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资本论》第二卷出版140周年之际，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阐释考察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对于理解生产力质态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生产力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用以阐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出发点。立足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败，关系到全体人民生活福祉的提高和共同富裕目标的逐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从质与量两个维度全面阐述了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及其内在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术语革命与方法论革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应立足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质态的科学阐释，探寻激发发展新动力的有效路径。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生产力质态变革构成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发生学的意义上，生产力质态是体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逻辑结构呈现。这种物质变换不仅存在于直接生产过程，更通过资本的形态变化形成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相统一的资本运动总过程。而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在最原始层面上体现为三类自然力向社会生产力的转化，这种转化过程对于理解生产力质态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1．生产力三种不同质态的界定

　　在探讨生产力的生成起点时，早期学者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往往关注于人类生产过程本身，而忘记这种生产过程的内在性质及其起源。如，威廉·配第从土地的产出能力出发提出了生产力的概念；作为重农学派创始人的魁奈，则将农业劳动的纯产品作为关注的重点；而亚当·斯密则将生产分工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来源，等等。与其不同，马克思更加关注人类劳动的不同应用场景所产生的变化。换言之，马克思更重视自然力通过劳动过程转化而来的生产力。物质变换过程是生产力的核心内容，生产力的界定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物质变换不仅存在于直接生产领域，更通过资本周转形成“相互交叉的流通过程”，使自然力的转化具有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维度。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特别强调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必须保持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使得自然力的转化既包含具体劳动的物质形态变化，也包含价值形态的持续运动。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者、劳动与劳动对象（即自然）之间在不同层面上的自然联系，使生产力体现为自然力。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区分了三类不同的自然力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力。

　　其一，劳动主体的自然力。人作为劳动的主体，具有天然的能力，包括智力和体力等。“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在社会生产的主体和客体关系中，人不仅改变外部世界，更改变着自己。人的自然力与外部的客观自然是统一的。主体自然力是一种个人生产力，它直接体现为劳动能力。马克思把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因此，个人生产力表现为脑力劳动能力和体力劳动能力，受劳动者个人素质、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的制约。在马克思看来，个人生产力既是劳动者“真正的财富”，也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基础。

　　其二，劳动客体与对象的自然力，即自然界的自然力。这种自然力是自然界的客观物理规律所产生的力量，如风能、水能、电子能等。在劳动工具特别是机器发明后，对自然力的利用极大推动了生产力质的飞跃。“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它或者产生自己的动力，如蒸汽机、热力机、电磁机等；或者接受外部某种现成的自然力的推动，如水车受落差水推动，风磨受风推动等。”在当代社会，新的自然力，如引力、电磁力、强弱相互作用力甚至量子力等，更是日益被运用于社会生产中。

　　在《资本论》的分析中，对客观世界中自然力的直接利用是一种社会自然生产力。“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社会自然生产力是通过人的劳动或劳动产物，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用于生产的转化能力。在农业革命期间，主要表现为土地肥力，农具、灌溉技术和农作物种植方法的改进等；在工业革命期间，主要表现为机器体系的建立，生产方式的机械化自动化等；在科技革命期间，主要表现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与普及、生产方式的数字化智能化，以及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发明与转化等。马克思在阐释资本的生产性时，谈到了两个前提：一是资本成为迫使工人进行剩余劳动的手段，二是资本吸收和占有“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其中，一般社会生产力也就是社会自然生产力，包括劳动的自然条件、生产资料和用于生产的科学技术等。一般条件下，社会自然生产力只是一种可能的生产力，只有通过劳动或劳动产物才得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其三，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着劳动主体之间的自然属性，从而会产生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这种自然力，是通过分工协作等组织方式，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依托，以前两种自然力为基础，把社会组织起来形成的社会劳动的力量。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构成社会劳动生产力。后者指的是劳动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协作、分工等组织方式，进行社会化劳动而产生的生产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形成涉及诸多因素，如：劳动者个体和集体技艺的提高，生产经验的积累，劳动条件的改进，交换规模的扩大，社会劳动组织方式的改进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对劳动条件、劳动过程的占有和统治，“社会劳动的一切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2．生产力质态变化的三重内涵

