也无法讳言：“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警惕新一轮“社会主义终结论”和“中国崩溃论”来袭
今天，随着中国进入到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和矛盾“凸显期”，经济新常态下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的出现，“中国威胁论”的叫嚣尚未平息，新一轮“中国崩溃论”的预言又相继出笼。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予以坚决驳斥和有力回击。
形势复杂，最重要的是直面挑战，抓住机遇。毋庸置疑，当代中国正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从纵向看，“同新中国成立以前之中国相比，同鸦片战争以后之中国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从横向看，同欧美一些国家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相比，同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陷阱相比，同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相比，也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基于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愈益重要。但也要看到，中国的发展亦面临来自国际国内的诸多挑战和压力。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并不安宁，各种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层出不穷。“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仍很突出，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各种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强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护其霸主地位，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打压中国。从国内看，中国正在进入增长动力重构和发展方式转换的“新常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将呈现出增长更趋平稳，动力更为多元、前景更加稳定的状态，但也亟待解决增速放缓过程中的一些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等。这决定了，只有认清形势才能明确任务，只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创新发展，才能有力破除各种“中国行将崩溃”、“社会主义即将终结”的论调。
迎接挑战，最根本的是改革创新。当前，要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有效回应针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各种“崩溃论”和“终结论”，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为后盾。为此，我们一定要在不偏废两个基本点的前提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充分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切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风云变幻，最需要的是战略定力。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今天，要根本破除“社会主义终结论”的谎言，必须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特别是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得到第二次生机的时刻到来了”的新形势下，我们更应当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执着精神，更应当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经历调整发展后的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必将迎来再度复兴，经历转型阵痛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将迎来再次腾飞，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终结”和“中国崩溃论”论调，必将在雄辩的事实面前从人们的话语体系中彻底消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9月24日第8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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