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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尼奥·葛兰西作为二十世纪西方所产生的最具有独创性的共产主义思想家，作为一位将意志锤炼得像刀剑一样坚韧的革命者，不仅在意大利，而在世界也受到普遍的尊敬。虽说由于身陷囹圄的环境所限，葛兰西对于一些现实问题的思考更多地成为一种“未完成的”政治思索，但与此同时，葛兰西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意大利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并阐述的以文化领导权思想为核心的、包括实践哲学、“完整的”国家学说、知识分子理论、“阵地战”策略和社会主义民主等在内的许多“思想和论述不仅对意大利工人运动和意大利人民是重要的，而且对全人类也是重要的”，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近年来，随着葛兰西生前著作的整理与出版，他的思想受到广泛关注，“不仅在意大利，而在意大利之外，甚至在更遥远的大陆（从拉美到日本），人们对葛兰西的兴趣越来越大”。随着“葛兰西热”的兴起，愈来愈多的人加入到对葛兰西思想研究的行列之中。

　　作为一位创造性的思想家，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传播与发展做了突出贡献。在哲学上，葛兰西的贡献不仅表现在提出了作为文化领导权思想哲学基础的实践哲学，并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将辩证法重新引入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表现为他借助对意识形态类型及功用的具体分析所实现的对以“虚假的意识”著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否定因素的去除。此外，以文化领导权思想为核心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思想也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就领导权自身的研究而言，借助道德价值因素的融入，葛兰西不仅将以往马克思主义者侧重的政治领导权拓展为包括政治领导权、经济领导权及倡导“知识和道德改革”的文化领导权在内的广义的文化领导权，而且将领导权的适用范围由无产阶级阶级内部推广至阶级之间甚至是国家之间，资产阶级也具有文化领导权，对于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合理之处的借鉴有助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形成；就作为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所的市民社会的研究而言，葛兰西打破将市民社会归属为社会经济基础范畴的传统，颠覆市民社会作为上层建筑基础的地位。在他那里，市民社会被划归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关系包含于自身之中，并作为与政治社会并存的成分构成“完整的”国家，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研究的“文化”转向；就作为文化领导权的组织与传播者的知识分子而言，葛兰西不仅打破了以往依据“知识分子的活动本质”来界定知识分子的传统，取而代之以“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划分依据，拓展了知识分子的范围，而且是在“有机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分类基础上对知识分子的概念、作用等具体问题进行考察，特别是“有机的”知识分子在获取与巩固文化领导权过程中的作用。进而对作为“集体的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诸多问题进行阐述，还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出了构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民主学说有所发展；就作为文化领导权获取方式的“阵地战”策略而言，这是葛兰西据意大利实际所采用的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运动战”来获取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的方式，它不仅具备侵蚀、瓦解资产阶级文化核心于“无形之中”的“分子式入侵”的特征，而且改变了以往无产阶级政党单纯依靠外部“灌输”的教育方式，将无产阶级政党同民众之间的相互“教育”关系与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批判性的自觉”有机结合，拓宽了教育的范围、革新了教育的形式、变革了教育的主体、完善了教育的内容。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的革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教育的丰富与发展。

　　概言之，以文化领导权思想为核心的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凸显了意识形态的独立性、革命性、能动性，不仅能为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的获取与巩固提供深层次的文化道德合法性基石，而且对整个西方意识形态的演变起到重要的“转向”作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在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刻研究并反思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既遵循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结合意大利的具体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现时代诸多问题的解决仍有其重要的启示作用。这不仅表现为这一思想对于解决多元文化矛盾、冲突有所启示，而且对于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对于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对于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合法性与指导地位都是不无裨益的。

　　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的获取过程实际就是一种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强力重新塑造民众文化价值观的过程。因此，能否塑造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指导下的、以“健全的常识”为基础的“集体意志”就成为无产阶级能否获取与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关键。葛兰西的这一思想与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一定契合之处：二者均以达成社会思想共识为旨归、重视民众参与、重视大众舆论传媒工具的运用、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及注重道德因素作用的发挥。

　　关于社会思想共识的达成 社会思想共识通常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共价值所达成的基本或根本一致的认识。古今中外，任何个人或阶级要获取并巩固自己的统治，都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共识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且凭借外在强制或民众内在自觉服从转化为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的社会群体意识，进而为人们所自觉遵守和奉行。这一点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中得以较好体现，“文化领导权”的获取与巩固所依靠的“自由的同意”与“集体意志”就本质而言均是作为社会思想共识而存在的。与此相契合，我国现在正在开展的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致力于社会思想共识的达成。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提出：“必须强化教育引导，增进社会共识，创新方式方法，健全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共识，不仅具有一般社会思想共识所共有的普遍性、包容性，而且具有“规范性”，即具有合法的约束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涵盖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从深层次稳定而又恒久地影响着个体或群体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可以将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包含的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有效地传递给社会成员，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在规范约束中内化为政治认同和自觉拥护，促使个人、集体在做出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时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保持一致，以利于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激发活力，进一步形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的道德信念与规范，奠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简言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社会思想共识的达成是目前我们党实现并巩固“文化领导权”，维护政权合法性的有效途径。

