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命题，这是既继承了历史传统又指向未来的重要论断，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更为重要的价值。回顾百年学术史可以清晰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二者关系的讨论与争论，一直是知识界的重要话题，从未间断。1899年，《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大同学》一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登陆中国。几乎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便遭遇了本土文化的抵制与排斥。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甚至成为新文化论争的焦点。时至今日，二者关系之争已达百年之久，虽“由于时代条件变换，时起时伏，时隐时显，时高时低，但从未断绝”。尤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呼唤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这一“中国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老问题，再度引发了不同价值维度的关注，直接关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因此，系统回顾与深度反思学术史上二者关系的百年论争，探究学术界所形成的“异质冲突论”“有限共生论”“吸纳融合论”与“二维发展论”的基本主张、内在逻辑与精神实质，不仅有助于认识“历史如何向我们走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且有助于新时代更好地坚持与践行“第二个结合”。

　　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语境下，长期以来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强烈冲击。中西“体用之争”与“科玄之争”相互交错与影响，逐渐削弱传统文化的政治与社会威权。在中西对峙与多维冲突中，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但焕发无限生机的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反传统的批判姿态传入中国。初入中国之际，马克思主义遭遇的即是敌视诸般外来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碰撞的历史剧随之上演。守旧的儒者批判马克思主义为“异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反斥传统文化为中国前进的“负累”，二者各执一端，均以对方不具有助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同质化价值为基本判断，批判与否定对方。这种关于二者关系的“异质冲突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并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期；直至2004年，中华文化学者们《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某种“和解”的出现。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研究，而原来的“尊儒（儒学）反马（马克思主义）”者转向了“只尊儒不言马”的理路。“异质冲突论”的一大阵营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一氓、蔡尚思、司马孺、余仁为代表，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贯穿了整个20世纪，这百年又分为两个时段。

　　20世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中国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悲惨局面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挂钩，认为儒家传统中的宗法制度、政治观念与经济伦理是中国落后不可忽视的原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代表了整个社会前进的趋势。例如，陈独秀批判“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是“封建制度之遗”，认为旧道德建立在宗法社会基础上，其“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反观马克思主义，它是为人类求解放的思想体系，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新的方向。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彼此调和、并存共生的空间。李大钊则断言中国文明存在严重的弊病、中华民族的命运岌岌可危，中国必须适应世界新的潮流，由此得出中国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持续至20世纪末，此种异质冲突思维在少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仍然存在。1990年12月，《文汇报》发表了李一氓生前写给蔡尚思的一封信。针对当时“尊孔热”愈演愈烈之势，他在信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和关切，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孔子的教义无论如何都是水火难容的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而不是可以调和的体系（折衷主义），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二元论）”。他的观点很快得到了学界的回应。1991年，司马孺发文赞同上述观点，认为李一氓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和孔子教义的问题，实质是意识形态领域坚持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根本无法调和混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同无产阶级思想相对立的体系。紧随其后，余仁撰文指出，以孔孟思想体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一种落后的思想体系，早已宣告破产，为历史所淘汰，中国只能依靠比资本主义还要先进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

　　“异质冲突论”的另一阵营是“尊儒反马”者，包括前期的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后期的蒋庆、康晓光、陈明、盛洪、余东海、秋风等。这一群体在不同时期表现的激烈程度虽然不同，但都固守儒学的正统地位，拒斥外来的马克思主义。

　　这一阵营的态度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论述。第一阶段为20世纪2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尊儒反马”者猛烈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西学”或“外来的异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生命隔而不通，两者无法融合，儒化政治才是正途。张东荪严厉批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其“只是一场胡扯乱闹而已”。牟宗三激进地说：“马克思看历史是个阶级斗争史，唯物史观是以阶级作标准，所以他只承认人有阶级性，没有人性，没有普遍的人性”，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个魔道。”