　　生产力的质态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也随着历史发展而演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人类通过劳动，创造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物质生产环境，是一条主动改变自然环境以适应自然规律的道路。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认识能力、劳动能力与外部环境变化的统一，即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生产力的质态调整与变化蕴含着多种不同的内容。

　　首先，生产力质态变化体现为劳动行为的变化。在理论上，劳动主体自然力和劳动客体自然力间的互动，构成生产力质态转化的第一个层次，它必然带来劳动行为的变化。劳动行为的变化涉及生产劳动对象与范围的扩大。在探讨劳动过程时，马克思在把“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的人的劳动定义为生产劳动。随着生产力的质态变革，关于生产劳动的定义也得到了拓展。一方面，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与分工性质本身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都扩大了。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另一方面，就价值增殖而言，生产劳动和生产工人的概念又缩小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仅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一种手段，只有能够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

　　其次，生产力质态变化体现为劳动组织方式的变革。劳动客体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间的互动，构成生产力质态转化的第二个层次。决定生产力水平的生产资料结构变革，往往是生产力跃升的起点。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指出，资本周转速度是生产力发展的加速器，通过时间压缩和空间重组实现资本增殖与生产力进步的良性循环。生产资料结构的革新推动技术嵌入生产过程。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对固定资本周转分析可以看出，固定资本作为机器体系的物质载体，不仅是劳动资料形态的质变，更是资本周转周期缩短的核心动力。由于生产资料物质载体的结构变化，新技术、新手段被合并融入生产过程，大大推动了生产各要素的优化组合，并催生出新的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质态的变革不仅改变着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同时也改变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物的相互关系。而新的生产关系的生成又成为生产力新质态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从而反作用于生产力。

　　最后，生产力质态变化体现为社会生产整体结构的调整，构成社会形态更替的基础。劳动主体自然力、劳动客体自然力与社会劳动自然力的总体改变，构成生产力质态转化的第三个层次。生产力质态变化总是与生产资源配置方式、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分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决定了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从而影响到社会结构和阶级的分化。总之，基于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讨论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就生产力历史发展阶段而言，生产力质态变化的根本动因是提高生产效率，后者直接成为消解旧的生产关系的关键。而提高生产效率所依赖的新技术和新组织形式，也在推广过程中改变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使人类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与制度文明体系不断被重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分析指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要求生产与消费的比例协调，这种平衡的打破与重建构成社会形态更替的物质基础。

　　在阐释生产力演变发展一般规律时，马克思不仅在一般性意义上讨论生产力质态，还通过量的关系来把握这种质态。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这一分析主要体现在对机器大工业条件下社会生产力变化的解释，以及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分析。

　　1．简单协作向工场手工业转变中的主体生产力变化

　　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偶然的，与生产力紧密相关，源于生产力各要素由量向质的转化。其中，机器体系的发展成为关键性力量。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必须对机器大工业做出历史的、科学的说明。马克思指出，简单协作、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厂手工业、机器大工业是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经历的三个阶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生产力不仅有量的方面积累，还通过量的积累产生质的变化，特别是在机器大工业阶段实现了生产力质的飞跃。

　　机器大工业产生于工场手工业，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前提在于简单协作。在简单协作中，劳动的主观条件主要在于劳动者自身，而客观条件主要体现为手持工具。劳动客观条件方面，从动力系统看主要是人力、畜力和水力，从物质空间交换即交通运输看，主要通过马车、手推车、风力帆船和人力船等。在简单协作生产下，共同的生产条件对于生产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指出，不考虑分工的情况下，“在这里达到的节约，主要是由于共同使用那些共同的劳动条件，如建筑物、取暖设备等，工厂主的最高监督（即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所特有的要素）”。换言之，简单协作下从事同类工作的劳动者人数及其手工工具的单纯增加，只要“集中在同一个场所”，也会带来生产力的极大提升。

