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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生产决定交换。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在内的生产范畴体系，是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即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石。但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左翼理论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中，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流派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高度强调了交换话语在理论分析中所具有的逻辑优先性，且用交换话语体系取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范畴体系，这集中体现在以新马克思阅读与“新辩证法学派”为代表的理论潮流中。回到马克思文本中回应这一问题很有必要。本文认为，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范畴进行批判研究的过程中探究了生产之于交换的历史基础地位，但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叙述的过程中却将交换作为逻辑的开端——这一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独特方法。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左翼理论脱离乃至拒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话语，逐步转向交换话语，这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理解，从一开始就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确立的“生产”范畴保持着距离。我们很难在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那里找到明确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方法。卢卡奇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转化”界定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分析，认为“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结构的一种理论”（卢卡奇，第299页），而非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观。这种基本态度大体被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共享。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就确立了基于马克思“交换抽象”的社会批判理论。到了20世纪下半叶，其与“生产”范畴的距离日益明显。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最初系统表达，《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自1932年之后，人们广泛接受的是MEGA1和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建构方式。然而，由巴纳1960年发现的两页手稿所引发的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编辑问题的争论，使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新哲学世界观的体系性和原创性遭到了质疑，这构成了西方马克思学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楔子。由此，西方马克思学界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视作苏东的“发明”，并在“马恩对立论”的观点下，将基于生产范畴的哲学世界观视作恩格斯的创造。这一态势也影响到了西方学界对《资本论》的理解，集中体现在《资本论》开篇应当定义为“简单商品生产”还是“简单商品流通”的争论上。（参见黑克尔，第96-97页）恩格斯将《资本论》开篇解读为“简单商品生产”，并在《反杜林论》等文本中明确表达了生产决定交换的观点。按照这一理解，《资本论》开篇是对前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生产”的阐述，直到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这样《资本论》就是以历史的方式展开的。对恩格斯观点的质疑，一度成为西方和苏东学界《资本论》研究争论的焦点，反对者强调《资本论》的开篇是“简单商品流通”，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抽象，而非对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描述——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的思想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而非一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认识。

　　其次，20世纪60年代后，在德国、日本、法国等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围绕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理论形成了不同流派。这些派别从不同角度强调交换较之于生产的逻辑优先性，强调将《资本论》的起点界定为“简单商品流通”而非恩格斯所理解的“简单商品生产”。例如，德国新马克思阅读的开拓者巴克豪斯，就将包括第二国际和苏联教科书体系在内的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和误解的根源指认为恩格斯所概括的“简单商品生产”。（cf.Backhaus，S.131,160,208）以商品和货币为起点的简单商品流通分析，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细胞形式的分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起点即价值形式理论。而商品向货币的辩证发展过程，即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是在交换过程中建构的，这表现为一种对历史过程的逻辑叙述，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展开过程。因此，不能以实体主义的方式将价值简单地理解为劳动量，而要看到交换对于价值的绝对必要性乃至本质性的意义。价值形式的完成形式——货币，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中介”，成为与价值密不可分的存在。价值形式分析的论者也异口同声地指出，以价值和价值形式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绝不仅是观念的范畴，也是现实的社会中介。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社会劳动是通过以劳动为实体的价值形式中介的。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非常强调的“二重化”概念以及政治经济学范畴的“二义性”，其所要凸显的都是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现实社会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形式的研究者大多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将“生产”作为“交换”的前提的僵化做法表示不满，而突出强调交换环节所具有的关键意义。不论是日本的宇野学派、法国的调节学派，还是阿尔都塞学派的朗西埃，抑或此后的新辩证法学派，以及经济学领域“货币的新解释”，其观点都与新马克思阅读对流通和交换环节优先性的肯定有着高度一致性。