　　1966—1976年间，中国大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总体上呈现一边倒地批判与否定传统文化的状态，“尊马反儒”的“异质冲突论”扩散至社会思想与文化领域。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缺少审慎的科学态度，深受阶级斗争思维与“文革”特殊历史时期的影响，学术意义有限。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新儒家依托改革开放后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现实，借力民族主义勃兴下“国学热”的浪潮，致力于争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除了海外新儒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陆新儒家学派。大陆新儒家学派的发端可追溯至1989年，以蒋庆在台湾《鹅湖》杂志上发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长文为标志，正式出场则是2004年7月的贵阳儒学会讲。该学派的核心理念是以儒学、儒教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复兴儒学、儒教，在方法论上具有非此即彼、绝不相容的单线特征。蒋庆在1989年就提出“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成为当今中国大陆代表中华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2006年表示“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二者不可得兼”，2010年甚至主张“以儒学的政治信仰来作为中国的宪法性原则”，由此形成了“去马化”与“儒化中国”的系列构想。康晓光于2004年公开提出“儒化中国”论，并提出了“双管齐下”实施策略——儒化共产党，使其成为儒士共同体；儒化社会，“把儒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把儒教确立为国教”。同年，陈明提出了“鹊巢鸠占”说，认为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本应该是儒学，现在却被马克思主义占据。

　　在国内学界这两大阵营之外，还有很多国外学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二者在本质上相斥冲突的观点。在美国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看来，中国儒教的反职业化价值取向阻滞了中国走向现代化，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已经终结，只能作为博物馆的历史收藏物而存在，而其终结者是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阻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

　　总体观之，“尊马反儒”者顺应时代需要，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性与中国意义，但忽视了延续社会历史发展所必需的传统要素，断言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产物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丧失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对其采取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在模糊民族主体性甚至陷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同时，掉入了机械历史决定论的陷阱。“尊儒反马”者抱持强烈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意识，却无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和道义性价值，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现实功绩，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化约为“侵入中国的异族文化”，忽略中国从传统至现代叙事语境的变迁，最终步入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一意孤行地将自身建构成“传统文化乌托邦论者”。两种观念的二元对立与对峙冲突，在政治上鲜明地呈现了“一个崛起的现代政党—国家意识形态与衰颓的中国古典意识形态之间的历史交替关系”。

　　“异质冲突论”的观念或思想脉络从未中断，但在现实势能表现上却呈现时强时弱的态势。这种态势与另一种观点形成一种嵌入式的互补特征，即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伴随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而不断扩大自己的势能——逐渐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时，对二者关系的讨论逐渐转向了“有限共生论”：立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统领下，不再用一种革命化的方式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价值取向，秉承“古为今用”原则，在“为我关系”之中对传统文化作批判性分析、甄别与挑选，从中寻找可为马克思主义所用之处，表达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有限承认。

　　“有限共生论”在学术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时间节点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延至当下，批判继承成为贯穿其中的核心话语。“批判”与“继承”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主导性，但即使在特定阶段批判所占的分量再重，传统文化仍然不是被全盘否定的，其中有限的价值资源依然被提及并被讨论。时至今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文化继承方针的确立，批判继承的话语仍在不同语境中频繁出场。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侯外庐等为代表，他们认同传统文化的资源价值，认为应该区分其精华与糟粕，并加以批判继承。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过程中，着重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提出对待传统文化应该始终坚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批判性方针。这种发扬民主性精华为当代社会服务的主张，本质上坚持了从政治立场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评判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唯物史观立场，尽管较为宏阔且审慎，但改变了近代以来片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偏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确认与肯定。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范式研究中国思想史，试图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内生的现代性因素。

　　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关于传统文化应为马克思主义所用的研究逐渐增多。冯友兰较早关注这一问题，他提出以抽象继承的方法来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即以继承性为标准明确区分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与特殊意义。具体而言，我们要继承传统文化中带有科学性、人民性和进步性的成分，但继承过程中不能忽视其时代局限性。这就包含了对传统文化辩证性的扬弃，蕴含着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可。贺麟提出“业务与政治相结合、科学研究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观点，明确传统文化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并为其所用。吴晗也从转化吸收的角度，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诚实、勤劳等封建道德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所用的观点。

