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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现代化的不断深化发展，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成为一个高频词，文明问题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探讨文明问题实则是破解文明发展问题，而“回到马克思”是一条必由之路。“回到马克思”是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当中，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仔细梳理、充分挖掘、准确阐述其文明理论的真理内容和当代意义，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过文明问题，但在他们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的“新世界观”即唯物史观中却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文明理论，甚至可以认为，唯物史观本身就是真正的、科学的文明理论。因此，系统回顾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精要，阐发其在中国式现代化文明逻辑中的“魂脉”作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经历了一个“孕育－形成－发展－完善”的历史过程。按照其形成的内在逻辑，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是萌生时期，即从1841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到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发生了根本转向，发生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二是形成时期，即从1844年到1848年，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重要著作中。三是发展时期，即从1857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手稿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再到《人类学笔记》。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提出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主张和“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并将研究视域从“现代社会”拓展至人类学以及自然领域，对文明问题进行了拓展性和创新性探索。四是完善时期，即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唯物史观的通信等著述中，阐释了文明的产生、本质及其发展，驳斥了“经济决定论”。这个过程与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相一致，因而不再赘述。这里重点讨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阐释原则。

　　“所谓阐释原则，在广义的学术语境中，是指理论或学说对于其对象作出理解和把握、进行研究和叙述的基本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澄明了路径，但由于资本主义文明长期占主导地位，这一科学理论一定程度上被现代性意识形态所遮蔽，被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等所掩盖。当今中国实践已进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旧文明”和社会主义“新文明”以及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全面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一条人类文明发展新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阐释原则及其具体化运用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人民性阐释原则。这既是一个前提性或出发点的问题，也是一个最终归宿和根本目标的问题，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性质、使命和根本方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即“现实的人”。“现实的人”即“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主要是从事“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生产实践活动的人，是与“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相统一的人，亦即劳动人民。因此，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就是以人民为出发点。这是唯物史观超越以往一切社会历史理论的根本所在。以唯物史观为根基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当然也是以人民为出发点。在深入考察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基础上，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这一人类基本存在方式出发来阐释文明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根本特点。

　　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这个出发点是一个复杂的立体结构，因为“现实的人”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共性和个性、感性和理性、利益和需要、自然性和社会性以及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等维度的统一，在总体上是追求人的幸福、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从人民的需要出发。人是有需要的存在物，“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人的需要是丰富且不断发展的，人的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本质上是需要的不断丰富及其满足的过程。当然，人的需要的不断生成和实现，是一个生产实践活动的过程，既在生产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又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不断实现，因此，人的需要的不断丰富和满足，正是“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这种理解已经深入到文明本质的最深处，彰显了文明的真实意义和核心价值。

　　其二，批判性阐释原则。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是在西方现代化运动和资本主义文明迅速崛起的历史背景下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在严格的意义上是西方现代化运动的产物，但不属于资本主义文明范畴，而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批判，彰显了共产主义文明超越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必要性、必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个过程是一个批判或扬弃的过程。“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精神特质。这种批判是全面的批判，是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统一。批判性思维方式是马克思恩格斯实现文明理论根本性变革的重要途径。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是通过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建构起来的。

　　在理论批判上，主要表现为对理性主义文明理论的批判和对空想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扬弃。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形成过程中，理性是一个核心因素，理性是文明的本质，文明表现为理性的不断进步。在此基础上，黑格尔构建了理性主义文明观，强调文明实质上是理念实存。理性虽然具有把人从神学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文明意义，但以此为核心构建的资本主义文明却日益表现为“自我异化”并导致整个社会的全面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对理性主义文明理论的批判，首先是将人的本质回归为人自身，“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这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形成的逻辑起点。在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就在于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质。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及其反文明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文明状态进行了设计，其中包含着“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但在总体上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坚决抛弃了这种“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将共产主义文明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

