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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掌握和运用，是通过对它的坚持和发展体现出来的。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通过“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通过“六个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得到科学的阐释。本文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维度入手，来探讨“两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两个结合”，不管是辩证唯物主义所强调的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事物矛盾运动原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都以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具体化的理论形式表现出来。深化对这些具体化形式的解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客观规律，而且能够推动我们更加自觉地把握历史主动，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观点，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石，也是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出发点。在不同的实践语境中，对这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本原理的坚持和运用有不同的角度。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对各种错误哲学思潮的批判上。在《反杜林论》中，针对杜林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来证明任何思维产物具有客观现实性这一先验唯心主义观点，恩格斯明确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列宁对这一基本原理的坚持和运用体现在对马赫主义等错误哲学思潮的批判上。当然，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章中对法国政治斗争史的分析、列宁在《论粮食税》等文章中对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经济政策的解读与推进，都是对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与运用。但客观地说，他们还没来得及对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坚持和运用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的具体化形式进行阐释。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对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的坚持和运用与对具体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断深化对这一基本原理的具体化形式的认识。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不仅清晰地指出了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根本区别，“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而且通过对上述教科书在阐述方法上存在的相关问题的批评明确强调了研究问题必须从客观现象出发，而不能从抽象概念入手，“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邓小平虽然没有对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的内涵本身作出阐述，但他通过实事求是的视角，对以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中国改革开放语境中的具体化形式作出了深刻的阐释：“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语境中，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对这一基本原理的坚持和运用提升到了崭新的高度。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明确指出了在当下中国的实践语境中，学习掌握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的关键在于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遵循这一观点，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不仅把“一切从实际出发”提升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层面，而且进一步提升到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最核心观点的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的层面上加以解读，使“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具有了更加基础性、本质性的理论地位。由于对中国具体实际的本质内涵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因此，对“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性地位的强调所引出的不是拘泥于经验现实的、封闭僵化的做法而是“两个结合”，因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才能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不断赋予这一科学理论以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第二，清晰地阐明了作为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之出发点的客观实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一观点。“当然，客观实际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不仅致力于探讨当下的、既定的具体实际的本质内涵及其发展规律，而且还从不断发展变化的视角深化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历史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的认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上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由此，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认识和把握要兼顾当下的具体内容与阶段性的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同时，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客观发展规律的认识也要兼顾宏观维度上的历史规律与阶段性的发展大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70多年前就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立足现实，把握好每个阶段的历史大势，做好当下的事情”。

　　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来说，对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对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客观规律的探讨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中运用事物矛盾运动的原理，对人类历史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作出了科学的剖析，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资本论》则是运用这一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进行科学剖析的代表作。就马克思、恩格斯的总体阐释视域来说，一方面事物矛盾运动的原理是用来说明历史观层面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的。事物的内在矛盾是根本性的，不会因其具体的、特定的表现形式被解决而消失。因此，在历史观层面，马克思、恩格斯看重的是这种事物内在矛盾运动的本质性和永恒性。另一方面，这一原理是用来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内含的客观矛盾的。事物的内在矛盾之所以是其本身无法克服的，不是因为所有社会形态中具体的客观矛盾都不可克服，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特定的生产关系形式中的客观矛盾是其本身无法克服的，必须通过扬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真正解决这种内在矛盾，这源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历史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对事物矛盾运动的上述阐述，为马克思主义的事物矛盾运动观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他们尚未触及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克服的事物内在矛盾问题的探讨，因而，在他们的解读视域中，还没有出现能够解决事物客观矛盾的具体路径等理论维度。

