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本刊记者：判断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是件很复杂的事情，它应当有一个划分的依据或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

　　靳辉明：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界限，判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不能简单化。既不能把一般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把不同的学术观点以及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成是反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把探讨中的失误或明显的错误看法，视为反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和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不断出现，需要我们打破成规，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提出一些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观点，甚至还会出现一些偏颇的看法，只要大方向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鼓励，而不能视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一方面鼓励大胆探索，锐意创新；另一方面对那些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要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和批评。只有这样才能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

　　对于马克思主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一个全面、准确理解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由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只有从它的科学体系着眼，才能正确地理解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观点。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个方面或某些观点从它的整体中游离出来，加以片面夸大，加以绝对化，那将会把它变成脱离实际的僵死的概念，就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种教训，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比如，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与政治、政治与学术等问题，长时期没有解决好，有时甚至走向极端，就是没有从辩证统一的观点、从总体上，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在判断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我们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性和整体性观点。首先，要以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为标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不仅包括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而且包括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也就是说，那些为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性认识，无疑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发展的理论，凝结了各个时代的科学真理和新的经验。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就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它自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其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真伪的标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在理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在实践中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否定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损害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判断与价值判断在这里应该是统一的。总之，我们所谓的反马克思主义，是从本质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进行观察，是指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观点，而不是指一般性的错误观点。

　　本刊记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有哪些表现？怎样认识这一思潮的实质？

　　靳辉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同时又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诋毁和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存在是不足为奇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当前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比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论等，就其实质而言，仍然是反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范畴。邓小平同志曾多次讲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几十年。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1](P379)“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1](P124)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1](P125)对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什么时候也不应当忘记。

　　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政治上反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同时也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在各个学术领域。比如，在哲学方面，宣扬一种没有主体便没有客体的主体哲学，用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甚至企图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政治学领域，鼓吹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对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在历史学领域，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否定任何革命，曲解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特别是否定20 世纪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等等。这些错误的理论观点就不属于一般的学术问题，如果不予以抵制和澄清，就很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更谈不上用正确的理论引导人了。

　　本刊记者：当前反马克思主义有哪些主要观点和倾向？

　　靳辉明：按照我刚才讲的判断标准，当前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倾向也是很驳杂的，需要具体分析。我觉得比较突出的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表现：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全盘“私有化”，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宣扬“普世价值”论，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吹西方的宪政，否定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这几个方面之间的联系是很紧密的，从本质上看，都是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

　　本刊记者：您能否分别对这几种观点和倾向做些剖析？

　　靳辉明：好的。我先说第一种观点。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一种国际性思潮。早在20 世纪60 年代初，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它宣称是科学的问题上已经‘过时了’”。[2](P63)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从新技术革命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出发，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失去应用前提”，[3](P80)并试图用西方学术派别的观点来补救马克思主义“过时”的问题。在我国理论界，多年来一直都有人鼓吹“过时论”的观点。比如有的人说，“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创立的学说，今天早已过时了。”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反映今天的实践，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鼓吹要抛弃马克思主义，甚至扬言要将马克思主义“弃之如臭抹布”。“过时论”的主要理论错误在于，借口时代条件的变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首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不正确的。他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揭示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看成是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它的个别观点和结论混为一谈，一旦某个个别原理不能说明变化了的情况，他们便认为整个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其次，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发展的理论”。如前所说，马克思主义是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学说，它不断用新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成果丰富和发展自己。所以，这种与时俱进的科学原理是常新常青的。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的过时，正是这种发展精神的体现，而不意味马克思主义“过时”。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由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变成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由理论变成活生生的实践，深刻地改变了和继续改变着世界的面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得到了新的丰富和发展，这个事实都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不会过时的。当前发生的世界性金融和经济危机，更加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1](P382)马克思主义在苏东社会主义演变中遭遇到挫折，但是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吸取新的思想成果，它是会更加茁壮地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其目的是从根本上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消解”和“疏离”社会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或“主流意识形态”，用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政治理论和“后现代观念”，或我国的“新儒学”取而代之。可见，这种以学术面貌出现的思潮，原来有着十分明显的政治诉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导地位，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人为的，归根结底，它是由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的，同时也决定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但是，意识形态并不只具有受动性，它反过来又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支持和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三个方面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削弱或者取消某一个方面，都会危及社会主义的存在。苏联演变的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苏共长期以来脱离了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也脱离了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群众基础，导致具有70 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崩溃。这个沉痛教训永远都不应该忘记。