　　1966年至1976年，国内思想界受独尊马克思主义的“异质冲突论”支配。不过，同期的国外学者在此议题上却另开新貌，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在于它是中国本土的产物，“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传教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德国著名汉学家皮特·奥皮茨持类似观点，得出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儒学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有一个自然的文化心理过程”这一结论。

　　改革开放后，学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重新回归理性，着重探寻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意义。窦宗仪聚焦人性论，指出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传导下来的对人性的某些不恰当的研究，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的改造方面存在困难，而古代儒家维护了处于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之间的中庸之道，在人性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补充。约瑟夫·格利高里·迈哈内专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论，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仍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但近年来儒学思想、观念与话语已经融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魏斐德侧重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中国明清之际历史唯物主义的纯粹性。国内学者在肯定传统文化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进程具有三种价值——作为文化载体的符号价值、实现现代化的互补价值、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价值——之外，还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更体现在它作为中国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形塑社会现实，最终在改变现实的实践运动过程中完成“改造理论”本身。

　　“有限共生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作了相对充分的思考，为其现代价值的发挥提供了理论支撑，体现了对“异质冲突论”的反思与扬弃，同时表达了一定的民族文化立场。不过，这种“共生论”并非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两大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而是运用辩证统一的方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本位的政治需要基础上，重点从“民族文化的形式”层面对援引传统文化为其所用进行了讨论。它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盘”，在“以批判为先”的倾向和立场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尺审视、切割、甄别中国传统文化并对其精华加以继承。实质上，这并未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具有独立价值的文化体系或思想体系，只是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可以汲取的思想资源。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自身的活力得以释放，产生了重新认识和评估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迫切诉求，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更趋于理性和自觉。尤其是在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呈现思想融通与综合创新之势。与“有限共生论”几乎同步，出现了“吸纳融合论”——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承认传统文化的主体性，继而寻求二者互相吸纳融合，最终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观点。

　　虽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似说或相通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就得到了张申府、郭沫若等学者的认同，改革开放后，张岱年、方克立、汤一介、程宜山、张允熠等又有新的推进，但仍存在较多争议。总体来看，研究集中在二者概念、范畴、命题、内容以及更高层面精神上的相似或相同。具体而言，一是唯物论，比如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都承认社会物质条件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基础作用。二是辩证法，例如二者都认为事物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三是认识论，传统文化的“知行合一”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四是实践观，二者都承认实践是认识的源泉、途径、目的。五是人学观，二者都看重人的价值和意义，强调人的自我实现的社会历史过程。六是理想观，“小康大同”的社会愿景与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具有某种相似性。当然，在吸纳融合论中，有学者对二者本质规定性的差异仍然保持了足够清醒的认知。他们反对二者一致性的机械比附、牵强附会，指出二者既不能缺位，又不能越位，这显然是一种更为审慎的“吸纳融合”观。钱逊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无论时代内容还是思想体系，确有根本对立的一面。叶险明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广泛传播的确与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前者实质是对后者的超越。武东生等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别甚至某些对立之处，不过差异恰恰提供了二者对话交流的机缘。

　　大多数学者则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在此过程中，首要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问题。多数学者明确强调，要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思想成分。汤一介提出的“儒学马克思主义化”概念，较为隐晦地指向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二者结合的思路。与之相较，方克立则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使传统文化为我所用。在确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核心要义是着眼于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和难题，所以，应该将重点转向创造性地阐发与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新的结合点，从而走出一条“新的结合—新的会通—新的超越”的逻辑进路。

　　在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不少学者指出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的共同发展，并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以解决当前道德伦理与信仰方面存在的问题。钱逊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得出应该正确理解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真实意蕴——对待传统思想和文化要有决裂的态度，但更要在继承中对其加以发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些错误倾向。黄顺基主张把孔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以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出现的信仰危机、世风日下等问题。

