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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中，由于没有关照马克思的作为“艺术整体”的全部著作以及思想整体，很多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片面化解读。其中，一种较为普遍的倾向就是认为马克思思想中缺失了生态维度，正如福斯特所概述的，“一些人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从始至终都是反生态的，而且与苏联的实践毫无二致；一些人承认，马克思对生态学提供了一些启蒙性的观点，但最终却屈从于‘普罗米修斯主义’(支持技术而反生态的诸多观点)”；这种解读往往依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评价，而罔顾马克思在这种“肯定性理解”中的“否定性”批判，这当然包括生态维度的批判。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则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和后期思想之间开掘了一条鸿沟，并由此否认了马克思思想的生态维度，在他看来，“马克思虽然在其最早期作品中体现出相当多的生态敏感性，但是后来对自然却采取了一种‘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态度’”，马克思“在其阶级理论中所表达的对于变革剥削性的人类社会关系的关切”，“并没有延伸到对自然的剥削”。诸如此类的批判不仅抹杀了马克思思想中本有的生态维度，而且在一个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领域消解了马克思思想的根本性指引作用。马克思不仅对他那个时代的主要生态危机进行了强有力的分析，而且通过确立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生产关系范式，为我们分析和解决历史发展进程中涌现出来的各种生态问题提供了根本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并未穷尽所有问题的答案，而是为我们分析和解决各种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十分重要的就是学习和把握马克思所确立的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生产关系范式，以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科学理论支撑。

　　马克思生态思想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思想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分析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范式转变，即从单一的主客体范式转向了形成于物质生产活动之中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范式；这种范式转变提供了分析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使主客体范式摆脱抽象性的限制。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对物质自然的形式予以改造，使其朝着有利于人的方向改变。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以何种方式对待自然，从而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何种特定的关系，则受制于人与人之间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当然，这并不否认人以何种方式改变自然也制约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理想性的“实践”视角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建构，较为系统地阐明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关系，如人“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此时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为时不久，尚不能在历史的理解中融入生产关系的本质维度，从而不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人与人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展开历史性考察，这导致其主要遵循抽象的主客体范式来分析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广松涉所指出的，马克思“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置于称为‘人’这样的‘真实形态’，并试图以此来规定自然与精神的现实统一”；因此，虽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表现出自己的固有思想，即与黑格尔将精神与自然统一于抽象的“绝对精神”不同，马克思认为，“只有与在‘人’的劳动中的自我异化与自我获得的历史过程相结合，才能真正完成黑格尔所希冀的自然和精神的统一”，但他并没有在逻辑理路上超越黑格尔，即“没有超出‘主体—客体’图式的圈子”。从单一的主客体范式出发，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进行了理想化描述，并据此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要通过扬弃“私有财产”来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以此达到人与自然的真正统一。但受制于抽象的主客体范式，马克思此时无法弄清楚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从而无法找到消除这种异化关系的现实路径。就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根源分析而言，马克思最终陷入了“循环论证”。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源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即“人同自身以及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使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异化，认为正是“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就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的消除而言，马克思按照异化和复归的逻辑进路来设想合理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建立，但不论是称之为“异化—复归”也好，还是称之为“正、反、合”也好，“何以异化”和“何以复归”在事实上如何是必然的，以及在“何以应当如此”上如何是必然的，实际上没有得到说明。