　　在实践批判上，主要表现为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野蛮性，为创造共产主义文明的现实运动提供精神动力和方向指引。实践批判是最具革命性的现实力量，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形成的基本路径。资本主义文明曾被视为现代文明的唯一样本而备受推崇，而马克思则赞同“现代资产阶级文明是建筑在雇佣劳动的奴隶制基础上的”这一观点，认为“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现实批判中，异化劳动是一个核心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异化劳动具体表现的分析，深刻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本质、根源以及扬弃之路，提出了“工人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强调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是对人的全面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

　　其三，彻底性阐释原则。基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问题的考察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等经济因素作为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然不是唯一的因素，而是“归根到底”意义上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基于这个基本立场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生产力置于文明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地位，将生产力看作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或以文明的程度描述生产力的进步状态，因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成为文明的核心要义，生产力是“文明的果实”，甚至将文明与生产力直接等同起来，“文明的一切进步”即“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这种阐释具有彻底性。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终极性阐释原则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两个必然”理论中，生产力发展是根本的依据。资本主义文明终将被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所代替是“铁的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的实现必须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条件。这是上述思想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二是文明发展目标的崇高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中，文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文明，而共产主义文明的实质或核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或“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无论是共产主义文明，还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抑或是“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都是人类的崇高理想，是文明的高级形态。在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理论中，没有比这更高尚、更美好、更令人憧憬的文明发展目标。当然，这并不是说共产主义文明是一个一成不变的静止状态，相反，它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其四，过程性阐释原则。过程性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马克思在充分肯定黑格尔的过程性思想时，强调应该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恩格斯认为，马克思这一思想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并将其理解为“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域中，文明是一个过程，一个“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这种揭示起码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揭示了文明发展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在总体上，在根本趋势上，文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要人类存在，文明的河流就不会断流，但它又具有阶段性，是各个阶段依次递进、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对文化阶段的划分，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而文明时代又囊括了三种依次递进而性质又基本一致的文明形式。无论是社会形态的更迭，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共同体的演变，从“原始的共同体”到“虚假的共同体”再到“自由人的联合体”，抑或是人的发展进程，从“人的依赖性”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自由个性”，都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二是揭示了共产主义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文明是一定历史阶段的文明，“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随着“真正的分工”的出现和不断发展，“文明时代”必将被历史的烟尘所淹没，代之以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这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但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个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主动“改变世界”的实践过程。

　　其五，整体性阐释原则。首先表现为马克思恩格斯是一个整体，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哪一个人的理论，而是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共同创立、发展和完善的理论。最确定无疑的根据是，作为阐发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最重要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马克思《资本论》遗稿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作的，他们以整体的方式阐释了其文明理论。当然，这只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整体性阐释原则的一个侧面。最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以社会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来考察和阐释文明问题。

　　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社会是由各种要素组成的，是各种要素的集合体，社会发展不是哪一个要素的发展，而是社会整体性发展。整体性发展即全面性发展，是社会各要素、各部分、各领域协调发展、共同发展。其中，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基本制度是社会有机体的骨骼结构，必须以整体的方式看待它们的矛盾运动。作为社会的进步状态，文明也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必须以整体的方式把握其本质与发展，推动文明整体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社会有机体理论，以整体性的思维方式阐明了“文明何以产生”“文明何以存在”以及“文明何以发展”等问题。马克思把文明看作一个综合性、整体性的进步状态，在强调生产力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认为文明内在地包含着文化、精神等因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也是如此。恩格斯将自己的理论视野从现代社会扩展至自然界，揭示了自然界无限发展的辩证图景，特别是阐明了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的转化过程和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从而将生态文明纳入整体性文明之中。马克思晚年之所以从人类学意义上研究文明问题，既是基于唯物史观、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也是基于文明发展的整体性。总之，文明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真正的文明只能也必须是一个整体性的文明形态。