　　列宁在阐释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事实上推进了对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现实经济矛盾的研究，但他还没来得及把这种研究提升到事物矛盾运动原理的理论层面，因而他这部分思想的理论效应尤其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化所具有的推进作用没能得到充分的展开。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在坚持和运用历史观层面的事物内在矛盾运动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这一原理的具体化路径的探讨。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等十种关系的阐释，就是在事物矛盾运动的层面上加以展开的，“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中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辩证关系的探讨，实际上也是在事物矛盾运动的层面上展开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准确地抓住了中国社会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这一新的特点，在继续强调历史观层面事物内在矛盾运动的重要性的同时，从解决中国当下的现实矛盾的角度入手，强调了事物矛盾运动在当下语境中的表现形式，从而有力推进了对这一原理的具体化路径的研究。“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明确地把问题视为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这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人民能够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各种矛盾的必然表现，也是中国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更加复杂的矛盾时深化对事物矛盾运动原理的认识的必要选择。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批判的语境中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是“危机”的话，那么，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语境中，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是“问题”。坚持和运用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就是要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具体问题。这一观点不仅首次清晰地阐释了事物矛盾运动原理具体化的理论路径，从而为这一基本原理在各种实践语境中具体化的理论中介环节的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而且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中推进对事物矛盾运动原理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方向。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核心观点。用普遍联系的、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观察对象，是唯物辩证法在分析问题时所坚持的方法论准则，而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则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各个时期对唯物辩证法的坚持和运用是相同的，有区别的是他们的这种坚持和运用所要达到的理论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的实践语境中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主要面对的是科学历史观的阐释和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两大任务。譬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辩证关系等问题的深入探讨，直接促成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建构。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的过程性特征的深刻揭示，则是对质量互变规律的科学运用。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坚持与运用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科学地阐明唯物辩证法的实质，把它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及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区别开来。二是通过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对新兴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建设等问题的研究，科学地阐明在当时的条件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不断深化对唯物辩证法的坚持和运用，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对唯物辩证法的坚持与运用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把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语境中对唯物辩证法的坚持与运用，具体化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等科学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的“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是指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因而，其内容是指用唯物辩证法解决当下中国具体实际问题时所需要的各种科学方法论的总和，包括系统思维方法、辩证思维方法、创新思维方法、历史思维方法等。二是通过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具体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譬如，在谈到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梯式递进、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发展过程的角度，来界定新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这是在新时代中国实践语境中对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的重要发展。在谈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解读，也充分体现了对立统一规律等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在中国新发展阶段这一实践语境中的深化与创新性发展。

　　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是唯物辩证法在认识论中的具体运用。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同时承认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这是唯物辩证法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当然，在不同的实践语境中，对这一基本原理的坚持与运用是有不同侧重点的。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由于他们肩负着在理论上批判各种唯心主义错误思潮、在实践上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划清界限的重任，因而他们在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时，重点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性作用。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忽略马克思、恩格斯对认识反作用的强调。他们对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等科学认识的探讨与运用，本身就是对科学理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作用的认可，更不要说恩格斯在“晚期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还对这一点作过清晰的阐释：“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而对于列宁来说，认识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则以一种更为丰富的内容展现出来。他一方面在《哲学笔记》中强调了实践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文本中明确强调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在谈到一个革命政党成为先进阶级的政党的条件时，列宁指出，“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而理论并不是教条——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很好地推进了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原理的中国化进程，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语境中，把对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学习与掌握具体化为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维度：一是把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提升到客观规律的层面上加以把握。“理论一旦脱离了实践，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失去活力和生命力。实践如果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也容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理论对规律的揭示越深刻，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引领作用就越显著。”这样做既能够揭示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重要性，把社会实践放在具有客观规律性的实践过程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又能够揭示这种规律的理论重要性，把认识的发展提升到理论创新的层面上来加以深化。二是强调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论断深刻地体现了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原理在新时代中国语境中的具体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已经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我们面临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上述基本原理的坚持和运用就不能仅仅体现在让既定的实践来推动和决定相关认识或理论的发展，而是既要立足于实践创新，让创新性的实践来破解我们前进道路上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同时又要推进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让创新理论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实践。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性内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又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起反作用，这两对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对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掌握和运用这一基本原理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由于他们主要从革命的视角来思考这一基本原理，因此，他们的侧重点是前两个要素（生产力、经济基础）对后两个要素（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列宁则从革命和建设的双重维度来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这使他既能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文本中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深刻洞察资本主义在俄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以及这一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和全面矛盾性，又能在《论合作社》等文本中深刻揭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合作社这种新型生产关系形式对推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通过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化了对这一基本原理的具体化机制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层面。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整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整体性，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中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中国化时代化作出的重要贡献。此处的整体性不仅包括覆盖面上的全面性，而且包括内容的有机统一性。正是这种整体性的解读视域，使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思想，从而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同时，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整体性解读还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这是因为处在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中的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矛盾不是零星的，而是具有整体性的，要想准确把握、科学解决这些具有整体性的社会矛盾，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二是不断发展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我讲过，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此处的不断发展性既包括新旧矛盾的前后相继性，也包含同一矛盾的不同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准确把握，是对社会基本矛盾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阶段性特征的清晰界定。从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来掌握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基本原理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也因为如此，我们对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实践意义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把它提升到了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的高度来加以理解。