　　本刊记者：怎样认识全盘“私有化”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实质和危害？

　　靳辉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反复强调和论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对社会主义的根本意义。马克思认为，“现代的阶级对抗和工人阶级的处境恶化，原因就是工人阶级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4](P259)恩格斯指出，“必须以无产阶级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为公共占有而斗争”。[4](P302)“社会主义的任务，毋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4](P303)他认为，社会主义与现存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5](P443)正是由于经济上的本质差别，就决定了这两种制度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区别。如果否定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那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从根本上和实质上来讲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一般原则，我们党总结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克服了过去那种单一公有制经济的缺陷，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现阶段我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这种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济制度，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用事实证明了我们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当然，在实践中，也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矛盾，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解决。

　　但是，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私有化”的论调不绝于耳，屡屡见诸报端。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有的人极力淡化所有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实际上是淡化社会主义所有制；有的人则极力鼓吹“私有化”，甚至否定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还有的人用抽象人性论为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和金钱是“第一原动力”，所以私有制会永远存在，是永恒的规律，宣扬什么“人间正道私有化”等，不一而足。他们根本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抹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便走向了另一个错误的极端，这种论调不仅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也违背我国的基本法律和政策。

　　众所周知，完全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特征，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经济上主张“使经济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自由化”、“尽可能快地私有化”，并且在财政和金融方面采取强硬措施保证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实施。在政治上极力鼓吹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推行美欧式的多党制、民主化，宣扬文化的美欧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化”。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潮自20 世纪70 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兴起，很快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政策和主流意识形态，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社会主义造成很大影响。拉美国家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拉美的左翼运动的高涨，已经宣告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破产。当前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本质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直接因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2009 年2 月4 日在澳大利亚《月刊》杂志撰文指出的：“新自由主义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祸首”。他说：“这一后果的始作俑者就是过去30 多年以来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经济政策”。“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场至上主义，不过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个人的贪欲。”这里讲得多么好！就连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也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是政府管理不力和放任的自由市场的结果，这场危机即使不为次贷危机所引发，也会为市场的其他因素所引爆。我们应该从世界范围认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以及给经济不发达国家、包括我们国家在内造成的危害。只有这样，才能对私有化思潮有更深刻的认识。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一本质规定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性质。这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政治、观念上层建筑的原理。否定了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体，不仅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政治和思想文化。那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实，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就已认识到，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弊病的“根源”，并开始从理论上思考消灭私有制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科学地阐明了私有制的发生、发展和社会本质，解决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而不能解决的任务。《共产党宣言》指出：消灭私有制不是某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有的特征。”“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6](P285-286)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之上的产品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不废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真正获得解放，更不要说解放全人类了。所以，《宣言》以最鲜明的语言向世人宣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6](P286)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特征是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的理论表达，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不管你承认与否。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较低，所以，我们党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这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向前发展了这个原理；既注重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又保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不仅应当在理论上坚持这一根本原则，而且要在现实政策上体现这一原则，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

　　本刊记者：“普世价值”思潮出现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争论。您怎样看待这一思潮？

　　靳辉明：近年来，有些人大肆宣扬所谓“普世价值”，认为从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应奉行的“普世价值”，声言要引进西方的“普世价值体系”，无论是思想解放还是理论创新，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要跟西方的民主、宪政等主流观念接轨，“瞄准由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所确认的社会经济制度迈开前进的步伐”，等等。可见，他们鼓吹的“普世价值”已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政治诉求。它首当其冲是要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改变的就不仅是我们社会主义价值观，而是我们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体现的就是一种所谓“普世价值”，也就是他所谓的“全人类价值”，其结果导致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使苏联人民陷入制度崩溃、国家解体、民族分裂的历史悲剧和灾难之中。这个严重事实，不正是对所谓“普世价值”的实质和灾难性后果的揭露吗？

