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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战以后到 60 年代中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没有出现预想的危机，反而进入了“长期繁荣”，这使得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面临对其整个政治经济学进行重新审视的压力。因此，如何看待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率下降规律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以及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不发达经济等问题，成为了二战以后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论题。

　　在莫里斯•多布( Maurice Dobb) 看来，资本主义在二战之后的持续繁荣不可能完全归结为战后的恢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对这一情况做出解释。他在1957 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变化》等论著里指出，除了国家支出的扩张在支撑战后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之外，内部积累和技术进步也是两个重要因素。通过内部积累，使得企业的投资决策无需外部投资者的认可，从而有助于鼓励企业投资; 快速的技术进步则提高了投资效率，降低了投资率在面对需求时的变化。但是，上述变化并没有带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和危机的克服。因此，断言资本主义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是错误的，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一种全新的制度同样是错误的。

　　那么，“资本主义发生变化了吗?”资本主义是否“经过不断进化已经足以避免像 1929 －1933 年那种类型的经济萧条”?都留重人( Shigeto Tsuru) 认为 ，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包括四个方面: 利润是经济活动的动力、利润由私人资本控制、利润在很大程度上用于积累、经济人具有通过出售商品而实现利润的持续压力。尽管经济政策的转变，例如 1946 年“美国就业法案”、银行改革、农产品价格支持以及财政内在稳定器的作用，都限制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四个方面一个也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仍然存在，资本主义难以避免经济危机。

　　都留重人的分析得到了保罗•斯威齐( Paul Marlor Sweezy) 和保罗•巴兰( Paul Alexander Baran) 等人的支持和补充。斯威齐强调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与投资之间的联系在不断减弱。战后的长期繁荣是建立在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持续增长的基础之上的。1945 年之后的“金融爆炸”打开了有利可图的不动产和建筑业的投资机会，刺激了螺旋上升的以利息支付的奢侈品消费，但金融部门的“过度膨胀”显然是病态和寄生的，也是难以持续的。巴兰认为，自 1870 年以来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他们实际工资的增长快了许多，但不论是资本家的消费还是投资都不能提供足以吸纳经济剩余持续增长的有效需求。为了抵制由此产生的停滞的压力，必须增加以私人部门的广告费用以及国家军事开支等形式出现的非生产性和浪费性支出。但是，资本主义由于消费不足仍会趋向于停滞。

　　欧内斯特•曼德尔( Ernest Mandel) 尽管没有参与都留重人的讨论，但在其 1962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 1964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导论》里表达了他对上述论题的看法。在他看来，国家干预的增强已经导致所谓的“新资本主义”出现。“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经济计划以及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采取容忍和妥协的政策。在这个时代，国家日益通过负责承办非盈利的基础产业，以及对私人资本提供直接或间接补贴等措施来维持垄断利润。军事支出为重工业部门的产品提供了“替代市场”，从而有助于第一部类的稳定发展，而工会所挣得的福利待遇和稳定的工资收入，又维持了第二部类的需求。因此，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存在严重的停滞力量，但是资本主义的变化已经能够阻止 1929 年大灾难的重演。

　　显然，这一时期的讨论没有能够令人满意地回答都留重人提出的问题。不过，上述论题也激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范围更加广泛的研究。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会在全球范围刺激经济的发展。因而，战后解释“长期繁荣”的各种理论几乎都不曾考虑落后地区的经济结构及其与发达经济结构的关系，也许只有巴兰和斯威齐的著作是个例外。1952 年，巴兰发表《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成为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拓性文献。1957 年，巴兰又出版《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构建了以“经济剩余”为核心，分析不发达经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论框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做出了明显的突破”。在巴兰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直接以落后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不发达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结果。