　　在随后完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实现了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范式的重大转变，即从主客体范式转向了生产关系范式，并由此确立起了分析和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路径，即将其置于人与人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展开分析，以此揭示其历史性的本质。也正是通过这种范式转变，马克思实现了主客体范式的完善，使其具备了历史性的维度，这充分体现在他开始立足于具体的历史情境来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于这种超越黑格尔的图式而实现的范式转变，广松涉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宣告批判地超越黑格尔左派意识形态整体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视轴定在‘内部存在’于历史诸关系中的人们，‘人们的对自然的以及相互的诸关系’上来重新建构理论。——在《提纲》中，还停留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的一般性的提法上，而现在将所说的诸关系以‘生产关系’为基轴构造性地来重新进行规定。”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一个历来被人们忽视的事实，那就是，“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命，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而只要人们从事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生产他人的生命，就会立即表现出双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着人与人的关系，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何种历史样态出现，同时受到人与人的关系的制约。由此，马克思开始历史性地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人类历史早期的两种关系为例指出：“这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虽然马克思此时总体上还处于政治经济学知识“匮乏”(恩格斯语)的状态，还未能实质性地提出“生产关系”的概念，其对“资本”的认识也仍然停留于劳动积累物的层面，即将现代社会“资本的统治”视为“积累起来的劳动”的统治，但从一般历史观的层面来看，马克思已经将对历史的理解推进到了物质生产领域，并通过阐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交互作用关系，初步建构起了历史地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生产关系范式。

　　此后，马克思通过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将对历史现实的理解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推进到生产关系层面，并开始以历史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说明现代社会中的人、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样态。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对据以阐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性特质的生产关系范式作出了较为系统的阐明。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而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则进一步强调：“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特定的生产关系形塑了特定的社会形态，即“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也正是在这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中，人以特定的方式与自然发生关系，或如普殊同所言，“自然”以特定的“种类”成为人的对象。在马克思看来，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人与自然建立起何种关系，进而在这种关系中人以何种态度对待自然，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对那种脱离特定的生产关系视域而抽象地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做法展开了批判，认为这种做法只能看到各个历史阶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共性的一面，即“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虽然从认识上来说这种概括有其必要性，它可以使我们免于重复，但却会抹杀特定生产关系所制约的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之间的历史性差别。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人借助一定的工具使自然物朝着有利于人的需要的方向发生改变，这构成了人类历史所有阶段的劳动的共性内容，“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在考察这一共性内容时“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反之，如果要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性特质，则必须将其置于由特定的生产关系所形塑的社会基础上展开分析。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思想在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范式转变，他通过这一转变确立起了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生产关系范式，并由此使得主客体关系范式摆脱了抽象性的限制。马克思正是遵循生产关系范式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性特质，并进而批判性地揭示了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的深层根源。

　　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促使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展开探究，以求找到生态问题的根源，并对其进行有效应对。在此过程中，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成为很多学者援引的重要资源。但是，由于疏离于马克思生产关系范式的分析路径，他们在揭示生态问题的根源上并未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而是仍然停留于历史现象的层面。通过遵循生产关系范式，即通过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展开历史性分析，马克思批判性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深层根源。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逐渐确立起主导地位的过程中，也逐渐创造了特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马克思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绝不是说此时自然界才成为劳动的对象，因为，一方面，就人的本质性存在而言，马克思基于主客体范式早已阐明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本质力量只有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另一方面，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生活于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都要从事劳动，而“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从而都是以自然为对象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与以往的时代相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普殊同指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中对自然的不断增长的破坏，并非简单地因为自然成为人类的对象；相反，它首先取决于自然所成为的对象的种类”，在资本主导的物质生产中，“资本将物质财富作为价值形成手段而进行生产。因此，它不仅将物质自然作为物质财富的原料加以消耗，也将其作为推动资本的自我扩张的手段而加以消耗”。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自然作为人的对象的特殊“种类”在于它变成了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纯粹的工具。由于资本组织生产的唯一目的在于追求交换价值，并以此实现自身的不断增长，所以其对自然资源的耗费也是无限制的，即便不能带来剩余价值的增长，也会不断地加大对自然资源的耗费。资本攫利的本性决定了其不可能从价值理性的层面去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完全依凭工具理性去对待自然，以致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纯粹的功利性关系。马克思用纯粹的“有用物”对此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自然由本属于人的“无机的身体”转变为与人的生命相异的物性工具，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前提下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提升和机器化生产方式的出现，人对自然的控制力日益增强，如果说“在农业中，在其资本主义前的形式中，人类劳动只不过表现为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那么在资本主义时代，自然过程则开始“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逐渐使得自然由古代社会人们崇拜的对象变成现代社会资本攫利的纯粹工具。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日益发展，人类控制自然的程度越来越深，从而无可避免地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做了较为系统的剖析。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货币转变为资本，从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开启要以大量自由劳动力的出现作为前提，“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正是这种“分离”及其不断“再生产”割断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并造成了整个社会人员布局的变革，越来越多的自由劳动力被“暴力”驱逐到城市。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而土地肥力的破坏正是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面临的生态危机的典型表现。