　　最后，西方左翼的哲学和社会理论也开始批判生产话语，推崇交换话语——生产话语被视作传统主客二元论的表现，而交换话语则被看作一种主体间性的结构。这一批判方向尤以哈贝马斯、鲍德里亚为代表。尽管哈贝马斯和鲍德里亚在走向交换话语的方式上很不相同，正如胡大平指出的，“鲍德里亚与哈贝马斯实际的理论旨趣和风格差异很大，但他们恰恰在否定从生产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时出奇地一致。并且，尽管‘象征交换’和‘交往行为’在表面上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但实质上却是逻辑上完全一致而由于出发点依赖不同产生的有差异的理论表述”（胡大平，第29页）。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上，选择了语言和交往，而非社会劳动与生产；进而在语言和交往之上，建构起了交往行为理论的纲领，这样便直接绕过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哈贝马斯本人的自述清楚地证明了他对思维和商品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兴趣。（参见包亚明主编，第188页）鲍德里亚在他的《生产之镜》中，借助于人类学的思想资源，批判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认为马克思在生产概念上并未走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然而，与哈贝马斯导向交往不同，鲍德里亚在拒斥生产话语之后，试图利用象征交换理论超越马克思的生产话语。哈贝马斯和鲍德里亚尽管都拒绝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但在理论建构方向上与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所提供的角度相近——哈贝马斯的交往和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以及交往和交换所代表的共时性逻辑，都和价值形式分析所提供的视角大体一致。例如普殊同就曾指出，哈贝马斯和他尽管“都批判以主—客体范式为基础的理论，并都将对社会关系的考察置于分析的核心。不过，哈贝马斯的批判导向了对交往本身的分析，而我则导向了对建构了现代社会的特定社会中介形式的思考”（普殊同，第287页）。

　　以上观点冲突的根源，可以被归纳为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中呈现出的“生产”话语和“交换”话语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交换话语（范畴体系）囊括了价值形式分析中所涉及的商品形式、等价形式、交换价值、货币形式等概念。从哲学的认识论维度看，生产话语内含的是一种以主体性为立足点的主体-客体矛盾的维度；而交换话语则意味着一种主体间性维度。生产话语以主体性为立足点，将主客矛盾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因而蕴含了一种历时性；而交换话语则更表现为一种共时性，具有更强烈的逻辑性，因而具备形式分析的潜能。从现实的经济社会维度来看，生产话语内含了劳动的基础性、劳动者的主体性、经济的理性化；而交换话语则往往内含着私有制、分工、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的前提性，从而也预设了市场原则的优先性，以及市场主体的“平等”和市场活动的“自由”。由此可见，“生产”话语和“交换”话语的关系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至关重要。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研究和叙述过程中，考察生产和交换的内在关系。

　　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创立和发展关系密切。在一系列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始终吸引马克思关注、贯穿其思想不同阶段的对象，就是货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货币形式正是价值形式的完成形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7页）货币是交换话语的核心范畴，然而马克思在其研究过程中，恰恰是要透过货币所代表的“交换”话语，发现其背后的生产范畴。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第一次明确将货币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恰恰体现在市民社会中的矛盾和分裂，即市民社会中个体的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的来源，被马克思归结为货币精神。马克思此时对货币精神的根源并未作出有效阐释，只能将之抽象地视作人的异化本质的产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页）尽管如此，马克思却形成了“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的认识。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巴黎笔记》中，马克思在货币问题上实现了一个重要转折。在对货币的理解方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笔记本中仍然将货币视作人的类本质异化的产物，而在“穆勒摘要”中，则开始将货币视作资产阶级私有制中谋生劳动和交换关系的必然产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第28-30页）这标志着马克思将对货币范畴的理解从思辨维度推进到了现实经济关系之中。在“穆勒摘要”中，马克思更多是从交换出发来理解货币的产生，交换的历史前提即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已经进入马克思的思考之中，这一认识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确立了以生产概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正是在这一新世界观中，马克思发现货币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权力形式，它根植于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之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2页）他洞察到了货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必然联系，这一洞察十分关键。基于此，马克思坚决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改良观点，这种观点试图通过改变货币制度来超越资本主义的弊病。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交换的前提，这是生产决定交换的基本认识的初步体现。这一认识在此后的《哲学的贫困》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评论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时，马克思强调，这些观点只看到交换是合作，而没有看到交换恰恰建立在私有制的强迫之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6-117页）尽管马克思洞察到货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货币之谜，货币范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究竟如何建构的问题，还并未被马克思彻底解开。