　　关于唯物史观，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这段话十分精辟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从而确认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根基：唯物史观，或干脆地说是“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与以往一切文明理论特别是唯心主义文明理论的根本不同之处。梳理、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基本内涵，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根基。循此路径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的体系，内容丰富深刻，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文明产生与发展根源于“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文明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事情”。在生成、发展的意义上，实践是“人的感性的活动”，即“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文明的真正源头和根本动力。在马克思的早期语境中，文明即文化形式，文明与文化几乎同义，但马克思很少从正面使用“文化”一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他对唯心主义文化史观的抗拒。唯心主义文化史观坚持的是一种“观念的历史叙述”，把文明的产生、发展归功于人的头脑的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而唯物史观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即“现实的历史叙述”的道路，将文明的产生、发展看作一种实践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必然结果。

　　“现实的历史叙述”从“现实的人”的现实需要来解释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动机，将物质生产活动看作文明创造、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本方式。人们“创造历史”的过程即文明生成的过程，而“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显然，物质生活的生产是文明生成的根本性因素。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如果人类不能“活着”，哪有什么文明。同样，物质生活的生产也是文明进步的根本力量。文明是属人的，从根本上表征着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取决于物质生活生产或进行物质生活生产的物质条件，“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物质生活生产能力极为有限，物质生产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进行，人的活动和交往受到极大限制，从而呈现出“人的依附性”的文明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工业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化生产，物质生产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人的活动和交往具有世界性。尽管“物的依赖性”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实，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人的独立性展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意义。同样，新的、更高的文明形态只能建立在新的、更高的物质生活生产水平的基础上。

　　其二，文明是一个开放的发展过程。当资本主义文明将自身看作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而终结人类文明史时，也使自身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并预示着自身历史的必然终结。一种文明一旦将自身封闭起来，其生命力就会枯竭。文明不是一种既定的、一成不变的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实践是一个永恒的发展过程。文明是实践的产物，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对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阐明了一种客观事实：“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实践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交往的不断进步。当然，交往也是一种实践。人的交往本质上是文明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既是不同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创造与积累，也是通过交往而相互增益、共同发展的过程。因此，文明具有开放性，是在开放中实现创新发展的。开放发展实质上是不同文明通过交流互鉴而实现包容性发展。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地域界限被打破，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因而，“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这个不断发展的交往过程，就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开放包容、融合发展的过程。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品格，既坚持自己的主体性，又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文明的有益因素，从而实现自己的创新发展。

　　其三，文明发展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文明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为人类生活的进步状态或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进步成果，集中体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内在地包含着价值体系、观念体系和意识形态。各个文明及其发展虽各有特点，但在总体上必然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马克思有一个经典论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当然也支配着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因此，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才能全面把握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才能全面把握文明发展的实质内容和基本规律。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基本要求。这里着重指出两点。

　　一是文明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根本动力。“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同样，文明随着生产力以及社会关系的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文明。生产力发展是文明发展的根本前提，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生产关系的变革，就没有人们观念体系、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跃升，就没有文明发展。这一点在“文明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只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才能消灭贫困并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才能使社会趋向真正的文明，否则，“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另一方面，只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才能形成普遍交往，只有在普遍交往中或通过普遍交往，文明才能交流互鉴、创新发展并超越民族性、地域性界限而成为人类的文明。