　　在巴兰去世两年之后，他与斯威齐长期合作的结晶《垄断资本》出版。《垄断资本》融合了巴兰关于经济剩余的分析和斯威齐早前关于消费不足和垄断企业的分析，以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事实为依据，以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剩余的产生和吸收为中心展开分析，力图解释发达资本主义 1945 年以后“长期繁荣”的原因并预言它的日益迫近的消亡。他们认为，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相互勾结的大公司成为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宰，“剩余增长规律”取代了“利润率下降规律”而成为理解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表现。尽管不断增长的经济剩余可以在消费、投资以及增加广告包装支出、政府行政管理支出、社会公共福利支出乃至军事部门的巨额开支等方面找到某种出路，但是毕竟存在极限。因此，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矛盾的制度。它具有形成日益增多的经济剩余的趋势，却不能提供吸收增长剩余所必需的从而也是维持其自身平稳运行所必需的消费和投资的出路，因而垄断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只能是“停滞”。

　　巴兰和斯威齐的著作提供的重要概念和主要思想为其他理论家进行新的理论思考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但也招致了广泛而激烈的批评。曼德尔等批评者指出，巴兰和斯威齐的错误在于强调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而非剩余价值的生产，否定了利润率下降规律。事实上，利润率下降规律的逻辑统一和经验检验问题也正是这一时期经济学家们争论的主题。在 H•D•迪金森( H． D． Dikison) 和罗纳德•米克( Ronald L． Meek) 看来，利润率的变动趋势依赖于有机构成、劳动生产力和剥削率之间的关系; 利润率在开始下降之前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呈上升趋势。萨缪尔森( Paul A． Samuelson) 和置盐信雄( Nobuo Okishio) 则认为，如果技术进步没有增加实际工资，那么它一定提高了利润率。面对迪金森—米克的非难和置盐定理的质疑，曼德尔等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维护者们努力以一种非同义反复的方式系统地表述他们的观点，明确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性劳动与吸收剩余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界限，建立利润率下降与经济危机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任何时期，劳动价值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论题。1942 年，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里重新阐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并以肯定的态度评价了德国经济学家鲍特凯维兹关于“转形问题”的解式，由此重新掀起了关于“转形问题”的长期争论。1957 年，F•塞顿( Francis Seton) 的《转形问题》和萨缪尔森的《工资和利息: 马克思主义经济模型的一个现代剖析》的问世又点燃了关于“转形问题”新一轮论争的战火。1960 年，意大利经济学家皮罗•斯拉法( Piero Sraffa) 的《用商品生产商品》出版之后，关于“转形问题”的论争更加广泛而深入，并出现了解决“转形问题”的新的尝试。

　　二、6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以福特制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组织化资本主义转向以弹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后组织化资本主义，以及“长期繁荣”终结迹象的逐步显现和 1968 年“五月风暴”的冲击，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呈现出再度复兴和更加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在这一时期，“转形问题”和利润率下降规律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以及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不发达经济等前期主要论题得到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各种流派不断涌现，呈现出“千面马克思”的理论景观。

　　“长期繁荣”的终结引发了关于“都留重人问题”的更加广泛而充满分歧的讨论。1973 年，詹姆斯•奥康纳( James O’Connor) 在其《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里发挥了巴兰和斯威齐关于政府在吸收剩余时会遭遇到的固有限制的观点，阐明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趋势和危机的特征及其根源。在他看来，国家的经济积累功能与政治合法化功能之间的内在矛盾必然形成和加剧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趋势。1974 年，哈里•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 的《劳动与垄断资本》通过大量的历史细节详尽地考察了垄断资本对劳动过程产生的作用，阐明了工人阶级的结构及其变化，弥补了巴兰和斯威齐对于劳动和工人阶级的忽视。在他看来，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革命和管理制度变革并未改变雇佣劳动的性质，白领工人增加这种向庞大的非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发展的表面趋势，最终转化成为一个庞大的新型无产阶级队伍的诞生。显然，关于这一论题，更为引人注目的观点来自于曼德尔 1972 年的《晚期资本主义》和 1980 年的《资本主义的长波》。在他看来，18 世纪末期以来的资本主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晚期资本主义;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仅存在大约7 －10 年为一个周期的短期经济波动，而且存在着50 年为一个周期的长期经济波动;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进入第四次“长波”的衰退时期。曼德尔强调，从繁荣长波变为衰退长波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使然，但是从衰退长波变为繁荣长波，单纯依靠资本主义内在经济规律是不够的，还必需依靠政治、军事以及战争等“外在”因素的作用。曼德尔的理论引起了热烈反响，80 年代之后“晚期资本主义”不仅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流行用语，更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取向。

