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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层面出现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问题，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在此背景下，中国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并着力于加深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这促进和带动了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观点的研究和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下，全球化是不同国家、民族展开深度交往的过程，“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因而，“世界历史”理论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解析全球化问题的重要理论。《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蕴含了大量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

　　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业已全面展开，并充分暴露了其在社会发展领域造成的系列问题，因而马克思对其展开了批判性研究，并对其产生的系列难题进行了科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超越西方现代化，为人类提供新的现代化选择，在其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方案中蕴含了对“世界历史”难题的科学解答。进入新时代，中国基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如何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世界历史”难题展开了有益探索，形成了包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在内的观点，为解决“世界历史”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西方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为“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在马克思以前，受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等理论的影响，对于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揭示其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和加强世界不同国家、民族交往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这忽视了对其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的考察与研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成“新世界观”的发现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西方现代化展开系统而全面的批判性研究，科学揭示了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带来的发展难题，形成了其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观点。通过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观点，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难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西方现代化虽然声称追求世界各国之间开展平等、公平的交往与合作，但在现实中却造成了从属、依附以及殖民等不平等关系的出现。

　　在马克思系统形成“世界历史”理论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展开了研究，主要考察了全球化在增加国民财富上的重要作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学者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无疑为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的展开提供了理论支持。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各国根据自身优势而占据获利最大的生产环节，由此提升全球化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并促成世界不同国家间的交往与合作，因此西方现代化推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为各国开展国际合作、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平等”“公平”的发展环境，不会形成附属、依附以及殖民等不平等关系。

　　但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西方现代化的“世界历史”只实现了形式上的公平和平等，但实质上却造成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一观点源于马克思对劳动者与资本不平等关系的分析：“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加得越迅速，工人得到的残羹剩饭就越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越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越多。”在全球层面，劳动与资本的不平等关系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基于“比较优势”形成的全球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在定价能力、垄断能力等方面存在极大差异，这为各国间不平等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并且，随着西方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越发深入，各国间的不平等关系就越为显著。在对西方现代化推动的“世界历史”展开批判性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观察到以下不平等现象：首先，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进入全球经济体系后，丧失了其在经济发展上的独立地位，成为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垄断的对象。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原始积累时，指出英国对当时中国贸易的垄断：“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其次，东方国家被动地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在经济上产生对西方国家的依赖性。西方国家利用“交通的极其便利”“商品的低廉价格”等有利条件，迫使其他国家“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为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的展开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因此，西方现代化在逻辑层面认为其推动的“世界历史”进程能够促进公平、平等的国际关系的形成，但在现实中由于东方国家等被动地卷入和接受了西方现代化进程，在国际交往中丧失了发展的主动权，以致在西方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从属、依附和殖民等不平等关系。

　　第二，西方现代化不仅不能促成全球化发展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分享，反而为西方国家实现对东方国家的掠夺提供了手段，进而造成世界各国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和世界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按照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社会财富增长缓慢的国家主要是因为没有完全接受西方现代化的理论观点及其实践方案。例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中国是“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以此为完全自由放任经济带来效率最大的观点提供例证，并推论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会不断地缩小不同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因而，各国接受西方现代化越彻底，越是深度地融入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世界各国的发展差距就越会逐渐缩小，进而消除和解决全球化中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然而，马克思在展开对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的批判性研究时指出，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会不断拉大不同国家间的发展差距。并且，西方现代化的逻辑越是被广泛地接受和践行，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就会越发显著。在从属、依附和殖民等不平等关系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的展开会不断地拉大东西方国家的发展差距。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中造成的发展不平衡问题：首先，世界市场的形成为发达国家剥夺后发国家的发展机遇提供了空间。马克思认为，发展中国家“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上，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受限。其次，西方国家利用其在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转移社会发展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系统性爆发。例如，在商业危机、经济危机来临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关税等方式将国内经济发展问题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就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也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世界市场的形成恰好有助于资本主义国家把过剩商品推往世界各地，使得这一矛盾也借此能够得到缓解。最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垄断贸易、发行国际债券等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经济统治，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掠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就指出，英国通过向其他国家输入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剥削和统治，以实现其资本积累的目的，“单是印度就要为‘德政’，为英国资本的利息和股息等等，向英国支付约500万镑的贡赋，这里还不包括每年寄回英国的汇款，其中部分是官吏积蓄的薪俸，部分是英国商人为在英国投资而寄回的一部分利润”。这种剥削和统治不仅损害了被剥削国家的利益，更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不平衡。

