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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道路”在中国的发展“奇迹”中引起世人热议，有肯定，也有否定；有片面，也不乏全面，呈现出多种思考和议论。面对这些，我们需要从本质上揭示“中国道路”演化的系统性与必然性，在历史纵向发展中(从时间维度)认识“中国道路”强大而内在的生命力，在国际横向比较中(从空间维度)认识“中国道路”演化的艰巨性与优越性，进而获知“中国道路”内在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本文着重从辩证思维视角把“中国道路”放在一个时空中、一个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析框架或范式里，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对“中国道路”作一解读。

【关 键 词】辩证思维/中国道路/社会主义模式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道路自信”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梦”，实质上都是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就是“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的命题受到世人的热议，有肯定，也有否定；有片面，也不乏全面，呈现出多种思考和议论，甚至还出现借议“中国道路”来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攻击中华民族复兴的种种错误论断，炮制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前景不确定论”等等。面对这些，我们需要从本质上揭示“中国道路”演化的系统性与必然性，在历史的纵向发展中(从时间维度)认识“中国道路”强大而内在的生命力，在国际横向比较中(从空间维度)认识“中国道路”演化的艰巨性与优越性，进而获知“中国道路”内在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对于“中国道路”，历史已作答，人民已选择。理论证明不能替代历史证明，历史证明则需要逻辑分析，而逻辑分析要靠历史生活来验证。

一、“中国道路”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辩证统一

    历史是人的历史，逻辑是人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思维及能力，逻辑来自历史，历史是逻辑的实践体现与现实展开。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活的灵魂，是认识事物的主要方法，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恩格斯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对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予以高度重视。他说：“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①同理，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形成与发展的“中国道路”，其上面覆盖着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表面现象。因此，按照上引恩格斯的话来理解，“中国道路”必然伴有历史与逻辑发展的高度一致，但要洞察其中的本质规定性，必须要搞清楚“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

    “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始于哪里？目前，学界有不同观点，大致可归纳为四种：第一种观点是把历史起点定格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认为“中国道路”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种观点是把历史起点定位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认为“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之路；第三种观点则是把历史起点定位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认为“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之路；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就是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其历史起点应该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何来复兴？是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开始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与剥削的对象，进入百年屈辱阶段。笔者认为，前三种观点看似都有道理，但缺乏对历史纵深和国际地缘变化的把握，从而有盲人摸象之嫌。第四种观点则体现了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统一，这也是笔者完全认同的。

    “中国道路”是一个时空概念，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内探索、生成、演化、延伸的。这里的“一定的时间”是指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一定的空间”不仅仅是指地理空间，主要是指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相遭遇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在时间上，“中国道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空间上，“中国道路”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因此，“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应定位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主要理由如下：从外部而论，在西方资本主义以先进工业文明为武器的全球殖民扩张中，在西方人眼里，丰饶的“东方帝国”自然成为其扩张的一个主要对象，1840年便成为中国与西方空间上的遭遇在时间上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正面深度“接触”的关键性一步，尽管这一步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被迫展开的。从内部而论，数千年的封建中央王朝和周边藩属国之间的这种“华夷秩序”或“天朝礼治体系”下，从来没有出现一个能完全与中国相抗衡或相对称的国家力量。据统计，清王朝在1820年的GDP还占据着世界总量的近1/3。但是，自缚于“天下唯我独尊”之茧的清王朝，无视外部世界发生的深刻变革，依然把自己关闭在一个“天朝帝国”的“天花板”之下，致使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都相继落后于西方，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才在“洋人”的重击之下慢慢睁开朦胧的双眼，看到的却是一幅满目疮痍的景象：中国开始逐渐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从内外结合而论，1840年鸦片战争成为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分水岭。中国的古老体制和传统农业文明在西方新老列强以及新崛起的日本的冲击下慢慢解体和转型。自此，中华民族在水深火热中经受着封建主义煎熬的同时，相继遭受并反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启了一条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句话既为“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是1840年做了权威注解，又点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所当然成为“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逻辑起点是一种理论或思想起始的范畴，往往以起始概念的形式表现。一般情况下，它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其一，此逻辑起点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质的规定；其二，此逻辑起点是构成该理论或思想的研究对象之基本单位；其三，此逻辑起点的内涵贯穿于该理论或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其四，此逻辑起点的范畴有助于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由此观之，“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就应该属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道路”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质的规定，是“中国道路”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概念，贯穿于“中国道路”发展的全过程，也只有借助于此基本范畴才能更好地理解与研究“中国道路”的必然性、客观性与完整性。这与1840年鸦片战争这一“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完全统一对应起来。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历史的起点同时也是逻辑的起点。对此，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