　　以建立在私有制和分工之上的交换来解释货币产生的思路，一直延续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这一思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体现为将交换的前提推进到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即资产阶级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基于此，交换成为必然，因为存在着一个必须通过交换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阶级，货币在这一过程中就以一种社会权力的形式出现。但是，这一思考框架并不完善，因为它还未透过交换的社会表象，深入到生产方式的完整维度中来解释价值和货币。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关系的研究，初步形成了劳动二重性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轮廓。他认识到，“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即在表面上进行着上述那种（以个人劳动产品的所在权为基础的——引者注）自由和平等的等价物交换的生产，从根本上说，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对象化劳动同作为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10-511页）另一方面，马克思并没有将从生产维度获得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剩余价值理论与价值、货币理论结合起来，二者仍处于两条思考线索之上。在解释价值增殖过程时，马克思将货币作为既定的前提条件，“再生产自身价值和增加自身价值的资本，是作为过程即价值增殖过程的独立的交换价值（货币）”（同上，第265页）。货币这一前提条件同时又是资本所体现的“他人的权力”“客体的权力”（同上，第266、267页）。关于资本本身，马克思提到，“从形式来说，资本不是由劳动对象和劳动构成的，而是由价值构成的，更确切地说，是由价格构成的”（同上，第271页）。这句话显示出了马克思将增殖过程和资本理解为货币的形式变化，但他还没有将劳动过程与货币形式相结合。就货币本身来说，马克思还是停留在交换过程的分析上。例如，在“货币的产生与本质”这一重要小节里，马克思就是从交换的维度来论证货币即从各种商品中脱离出的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产品成为商品，也就是说，成为单纯的交换要素。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产品作为交换价值的规定，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交换价值取得一个和产品相分离即相脱离的存在。同各种商品本身相脱离并且自身作为一种商品又同这些商品并存的交换价值，就是货币。”（同上，第94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对货币起源的探讨也很具有代表性。此时，马克思只是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出发，从商品的交换过程来探讨货币的起源，商品交换过程是商品内在矛盾的展开和解决。但是，马克思只是将生产商品的劳动性质的解释，推进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这一“特殊”规定，而对这种特殊规定的进一步解释，却似乎停留在一种循环论证之上：交换价值是特殊社会劳动的规定性，这种特殊社会劳动又以交换价值为基础：“每一个个人的劳动，只要表现为交换价值，就有相同性这种社会性，而且也只有作为相同的劳动同所有其他个人的劳动发生关系，才表现为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年，第424页）这一局限性的根源就在于，此时的马克思还未能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与价值和货币形式真正统一起来，也未能将交换价值和价值明确区分开来。他还将抽象一般的劳动视作“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而非生产价值的劳动（参见同上，第421页），而作为使用价值对立统一物的也并非价值，而是交换价值。不能将对价值和货币的理解与劳动二重性学说和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统一起来，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前提的商品出发，也体现为停留在交换表象上而无法从生产过程本身来解释劳资关系。例如在“货币”章结尾，马克思在结束了对简单流通的分析之后指出，“在交换价值进一步的发展中”即在雇佣关系中，将会产生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以及所有权对他人劳动的支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92页）在探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时，马克思也是将这一交换划分为了两个“在质上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过程”，即劳动和货币的交换过程，以及资本家用换来的劳动进行生产的过程，第二个过程本质上是对劳动的占有。（同上，第232-233页）马克思此时并未认识到在资本关系普遍化的条件下，处于交换中的劳动和货币其实已经被资本关系塑造为了劳动力商品和资本。

　　这种从商品交换过程理解货币的产生、尚未将货币与价值本身即劳动的性质相结合的理解方式，提供了一种“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形态和货币“社会权力”的分析框架，然而并未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把握。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偏重于这种理解方式很容易导致对交换抽象的过度强调，从而遗忘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历史特殊性，进而导致对货币的解释超出历史限制，生发出将货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非历史化的倾向，这正是西方左翼理论的特征之一。事实上，一些西方左翼理论在后来的发展中，很大程度上倚重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提供的交换的分析工具。但是，这并非马克思所实现的最终成果，他还需要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研究中来解释价值的本质与货币的产生。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一般的研究进入资本的现实运动中，形成了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借助于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马克思将劳动二重性学说、剩余价值理论和价值、货币问题真正统一了起来。基于此，对价值和货币的解释才能够真正进入生产维度中。