　　但是，要从理论上深刻剖析由资产阶级学者精心炮制出来的所谓“普世价值”，的确是有难度的。这里不仅要从历史上阐明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和抽象人道主义的产生、演变和历史作用，及其在当代的表现形式，而且要剖析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抽象人性论，以及从哲学上阐明人性、价值观中的个性与共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否则很难从理论上驳倒所谓的“普世价值”问题。这里涉及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深层次和根本性问题，涉及两种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根本对立。下面我只是简要地谈一点看法，供进一步研讨。

　　价值问题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可以从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去进行研究和阐释，可以建立成为庞大的理论体系。这里主要涉及同“普世价值”有关的价值问题。所谓价值，从理论上说，是指社会生活中主体和客体的奉献与索取的关系问题，是标志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和效用的范畴。对于一定的主体有没有价值和有怎样的价值，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既同客体的特性和功能有关，又直接取决于一定的利益主体对此的价值判断，也就是取决于一定主体的价值观。事实上，对于同一事物，不同利益主体会有不同的评价。在这个意义上，离开了一定利益主体的价值立场、价值标准，这个价值是无法判断的。既然称得上是“普世价值”，就应当成为世界上所有阶级、国家、民族和个人共同的价值追求。然而在当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相互较量，在世界还存在阶级的条件下，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说确有“普世价值”，确有共同的价值追求，那么再没有比关心气候变暖威胁人类生存更具有共同价值认同了。可是，前不久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引起的激烈争论，在这个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使这样有限的价值都破灭了，何谈政治上的“普世价值”呢！

　　当前一些人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一个以学术形式出现的明确的政治概念，它同人性和价值观中的个性与共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历史上讲，自由、民主、人权的口号是文艺复兴以来新生资产阶级在同封建阶级和宗教神学斗争中提出来的，它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形成为一种理论体系，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尽管这些理论观念是以人的自然性和抽象人性为其哲学基础的，但并没有妨碍他们以此为武器反对封建主义制度和宗教神学。这些理论和口号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至今仍然还在发生着影响。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当时是先进阶级，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他们的口号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所以也曾经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剧烈的情况下，这些理论和口号的虚伪性便被暴露出来。原来在其普遍性的外观下掩盖着资产阶级的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此作过深刻的分析，指出阶级对立愈是尖锐，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愈是要编造一些普遍性的神话以欺骗广大群众。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的一百多年来，它利用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优势，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强大的舆论工具，使这些理论和口号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开来，并且更加具有欺骗性。当今他们以“人道主义干预”，推进“民主进程”为幌子，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发动战争，就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所谓“普世价值”的反动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时候，就对这种历史现象作过深刻的分析，认为民主、人权是历史的产物，是反映一定社会关系的理论范畴。在谈到自由和人的发展时，他们认为，人们利益满足的程度和自由获得的程度总是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当社会生产力发展低下时，只能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满足而另一部分人（多数人）的利益得不到满足，同样，一部分人得到自由，而另一部分人就得不到自由，所以，过去的历史只能是在对立中运动的。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在生产力发展低下和利益对抗的状态下，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

　　只有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才能正确认识所谓“普世价值”的实质。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作为一种价值观，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其性质必然受着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决定。所以，自由、民主、人权，以及历史上的人道主义都不是抽象的，这些理论产生和所起的作用，总是受着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制约，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权利。这些观念和抽象人道主义为其基本内容的价值观，是一个历史形成的特定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有特定内涵的政治概念，它同人们通常理解的人的恻隐之心、同情心和人的自然特性等人们较普遍的价值和道德观念是不同的概念，是不能混淆的。就是人类较普遍的道德观念、人的自然特性，在一定社会关系下，其表现也会受到当时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影响，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普世价值”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一些人今天搬出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其意图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从根本上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本刊记者：当前为什么有人要鼓吹西方的宪政？为什么说它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靳辉明：鼓吹西方的“民主、共和、宪政”，把我国政治制度纳入西方的“基本制度架构”，这是当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倾向的集中的表现。上述的三个方面与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所谓的“宪政”提供了思想基础。资本主义宪政是资产阶级私有制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同时又维护这种所有制关系。近些年来，一些人鼓吹西方的“宪政”，同经济上鼓吹私有化是遥相呼应的。而“普世价值”又为其提供了思想根据，使西方的“民主”、“人权”、“宪政”在普遍性外观下掩盖其阶级性质，以蒙骗群众。鼓吹西方“宪政”的实质和核心在于，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从指导思想上否定马克思主义，不从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要实现“宪政”这一所谓的“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是根本不可能的。