　　第三，西方现代化在逻辑上追求世界各国的和谐发展，但在现实中却造成不同国家间冲突和矛盾日益加深与激化，并造成世界范围内出现经济危机和军事冲突等系统性问题。

　　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在斯密、李嘉图等人形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后，后来学者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研究多是对其理论进行“庸俗化”的过程，并发展出了“市场经济和谐论”观点，将“自由”与“和谐”相等同，以此维护完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例如，弗里德里克·巴师夏认为，“经济学派从利益的自然和谐出发，得出的结论就是自由”，“自由自在的利益趋于和谐的结合，趋于使大众利益的不断增长的优势地位”。基于“市场经济和谐论”的观点就会得出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会促进各国和谐相处，不会出现国与国之间冲突、矛盾的叠加和产生全球系统性发展问题的结论。

　　然而，在对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展开批判性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造成了世界范围内冲突和矛盾的扩大与加剧，为全球性问题的系统爆发提供了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层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倾向于运用关税等方式制造贸易摩擦，转嫁自身发展问题，以此来维护本国发展利益。当通过经济领域所使用的关税等贸易摩擦手段已无法获取更多利益后，采用“军事手段”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可能的选择，由此也埋下了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军事冲突的隐患。在对亚洲国家的研究中，马克思着重考察了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战争等暴力方式完成对亚洲国家的剥夺。马克思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作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评论中就痛斥了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对于尚未实现现代化国家的掠夺，尤其是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指出中国的革命活动会对欧洲的政治革命产生影响，认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后来的学者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延续了马克思对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的批判性研究，着重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阶段后，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的展开如何造成资本主义问题的系统性爆发。

　　马克思科学地发现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世界历史进程的难题，此后学界对“世界历史”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持续推动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为人类更为全面地认识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相关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彻底解决“世界历史”难题的关键在于超越西方现代化。然而，在人类社会尚处于现代化进程的阶段内，尚未超越“商品—货币—资本”的经济关系下，如何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并构建符合发展需求的全球化格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思路，却没有给出明确的解答。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出发，为解答“世界历史”难题展开了探索，通过“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建设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理论和实践创新，加深了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为探索“世界历史”难题的科学解答提供了理论观点和实践基础。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兴起，加之受到“华盛顿共识”等影响，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难题以全新的形态再次展现。虽然制度环境、技术条件等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但马克思科学揭示“世界历史”难题的基本逻辑仍然成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的不同国家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正如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考察全球财富不公平程度时就指出：“自2010年以来全球财富不公平程度似乎与欧洲在1900—1910年的财富差距相似”，许多发达国家居民“在全球财富等级中位置相当靠前”。中国的理论创新为解决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难题贡献了大量理论观点，并在实践中通过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等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合作，努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因此，中国共产党关于全球化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方案中蕴含着对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难题的科学解答。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出发，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历史”难题形成以下解答。

　　第一，忽视世界各国在国情、文化等领域的差异是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造成国与国之间形成从属、依附以及殖民等不平等关系的主要原因。因此，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出发，应在尊重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存在差异的基础上展开“世界历史”进程。

　　西方曾普遍认为，现代化只存在一种模式，即鼓吹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因而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就是不断地向这一终极方向收敛。按照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逻辑，世界各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会逐步消除各国国情、文化等领域的差异，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可以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然而在现实中，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不仅没有消除世界各国的差异性，反而形成了世界各国之间从属、依附的不平等国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的选择，也在现实中展开了对西方现代化造成的“世界历史”难题的科学解答。