　　“吸纳融合论”或曰“吸纳融合新生论”，是当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的主流思潮。它突出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一致性，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从而将传统文化中伟大的精神和丰富的智慧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化合中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社会文化建构的意识形态色彩，表达了二者思想上会通的转向，从而满足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要求。不过，“吸纳融合论”并未在学理层面充分回应如下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吸纳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理路、基本特性和具体机制是什么。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不断凸显，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安全性成为当代中国由富变强现代化征程中重要的考量因素。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引领，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以确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为基点，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具有的自在、自为的独立意义以及自主性、引领性作用在国家战略层面得以确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由此进入“二维发展”——传统文化之维与马克思主义之维——的讨论之中。这种研究将马克思主义与其生存的文化土壤——中国传统文化，置于一个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与场域中，探讨二者各自的独立价值、作用空间与发展之道，旨在使二者实现价值功能上的协同。

　　“二维发展论”所涵括的学者群体是明显的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与“异质冲突论”中的两大阵营不同，他们各自的讨论并不发生矛盾冲突，而是各自耕耘于自己的学科领域，以期完善自身、坚持自我，在包容差异中实现与对方的共存。从学科归属上看，一方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一方归属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等学科。对中国传统文化独立价值与社会存在空间的确认是二维发展论的立论前提。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否认存在糟粕的部分，但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精华“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不少学者从习近平总书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评价和系统梳理出发，不断赋予传统文化独立的现代意义。姜辉论述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主导地位）和中华文化（文明主体地位）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韩庆祥强调的实现“双方优势结合”和“双方功能互补”，都是传统文化之于现代社会相对独立化的表现。也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二者在多年的“吸纳与融合”诉求之下，开始逐渐生发出各自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凸显了不同视野下独立发展的必要。

　　具体而言，“二维发展论”的一维，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放置于现代社会的视域之中，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主体性自觉中熔铸中华文化新辉煌。首先是发展场域的探讨。儒学不能够、也不应当在政治（或国家）层面去复兴，而只能够和应当在社会和个人的层面上传承，并将之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此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应该立足于现代社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失落的语境，凸显其在生活规范与人生意义上的德性价值。其次是发展方向的探讨。在全球视域下，儒学的发展方向是对现代工具理性主导的社会加以规范、节制、调和，发挥人心匡正、人心教化的功能，并在人类共同文明创造中贡献其经过自我损益的“仁”“义”“礼”等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社会，儒学规范着伦理道德、护持着风俗习惯、支撑着精神信仰、维系着民族认同，主要作用体现在文化层面。最后是发展策略、方式与方法的探讨。总体而言，在传统文化的复兴中，知识群体是关键，社会文化是基础，中华民族的复兴和重新崛起是根本。具体来说，传统文化要实现自身的繁荣发展，应该“构建一个促进文化自我频繁接触和重复的环境，而非单纯提供介入性的制度性资源支持”。

　　“二维发展论”的另一维，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国际关系视野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建设研究。党中央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推动组织实施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背景下，广大学者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建设的研究。其中既有巩固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主张，反思苏联经验，认为公开性与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不仅导致了苏共性质发生根本变化，而且带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最终葬送了苏联，这就从反面警示我们要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有立足当前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建议，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上应该增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成分，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中予以明确阐述。这种国际共运语境中的研究，实际上也为每一民族依托自己民族特质与文化谱系寻求自身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二维发展论”并未囿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二者的主导地位之争，而是秉持自信、开放、包容、尊重与承认双方价值的思路来深化自身研究。它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地位及主流意识形态功能——尤其突出马克思主义在政治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核心作用；又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中国发展的“根脉”意义，探讨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对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治国理政尤其是道德建设层面的重要作用，表现出二者殊途同归的发展进路。不过，“二维发展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逻辑和外在功能的区分研究仍显薄弱，二者在具体实践中的协同推进策略、方式与方法等研究也有待拓展。