　　对于民众参与的重视 在葛兰西语境中，民众的参与性得以充分调动，特别是在“文化领导权”的获取与巩固过程中。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的确立不是作为统治阶级单方面自上而下的“文化操纵”过程，而是一个在从属阶级积极参与过程中，统治阶级不断获取从属的同意、认同的过程。作为文化领导权前提与旨归的“自愿的同意”、“集体意志”的达成离不开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与“积极的”同意；作为文化领导权实施场所的“市民社会”种种作用形式的发挥离不开民众的积极参与；作为文化领导权组织者和传播者的“有机的”知识分子作用发挥离不开民众的支持；作为文化领导权获取方式的“阵地战”策略中“教育”职能的发挥也离不开民众的积极参与；就连葛兰西所倡导的“新文化”也是具有民族性、人民性。简言之，在葛兰西那里，民众能否参与及其参与的广泛程度与“文化领导权”能否达成以及达成后的稳定程度是成正比的。

　　调动人民主动参与是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之一，这一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依旧是无可替代的。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要求，“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调动民众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时代特征、人民愿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在此前提下，大力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提高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建设水平，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精心培育植根群众、服务群众的文化载体和文化样式；还应及时总结来自群众、生动鲜活的文化创新经验，推广大众文化优秀成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文化创造的良好氛围，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

　　对大众舆论传媒的运用 葛兰西在反思资产阶级执政之道时，就意识到统治阶级正是借助其掌握的舆论工具甚至政治机构，封杀无产阶级的言论，维护其对民众的“文化领导”。无产阶级要在市民社会这一社会舆论领域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也必须建立并发挥舆论传媒工具的作用。葛兰西在领导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时也实践了这一点。在葛兰西领导早期工人运动时，就曾参与创办了《新秩序》周刊，后来改为了《新秩序》日报。这一刊物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揭露意大利社会党的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妥协政策。再如《团结报》，也是意大利共产党团结广泛力量、指导群众、宣传并推进意大利进步的重要工具。

　　大众传媒是文化建设得以实现的重要物质载体。包括报刊杂志在内的大众舆论传媒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也被充分发挥。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强调，要“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并提出具体要求。例如：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壮大主流舆论；要提高舆论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影响力，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要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以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宣传资源，构建统筹协调、责任明确、功能互补、覆盖广泛、富有效率的舆论引导格局。与此同时，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等。

　　大众传媒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现、巩固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借助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社会心理层次的动机、认知、态度和文化性格，最大限度地调动民众参与性的积极，这既是我们党在现时代巩固文化领导权、维护执政权威的有效方式，也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在现时代的应用。

　　对道德价值因素作用的发挥 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并非仅意味着一定阶级统治、支配着社会，更重要的是这一阶级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用本阶级的伦理世界观来引导这个社会。在此层面上，“文化领导权”也可以理解成“精神与道德的领导权”，这一思想的提出，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提供了一个道德——政治的衡量纬度。为此，葛兰西积极倡导借助非强制性的“知识与道德改革”来获取并巩固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与此相契合，为了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十分注重发挥道德因素的作用，强调要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通过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这些要求的贯彻落实，不仅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营造好的社会氛围，而且也有助于将大众凝聚在共同的道德基础上，便于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社会思想共识的达成。

　　对于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 在葛兰西那里，知识分子、特别是“有机的”知识分子是作为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组织者和传播者存在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要获取与巩固文化领导权进而获取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就必须培养自己“有机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作为“集体的知识分子”就是锻造这种知识分子的“坩埚”。这一思想对于现阶段领导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同样适用。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要求党建设宏大文化人才队伍，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为此，一方面，作为我国文化领导权的领导者，我们党必须在党内培养出自己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并使其真正成为党和人民之间沟通的桥梁、联系的纽带，真正发挥其作为文化生产者、传播者的职能。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也要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文化工作，加强文化理论学习和文化问题研究，提高文化素养，努力成为领导文化建设的行家里手。另一方面，党应深入做好文化领域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尊重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善于同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影响的代表人士交朋友，把广大知识分子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借助这些方针的落实，引导包括技术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分子真正发挥其引领社会价值、繁荣社会文化的职能。

　　在上述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契合之处的阐述中，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时代价值得以彰显。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是与时代同行的。正如葛兰西在《现代君主论》中所说的，“一个党永远也不会完全地形成，这意味着每一次发展都创造着新的任务和职能”，文化领导权思想也是如此。随着时代的变迁，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保持与巩固会面临新的形势与任务，我们应牢牢坚守为无产阶级在获取或巩固政权合法性提供深层次的文化道德合法性基石这一阵地，在批判地继承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合理成分的同时，结合时代特色不断地将其发扬光大，使这一对于葛兰西而言“未完成的”政治思索得以在与时俱进中保持活力，在与时代同行中不断地充实与完善，确保其独特魅力的永久散发。

　　(摘自潘西华著《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8月版)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