　　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声称追求公平、平等的国际关系，但由于忽视了各国的差异而导致现实中出现了从属、依附和殖民等不平等关系。以全球产业链为例，技术、资本等环节由于具备强垄断性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全球价值链中强弱地位不同就会造成在国际关系上的不平等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在全球化领域“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此，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扎根于中国对国际生产关系的深刻理解，强调各国要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展开国际交往。具体而言，首先，大国要主动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在保持自己优势的同时给其他国家留有发展空间，防止出现全球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威胁国际分工体系正常秩序，终将因损害共同发展利益而无法持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要“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在全球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负责任大国的积极作用。其次，强调世界各国在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同时，必须保持独立自主意识，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在西方现代化的影响下，国际分工格局中容易出现“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增强自身发展中的独立自主性，重视国情、文化等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认为世界各国应该展开独立自主的探索，赢得国家在未来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主动权。

　　第二，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出发，解决“世界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需要在尊重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存在差异的基础上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因而“世界历史”进程的展开应在“保持独立自主”和“积极融入全球”之间保持平衡。

　　西方现代化的基本观点强调，人类社会只存在一种现代化模式，因而认为世界各国需要抛弃自身差异性，主动融入“西方体系”，导致极易出现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等问题。在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尊重不同国情、文化传统等因素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提出并倡导世界各国需要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现代化道路。随着世界各国在自身现代化道路探索上的自觉性逐渐上升，世界的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会日益成为全球格局中最典型的特征。在“世界历史”展开的过程中，各国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需要“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促进各国经济联动融通”，才能“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西方现代化在“世界历史”问题上将“坚持独立自主”和“融入全球体系”相对立，自然看不到世界各国在国情、文化传统等领域存在的差异性，也无法看到差异性因素对于推进“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性。因而，在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下，国与国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愈发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尊重各国在现代化道路探索上的独立自主性，因而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下“独立自主”与“融入世界”相对立的全球化思路。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对保持独立自主和积极融入全球的统一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忽视了各国的差异性，且事实上放大了各国的差异并造成发展差距。中国式现代化在认可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基础上，认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逻辑，主张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习近平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其次，认为世界各国应共同解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一系列风险和挑战。“世界历史”的展开使得不同国家之间命运联系越发紧密，任何一国的问题都可能演化为全球性问题。在此意义上，解决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紧密协作，逆全球化非但不能解决全球性问题，反而会加重世界发展的不平衡。因此，习近平指出：“让我们携起手来，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同解决当前世界经济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面临的问题，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通过加深世界各国的合作，共同解决世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第三，忽视各国现代化的差异是造成全球层面冲突、矛盾不断的重要原因。因此，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下才能够消除世界范围内冲突、矛盾不断的问题，因而需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适应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方向进行变革。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展开需要考虑国情、文化等因素的重要性。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认为，人类的理性选择会消解各国的独特性而进入一体化的状态，因而否认各国的国情、文化等因素在现代化、全球化中的重要性。但事实上，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因素并没有因为资本逻辑而失去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对其的忽视反而加剧了世界各国的冲突和矛盾。在世界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式现代化成就显著的背景下，更多国家自觉或自发地基于自身发展实际探索独特的现代化道路。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展开，世界格局将呈现出多极化的状态。习近平指出：“多极化本质上应该是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道路的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当前，如何在全球多极化的状态下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成为全球治理体系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成为推进“世界历史”进程、强化世界各国合作的重要工作之一。