　　通过此时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批判可以看到，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了货币与劳动而非直接交换中的商品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发现，李嘉图尽管指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劳动量，但是没有分析这种劳动的性质：“李嘉图不了解这种劳动同货币的联系，也就是说，不了解这种劳动必定要表现为货币。所以，他完全不了解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和商品必然要发展到形成货币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他的错误的货币理论就是由此而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81页）而贝利则批判李嘉图及其门徒将“价值看做由一定量劳动产生的绝对的成果”（同上，第190页），揭示了李嘉图价值理论的弊端，这提醒马克思认识到李嘉图“完全不是从形式方面，从劳动作为价值实体所采取的一定形式方面来研究价值，而只是研究价值量”（同上）。要认识价值的形式即货币形式的价格，并将对“劳动的性质”的分析与之结合起来，就需要解释清楚价值与价格、剩余价值与利润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价值与货币形式的价格之间，还存在着社会的中介即一般利润率，“商品的价格只要决定于一般利润率，就根本不同于商品的价值”（同上，第210页）。这就是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出场的思想语境。

　　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双重竞争与两种平均化运动的分析得出的。双重竞争，即同一生产领域内部的竞争和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竞争，产生两种平均化运动：“在同一生产领域内部，各个资本把这个领域内部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平均化为同一市场价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37页），而“不同领域之间的竞争，在各个资本的相互作用不被第三种力量——土地所有权等等——阻碍、破坏的情况下，把各个［市场］价值平均化为平均价格”（同上）。“竞争在同一生产领域所起的作用是：使这一领域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决定于这个领域中平均需要的劳动时间；从而确立市场价值。竞争在不同生产领域之间所起的作用是：把不同的市场价值平均化为代表不同于实际市场价值的费用价格的市场价格，从而在不同领域确立同一的一般利润率。”（同上，第230页）经过双重竞争以及这一过程中的两种平均化运动，一般利润率形成，商品价值转化为了费用价格即生产价格。在这一过程中，并非商品价格适应商品价值，而是价值就以货币形式的价格存在着，“使商品价值归结为不同于商品价值的费用价格，取消商品价值同费用价格之间的差别”（同上），货币形式的价格因此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直接统一。这样，价值与货币形式的价格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这一关系的认识，就都被放在了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

　　通过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的特征得以被把握，这为理解价值和货币奠定了坚实基础。马克思指出，“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且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产品才全面地采取商品形式，——这是因为全部产品都必须转化为交换价值，并且产品生产的各个要素本身要作为商品加入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77页）马克思还强调，“从资本主义生产中出来的商品……不仅实在地作为产品，而且作为商品，表现为总产品的一个不仅是实在的、而且是观念的部分。每个个别的商品都表现为一定部分的资本和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同上，第119页）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一章中，马克思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描述了这种商品所具有的三重规定性。一，对象化在商品中的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中是“完全不能确定”的，作为商品价值的对象化劳动已经无法确定来源了，因为“作为资本的产物的商品”包含了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不再是单个商品，而是资本价值和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承担者，所以，“花费在单个商品上的劳动……已经完全不能再计算出来”。三，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由于作为资本的产物而承担了资本的功能，所以它的出售价格再也不能按照单个商品或一部分商品来确定，而只能社会化地确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4-35页）紧接着，在这一语境中，马克思再度探讨货币的产生：“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取得一种与其使用价值不同的、特殊的、独立的、尽管是观念上的形式。……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在商品的价格中取得这种独立的、与其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表现为物化社会劳动时间的单纯存在的形式的；在价格这个表现中，交换价值表现为交换价值，即表现为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5页）此时的分析已经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完全不同了。马克思已经将创造价值的劳动纳入对商品矛盾的理解中。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的价值即劳动量是社会化的、无法直接计算的，因而必须采取货币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决定的，而非商品交换过程的现象。