　　60 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第三世界找到了更为众多的知音，在巴兰和斯威齐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各种不发达经济理论不断涌现。60 年代末期，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Andre Gunder Frank) 率先在其《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不发达》( 1967 年) 、《拉丁美洲: 不发达或革命》( 1969 年) 以及《依附的积累和不发达》( 1979 年) 等论著里修正和发展了巴兰和斯威齐的理论，提出了关于“中心”与“外围”关系的新的论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剥削关系的连续统一体: “卫星”的剩余被“中心”榨取，而这些“中心”本身又是更高层次“中心”的“卫星”，这种“链条”式的剥削关系在一国国内和国家之间同样发挥作用，因此，“外围”既可以存在于第三世界，也可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找到。此后，西奥东尼奥•多斯 － 桑托斯( Theotonio Dos － Santos) 在《依附的结构》( 1970 年) 、《帝国主义与依附》( 1978 年) 等论著里定义了“依附”概念，分析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依附结构，提出了殖民地依附、金融 － 工业型依附和技术 － 工业型依附三种新的依附结构形式，扩展了巴兰和斯威齐的分析。显然，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创立、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 等人参与发展的“世界体系理论”无疑是这一领域最有影响的成果。他们在《现代世界体系》( 1974，1980，1989)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1979) 以及《世界范围的积累》( 1974) 等论著里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而不是社会形态，而且是一个不平等、不平衡的“中心 － 半边缘－ 边缘”体系结构，这既为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无限扩张和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提供了坚实基础，也预示着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替代物的社会主义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尽管阿吉里•伊曼纽尔( Arghiri Emmanuel) 也把资本主义视为通过交换而产生剥削的一个世界体系，但是与巴兰和弗兰克等人的看法不同，在《不等价交换》( 1969 年) 一书里，伊曼纽尔的出发点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着由竞争导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强劲趋势，而同时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却保持着工资和剥削率方面的巨大差异。在他看来，作为不平等交换的受益者，发达国家的工人已不再与落后国家的工人具有共同的利益，发达国家的工人的高生活水平依赖于对于落后地区的持续的剥削。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经典论题，“转形问题”和利润率下降规律在这一时期自然也得到了更加深入的研究。1971 年，萨缪尔森发表了长篇论文《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竞争价格之间所谓转形问题概要》，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复杂的迂回”，剩余价值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而言毫无必要; 同年，伊恩•斯蒂德曼( Ian Steedman) 发表了《斯拉法之后的马克思》，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没有意义，应用斯拉法的理论来改造甚至取代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由此，关于“转形问题”争论又被推向高潮。1973 年，森岛通夫( Michio Morishima) 出版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运用高等数学的迭代原理和马尔可夫过程，对商品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进行了深入分析，证明了马克思的两个不变性命题即总价值等于总价格和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的有效性，论证了《资本论》三卷之间的统一性，反驳了人们对于《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逻辑关系的非难。此后，热拉尔•迪梅尼尔( Gerard Dumenil) 又在《超越转形之谜:劳动价值论》( 1984 年) 提出了关于转形问题的所谓“新解释”，推动了对于鲍特凯维兹和新李嘉图主义“正统”的反叛。关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研究，70 年代以后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于置盐定理的批评; 二是对于资本有机构成发展趋势及其与利润率的关系进行的经验分析; 三是运用纯粹方法论的理由捍卫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理论。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更为令人关注的现象是众多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流派的涌现。源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并在 80 年代获得迅速发展的以柯亨( G． A． Cohen) 、约翰•罗默( John E． Romer) 、乔恩•埃尔斯特( Jon Elster) 和赖特( Erik Olin Wright) 等人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Analytical Marxism) ，试图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以及一般均衡论等新古典经济学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构为一种“精确和清晰”的现代科学理论，并进而以重构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现实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并在 90 年代以后得到快速发展的以安德列•高兹( Andre Gorz) 、本•阿格尔( Ben Agger) 、瑞尼尔•格伦德曼( Reiner Grundamn) 、詹姆斯•奥康纳( J． O’Connor)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 B． Foster) 等人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 Ecological Marxism)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全面推出了社会主义的新构想。兴起于 60 年代并在 70 年代以后获得了较大发展的以大卫•哈维( David Harvy) 和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派，将空间思想注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之中，重视劳动、资本积累、经济危机等问题与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变化之间的关联，认为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危机的解决依赖于周期性的空间结构调整过程。