    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统一的“中国道路”是一条与西方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前途光明，过程曲折。从进入20世纪后，中华民族在一次次失败中吸取教训、借鉴经验，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是由各路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而奋勇探索，由中国共产党人率领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走出来的一条光明大道。

    按照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为标准，走过173年的“中国道路”可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和四个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即为第一时段，是从1840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80年，主要是各路仁人志士为探求救亡图存而作出的各种尝试与努力，虽然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挫折，但这些尝试与努力没有白费，对“道路”进行了不断试错式的探索，尽管这种方式付出了血与生命的极大代价，却换来了对“道路”的深刻认识和对正确道路的选择。这条道路就是那些仁人志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第二个历史阶段是由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开始，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引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这一历史阶段可分为三个时段，即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这三个时段最终孕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道路”就是行进在这四个时段合成的两个历史阶段中，第一个历史阶段是比较，是试错；第二个历史阶段是选择，是展开。前者是基础，是前提；后者是开花，是结果，即开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花，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果。

    第一个历史阶段的近百年历史，实际上就是一幅中国各路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不断抗争、救亡图存的斗争图景。在此图景里，一面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侵略战争，西方列强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国封建统治者不断签订的割地、赔款以及部分主权沦丧的不平等条约；另一面是中国经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的“自强”和抗争运动。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不同的阶级和政治力量，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提出并实践着各式各样“主义”下的救国方案，有旧式的农民起义、有封建贵族内部的改良、有民族资本主义的改良、有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然而，这些“主义”与“运动”都未能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况中解救出来。对此，毛泽东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③这一次次的抗争与失败教育了人民：不触动封建根基的改良运动和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改良方案，都不可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怎么办？中华民族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历史和人民在经过近百年血与火的奋争后，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主义”与“运动”以及领导者和依靠力量。这个“主义”就是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运动”就是社会主义运动、阶级斗争，领导者就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力量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从此，“中国道路”进入第二个历史阶段，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了历史性的变化。

    第二个历史阶段的近百年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这幅画卷中，一面是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中走出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复又于1929年陷入全球经济危机，为转移国内经济危机继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催生了全球民族解放运动浪潮；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独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西方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战术如“马歇尔计划”、和平演变等来围堵、遏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内外因素的发酵，苏联解体了、东欧剧变了，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一面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土地改革，在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获得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这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

    从仿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到结合国情改造苏联模式为我所用，从国民经济的恢复到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成，从“三面红旗”到“文化大革命”，从遭遇西方封锁到重返联合国，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了成就、经历了曲折、留下了教训、积累了经验，进而从正反两方面为中国能够成功走出一条“新路”奠定了一定的物质与思想基础。这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使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如何认识与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使党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成功地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主要表现在：在对建设社会主义路径的认识上，从解放思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在对经济体制的认识上，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上，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上，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位一体”到“五位一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上，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凝聚力量统一思想上，从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到1992年南方谈话再到习近平2012年南方考察；在经济成就上，从1978年GDP总量世界排名第15位到2010年跃居第二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演化上，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十三大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十六大宣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十七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为“一条道路”和“一个理论体系”，再到十八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和“一个制度”统一起来，并要求全党应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个个历史事件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④。这就是改革开放的道路，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可以说，没有第一个历史阶段的探索，也就很难有历史与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或者至少还得在黑暗中继续摸索很长时间。

总之，自1840年以来，救国寻路，民族复兴，是中国的基本政治主题。

二、“中国道路”开拓中的辩证思想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持续不断，形式多样的斗争却屡战屡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后经历的种种挫折中，不断总结经验与吸取教训，日渐完善与成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运用到中国实际当中，并最终找到了正确道路，进而相继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胜利，即新中国的成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这里面凝聚的最基本的内核，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⑤；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要使主观符合客观。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使主观符合客观，这是当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基本问题。