　　“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力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它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的要素，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标准。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重要观点的掌握和运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的语境中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意义，清晰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和最革命的要素，这不是因为单凭生产力一个要素就可以拉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是因为生产力发展的维度能够凸显与之相呼应的生产关系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从而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列宁在苏维埃经济建设的语境中开启了对提高生产力发展的手段、途径、方法等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就。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致力于把“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了对这一观点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的角度，把对“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的掌握和运用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力标准的正确运用。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标准，不管是通过科技创新等方式直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通过对生产关系的改革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贯彻和运用，因此，生产力标准论可以说是“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这一重要观点的核心内容。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语境中，习近平总书记从把握中国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高度，强调了对生产力标准的正确运用，深化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标准论的认识。“我们讲不要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要看全面工作水平，就是说要按照生产力发展规律去发展，而不要违背规律蛮干。我们要正确运用生产力标准，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生产力标准，不是单一的经济增长，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视域中的生产力发展。站在新发展阶段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既明确提出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进理念，又着重强调了必须从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角度来正确理解生产力标准，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高度来正确运用生产力标准。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对生产力标准的正确运用，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二是对生产力标准的全面准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强调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的本质内涵，因而，亚当·斯密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讲的经济学维度上的经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视域中就转变成了社会经济形态层面上的经济问题，它跟政治、文化等要素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对历史唯物主义来说，生产力标准论绝非只是强调生产力一个要素的历史作用，而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要素的辩证统一来理解“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这一观点。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语境中，对生产力标准的这种全面准确的理解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生产力标准必须全面准确理解，不能绝对化，不能撇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来理解生产力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提出的一系列‘两手抓’，包括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在强调生产力标准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了把握生产力标准的关键和重点。他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一重大战略判断，“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对生产力标准的这种全面准确理解和正确运用，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

　　“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群众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这一观点出发，不仅明确界定了其理论自身的价值指向，而且还把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层面。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人民群众绝非一个唯心主义维度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具体的、历史的概念。人民群众的内涵不是由是否占有不言而喻的真理来判断的，而是由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建构的。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群众便是由无产阶级等受资本统治和剥削的社会阶级构成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阐释与论证，其实就是对群众史观的坚持与运用。列宁在俄国革命和苏维埃建设的双重语境中把对群众史观的理解向前推进了一步，具体体现在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等问题的深入理解和把握上。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把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极大地深化了对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认识和理解。譬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语境中，毛泽东不仅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把群众史观运用到认识论领域，得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而且还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重要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运用于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解读中，运用到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刻理解中，取得了创新性的理论成就。这具体体现在：其一，站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维度，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具体化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原则和科学立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会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当作自己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会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紧紧依靠人民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取得更大的历史成就。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实践创新的目标所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会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其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中推进了对坚持和运用群众史观的具体方法的认识，强调了要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和发展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方面，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一张蓝图抓到底，抓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不能拍脑袋、瞎指挥、乱决策，杜绝短期行为、拔苗助长。另一方面，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及时总结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我们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这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把强调人民群众历史主体性的群众史观与尊重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观点有机结合起来，并具体化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实践原则，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中国实践语境中对群众史观的创新性发展，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群众史观的具体化形式的深刻认知。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就。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成就的取得还源自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如果说“第一个结合”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实践基础，那么，“第二个结合”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基础，它不仅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而且还通过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两个结合”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新成就的最大法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等事物不断变化的观点，与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中关于物质运动的辩证解读是彼此契合的。这就使深谙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掌握和运用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时，能够把这一基本原理具体化为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且这种客观实际还是不断变化的。是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静态的、僵化的客观实际出发，这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地坚持和运用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能否正确地坚持和运用实事求是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在欧洲思想史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从表面上看也是从社会现实出发的，但他们眼中的社会现实是固化的、经验的现实，而不是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因而他们在解读方法上始终无法挣脱经验主义的束缚。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世界物质统一性思想是与其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其本体论上的物质决定性与历史观上客观现实的发展变化性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只有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性，才能真正坚持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基本原理，才能真正促进这一基本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根基，从而使“第二个结合”不仅显示出了彼此契合的前提，而且也显示出了互相成就的结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等关于矛盾普遍性的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事物矛盾运动原理中关于“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及事物发展的动力”的观点是相互契合的，这使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把事物矛盾运动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时有了更加积极的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事物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对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客观规律的把握，既是其能够建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等科学理论的重要原因，也是其思想超越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的重要因素。是从内在矛盾的视角，还是从抽象理性或孤立的经验要素的视角来审视和把握现实生活的本质，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坚持和运用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19世纪上半叶英国李嘉图派空想社会主义者也看到了当时社会中分配关系的矛盾性，但英国的经验主义文化传统使他们无法把这种观点提升到内在矛盾的整体解读视域，因而，他们对于社会矛盾的理解只限于分配关系层面，无法进一步拓展到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社会关系层面。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包含的矛盾普遍性的丰富思想，不仅使植根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的维度深化了对事物矛盾运动原理的认识，而且还从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的角度，对上述基本原理作出了重要的发展。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等关于纲与目、本与末的辩证法思想，因而，对于深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事物矛盾运动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时，自然就有了更主动的理论创新性和更自觉的文化主体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事必有法，然后可成”“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等关于事物的固有法则和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的观点，与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有很多的共通之处，这就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时，能更加自觉地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是内在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答之中的，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先有逻辑学上的辩证法，然后再延展到自然界和精神世界之中。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特别看重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而不是某种外在的东西赋予事物的所谓发展规律。在欧洲思想史上，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事实上也相信事物有其运动法则，但德国近代的唯心主义传统使其所认定的运动法则并非事物本身的发展变化规律，而只是绝对精神这一思辨理性的运动法则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投射。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关键无疑是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观察事物、解决问题，通过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把握不断增强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很多复杂问题的处理上游刃有余。譬如，在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应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唯物辩证法的文化生命，推动了这一科学方法论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关于知行关系的观点，与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原理中的相关观点有很多相似之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古人关于知行合一的论述，强调的也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如荀子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西汉刘向的‘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宋代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明代王夫之的‘知行相资以为用’，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观点为中国共产党人创新性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提供了足够的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在不同的场合分别对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进行阐释的。在历史观领域，他们侧重于强调实践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强调实践对认识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在认识论领域，他们在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正因为如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关于认识与实践辩证关系的文化底蕴，就很容易在解读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时，走向对其中某一要素的单方面强调。这就很容易导致对这一基本原理的误解，从而在具体实践中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中国共产党人则在掌握和运用这一基本原理时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强调实践出真知，因而，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原理时，能够准确地抓住实践既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的观点，从而在实践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通过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非常强调“知行相资以为用”，因而，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和运用上述基本原理时，能明确地坚持正确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从而把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提升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和深化。