　　工场手工业对简单协作的超越，最初只是量的增加。表面看来，工场手工业没有改变协作形式，只是扩大了生产规模和不同种劳动间的配置关系。“在工场手工业中，简单协作只表现在实行简单的倍数原则，也就是说，不仅把各种不同的操作分配给各种不同的工人，而且也有人数比例，即把一定数量的小组工人分配到各种操作上，而每一个这样的小组工人都从属于某一种操作。”然而，恰恰是这一单纯数量层面的改变，却使劳动行为产生了根本变革。马克思指出：“简单协作大体上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彻底地发生了革命，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在工场手工业中，由于工人被迫变成畸形物，其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被压抑，工人片面的技巧被人为地培植起来。从而，后者直接推动了生产力提高，这标志着生产力局部质变的开始。

　　在简单协作下，劳动者的个体生产力越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越快，两者在量的规定性上呈正相关。但工场手工业条件下，情况却完全相反，个体生产力越是被压抑，社会生产力发展越快。换言之，工场手工业所推动的生产力跃升，是总体工人的生产力，而非个体生产力。“在工场手工业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简单协作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变，基本没有涉及社会对自然力的占有与运用，更多涉及劳动关系即劳动主体生产力的改变。

　　2．机器大工业对客体与自然生产力的占有

　　与简单协作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变不同，机器大工业催生的生产力具有新的性质。前者是劳动和劳动资料投入没有质变基础上的简单数量增加所引起，而后者则依赖于劳动资料的质变及其劳动过程的根本性变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那么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增加另一方面的劳动消耗换来的，这一点却决不是同样一目了然的。”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工场手工业超越了简单协作，但仍是在与简单劳动本身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兴起的。固然，在工场手工业条件下机器也会被使用并改进，但它更多地被用来代替工具。但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被更多地用以代替人力。机器体系之所以取得这样的能力，关键在于劳动资料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而可以突破以往一切劳动形式的限制，“这些限制甚至工场手工业中的结合工人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而不能从根本上突破”。

　　机器大工业催生的生产力，其质态变化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机器生产的劳动手段不同。劳动资料发展为“自动的机器体系”形态，为摆脱人的体力限制奠定了技术基础。自动机器体系“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的结构，决定了机器体系本身取得了一种和活劳动相独立相异化的形态，完全摆脱了过去束缚在人力限制之下的狭隘生产基础，实现了基于机器协作与分工的生产技术上的统一。其次，机器生产的物质基础不同。科学知识的运用、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发明和新产品的出现，赋予机器生产对更多自然力和更广泛物质要素的支配能力。“机器生产是在与它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自然兴起的。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本身，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再次，机器体系下对劳动者的要求不同。工场手工业中，劳动者需要被固定在一个岗位或工序上。而机器生产下，随着科技及新生产工艺的运用，人的劳动能力必须不断调整和适应，教育和培训成为机器大工业的内在前提。“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最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了劳动过程的物的条件和主观条件”，机器体系作为“人的手的创造物”既成为劳动过程的手段，又成为社会生产的物质内容。在其发展过程中它还会越过国界，使一切社会要素从属于自己，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来源。

　　总之，在机器生产中，社会生产的一般条件，因原材料拓展、协作范围的扩大、交通运输变革而在空间层面得以重组。同时，社会生产也因机器中心化、劳动者组织、工人对机器依赖、殖民化国际分工等原因，在组织层面发生彻底变革，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见图1）。

　　图1 机器大工业生产条件的变化及其生产力质态的形成

　　机器大工业条件下的生产力质态，其高级化源于其高效化、集约化和复杂化，它是社会生产由相对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社会整体劳动过程和更大协作劳动过程转变的必然结果。不仅如此，由于科技力量与生产资料一样被资本支配，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形态还会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资本的积累创造条件，进一步强化机器体系的生产中心地位。

　　3．机器体系下生产力质态的结构性变革

　　机器大工业催生的新生产力，是以机器体系下合并进入的新要素为前提的。马克思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指出，生产力要素的拓展，特别是科学技术被合并进入社会生产过程，在新的生产力生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种合并过程不仅涉及直接生产领域，更通过资本流通实现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相统一的资本运动总过程，使生产力质态变革与资本形态变化形成深刻关联。