　　二是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文明的内涵极为丰富，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以及贯穿其中的制度文明等，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最基本的内容。因而，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推动两者协调发展，是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路径。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总和。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是统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是统一的，两者协调发展对于文明发展具有基础作用、动力作用。因而，“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只有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或只有精神文明没有物质文明，文明都是不完整、不真实的。人类文明趋向共产主义文明，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因此，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实际上体现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发展与变革，生产关系发展与变革推动上层建筑的发展与变革，从而推动人类文明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其四，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文明进步的主题。文明不仅是实践的事情，还是“社会的素质”。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文明归根结底体现为每个人的素质，文明发展是每个人的发展。在此意义上，文明问题实则是人的发展问题，是“创造历史”活动的主体向度及其价值和意义问题，而人的发展又构成文明形态更迭的实在内容和内在动力。唯物史观聚焦人的发展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关注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即文明问题。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文明的具体呈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是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而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人从自然、社会和自身解放出来，“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其最终目标是每一个个人“自由个性”的充分发挥。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深刻之处不在于阐明了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何以必要、何以必然的问题，而在于洞悉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条件和方式，指明“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现实的手段”主要是指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置于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坚实基础之上，指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共产主义文明以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内容和根本标识，只能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因此，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一“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必须借助于共产主义实践。共产主义实践“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以唯物史观为根基，以建立共产主义文明为根本方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涉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以及贯穿其中的制度文明等各个方面，具有整体性，是一个系统的、实践的科学理论体系，体现了理想性与实践性、阶级性与人类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系统性与发展性的统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一，理想性与实践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理想因素，即暗含着价值设定和终极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无疑具有理想性，但这个理想不是空想，不是“人类理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们对自然的影响的发展”，而是以实践为基础或实现方式的“现实的个人”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具有理想性。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既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本质的揭示和批判，更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光明前景的向往和展望。从时间上看，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共产主义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文明形态，它不仅终结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终结论”，而且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广阔前景，展现的不是过去时、现在时，而是基于实践发展的未来时。从内容上看，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共产主义文明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内核和基本原则，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目标。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得非常清楚：“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就是说，在外部世界为个人本身所驾驭之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仍然是理想。显然，这不是过去时、现在时，而是未来时。

　　实践性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根本特点。文明的根本属性是实践性，是实践的事情，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叙事方式是“实践史”而非“观念史”。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文明理论的根本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其区别于其他一切文明理论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从“人类生存的前提”即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阐发自己的文明理论。物质生产实践既是文明产生的根源，也是文明发展的动力。就此而言，物质文明是文明最基本的内容，具有归根结底的意义，其发展状况从根本上影响并决定着其他文明要素和文明整体的发展程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及未来趋向进行深刻分析和批判，实现了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对创造文明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二，阶级性与人类性的统一。近代西方文明史观除了坚持“观念史观”外，另一个重大缺陷是坚持“英雄史观”，将文明进步归结为少数英雄人物的主观努力。与“观念史观”一样，“英雄史观”属于“观念的历史叙述”，是唯心主义文明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则坚持“人民史观”，将文明进步归结为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认为“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也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尽管文明的内涵极为丰富，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丰盈是基本内容和具体表现，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人民，因而，文明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文明进步的主体力量。

　　文明的人民性也就意味着文明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人民性是以阶级性为基础的，没有阶级性，就无所谓人民性。在“文明时代”，“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资本主义文明不是资本创造的文明，也不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文明，而是劳动异化的集中呈现——工人阶级创造的文明成果被“有产者阶级”据为己有，“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资本主体性取代了人的主体性。因此，在“文明时代”，文明进步和阶级对抗是同步进行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无产阶级只有占有自己的文明成果，才能充分发挥主体性和先进性，创造更高、更先进的人类文明。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按照这个逻辑，根据文明形态依次更替的基本规律，共产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形态，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真正实现。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阶级、国家以及剥削、压迫、阶级斗争等都不复存在，每个人的“自由个性”都得到充分发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价值旨归。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既站在人民立场上，也站在全人类立场上，维护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追求人类共同体中所有人的幸福与发展。这样，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民性、阶级性和人类性的高度统一，从而克服了以往一切文明理论的狭隘性和偏颇性，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其三，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阶级性与人类性的统一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必然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是两者的有机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以批判性为前提，或者说内含着批判性。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肯定了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但始终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资本主义文明，通过历史、现实和未来三重维度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两重性：文明与野蛮并存。这种辩证思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考察，揭示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唯独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坚持了辩证法思想，就是说，现代历史是文明和野蛮不可分割的历史”，从而实现了对待“文明时代”立场和方法上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两个必然”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且这个规律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但它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尽管“资本主义的野蛮胜过任何文明”，但一方面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旗帜的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极端伪善性，以自由平等的买卖关系掩盖了阶级剥削、压迫关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以殖民、掠夺、战争等野蛮手段迫使非西方国家“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从而建构起“支配－从属”或“中心－边缘”的世界“文明”体系。因而，共产主义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是一个必然的但极为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既受客观规律的支配，也需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进行广泛、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是文明型政党，在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坚决性、彻底性和引领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中，批判性以辩证思维为引领。批判是肯定与否定的统一，是在打破旧世界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在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野蛮”的批判中建构起了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共产主义文明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基础，但又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从根本上否定了私有财产，彻底解决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自由自觉的劳动回归人的本质，从而形成了“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过程是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因此，建设新文明不是对旧文明的完全抛弃、全盘否定，而是辩证的现实运动，在批判的基础上，把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然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