　　从学术史的梳理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所呈现的“有限共生论”“吸纳融合论”与“二维发展论”等论争与探讨，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放置于中国发展这一现实关照之下，都强调了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都具有强烈的“时代容涵性”和民族复兴的自觉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对传统文化的包容、尊重与积极探索“两创”路径的状况相比，大陆新儒家主张的“儒化中国论”以否定马克思主义为前提，无论在理论品格还是胸襟上都已明显处于下风。尤其是他们无视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更使其研究成为脱离中国实际的“乌托邦”。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已经基本摆脱了否定传统文化价值的彻底革命思维，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达成了基本共识。在总体上，学界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模型，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挺立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达成二者的互相成就。

　　同时还可以发现，学术界对二者关系的探讨更多集中于应然层面的“体用之争”“正统之争”以及“呼吁继承与发扬传统”等形而上学层面，更多偏重阐述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传统文化或二者相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于在实践中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对策研究相对薄弱——当然，这与对二者关系的理论研究不充分密切相关，尤其是对二者在实践层面的张力与冲突以及二者如何协同推进的对策研究更不多见。加上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出现的功利化与浅表化等问题，更是凸显了这些研究的不足。由此，学术界与政府决策部门面临着一个共同课题：如何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同时，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实现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目标？如何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这一视角去研究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价值功能？如何在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价值功能上对二者作区分与互动？这些仍是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有鉴于此，论者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将成为二者关系未来研究拓展的重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主题，将是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观照二者关系的四种论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引领下，伴随“第二个结合”的明确提出和持续深化，未来研究必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观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大势，既专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又着力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呈现问题意识强烈、时代精神鲜明、历史思维深远、国际视野宏阔、契合中华民族与人类共同发展需要的研究特色。

　　第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的品格，将呈现更多彼此包容、尊重与对话的理论氛围。在二者关系的四种论争中可以看到，虽然“异质冲突论”中部分新儒家学者崇尚儒学、排斥马克思主义，但那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个例，多数传统文化研究者能够以更客观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并正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实际影响。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而言，围绕时代任务的变迁，他们已经基本摆脱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决绝否定传统文化的文化革命意识，对传统文化之于现代中国发展的重要价值已达成基本共识，并在理论研究、文化发展以及意识形态建构等工作中将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的对象，努力探索“两创”的方法与路径。在此情势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必然从相互否定逐渐趋向相互尊重的对话状态，这可以说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的关键，将是以确保意识形态安全作为繁荣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目的之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吸收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同时，“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意识形态安全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保障和前提条件，无论我们怎样强调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都必须保持政治定力，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为前提。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必须既受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又为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贡献力量。未来这一研究领域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防止假借繁荣优秀传统文化之名有意无意忽视、贬低、儒化、取代马克思主义等弱化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之实的现象发生。

　　第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重点，将会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的制度与政策体系建构。随着二者关系论争的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学界全面评价与高度认可。因此，未来研究必然突破目前所遵循的“批判吸收”“吸纳融合”思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二者各自独立的运行方式、运作逻辑与育化机制的探讨；在持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立场的前提下，立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两种价值体系本质上不可调和的差异性，着眼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层面政治信仰的加强、社会伦理道德层面中华民族道德素养的提升，明晰二者各自价值实现的场域，制定切实可行的公共政策，从而共同完成中华文明生命更新的任务。当然，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当下还极为少见。这是不容忽视与回避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绝非简单的融合与吸收的关系，更不能囿于肯定性思维无限夸大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忽视二者本质的差异性与不可取代性。更应该清醒认识到，正是二者的差异性与不可取代性，使得两种理论体系产生理论与实践上的融合需求、领域与功能上的分工和协同推进的可能性。所以，从文化哲学、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等学科视域，严谨审视二者的关系，明确二者在具体社会实践中功能上的互补性、在社会价值观养成过程中的连续性，以及实践中相互协同推进的政策体系依托，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的又一重要进路。

　　来源：《江淮论坛》2025年第2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