　　首先，以脑力劳动为基础的科技运用是生产力质态变化的标志。智力和体力的分离，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经存在，但只有在机器大工业中才形成了质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智力与体力原本属于劳动者的主体自然力，是统一于劳动者个人的。由于协作和分工的不断发展，生产过程被不断分解，工人整体劳动在范围上会不断扩大。但工人个体的发展却被局限在一个狭窄的发展范围内：“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这样，就在社会整个分工层面产生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然而，作为机器大工业生产条件的科学技术，其最初来源只能是脑力劳动，后者直接催生了脑力劳动在分工中更强的独立性。

　　其次，机器体系成为科学知识的物质载体，在生产过程中转化成为活劳动的支配者。机器结构和技术的改进，能够大大提升机器运转速度并降低操作难度，使生产力赖以存在的劳动能力在整体上得到了质的提升。不过，大工业的确立是以生产资料的集中性应用为前提，且技术运用所赖以形成的精密实验设备和高昂试错成本由资本家主导，机器改良和生产方式优化只能被资本所合并，成为占有生产成果的手段：“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

　　最后，劳动资料的积累与社会智力的积累同步进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手段。马克思指出，“只是在大工业中，人才学会让自己过去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产品大规模地、像自然力那样无偿地发生作用”，这种无偿性的累积和生产力发展，则是通过资本周转、流通和扩大再生产来实现。《资本论》第二卷特别强调，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必须满足第Ⅰ部类（生产资料）与第Ⅱ部类（消费资料）之间的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这种结构性要求使得机器体系的积累既是生产力质态跃升的条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生长点。

　　这也点明了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对过去所有形式的超越。随着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劳动资料不断积累并转变为机器体系，物化劳动在产品形式之余，还取得了“生产力本身的形式”。机器因其耐磨损以及科学使用，每次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远小于手工工具。机器的这种耐用性特征从静态角度来看，其发生作用对资本来说边际成本远小于高损耗的工具生产，同时机器的生产作用范围远大于工具生产；从动态角度来看，作为劳动产物的机器体系自身包含极高的价值，其耐磨性质在价值增值过程中表现为自身价值向产品的部分转移，进而为以机器体系为物质载体的社会生产力，随社会智力的积累而提升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4．机器大工业条件下生产力质态变化的整体性分析

　　机器体系下的生产力质态具有特殊性，但又具有生产力的一般规定性。表面看来似乎存在着一种矛盾，即资本作为过去劳动的产物，其本身应当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在大工业时代却成了生产力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不过，从生产力整体结构及其演化机制分析，这里存在着逻辑上的统一。与将三种自然力转化为三种生产力相对应，生产力的质态结构包含了实体性要素、科学技术和组织方式三个层次。其中，最基础的层次（实体性要素）包含了生产过程的人的要素和物质要素，具体分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劳动资料是其他因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物质承担者，而科技要素则成为劳动资料发展水平的指示器。

　　在探讨资本和生产力的关系时，马克思强调：“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在生产力系统的实体性要素基础之上，科学技术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各个环节中，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体系的最高层次表现为对形成生产力的人、物质要素和科学技术各基本要素的组织方式，在新质生产力中表现为各要素优化组合的跃升。

　　生产要素的发展及其相互间关系的调整，是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力新旧质态时的重要依据。马克思在描述科学发展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影响时谈到，“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从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体系的转变过程是生产过程的拓展过程，其突出特征是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的关系改变。这种关系变换在社会资本再生产中则表现为第Ⅰ部类（生产资料）与第Ⅱ部类（消费资料）之间的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资本主义生产正是在这种变换中实现了价值的增值和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积累（包括机器体系的积累）既推动生产资料部类扩张，又通过消费品需求倒逼技术革新，马克思将这种改变概括为“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的颠倒关系，是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的前提。