　　其四，系统性与发展性的统一。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和之后，西方历史上曾产生过诸多文明理论，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文明理论以及汤因比、雅斯贝尔斯、亨廷顿等人的文明理论，这些文明理论要么没有系统性，要么将人类文明看成凝固的、永恒的封闭状态，从而缺乏科学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实现了文明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建构起一个科学的文明理论体系，深刻阐明了人类文明的本质特征、基本规律、实践要求和光明前景。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以“文明时代”为时代背景，以对资本主义文明本质的揭示、批判为路径，以建设共产主义文明为方向，在实践的基础上回答了人类文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建了一种科学的文明发展理解范式。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站在全人类立场和人类文明制高点上，指明“共产主义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其核心内容和根本价值取向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从而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及其实践要求；以对人类文明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考察和对资本主义文明本质的深刻揭示为基础，确认“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从而论证了“自由人的联合体”取代“虚假的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得出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科学结论；强调文明形态多样性和文明发展趋向一致性的统一，指明文明发展是“一元多线论”而非“单一线性论”，文明发展道路不是单数而是复数。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与时代俱进、与实践同行，不断借鉴吸收全人类最新文明成果，实现创新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因此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代的理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也是如此，“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针对海因岑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的教义”的错误观点，恩格斯尖锐地批评道：“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之所以成为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科学理论，就在于它从未停止对人类文明发展问题的思考，以理论创新推动文明创新实践。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贯彻于实践之中，强调“无产阶级用事实表明，它是而且只有它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初步回答了在落后国家为何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重大问题，推动和指导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创新实践。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忠实继承者和开拓创新者，守正创新，不断探索、开辟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科学回答了何为社会主义文明、为何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谱写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新篇章，开辟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新境界，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创新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科学反映了文明时代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问题和呼声，一经产生便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从而获得了世界历史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没有过时，仍然充满了旺盛的生机活力，对于建设共产主义文明，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对于在世界历史背景中以全面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其一，对人类文明发展基本规律的揭示，夯实了建设共产主义文明的动力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历史活动，“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揭示了人类文明不断迭代升级、曲折前行，从野蛮时代上升为文明时代、从低级阶段上升为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得出了共产主义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一场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文明之所以具有现实性，就在于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指向，体现了人类文明演进特别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克服了传统生产方式“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的局限性，实现了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文明形式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文明形式的跃升，但不仅没有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自由，相反却使现实生活世界笼罩在“拜物教”的迷雾之中，使人陷入主体性丧失的境地。显然，这种文明形式具有与生俱来且自身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其历史的终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但这种终结不是文明的终结，而是被一种更高、更先进的文明形态所取代。这是一个根本转变，它不是具体制度的简单更迭，而是整个社会的根本改造，是文明形态的革命性重塑，虽然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阻力甚至惊涛骇浪，但这既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也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崇高理想。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为这个目标不懈奋斗。因此，坚定共产主义文明理想，以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建设“自由人的联合体”，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初心使命。

　　其二，对文明发展美好图景的擘画，明确以追求人类真正普遍的幸福生活为前进方向。古往今来，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共产主义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发展的最高形态，就在于它以全人类真正的、普遍的、恒久的幸福生活为终极目标和实质内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际上是人类幸福生活的最高呈现。人类幸福生活不是哪个人或哪些人的幸福生活，而是全人类的幸福生活，即“每一个个人”的幸福生活。在这里，“自由”是理解人类幸福生活的一个关键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中，“自由”与“幸福”紧密相连，两者在内涵和指向上是一致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自由个性”的充分展开。没有“自由发展”就没有“全面发展”，没有“全面发展”也没有“自由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有人将这个论述诬称为“乌托邦”，但实际上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自由发展、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的原则性论述，体现了共产主义文明的价值旨趣——自由王国。在自由王国中，幸福生活之所以是一种普遍样态，不仅在于生产力高度发展而造成一切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也在于人的“自由个性”即人的创新精神、创造能力的充分发展，还在于对自由的分配更加公平公正。