　　为了生存，自由劳动者便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这是自由劳动者能够从事劳动以及维持自己生存的前提。而对于资本而言，“劳动过程只表现为手段，价值增殖过程或剩余价值的生产才表现为目的”，并且这种增殖运动是没有限度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做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从主客体范式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哪个历史阶段，劳动过程总是人改造自然的过程。从生产关系范式的视角来看，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前提下，劳动过程只是资本无限制追求自身增殖的手段，作为资本之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会不断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对自然的无节制的利用，因为这两者都是资本组织生产、实现增殖不可或缺的前提。既然如此，资本生产按其本性是不会将生态问题纳入考虑的范围的。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换的产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资本为了增殖而组织生产，而要组织生产就必须耗费自然资源，这种以实现自身的增殖为唯一导向的生产，将人的真正的需要置于一旁，而任由利益驱动前行，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导致对自然环境的不断破坏。对此，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农业为例做了明确说明，“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总而言之，资本为了实现自己的增殖，会不断加大对自然的控制，不断突破自然的限制，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是现代社会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就此而言，莱斯提出的生态问题源于人们的“控制自然”的观念的观点，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莱斯的“观念论”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强化的“控制自然”的观念造成了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虽然他因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表现出走近马克思的思想倾向，但由于其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却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也正是在这种对自然的普遍占有关系的基础之上，才逐渐形成了普遍性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并且这种观念会伴随着资本增殖的进程而不断增强。正如戴维·佩珀所指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然的用处和观念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既然如此，“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此而言，莱斯对生态问题的探究并未触及根本。

　　马克思还从资本关系“制造”人的需要的视角分析了生态问题的形成。资本组织生产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增殖，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经历惊险的“一跃”，即生产的产品能够成功销售出去。但资本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即它不是为了满足真正的人类需要而从事生产，这就难以避免生产的产品与消费者的需求之间不相一致。为了克服这个矛盾，资本便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来“制造需要”，以此实现资本增殖的最终目的。马克思指出：“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绝没有放弃其在早期著作中关于人的真正的需要的观点。在他看来，尽管资本主义相比于以往的社会而言拓展了人的需要的范围、提升了人的需要的层次，但它却是以扭曲的方式实现这些的。因此，那种模糊化马克思关于真正的需要与虚假的或被制造出来的需要之间的界限，进而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反生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强调这种“制造的需要”以及人的欲望的无限增长是造成生态问题的重要原因，并不是说马克思认为生态问题源于人们的消费需求；在马克思看来，消费方式和消费力从来不具有自足性，其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对此，马克思指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而分配关系则取决于生产关系，它不过是“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因此，对于马克思而言，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方式是造成生态问题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必定不是根本的。就此而言，阿格尔认为生态问题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对高消费的追求，“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导致了人们在其中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的环境，从而加速工业的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这种观点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

　　总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呈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根源绝不是人们“控制自然”的观念造成的，也不是现代社会的消费方式造成的，它归根到底源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正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马克思阐明了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的历史性特质，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生态问题的根源，同时也预示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那就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真正建构起合理的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化。