　　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针对在多极化状态下解决各国矛盾、冲突的观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坚持人民立场是解决多极化状态下各国冲突、矛盾加剧的核心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重要立场。以人民为中心解决了西方现代化造成的系列问题，也成为对世界范围内冲突、矛盾加剧问题的科学解答。习近平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置于突出位置，围绕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工业化等重点领域推进务实合作，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稳步推进倡议落地落实”，“世界各国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要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等等。其次，要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携手解决全球层面的一系列问题，努力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一方面使得世界各国面对的问题日益具有全球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各国合作交流的难度。习近平指出：“我们将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为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秉持共同繁荣的宗旨，积极促进南南合作，倡导南北对话，推动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为全球贸易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中国更是通过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向10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最后，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适合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日益不适应当前“世界历史”经济重心“东升西降”的变化。因此，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共同做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推动全球治理架构更为均衡有效”，“人类命运与共已成必然趋势，但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不断加重，需要我们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断优化全球治理”，“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尤其“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发展空间”。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重视国情、文化传统等差异性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肯定了世界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为人类社会展开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由此形成了对马克思科学揭示的“世界历史”难题的科学解答，其在理论观点和实践方案等方面的创新为解决“世界历史”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世界历史”难题的出现，归根结底在于西方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马克思在对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对西方现代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弊端进行了科学的剖析与批判。针对全球化领域的相关问题，马克思在形成其“世界历史”理论的过程中，深刻揭示了西方现代化所催生的“世界历史”困境，指出了西方现代化推动的“世界历史”进程所造成的世界各国关系不平等、全球发展不平衡以及全球性问题系统性爆发等难题，这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审视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论视角，更奠定了分析和解决全球化问题的理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从现代化理念、基本观点和实践方案等多个维度，对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世界历史”难题进行了科学解答，不仅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更为解决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等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充分肯定了国情、文化传统等差异性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也为构建符合各国发展实际的全球化格局提供了有力回答，实现了现代化思维的转型，为推动“世界历史”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重大创新提供理论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为解决长期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难题提供了基本思路。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多个领域所形成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方案，均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与实践价值。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难题与西方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连，意味着随着西方现代化实践的深入，这些难题也愈发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体现在，肯定了世界各国在国情、文化等领域的差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并基于此推动了全球范围内更加包容、开放的发展格局的形成。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要继续坚持以‘天下’胸怀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塑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来满足不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利益诉求”。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现代化只存在一种模式的错误观点，肯定了各国的国情、文化传统等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肯定了世界各国展开现代化道路独立自主探索的合理性。同时，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诸多领域取得的高质量发展成果，也给予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现代化道路以信心，使其能够逐步走出西方现代化在各领域造成的理论藩篱和实践困境。

　　第二，在多边主义框架下解决“世界历史”进程中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加深交流与合作，共同解决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中造成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由于世界各国在国情、文化传统等领域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发展差距问题不仅依然突出，而且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按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这种发展差距会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展开。西方现代化在现实中引发了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系列问题。这深刻表明，尊重各国的差异、倡导多边主义才是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必要前提。在这一背景下，人类社会迫切需要在多极化、多元化的框架下共同探索并实践解决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有效途径。中国式现代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不仅为解决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更通过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合作与共赢的可能性。

　　新时代以来，中国在加深世界各国合作方面展开了更为深入和广泛的实践，在实践层面为解决西方现代化“世界历史”难题提供解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经济合作和战略布局提供了平台，走出了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一步。在这一倡议的引领下，各国通过签署合作文件、加强政策沟通等方式，积极构建国际合作的基础框架，并不断加强设施联通，逐步形成国家间互联互通的整体架构。2018年习近平主持召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指出：“过去几年共建使‘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一带一路”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同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方面都取得显著进展。此外，中国还积极推进和扩展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新的势能。除了“一带一路”倡议，其他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比如，上海合作组织通过促进成员国间的政治互信、经济互利和安全协作，有效推动了区域合作的深化。通过这些多元化的合作模式和平台，世界各国能够更全面地应对西方现代化带来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共同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全球发展环境。

　　第三，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出发，要在现实层面彻底解决当前遭遇的“世界历史”难题，关键在于世界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加深合作，并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适应世界多极化、多元化的方向变革。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创新。在西方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其内部复杂社会关系的相互掣肘造成的全球治理体系调整缓慢，使得人类社会在解决全球性发展问题上束手无策。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在多边主义框架下，解决全球各国发展差距扩大、冲突和矛盾加剧等诸多问题，需要各国携手共同努力，通过完善和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来实现，通过推动治理体系变革以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需要。

　　具体而言，首先，实践证明，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越发不适应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中国式现代化呼吁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变革和调整。习近平指出：“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深刻演变，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长期滞后。”因此，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下解决“世界历史”难题的实践方案。其次，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应向尊重差异性、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角度展开。习近平多次向世界各国发出共同建设符合世界各国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倡导：“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要坚持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共同维护”，“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等等。最后，重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重要作用。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变，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中，中国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尤其是“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聚焦发展议程，应对安全挑战，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共同做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推动全球治理架构更为均衡有效”。

　　在当前国际发展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对于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难题进行了解答。在理论层面，提出了系列关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原创观点；在实践层面，通过深化国际合作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系列实践创新，为世界各国破解逆全球化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等问题，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险与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1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