　　70 年代末期兴起于法国的以米歇尔•阿格里塔( Michel Aglietta) 、阿兰•利比茨( Alain Lipietz) 等人为代表的“调节学派”和兴起于美国的以 M•戈登( David Gordon) 、塞缪尔•鲍尔斯( Samuel Bowles) 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积累结构学派”( SSA: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具有“强烈的同族相似性”，他们强调“制度积累”和“积累的社会结构”，以及劳资关系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作用。

　　三、90 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的分析批判以及社会主义模式的分析解剖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的问题框架与论争主线。

　　冷战结束以后，对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反思与分析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人们继续着对于“都留重人问题”的探讨。正当苏东剧变后福山等人为西方资本主义大获全胜而高奏凯歌之时，沃勒斯坦却在《美国和世界: 今天、昨天和明天》( 1991 年) 等一系列论著中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胜利只是表面上的胜利，实际上这一体系特别是作为这一体系的核心的美国正陷于空前的危机之中，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精神支柱已经坍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进入一种“混沌”状态。作为沃勒斯坦分析的有力补充，阿明在《全球化的挑战》( 1996) 、《资本主义的幽灵》( 1999 年) 等论著里指出，“两极分化现象”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为了摆脱愈益深重的危机，受到苏联解体和第三世界新自由主义政权执政的鼓舞，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帝国主义扩张开始了它毁坏世界的第三次浪潮。伊藤诚( Makato Itoh) 和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 Costas Lapavitsas) 在《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 1999 年) 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采取了金融形态的巨型股份公司发挥主导作用的股份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之后的经济繁荣推动了资本的过度积累，随着 1971 年 8 月标志着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股份资本主义内在的资本过度积累既恶化了资本主义国家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也推动了金融危机在这些国家的爆发。大卫•佩珀( David Pepper) 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 1993 年)等论著里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它自身不可解决的生态矛盾，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只能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生态掠夺来转嫁和缓和矛盾，从而出现“生态帝国主义”。约翰． B． 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 唯物主义与自然》( 2000 年) 等论著里指出，只要资本主义利润至上原则仍起支配作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就是一种空想;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当代人类摆脱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理论资源。《每月评论》2002 年 4 月号发表的编辑部文章《资本主义新面貌: 增长减速、资本过剩和债务如山》指出，增长减速、资本过剩和债务如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全球资本主义衰退在不断深化。以大卫•哈维及其《新帝国主义论》( 2005 年) 与艾伦•M•伍德( Ellen Meiksins Wood) 及其《资本的帝国》( 2005年) 为中心展开的争论和研究，把当代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批判与帝国主义批判结合在一起，揭示了现实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及其活动。