　　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但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其理论阐述的重点在于批判唯心史观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因而，他们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中的一些具体细节，如上层建筑诸要素之间的矛盾关系、具体的上层建筑要素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等，尚未展开细致的研究，更不要说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基本矛盾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及其表现形式（即社会主要矛盾）展开分析。这就给中国共产党人在把这一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运用到中国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取得创新性的理论成果提供了足够的思想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时曾指出：“中国古人说的‘民以食为天’、‘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也包含着这样的朴素唯物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从“仓廪实”与“知礼节”的辩证关系来理解“仓廪实”的作用和意义，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掌握和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时，不可能走向对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的机械式理解，而必然会从整体性的视角来深刻解读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的丰富内涵，并进而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准确把握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性。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强调了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性标准。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运用这一观点，不仅建构了唯物史观，从而在历史观领域搭建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平台，而且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视角入手，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了深刻的解读。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生产力当作某种孤立的要素来看待，而是始终把它放在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各要素的辩证关系中来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务农重本，国之大纲”等观点，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思想家在农业文明时代对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的重视，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存在一定的契合性，也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这一基本原理运用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时，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围绕发展是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又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曾引用过这句话。这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掌握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论时，不可能走向对生产力标准的孤立化、片面化的理解，而必然会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路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层面提出和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而不是只讲经济体制改革，这就是源自对生产力标准的全面和准确的理解。再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有“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等关于事物发展规律性的观点，2021年1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曾引用这句话。这种颇具思想深度的文化传统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论时，不仅可以从不断发展的角度来清晰把握中国实践语境中生产力标准论的丰富内涵，而且还可以把这种生产力标准论提升到中国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层面上来加以深化和推进。

　　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清晰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历史主体维度深化了对唯物史观本质内涵的认识和理解，解决了社会历史观上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一重大问题。但客观地说，马克思、恩格斯源于其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语境，他们对上述群众史观的解读主要侧重于强调无产阶级等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没有详细展开对社会主义建设维度中人民群众的作用的论述。而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时，没有简单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语境中从革命主体的角度对群众史观的相关论述，而是把经典作家的观点上升到群众史观基本原理的层面，进而把这种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史观。我们党提出的群众路线，就是这种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史观的具体表现。在2013年12月26日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等六个维度，对群众路线的丰富内涵进行深刻的阐发。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中对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加以准确地贯彻和运用，这具体体现为：不仅看到了释放蕴含在人民身上的生产力的重要性，而且还看到了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的重要性；不仅看到了满足人民群众已有愿望的重要性，而且还看到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性；不仅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还看到了把人民提升到江山的层面上来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的重要性。这是“第二个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的又一个例证。

　　可以看出，“第二个结合”赋能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完整准确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还通过这种结合，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化生命，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从而使其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共产党人用创新性的实践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5年第3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