    概言之，“中国道路”历经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探索和成立后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在辩证思想中艰难前行。用列宁的“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思想来观照“中国道路”的发展轨迹与实践，我们可以说，辩证法也是“中国道路”的“代数学”。下面主要论述“中国道路”演进的第二个历史阶段的三个时段，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辩证法告诉我们，自我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人类社会要获得竞优系统，离不开人类充分发挥自身的“革命”、“建设”、“改革”因素，去“能动”地改造社会。在俄国，列宁将辩证法中的“革命”因素成功地运用到俄国革命运动中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把“建设”因素运用到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去，探索出一套符合当时俄国实际的“新经济政策”，但斯大林迫于国际形势而过早放弃“新经济政策”，采取了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权化的模式。之后，“改革”因素要么迟迟不能到位，要么干脆就来个“休克疗法”的突变式“改革”，最后致使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大厦轰然坍塌，并殃及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却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智慧，坚持“走自己的路”，把辩证法中的“革命”、“建设”、“改革”因素成功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包括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成功开拓的辩证思维集中体现在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等几对范畴及其相互关系上。以下对应性地选择几组关系以点带面来论述“中国道路”开拓中必然包含的辩证思想。

    1.中国革命道路在偶然性中前行，以必然性形式出现

    “中国道路”的历史轨迹是众多偶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晚年恩格斯对历史发展提出了一种“合力论”，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⑥同样，促成“中国道路”这一“历史结果”的历史合力中存在一个“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阶级矛盾演变和激化的程度；还有国际阶级矛盾在国内体现的民族矛盾。除此之外，还存在许多偶然性的因素。

    历史向前发展是一种“被断定为必然性”的运动，同时又是以碎片式的历史事件的“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这种“偶然性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⑦。中国革命道路就是这样一种由诸多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并最终接近必然性的正确道路。

    当然，偶然性不可能自动接近必然性，过程离不开历史主体——人的作用。在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中，中国共产党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他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两个必然”原理，紧紧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等国际国内事件的影响，创立中国共产党；抓住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矛盾以及他们所支持的国内军阀割据混战的机遇，与国民党携手合作而进行北伐战争；总结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在南昌打响武装起义第一枪；历经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不同于俄国革命道路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开始形成；行进在这条道路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遭受国民党四次强大围剿的洗礼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深，根据地面积随之越来越大；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启了伟大的长征之路，革命火种得以保存，延安革命根据地开创，革命新局面打开；运筹延安，决胜全国，在民族危亡之际，在统一战线下，八年抗日战争胜利，形成独具特色的延安革命道路；重庆民主协商建国未果，解放战争爆发，国民党反动势力被赶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力量和土匪，没收、赎买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企业并把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恢复；“三化一改”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

    割裂看来，这些都是一个个、一件件偶然性事件；系统来看，这些看似碎片的偶然性事件，却有机地勾勒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链条和发展的必然性。

    2.中国建设道路在可能性中选择，以现实性展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不等于建成了社会主义。夺取政权，只是为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如何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依然离不开辩证法。但是，能否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能否建成社会主义，还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在俄国，由于认识上的问题，加上特殊的战争环境，十月革命后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导致1921年春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面对严酷的现实，列宁晚年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提出“新经济政策”，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但由于后继者没有很好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运用辩证法，列宁当时所认为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最困难”的“在破坏了的封建基地和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基地上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定经济基础”⑧的经济建设还没有根本完成，就过早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这就为后来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然而，反观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经验教训也证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不是自然而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既符合国情，又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苏联经验模式的束缚，但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影响下被搁置，接着就是反右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中苏论战，直至发生了长达十年的全局性的社会内乱——“文化大革命”。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6年－1976年的20年是这样评价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⑨。

    比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总结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27年的经验教训，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从社会主义政权的取得到建成社会主义的这种可能性再到现实性的道路是非常漫长的，有时甚至需要迂回前进，做必要的后退，而后再更好地前进。那么，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怎样建设？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⑩邓小平认为，当时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如果能坚持下去，社会主义建设由可能变为现实的基础就有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邓小平才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果断地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中国改革开放道路坚守着普遍性，以特殊性形式体现