　　经过《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对货币形成的理解方式发生了转变，转变为从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而非从笼统的私有制、分工和交换等社会规定性来解释货币的必然性。通过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马克思真正认识到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本身蕴含的矛盾，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即商品价值本身包含了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因此无法被经验直观，劳动量无法被直接衡量，故而必然以货币形式的价格为表现形式。与此同时，商品的价值并不直接等同于交换价值，即货币形式的表现形式，交换价值是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转化。因此，货币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绝对必要的形式构架，是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掩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统一。可见，经过《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竞争的分析形成了自己的范畴体系，与对手的理论划清了界限。（参见福尔格拉夫，第153页）

　　概而言之，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过程中，是生产而非交换，构成了其思想构架的全部基础。然而，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理论叙述的需要，决定了马克思必须以交换作为逻辑开端。

　　1866年6月2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特别强调，阐述价值形式部分的内容对于《资本论》全书“太有决定意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72年，第311页）。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解释了价值与货币问题之后，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中从交换出发展开叙述，这是他阐明商品的内在矛盾、展开价值形式分析、阐明货币的产生，从而解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的必然要求。

　　以交换作为逻辑开端，与叙述的方法论有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9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也明确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1页）后来，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一章中，马克思再次向人们解释道：“我们叙述的这种循环，是同资本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对于这种历史发展来说，商品交换，商品贸易是产生条件之一……另一方面，发达的商品交换和作为产品的一般必要的社会形式的商品形式本身，又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6-29页）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简单流通”的交换分析为开端，恰恰建立在其在研究过程中所实现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把握上，马克思明确将此指认为叙述上的“循环”。这是理解马克思为何在《资本论》开篇以交换作为开端的重要前提。但是，绝不能由此出发，将《资本论》的开篇简化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的纯粹共时性的逻辑分析，那样就会导致历史性的消解，从而陷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唯心主义理解中。

　　从交换出发的叙述方法，以研究过程中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生产基础的揭示为前提和根基。从交换出发，通过价值形式分析揭示商品向货币的过渡，有独立的必要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首先，选择以交换为开端，是由马克思的叙述对象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形式——商品形式——所决定的。商品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商品的矛盾存在于交换之中，而交换是商品形式的根本属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中作出了著名的判断，“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页）。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直接表现和基本结构，因此必须以交换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叙述。后来，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思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2页）。列宁明确认识到马克思《资本论》以商品交换作为开端的精妙所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列宁全集》第55卷，第307页）。“这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已经以尚未展开的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矛盾。”（同上，第149页）商品交换是渗透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最普遍、最日常的关系，包含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一切矛盾的萌芽，所以它应当是叙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首先要面对的对象。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资本论》第一卷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正是对以交换作为叙述开端的一个说明。商品拜物教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最日常、最具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是由商品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商品是资本关系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它的神秘并不体现于其使用价值和价值规定的内容，而是源于商品形式的“形式本身”，即“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9页），这些形式都存在于商品和商品的交换关系中。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马克思也正是在“价值形式”附录的“等价形式的特点”中，论述商品的等价形式之上所完成的四重结构性转变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016年，第811-818页）

　　其次，以交换作为叙述开端，是阐明价值本质和货币起源问题的要求。商品是矛盾的存在，使商品变得“神秘的”正是商品的价值，而价值以商品的交换关系存在，以社会形式的方式显现。需要用思辨力来研究的对象不是别的，恰恰是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是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一样，从商品形式出发展开论述，但对商品内在矛盾的分析，却首先撇开“商品的交换关系或商品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形式，把商品作为价值本身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016年，第24页）。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的“体系辩证法”也在同样的意义上强调，“马克思的真正起点是价值，它是某种适当简单的、普遍的东西，它可被证明根植于资本主义”（阿瑟，第35页）。也就是说，马克思以商品交换作为叙述的开端，而对商品形式的分析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对价值的分析，价值这一“幽灵般的对象性”又无法自己现身，因而必须借助商品分析、商品交换，最终以货币的形式出现。