　　活劳动贬低为生产过程要素而从属于机器，是基于剩余劳动的可分离性和可积累性。机器作为劳动资料更加先进的物质存在方式，其本质是被资本占有的剩余劳动。随着剩余劳动物化为机器这种劳动资料的形式，并不断集中和积累到资本家手中，它成为支配和统治劳动者的新的力量。从物质层面看，科学技术改变通过机器体系的构建，实现了动力机—传动机—工具机的体系化，保证了自动机的运转，最终使自然力快速转变为生产力。最终，由于机器代替劳动者具有了技能和力量，劳动者的活动完全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人与人结合的方式随着人与物相结合的方式也相应地发生深刻转变。机器大工业兴起后，科学技术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渗透进生产过程的各环节各领域，推动生产力质态结构的跃升。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对生产力质态结构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实体性要素的局部优化。科学技术融入生产过程，促进生产工具的专业化和生产工艺的进步，带来了劳动者整体上生产素质的提高、机器体系的完善以及劳动对象范围的扩大，然而这些都是以劳动者个体全面发展空间的丢失为代价实现的。二是通过调整各实体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形成了基于机器体系的生产组织方式。在马克思看来，一切资本主义生产的共同点在于“劳动条件使用工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并通过雇佣劳动形式，将三类生产力转化为“资本的生产力”。三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垄断机器体系和科学技术成为可能，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从占有原材料、占有市场、降低商品价格逐步转向围绕科技因素的竞争，社会生产力发展面临着新的阻碍因素。四是基于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导致生态失衡的“破坏力”。

　　生产力的发展是永恒的，生产力质态调整有着广阔的空间。尽管基于机器大生产的生产力质态变革相较于过去摆脱了地域限制、人力限制、制度限制，有着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进步性，但大工业从社会劳动中挖掘出的巨大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狭隘的所有制关系相矛盾，也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渡性特征，还从生产能力发展与社会关系发展的辩证统一出发，揭示了未来社会中生产力质态演变的一般规律与发展趋势。

　　1．未来社会中生产力质态演变的一般规律

　　在未来社会中，对劳动资料的使用范围将远大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劳动资料的使用。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劳动力贬值，是资本的内在冲动和一般趋势，必然伴随着技术的提升与创新。一般意义上，科学技术的提升和创新会不断降低生产机器需要的劳动，使其“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从而提高机器生产的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让掌握先进技术的资本家更容易积累财富。然而，由于资本支出只与所用劳动力的价值挂钩，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的使用界限就缩小为“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范围内。为了追求更高利润，以降低生产一个产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代替降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成为资本推进科技创新的首要目标。但在未来社会中，机器的使用将不再被局限为作为促使产品便宜的手段和增加剩余价值的手段。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使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

　　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分析可以看出，未来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会在质与量两个层面发生变化。在量的层面，“劳动的物的条件即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比必然增长”对象化在机器体系中的劳动随着规模的不断增大，逐渐表现出对活劳动的独立性。在质的层面，一方面由于劳动的生产条件不再归资本所有，直接劳动不再是生产基础，单个劳动作为“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劳动获得了不以个人为转移的社会形式；另一方面，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以及社会活动形式的确立，这种“对象化的权力”将摆脱过去的异化形式，由统治劳动的力量转化为发展社会公共体中个人生产力的条件。未来社会中生产力质态演变，将使被剥削阶级占有的剩余劳动，与由剩余劳动积累和集中而形成的国家权力机构回归到人民主体，最终要实现人的主体异化与人的主体的统一。