　　人们对生态问题形成根源的不同理解，决定了其对生态问题的解决路径乃至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选择。如前文所述，莱斯认为生态问题源于人们“控制自然”的观念，并由此将解决生态问题的路径选择的焦点集中在人们的观念改变上。但是，这一路径由于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社会大厦的根基，而表现出强烈的乌托邦色彩。观念归根到底来自现实，没有现实的改变，观念也不可能得到改变。对此，佩珀指出，“如果我们想改变社会以及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必须寻求不仅在人们的思想中——他们的见解或哲学观即他们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且也在他们的物质与经济生活中的改变”。同样，阿格尔由于将资本主义社会对高消费的追求视为生态问题的根源，所以他提出的方案的重点在于使经济发展的速度放慢。他明确指出，“今天的生态危机需要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抑制“资本集中”，“控制生产和分配的过程，避免浪费性的过度生产的最好办法，是粉碎又大又累赘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官僚主义的集中化”。这一方案实际上就是要限制资本的集中和扩张，但正如普殊同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任何试图通过限制这一社会扩张方式来在根本上回应不断增长的环境破坏的企图，在长远看来都很有可能是无效的——不仅因为资本家和国家管理者的利益，更因为剩余价值扩张的失败事实上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困境，并伴有极大的社会成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由于资本无限逐利的本性，限制资本的扩张无异于“大逆不道”，希望资本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而停止增殖更是幻想。总而言之，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的前提，并在社会生产中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那么任何一种立足于其上的方案、举措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

　　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乃是造成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的根源，因而与任何一种游离于生产关系变革之外寻求解决生态危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案根本不同，马克思提出的方案则在于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以此为前提来合理协调和规划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此，恩格斯深刻指出，要调节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仅仅停留于提高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马克思基于辩证的视角既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也指出其通过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为形成合理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这表明马克思从来都不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历史进步，也从未将生态问题归结于因这种进步而带来的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升。诚如普殊同所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的批判显然不是一种生产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基于对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形式的分析，而非基于‘劳动’”，而劳动的特殊形式正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就此而言，当艾克斯利指出“马克思……彻底沉浸在维多利亚时代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信仰之中，将其作为人类取胜和征服自然的手段”时，他由于缺乏生产关系的视野而无法将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显著差异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劳动形式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区分开来，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马克思的误读。

　　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了特殊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引发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绝非永恒的自然存在，从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或劳动形式也绝非永恒的自然的形式。马克思指出：“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在他看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会日益暴露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并最终会退出历史舞台，即“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历史随之将会进入全新的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阶段。那时，生产力水平将实现高度发展，并在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建立起全新的生产关系，而这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将为形成合理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奠定基础。在这个全新的阶段，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或者如恩格斯所说的，这个阶段的生产将是“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

　　马克思关于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置于人的“共同控制”之下的论述，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批判。很多学者由此将他视为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者。按照这种理解，马克思只是强调了人对自然的操控，而忽视了自然对人的限制。这种理解完全误解了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明确指出，为了避免成为“自然力”的牺牲品，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社会主义阶段或共产主义阶段，人类仍然要与自然“搏斗”，即仍然要通过自己的活动控制和改变自然。问题的关键在于，破坏自然的不是人类改变自然的劳动，而是特殊形式的“劳动”，“对自然的不断增长的破坏，不应被简单地反过来视作人类对自然的不断增强的控制和支配的一个结果”。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于资本的增殖而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异化根本不同，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人类由于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和历史发展的主人，从而能够在人类自由与人类需求和潜力得到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来重新建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自身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此而言，马克思的生态方案是一种指向“改变世界”的革命性方案，并且，由于将革命的目标指向形塑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大厦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关系无疑是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一切由资本主义引发的灾难性后果的最深层次的根源，故而马克思的生态革命是彻底的。这一彻底的革命性方案告诉我们，生态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只有彻底铲除其由以产生的社会制度根源，方可建立起真正合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马克思将颠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路径，绝不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合理化会随着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而自动地出现，而是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合理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视角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生态问题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于发展方式不合理、观念认知偏差等原因造成的。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并持续开展生态教育，无疑抓住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马克思实际上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转变之互为前提的关系，即“正如人类与土地之间关系的转变——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是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必要前提一样，合理地调节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也被理解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前提”，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化本身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与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化交互作用、一体推进，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课题。

　　（作者：许恒兵，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教授，南京市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迪，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副教授）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