　　尽管同样从商品交换出发来论述货币，《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之间有根本不同，最关键的区别就是，前者将商品交换推进到明确的价值形式分析层面。可以说，马克思可能在1866年秋为《资本论》第一卷重新撰写“商品和货币部分”（参见福尔格拉夫，第154页）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在《资本论》开篇从交换开始，对商品展开价值形式分析，进而给出货币之谜的明确答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就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只要理解了货币的起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年，第458页）。但在那时，马克思还未将劳动性质的分析与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结合在一起。恩格斯在读《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书稿时，曾建议马克思“从历史上稍微详细地加以证实”“用历史来对这些东西（即价值形式——引者注）进行检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72年，第308页）。对恩格斯的建议，马克思部分地接受了，即写作了一个简明的附录，但马克思并未以历史的方式来进行，而是坚持了通过交换展开的、逻辑性的价值形式分析思路，因为“这部分对全书来说是太有决定意义了”（同上，第311页）。

　　商品中蕴含的抽象人类劳动即价值的实体，需要以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为直接实现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只有当另一商品把一个使用价值或商品体中包含的直接有用劳动当做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实现形式时，这个使用价值或商品体才能成为价值的表现形式或等价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016年，第40页）紧接着，马克思指出，“这里是阻碍理解价值形式的一切困难的枢纽”。（同上）区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是比较容易的”（同上），因为在这一层面，商品的抽象对立是商品本身分裂发生的。注意，这正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的分析思路，那时他尽管意识到了要从商品分析中得出货币的起源，但是由于主要聚焦于商品内在规定的分裂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所以既没有看到二者的统一，也没有看到“交换价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2页）。对此，马克思有着明确的自述，“只是当价值表现已经以发展的形式即作为货币表现出现时……才对价值表现作应有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72年，第311页），这一关键引文，清楚地表明马克思那时并未厘清价值和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

　　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整理解的基础上，对价值有了根本把握，从而强调必须要从交换开始展开价值形式的分析。较之于发现商品内在规定的对立，价值形式体现出的是商品内在规定的统一，而这也恰恰是理解价值形式的困难所在。马克思指出，在价值形式这一层面，商品的对立规定不是相互分裂的，而是“相互渗透”的：“价值形式就不同了，价值形式只存在于商品与商品的关系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016年，第40页）也就是说，在价值形式中，商品内在规定的对立体现为了统一。但是，作为“二重物”的商品，为了表现出它是哪一种，“必须把它的形式二重化”（同上）。商品“形式”的二重化，就是在商品与商品的关系中发生的。在这种形式的分析中，一个商品无法将自身包含的具体劳动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单纯实现形式，而必须借助于另一个商品所包含的具体劳动来表现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单纯实现形式，因此商品要将另一个商品作为自己的等价形式。故而，在价值形式的分析中，量的分析是无关紧要的，重点是质的分析。马克思也不再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来展开，而是认识到它们都是劳动产品的社会形式，“‘商品’，一方面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因为单是表现形式不构成其本身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2页）。马克思进而指出，正是在质的分析中，可以解开货币之谜：“如果对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从质的方面进行考察，那就会在那种简单价值表现中发现价值形式的秘密，从而简单地说，发现货币的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016年，第41页）这样，就会进入人们熟知的价值形式分析和货币产生的问题中。在这一过程中，等价形式或者说商品的社会形式和价值形式作为“可以交换的形式”成为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016年，第49页）

　　货币形式是价值形式的完成形态。从价值的存在方式出发说明货币的产生，在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既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未能发现价值形式，因而看不到价值理论和货币的本质之间的任何联系的根本缺点；又可以有效回应庸俗经济学对价值的扭曲和消解。故而，当《资本论》出版后，面对人们对自己未能解释清楚价值的质疑时，马克思回应道：“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41页）也就是说，交换价值已经以货币的形式表现了价值的实体即社会劳动，探讨价值问题的关键恰恰是为了解释货币形式的根源，从而阐明价值规律。

　　最后，要说明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必须借助于对交换的分析。《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是理论叙述最为核心的部分。在这一部分，马克思首先分析了简单流通公式W-G-W和资本总公式G-W-G′。这两个公式表征了两种循环，这两种循环都由两个阶段构成，每个阶段上都存在着买者和卖者的对立。但是，这两种循环在形式上又根本不同。在简单流通公式W-G-W中，交换和流通的最终的目的是使用价值，产品交换“表现社会劳动的不同物质的变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75页）；在资本总公式G-W-G′中，两极具有同样的经济形式，但在量上不同，即第二个交换过程产生了一个增值额（与原预付货币额相比），即剩余价值。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在简单流通公式中，商品的价值在流通中采取的货币形式只是交换的中介；而在资本总公式中，商品和货币都是价值的不同存在方式：货币是价值的“一般存在方式”（同上，第179页），商品则是价值的特殊存在方式，这样价值就转化为“一个自动的主体”（同上，第180页），或者“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同上，第180-181页）。商品和货币只是价值这一实体的两种形式。所有这些都建立在交换和流通的分析上。