　　众所周知，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历来都是一个根本问题，不论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最终都是为了解决政权问题。因此，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属于什么性质，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得到科学的阐明。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不仅不能认识民主、国家问题的阶级性质，而且会使一些人浑水摸鱼，混淆是非，在社会主义国家贩卖资本主义的东西，把代表资产阶级特殊阶级特殊利益的主张和概念硬说成是具有普世性，强加于社会主义国家和他们所谓的“非民主”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就要在这样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国家具有很强的阶级属性。我国的国体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充分表明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此相联系，我国的政体、政权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样的制度里，广大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也就是说，民主是广大人民的民主，人权是广大人民享有的权利。就其本质而言，它摒弃了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民主的局限性，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民主权利。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我们的民主形式还不够完善，在体制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人民的民主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正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当前，“宪政”的鼓吹者正是利用我们存在的不足和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完全照搬西方的一套，主张在我国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即在政治上全盘西化。具体地讲，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国体和政体，放弃人民民主专政，放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西方的总统制、两院制和“三权分立”，走他们所谓的“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的道路。一句话，就是要中国人民放弃半个多世纪来浴血奋战而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全盘资本主义化。为此，他们像戈尔巴乔夫在演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时所做的一样，要我们修改宪法，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去掉宪法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全盘私有化，为他们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扫清道路。在这样一些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在理论上予以批驳，在实践上做好我们的工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阶级、政党的关系有过透辟的阐明。这些问题都是同阶级关系、阶级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民主不论是作为国家制度，还是作为民主权利，都有着极为鲜明的阶级性。在近代历史上，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和阶层矛盾的加剧，近代政党关系逐渐形成起来。但是它在不同民族和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西方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典型的政党制度，也即两党制。这里的两党并无本质的不同，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维护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政策方面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人热衷于西方的议会民主和西方式的所谓民主选举，似乎这就是真正的民主。其实这只是一种形式，是大资产阶级从两党中选择其领导人，而普通群众参加选举并不意味他们享有真正的民主，最终的被选人没有巨额财产作后盾，没有大财团的支持，不用说登上总统的宝座，就是参加竞选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当选的总统必然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我国是具有13 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决不容许照搬西方的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社会主义的民主设计我们的制度和具体体制。如果把西方的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搬过来，那就会像邓小平所说的，我们的社会就会混乱，中国就乱了。[1](P286)这样一来，我们国家不仅不可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且甚至会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这不正是国际反社会主义势力所希望的吗？现在一些国家出现的议会争斗的闹剧，不就是一幅所谓西方“议会民主”绝妙的讽刺画吗？

　　尊重和维护宪法，按照宪法的规定办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公民的义务，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在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和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很艰巨。但是，“宪政”的鼓吹者的目的不在这里，其要害是要从宪法中删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为他们推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奠定法权基础。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问题，有很多论著都从理论上作过充分的阐发，我仅从实践的角度强调一点，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的选择，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已经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所证明。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和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各种敌人，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在新中国成立60 多年来，又成功地进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在这方面也同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所有这一切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在这样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也是很难完全避免的。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实践中进行学习，能够自觉地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坏事变成好事，领导中国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这样与时俱进的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是会永远充满活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型政党，就是要求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要求我们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抵制和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是我们实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建设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地向前发展。在这方面我们还是任重而道远！

　　本刊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美]杜威.自由与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3] [德]哈贝马斯.技术与科学即意识形态[M].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出版社，1968.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