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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报告全面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期待。“中国梦”既是对国家富强的期盼，也是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成为衡量小康社会最切近、最直观、最有温度的一项指标。怎样科学客观地看待幸福指数，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幸福指数，国人追求幸福的背后又彰显哪些民生诉求？

　　近日，在福州参加“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3届年会暨第2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作了“幸福指数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与理论创新”的专题讲座。围绕幸福指数的相关问题，记者对程恩富教授进行专访。

　　用幸福指数编织“中国梦”

　　记者：幸福指数作为衡量民众幸福的直观指标数值，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也是学者关注的热点。作为国内较早研究幸福指数的专家，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程恩富：全社会都在关注幸福，这是件好事，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面临新的历史课题——怎样处理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

　　研究幸福指数必须建立在对幸福内涵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幸福指数指标体系中应当包括主观和客观两类指标，其中，客观指标应充分反映民众需要的客观满足程度，主观指标要充分反映民众对目前生存生活状态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客观幸福度要提高，主观幸福感也要提高，两者一个都不能少。当前，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单纯注重GDP，要探索用新的衡量指标来评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尽快建立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

　　记者：国内外各种幸福指数频繁发布，不同机构发布的幸福指数排名不一致，有些与民众的主观感受明显不符，从而引起争论。对此您怎么看？

　　程恩富：民众对幸福指数不大认同，这可以理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幸福指数不可行，折射出的恰恰是幸福指数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完善。

　　目前，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存在误区。比如，有的人出国旅游几趟，就觉得国外什么都好，在国内不幸福。用一句老话讲，这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在调研中发现，尽管中国仍存在不少问题，但与其他国家相比，问题少得多。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幸福指数，分析国内外现有幸福指数的优势和不足，并建立科学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才能消除上述不一致性。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中国梦”构想，“中国梦”与幸福指数之间有何关联？

　　程恩富：幸福指数与“中国梦”的提法直接有关。因为人民有梦想，国家才有希望。

　　国家梦就是中国人民的梦，中国人民的梦说到底就是幸福梦，就是民族要复兴、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幸福，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梦”。每个人的梦作为一分子而存在，要把个人梦和国家梦、民族梦有机结合起来，让其同频共振，引导越来越多的践行者加入这个行列，这样才能更好地工作，更好地生活。

　　百姓的幸福应多展现在笑脸中

　　记者：目前，有国际影响力的幸福指数，几乎都由国外研究机构发布。据说您从马克思主义方法和贴近现实的研究视角，建立了一套幸福指数指标体系。这套指标体系有何特点？

　　程恩富：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没有对幸福问题的专门论述，但其全部理论都渗透着对人类幸福的关切，其奋斗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民幸福。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幸福是人们在社会活动和个人生活实践中，由于需要得到满足而形成的客观状态，而幸福感则是客观幸福状态的主观感觉。

　　有关幸福指数的研究我们进行了多年，目前建立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包含生存型幸福、享受型幸福和发展型幸福三大层次。

　　在我们的研究中，需要指出以下两点：第一，一个科学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应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或群体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占有方面及其影响幸福程度方面的差别。第二，从幸福的实现范围来看，幸福可以分为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两类。

　　这套幸福指数指标体系与中外已有的指标体系相比更具科学性。不过，上述指标体系中某些指标数据的统计比较困难和复杂，特别是对相对指标的统计和测算更是如此。希望政府能进一步改进国民经济各类指标的统计方法和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开，以便学者能更科学地进行研究。

　　记者：中外经济学的研究早就表明，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并不能和人们生活质量改善画等号。也正因如此，现在不少人幸福感在下降。您提出的指标体系内涵很丰富，其主要依据是什么？是否考虑到了这一“幸福悖论”现象？

　　程恩富：幸福不仅与主体自身状况密切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幸福悖论”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处理好这主客观相统一的问题。百姓的幸福应多展现在笑脸中。

　　我们提出的幸福指数指标，依据的是基本事实，根据国民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些重要领域分别设立指标。比如，设定人和、家和、社会和谐，这几个方面的指标以往学者都没有设，有的只设寿命，没设健康。我考虑到无重要疾病的健康状况涉及人的生活质量，应设这个指标。要面对客观事实，从方法论上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样就可以超越国内外既有的研究成果，客观为主，主观为辅，分为个人或家庭、国民或社会两个层次，这样更加科学。

　　多措并举，减少财富和收入差距

　　记者：我们看到，在幸福指数的宏观指标中，您把分配结构作为一个具体指标，为什么单设这一指标？

　　程恩富：把分配结构作为一个具体指标来衡量幸福指数，这也是和国外指标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仅有人均GDP、人均生活水平、人均受教育程度等指标还远远不够，马克思主义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行全面研究，除了人均数，还要研究分配结构。

　　目前，中国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年产富豪的增速在全球名列前茅。要破解这一难题，必须多措并举，拿出实招。第一，要主动立法，实行四挂钩，即企业职工收入增长，要与高管收入增长挂钩、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挂钩、与企业净利润挂钩、与当地物价变动挂钩；第二，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对决定分配关系的产权结构进一步调整，大力发展公有经济；第三，国民收入再分配也要作出适当调整，如对高额累进税、遗产税、移民税等，设一个大体的均衡点，建议让70%的人不缴纳个调税。

　　记者：提高人民幸福指数，您觉得政府应如何作为？

　　程恩富：政府应该请学术界不断研究，经过讨论，确立一个公认的国家指标，然后各地各部门严格遵循，将其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参考。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做这项工作。福州理应成为“幸福之州”，福州和福建在这方面可以带头进行研究，促进这项工作开展。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