　　在“虚假的共同体”中，异化劳动给人们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痛苦。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有人的全面发展，才有真正的、普遍的幸福生活。“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亦即共产主义文明，或者说，共产主义文明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社会组织形式。当今，“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一个理想，是一个奋斗目标，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现实的历史任务。“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但却是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重要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就是把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幸福放在首位，走出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文明道路，努力建设普惠包容的幸福社会。因此，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一个重要的现实任务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者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为根本指导，造福人民、造福世界、造福全人类。

　　其三，对资本主义文明野蛮本性的批判，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自觉和文明自信。共产主义文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曲折发展、步步推进、久久为功的漫长过程，它“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转变时期，马克思称之为“第一阶段”，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这个转变时期的初始环节。在这个意义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迈出趋向社会主义文明的坚实步伐，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在当代的创新实践，因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自觉和文明自信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

　　文明自觉是对自身文明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前途有清醒的认识，知其从何而来、现在何处以及将去何方。文明自信则以文明自觉为基础，是对自身文明传统、发展道路以及未来美好发展前景的认同和信心。文明自信既是历史的逻辑使然，也是不同文明比较的结果。历史地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厚德载物，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不断丰富人类文明宝库、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现实地看，这种比较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比较。这种比较既是历史的纵向比较，即资本主义文明为社会主义文明创造条件，也是现实的横向比较，因为两大文明目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于同一时空之中。需要指明的是，虽然历史已进入21世纪，但在总体上仍然处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明的“文明时代”，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野蛮本性的揭示与批判仍然有效。就是说，资本主义文明性与野蛮性的统一体仍未破灭，还会存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克服资本主义文明的野蛮性及历史局限，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就此而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自觉和文明自信就是坚定社会主义文明自觉与文明自信，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这种超越具体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对以资本为中心、共同富裕对两极分化、全面发展对片面发展等多维度的超越，其实质是文明对野蛮的超越。

　　其四，对西方现代化文明观的扬弃，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独特价值。资本主义文明是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性成果，集中而深刻地体现了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观。西方现代化文明观的核心是以资本为中心，资本逻辑即其文明逻辑，尽管它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但其野蛮性或反文明性日益凸显。在此意义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自信，就是要以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的文明观，深刻而具体地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文明观是在“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形成的。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中，“第二个结合”体现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基因相结合，对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文明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既没有脱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也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的中国特色，它立足于中华文明，又以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为前提，特别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为指引，不断开辟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新境界。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内容丰富、旨宏意深，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具体运用和时代拓展。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主性文明观。迄今为止，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以西方现代化为主轴的，而西方现代化以殖民、掠夺甚至战争等为手段，强迫一切国家和民族采取其文明形式，从而造成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世界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虽然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在总体上是西方现代化，具有较强的依附性或附庸性。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一条独立自主的新路，始终将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二是整体性文明观或全面文明观。西方现代化奉行的是单一的文明观，片面追求物质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追求“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共同发展。三是全球性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人民，具有全球视野和人类情怀，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事实上终结了“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奇谈怪论。简言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是一种全新的文明观，是符合世界人民普遍关切和全人类根本利益的文明观，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观。

　　其五，对文明演变具体道路的构想，推动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建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不仅揭示了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还对文明发展的具体道路进行了设计，即以现代化方式推动文明发展，以文明超越野蛮，克服“文明－野蛮”二元论的文明模式，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它“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相对于西方现代文明而言的，是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力量的呈现，是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本路径是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在这个过程中，“第二个结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既要使中华文明成为现代的并始终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又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并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以“两个结合”建构起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与文明创新的自主能力，从而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作者简介：张三元，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