　　经济危机对于资本主义而言，不仅是一种理论预言，更是一种现实存在。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于 1998 年发表了题为《全球动荡的经济学——1950 －1998 年世界经济特别报告》的长文，重新探讨了1973 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萧条性长波的产生根源、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在他看来，“过度竞争”( Overcompetition) 是导致萧条的主要原因。国际制造业竞争的加剧导致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导致 1965 －1973 年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的利润率下降; 此后已经过剩的制造业仍然进入太多而退出太少，导致利润率下降趋势难以改变。布伦纳的论文引发了广泛的批评和讨论。约翰． B． 福斯特在 1999 年发表的《过度竞争是问题吗?》等论著里坚持巴兰和斯威齐的理论传统，认为“过度剥削”( Overexploitation) 才是资本主义停滞和危机日益加重的原因。在他看来，垄断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趋势，而且垄断正超越国界向全球发展。由于“剩余增长规律”的作用，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削所得的总值越来越大，导致有效社会需求和投资出路存在减少趋势，最终导致 1973 年开始的萧条性长波不能摆脱。

　　2007 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发生机制、传导机制及其发展趋势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并提出了各种理论和解说。其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自 80 年代初以来是否仍维持下降趋势、此次经济危机是否肇源于利润率长期下降这一问题，是论争的焦点之一。克里斯•哈曼( Chris Harman) 、安德鲁•克里曼( Andrew Kliman) 和阿兰•弗里曼( Alan Freeman) 等人认为，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显著下降，而且 1982 －2001 年期间利润率并无持续反弹的趋势，因而利润率下降仍是当前危机的根本原因; 米歇尔•于松( Michel Husson) 、热拉尔•迪梅尼尔( Gerard Dumenil) 和多米尼克•列维( Dominique Lévy) 等人则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自 80 年代初以来持续上升，并几乎完全恢复了其前一阶段的下降水平，因而利润率与对当前危机的解读关系不大。具体而言，论争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作为可观察现象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经验检验问题; 二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理论问题; 三是此次危机根源的“利润率下降规律解释”与“去利润率下降规律解释”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与历史命运问题，历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关注的重要课题。苏东巨变使得社会主义的模式解剖及其未来发展成为近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模式设计和理论构想纷纷涌现。法国颇具影响的《当代马克思》杂志于 1993 年发起讨论“社会主义新模式”问题的活动，并在当年第 14 期刊载了五篇论证“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文章，重点介绍了五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构想。一是约翰•罗默的《共产主义之后是否存在社会主义》及其“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模式; 二是弗瑞德•布洛克( Fred Block) 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及其“剥夺金融资本权力的”社会主义模式; 三是戴维•施韦卡特( David Schweikart) 的《经济民主——真正的和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及其“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 四是迪安•艾尔逊( Diane Elson) 的《市场的社会化》及其“市场社会化的”社会主义模式; 五是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和马克•费雷合著的《从自治到联合的社会主义》及其“企业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此外，冷战结束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者提出的社会主义模式还包括戴维•米勒( David Miller) 的“合作式”的社会主义模式、詹姆斯•容克( James A． Yunker) 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以及罗宾•阿彻( Robin Archer) 的“以经济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是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理论热点。戴维•施威卡特等人致力于证明公有制和市场的有机结合能够同时达到公平与效率，可以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甚至提出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希勒尔•蒂克庭( Hillel Ticktin) 和伯特尔•奥尔曼( Bertell Ollman) 等人则认为，只有两种制度是可能的，即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如果市场社会主义是可能的，那它只能是与社会主义截然对立的社会。出版于1998 年的文集《市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充分反映了双方的分歧和不同。

　　尽管二战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发展，但是从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研究的领域日趋拓展，研究的热度愈益升温。英国经济学史学家马克•布劳格指出，“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至今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没有谁能像他那样让我们有如此多的思考。马克思被重新评价、被修正、被驳斥、被埋葬了数千次，但仍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了重要一席，他的思想已经成为今天我们思考问题的观点之一。”可以预期，随着人类进步意识和解放意识的不断觉醒，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将拥有更加广阔而美好的前景。（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