　　2．未来社会中生产力质态演变的发展趋势

　　未来社会中生产力的质态演变将摆脱物的形态，表现为对三类自然力运用的充分发展。

　　首先，主体生产力将突破强制劳动局限，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自由劳动中实现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生产力尚未高度发达的阶段，财富表现为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产品，以及对他人剩余劳动的支配权。机器体系作为决定工业生产的全局性、关键性和基础性的生产资料，其所有权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相应的交换和分配关系。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通过对机器等生产要素的控制权获取了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在未来社会中，机器将摆脱狭隘的资本主义形式，成为联合工人的共同财产，保留了其社会生产的作用，成为人控制自然力的手段。基于此，劳动将摆脱过去“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的外在强制性，表现为给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创造“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的活动，从而成为再生产个人的全面性和自我实现的自由劳动，并“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其次，客体生产力将在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实现合理可持续的充分转化，并通过科学技术进一步推动主体生产力与客体生产力的发展。未来社会中科学应用与技术发展，将通过推动社会个人的全面发展造福整个社会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指出，“资本的存在本身，……是以相对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即决定资本存在的是劳动者相对于其自身劳动能力再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基于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劳动者只有在工作日内生产出超过自身劳动能力的价值，即创造出剩余价值的时候，他的劳动才是生产性的。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一边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为资本家创造大量财富；另一边为了提升利润率，促使工人工资相对于商品价格下降，从而导致了工人的贫困。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决定了只需花费少量生产机器的直接劳动时间，就能获得机器生产的巨大效率，而机器体系的不断发展又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未来社会中物质生产过程将在科学技术的调节下，转变为最有效率的物质变换过程，从而降低生产机器的直接劳动时间，减轻劳动强度。由于机器归联合工人所有，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将不再受自然力的奴役，而是作为社会体的存在实现对自然力的有力控制与运用。此时，劳动者真正成为个人生产力的所有者，社会劳动摆脱了雇佣劳动形式，工人的剩余劳动将归自己所有，科技水平的提高将为社会全员提供自由发展的时间以及技能训练的手段。而科学作为“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人的生产力的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

　　最后，社会生产力将基于去异化的组织形式，实现质与量两个层面的充分发展。未来社会中生产力的质态演变过程，也是社会劳动不断丰富的再生产过程，表现为生产能力发展与社会关系发展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矛盾性在于“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为社会创造自由支配时间的同时，又将自由支配时间转变为剩余劳动并无偿占有，把社会劳动生产力限制在资本再生产所需要的限度内，造成了人口的相对过剩和劳动生产力的大量浪费，以及基于技术改良的劳动强度提升带来的劳动者生产力的过度透支。未来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将摆脱资本再生产需要的人为限制，工人创造的剩余劳动将归工人群众自己所有，因此社会生产将不再以少数人的非劳动为追求，而是“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加为所有个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与此同时，伴随着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的形成，劳动人民的组织形态也将实现新质化。由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随着劳动组织水平的提高而更加广泛，从而个人内心即由社会关系而产生的人性丰富性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资本论》第二卷出版14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质态及其演变规律的深刻阐述有重要意义。马克思生产力质态观，以及《资本论》第二卷中关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阐释，特别是对资本循环的多样形态及其内在机制详尽分析，为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为我国基于社会实际需求探索生产力新路径指明了方向。“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精确界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质态跃升与未来社会生产力质态形成之间的过渡阶段，它是我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产力实践相结合，对生产力演变规律进行深入探索的最新理论成果。

　　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质态观及其变革的思想，当前我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应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引领，深刻理解《资本论》第二卷关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复杂交换关系，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快科技创新、组织变革和产业变革，促进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优化升级，实现由追赶者到领跑者的转变。结合前文论述，充分考察生产力质态结构所包含的实体性要素、科学技术和组织方式三个层次，就我国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而言，重点应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升级。

　　一是实体性要素的全面优化。实体性要素是新质生产力的物质载体与客观基础。实体性要素的全面优化，需要遵循《资本论》第二卷揭示的生产资本不同要素的价值转移方式和变革规律，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实体性要素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社会性要素特别是协作、制度、创新文化等因素的作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技术和经济的变革，更是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应当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相结合，确保发展成果能够普惠于民。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工体系将不再是人的发展的桎梏，而是将个体差异与团结合作相结合，平衡好个人发展与集体发展的关系，在劳动资料变革和劳动对象扩大的基础上，实现个体力量的发展与回归，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生产与生态关系的和谐重构。生产力的发展，也是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推动了人类对自身在自然界中角色和责任的不断认识和反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反映了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结合，与《资本论》第二卷强调的自然物质代谢的循环规律具有内在理论关联。新时代以来，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律。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绿色发展为底色，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中融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着力实现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三是生产要素组合的质态跃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将推动生产过程中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有机结合。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广泛结合，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日趋科学化、智能化，成为使潜在生产力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应回归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人将逐渐从直接生产参与者转变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基于科技应用的工业过程则成为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媒介。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全局性的关键资源如土地、矿产等归国家和全民所有，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基于社会主义发展目的而非逐利，确保了经济权力的使用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条件。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应超越过去技术垄断与剥削的发展路径，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安全，加强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开放交流，以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推动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5年第4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