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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生产”是马克思在建构共产主义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过程中提出的重要范畴。长期以来，学界围绕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思想内涵、形成过程、重要特征、时代价值等方面的内容展开广泛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深化对该领域问题的研究，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引导人们更好地学习、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有必要分析和把握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建构的多重视域。

　　与之前的思想家总是从抽象概念、普遍范畴、思辨理性出发来解释人类精神生产活动的历史不同，马克思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深入考察了社会分工与人类精神生产活动之间的历史联系，由此将精神生产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唯物史观基石之上。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具有历史性。不同的历史阶段，精神生产的内容和形式也不相同。对精神生产的考察并非对一般范畴的考察，而要结合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形式来加以认识和把握。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分工的水平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进步及其精神生产的状况，“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1]（P521），“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2]（P534）。随着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相分离，分工成为真正的分工，由此形成了不同所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精神生产的历史。

　　在分工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分工，即分工还主要限于物质生产领域的时期，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处于萌芽阶段。这一时期，人们依靠狩猎、捕鱼、畜牧为生。农业生产以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为条件。出于对自然的依赖和崇拜，人们通过图腾、壁画、歌谣、神话等形式表达精神需求。此时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尚未分离，语言文字尚未成熟，艺术、宗教、科学等精神生产活动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分。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社会先后出现了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与农业、商业与农牧业相分离的三次大分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在古典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中，精神生产分化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马克思指出，城乡分离带来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最大的一次分工。“与此同时出现的是意识形态家、僧侣的最初形式”[3]（P534）。起初意识形态家、僧侣生产的精神产品为奴隶主们专属，奴隶无从享受精神生产成果。随着社会生产与分工的扩大化，普通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有了精神上的追求，精神生产的范围开始扩大，精神产品也不再为统治者专享。封建社会时期，农民、行会师傅、帮工、手工业者摆脱了与贵族和地主之间简单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在从事物质生产的同时，可以根据自身的爱好和兴趣进行部分的精神生产。正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于本行专业劳动和熟练技巧还是有兴趣的，这种兴趣可以升华为某种有限的艺术感。”[4]（P559）但在社会的总体分工体系中，以提出思想观念为特征的精神生产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家们创造出一系列法律、宗教、制度、思想以及观念，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统治服务。

　　资本主义时期，分工由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转向机器大工业主导的社会化大分工。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劳动生产效率的普遍提高，推动了社会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实现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增殖，资本家不仅雇佣科学家、发明家推动技术革新，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而且雇佣思想家、艺术家推动精神文化的工业化生产，通过精神生产的流水线操作，制造利润丰厚的精神文化产品。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这种被迫的分工与异化的劳动割裂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现象，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自愿的分工替代了被迫的分工，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精神生产。

　　不难理解，精神生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永恒主题。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社会分工的程度不同，精神生产的表现形式及其发展的性质也各不相同。从社会分工的视角考察精神生产的历史，构成了理解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一条主线。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论域中，亚当·斯密将劳动划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视精神生产为“非生产性劳动”，认为精神生产不能与物质劳动一样创造价值。萨伊批评斯密“无形劳动不生产财富”的观点，提出了效用价值论。萨伊认为任何可以创造效用的物品都具有价值，医生、教师、法官等精神生产者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产生实际的效用，也属于生产性的劳动。李斯特在批判斯密的观点时提出“精神生产力”概念，强调精神生产具有“生产性”，科学家、艺术家等精神生产者创造出来的“精神资本”有助于以更少的社会劳动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对于萨伊和李斯特对斯密的批评，马克思给予了肯定，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对精神生产的片面理解，将“精神生产”置于生产主义批判的语境之中，聚焦“生产性精神生产”和“非生产性精神生产”的类型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弊端，提出了代替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自由精神生产理论。

　　生产性精神生产是创造剩余价值的精神生产。生产性精神生产与生产性劳动紧密相关。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既可以是生产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性劳动，区分二者的关键就是能否带来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性”体现为资本主义的增殖性，即“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并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生产条件所有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5]（P144）。所以，生产性精神生产是只有在“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中才存在的一种精神生产形式。马克思以弥尔顿创作《失乐园》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指出当弥尔顿创作该书时，写作是他能动的天性表现，他是非生产者，而当他以书卖钱成了商品交易者时，他就是生产劳动者。因而，在生产性精神生产中，资本家通过雇佣精神生产者进行精神生产，然后将精神生产者所创造的精神产品拿到市场上进行售卖，其目的是实现资本增殖，所以，他们的产品“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6]（P432）。这种情况下，精神生产内蕴的真善美让位于资本的增殖逻辑，精神生产的“精神性”和“价值性”被抽离，逐利成为生产性精神生产的唯一目的，马克思由此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产的物化现象和异化本质。

　　非生产性精神生产是不受资本逻辑控制、没有雇佣形式的精神生产，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精神生产。非生产性精神生产不以追求精神产品的剩余价值为目的，精神生产者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进行精神生产，能够将自身的情感注入精神产品，赋予精神产品以“精神性”和“价值性”。马克思认为，作为精神生产的本然和应然的状态，自由的精神生产过程也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过程。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缺乏发展的“自由时间”，自由的精神生产只能被“剩余劳动”所代替。消除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异化，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通过不断缩短物质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让人们拥有更多的发展人的各种能力和满足精神需要的“自由时间”。马克思强调：“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7]（P379）因而，要实现非生产性精神生产，必须保证精神生产者有足够的“自由时间”。