　　然而，也正是在交换的分析中，G-W-G′这一流通过程中的资本总公式会遭遇矛盾，这个矛盾恰恰为阐明资本的实质提供了可能。也只有在交换的分析中才能发现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即G-G′的增殖在交换过程中本身无法完成。如前文分析，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只是价值的形式，如果同一价值的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发生了变化，那么“在现象纯粹地进行的情况下，就只引起等价物的交换”，“这种形式变换……本身并不包含价值量的改变”（同上，第184页），所以，“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同上，第190页）。既然交换并不创造价值，那么通过交换的分析就可以发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真正根源，即存在着一个特殊商品，其“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同上，第195页），对它的消费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就是价值的创造，这个特殊商品就是劳动力。

　　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并非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而是劳动力商品的形成。劳动力作为商品，尽管也采取了交换的形式，但有其必要的历史条件，如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产生，如机器大工业的形成，这些历史条件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根本条件。这样，马克思的研究也便从交换的领域再次推进到了生产的历史条件中。

　　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对生产的历史基础性的发现，以及在叙述过程中对交换的逻辑优先性的把握，体现出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运用的哲学方法，即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常常拒斥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他们在强调交换话语的优先性的同时，往往强调逻辑的独立性和体系性。海因里希的观点就是典型代表，他区分了两种探讨辩证法的方式：一种是恩格斯《反杜林论》意义上的辩证法，即“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海因里希，第21-22页），而另一种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展开范畴叙述意义上的辩证法，这也是海因里希所肯定的方式：“在叙述过程中，各个范畴借由彼此而得到发展：范畴不是简单地一个接一个地得到表现，而是说范畴的内在联系（一个范畴在多大程度上使另一个范畴成为必要）变得清楚起来。这种叙述的结构对马克思而言不是一个学究式的问题，而是本身有决定性的内容的意义。”（同上，第22页）然而，海因里希在把握了马克思辩证叙述方式的逻辑方法的同时，却丢掉了历史的维度。具体说来，他肯定了交换的范畴体系，将对价值的理解与交换绑定在一起，从而凸显了货币形式对于理解价值的重要性，然而却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生产范畴对于交换范畴所始终具有的基础性地位。关于生产范畴和交换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可以联想到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对于辩证法的理解。福柯认为，辩证法就是哲学-法律话语与历史-政治话语的编码，是对永恒斗争话语的和平化和资产阶级化。（参见李乾坤，第122页）尽管福柯对辩证法的理解存在片面性，但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的唯物辩证法还是有一定的启发的：生产范畴内含了矛盾斗争与历时性，交换范畴则内含了形式规范与共时性，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恰恰以矛盾斗争为内核，以非历史的经济学范畴以及在此之上衍生的其他意识形态为外壳。西方左翼理论试图将交换话语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切入点，最后很可能会变成对资本主义有效性的确认，进而消解掉历史，这种做法的“基本趋势是，方法的个别要素被从总联系中分裂出来并被绝对化了。他们试图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归结为没有一点辩证法的纯粹经验主义，相反，把叙述方法孤立于研究方法之外，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武锡申主编，第262页）。

　　概而言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价值形式分析中，对生产的历史基础和交换的逻辑优先性在理论内容和叙述方式上的统一，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性决定的：生产话语内含的矛盾和对抗与交换话语内含的形式和规范外观这两个剖面，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体现。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价值形式分析上所运用的辩证方法，正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最透彻解剖的“利器”。只有正确理解了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才能够有效回应西方理论界所提出的问题。

　　（作者简介：李乾坤，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0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201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2017 年6 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其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于柏林洪堡大学进行联合培养，获哲学博士学位。目前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重点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哲学）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哲学研究》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