    作为一般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道路的全过程。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最能体现我们党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一直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1)，并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每个历史关头和历史阶段都必须根据基本原理对各种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判断与政策。

    列宁曾经针对当时有人对十月革命道路的指责，严厉地提出批评：“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作某些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做榜样。”(12)之后，列宁又强调：“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3)列宁这些话的意思非常明显：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普遍性进行教条化、凝固化，而要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作出适当的修正，如果不是这样，无异于用规律性、普遍性去限定社会的发展，用人的主观意志去支配历史运动，这就是完全抹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严重者会滑入历史宿命论的泥淖，而与辩证法背道而驰。

    毛泽东则用中国特色的语言把“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14)。至于如何做到“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15)。成功地开创出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16)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也说过类似的话语，他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7)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辩证思想，并把其运用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主题当中，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首先，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分析、把握中国特殊的国情。一方面，邓小平高度重视对新的时代的把握，提出世界的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科学论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18)另一方面，邓小平也高度重视对我国特殊国情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19)。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将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20)。就是在这种特殊性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成功走出了一条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站在今天，回溯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结伴而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无不体现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特色的特殊性的科学统一。

当然，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并非只体现在中国革命道路中，在建设与改革的道路中也同时存在。如，在改革开放中通过“非典”这一偶然性事件而阐发出的“科学发展观”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建立在多年实践经验基础上的，是对20多年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绝非只体现在中国建设道路中，在革命与改革道路上同样存在。如，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就充分展现了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问题。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更是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之中。

三、“中国道路”发展的辩证指向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中国建立，本身就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不断改革的社会”(21)，需要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这种自我完善与发展就是辩证法过程，同时又是自然历史过程。

    其实，辩证法本身就是“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22)。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与实践中，娴熟地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和国际形势的分析论证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战略实施的策略问题。战略性主要是指“两个一百年”目标(23)的实现，策略性主要是指为实现这一伟大战略目标而采取的逐渐形成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不仅从视野上开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深化了一步，并且从价值目标取向上超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而指向人类理想社会。

    “中国道路”的创造充满着历史运动的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讲，辩证法不仅是中国革命道路的代数学，而且是中国建设道路的代数学和中国改革道路的代数学。由于我们党在90余年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中逐步掌握与成功地运用这一规律，中国才取得今天的“根本性成就”。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在继续把这一规律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抓住历史的偶然性、可能性、特殊性给予中国的每一次机遇，去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纵观从1840年至今的中国历史，“中国道路”，从历史走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道路”，向历史走去，乘风破浪，铸造辉煌。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24)这就是我们道路自信之所在。

但是，由于“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艰巨的任务”，尽管前面的摸索付出许多，收获许多，但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今后的发展注定还会出现彷徨、曲折甚至失误，我们一定要有忧患意识。

四、结语

    当前，思想理论界存在一种“消解过去”和“否定现在”的“怪”现象，如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或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是“新民主主义的回归”，等等。这种“消解过去”和“否定现在”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不能客观理性且系统地看待历史，甚至任意割裂历史或根据需要来将历史阶段对立起来，在思想和理论上都可能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有鉴于此，笔者通过以上论述，一在抛砖引玉，以求方家的注意与批评指正；二在厘清“中国道路”内涵的系统性与历史演进的必然性。这样做，有利于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如国内外有些学者所称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式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把握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中国人民的自觉过程和历史的自然过程的统一，其中体现的“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自觉奋斗过程的路径反映，也是中国历史在全球大历史中自然演变的必然结果，进而有助于全党全国人民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④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9页。

    ⑧《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6页。

    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3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

    (11)《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

    (12)《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7页。

    (13)《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7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0页。

    (1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3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2页。

    (20)《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43页。

    (22)《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0页。

    (23)“两个一百年”是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4)习近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最伟大中国梦，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个目标》，《解放日报》2012年11月30日。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2]习近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最伟大中国梦，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个目标》，《解放日报》2012年11月30日。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6]《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7]《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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