　　马克思将纳入资本流通环节的生产性精神生产作为批判的对象，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资本属性和剥削本质，而且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精神生产的“生产主义”分析范式，明晰了精神生产要坚持“面向人的自由发展，激发了人们在精神生产活动中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使人能够按照自己的设想和意愿生产出更多样化，符合‘美’的规律的精神产品”的方向。

　　马克思在研究精神生产的过程中，不是孤立地就精神生产研究精神生产，而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将精神生产置于社会全面生产的整体性视角下予以把握，深入分析了人的自身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所构成的社会全面生产系统，诠释了精神生产与社会全面生产之间的有机联系，进而阐明了精神生产的内在规律性。

　　在马克思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8]。“现实的人”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前提。作为自然界中的类存在物，人首先必须满足自身的吃、喝、住、穿等需求，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精神生产活动。但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有精神需要。作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主体，人总会向自己的类活动提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人是社会生产的主体。离开“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9]（P16），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便失去了主体。为了生存和实现“自身的生产”，人类一刻也离不开物质生产。另一方面，精神生产说到底是关于社会意识的生产。人类通过政治、道德、法律、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等不同领域的精神生产，提高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质，促进社会物质生产。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社会关系的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关系、精神生产关系和人的交往关系等），反过来又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形成一定的制约。对此，马克思指出：“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10]（P49）

　　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从整体性视角揭示了精神生产由物质生产所决定，同时对人的生产、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具有一定的反作用的普遍规律。一方面，一定时期的物质生产力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定时期的精神生产力水平。倘若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也就无法从根本上保证精神生产者的数量增长，从而无法保证精神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精神生产的发展关系着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进一步影响到物质生产资源的开发、物质生产能力与物质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政治、法律、宗教、哲学、艺术等精神生产的内容由经济基础决定。当精神生产的内容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精神生产就会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反之，当精神生产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时，就会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在阐释精神生产普遍规律的同时，马克思还以艺术为例，生动地说明了精神生产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不平衡性的特殊规律。马克思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1]（P51）此外，马克思阐释了精神生产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强调精神生产要符合美的规律，指出“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2]（P274）。

　　概言之，人的生产是精神生产的前提，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的基础。人在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中形成特定的物质生产关系与精神生产关系，特定的物质社会关系、精神社会关系又反过来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产生促进或制约的反作用。马克思正是将精神生产作为社会全面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视角廓清了精神生产与社会全面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而清晰地说明了人类社会精神生产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

　　马克思不仅从社会层面将精神生产置于社会有机体中加以研究和考察，而且从个体层面关注精神生产对人的发展、人的精神世界建设的推动作用，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视角，深刻地论证、阐释和彰显了精神生产的价值。

　　精神生产作为人所特有的实践活动，是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人不仅如动物一样具有物质需要，还具有动物所没有的精神需要。精神生产对于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精神生产为人们提供各种精神文化产品，拓宽了人们的认知视野和精神境界。在精神生产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将自己的情感、思想和对美的感悟融入精神产品之中。人们在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引起情感共鸣，满足情感和心理的需要。不仅如此，精神生产推动了人们之间的精神交往。人们通过精神交往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共识。精神生产还通过创造优秀的精神产品，提升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与审美水平。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结合人的发展的历史进程，分析人类社会精神生产发展的历史，洞见了人类精神世界建设的理路。在人对人的依赖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下，人们的生产活动比较单一，生活范围比较狭小，把自己的精神世界交给身外的“他者”支配，通过雕刻壁画、岩画、象牙等精神产品表达对自然界的理解，借助图腾崇拜、灵物崇拜、神秘信仰来表达情感，通过巫术、歌谣、祭祀、舞蹈等方式开展精神交往。在人对物的依赖阶段，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精神交往得以扩大，精神世界得到丰富。但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之下，精神生产往往被抽离了“精神性”与“价值性”，在市场交换的过程中沦为创造剩余价值和奴役人民思想的工具，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它们“把粗陋的物质捧上宝座，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13]（P505）。人们追求占有更多的精神产品使得“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14]（P107）。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的本然状态，乃是人类自由自觉的感性实践活动，是不受肉体需要影响和资本逻辑控制的“真正的生产”。人类正是通过精神生产不断展现自身的本质力量，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提升自身的智力、道德和认知水平，朝着全面而自由的方向发展。当人们能够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精神生产并满足多样化的精神需求的时候，人的精神世界将得到极大丰富，智力水平、道德水平、认识水平、思想水平会得到极大提升，自由个性与全面发展将得以充分彰显。人不仅能够欣赏到大自然的美，还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改造世界，实现精神世界的充盈与精神上真正的解放。

　　精神生产理论是确立唯物史观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的历史、精神生产的类型、精神生产的规律、精神生产的价值的阐释，遵循历史与逻辑、理论与现实、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思想方法，构成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雏形。厘清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建构的四重视域，不仅能够有力回击西方学者将马克思的理论立场简单提纯为“经济决定论”“生产力线性决定论”的错误观点，也有利于把脉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形成背后的精神病理，运用精神生产理论指导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引导人们认识和克服精神危机，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作者简介：毕天良，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邓纯余，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