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随着世界历史与全球化的发展，道路多样性与文化多元化问题渐渐凸显出来。于是，与此相关的种种关于“中心”与“中心主义”的争论也就逐步浮出水面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从一般道理来说，若道路是多样的，那么人们自然会要求以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即“我族中心”的文化）指导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反对任何“他族中心主义”的思想。这里我们重点关注与研究的是一种特殊中心主义——“西方中心论”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般人们都可以理解并接受这样的道理：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但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西方中心主义。可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学者特别是左翼学者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典型西方中心论的说法。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著名德裔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就这样说道：“回顾我过去的研究，当时我和我的许多读者感兴趣的是‘发展’、‘现代化’、‘资本主义’以及‘依附’等概念。这些概念都是普洛克路斯忒斯式的空洞概念；因为马克思、韦伯及其信徒们的根本缺陷就在于，他们不是在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而是在欧洲的特殊性中寻找资本主义的‘起源’、‘原因’、‘性质’、‘机制’以及‘本质’。所有这些所谓本质上的特殊性，无论使用什么名称，都是出自同一种欧洲中心论视野，而根据本书的考察，这种欧洲中心论视野在历史真实中——即在‘如其实际’的‘普遍历史’中——绝对找不到任何依据。它们都出自欧洲/西方种族中心主义，而这种欧洲/西方种族主义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传播到全世界。”

　　所谓西方中心论，就是以西方某种存在作为标准裁剪或衡量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发展，把西方模式与标准当成唯一社会发展模式与标准并进行学理化证明。西方中心论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作为历史观的西方中心论、作为政治观与价值观的西方中心论和作为思维方式与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论等。

　　客观上讲，马克思恩格斯虽生活于西方，但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世界历史理论不但不是西方中心论，反而是对西方中心论最根本和最彻底的批判。像无数新思想的创立与发展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创立也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只能是在立足于特定先进民族思想文化并对其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之上产生。“立足于特定先进民族思想文化并对其进行批判性继承”虽然是思想创新的一种重要方法，但它并不必然是超越特定民族中心主义的唯一保证。青年黑格尔派的发展过程已证明了这一道理。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批判继承”。在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批判考察德国哲学的思想与方法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指出的：“为了正确地评价这种甚至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的哲学叫卖，为了清楚地表明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狭隘性、地域局限性，特别是为了揭示这些英雄们的真正业绩和关于这些业绩的幻想之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显著差异，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批判考察德国哲学，实际上就要求站在他国并最终站在全人类立场批判考察德国哲学。也就是说，只适合德国或被当时德国人民一时认可的哲学并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哲学，只有同时也被他国人民认可并符合全人类根本利益的哲学才是科学的世界哲学。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德国哲学带有的明显“中心论”倾向的批判绝不限于这种一般原则性的批判与揭露，他们更是找到了具体批判以及超越“中心论”的思路与方法。比如，他们主张在与其他先进民族思想文化（如英法等国思想文化）的比较中批判考察德国哲学，特别是强调用具体科学新成果批判考察并超越德国哲学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等。后者正是唯物史观深化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形成过程清楚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是在不断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过程中形成新世界观的，而新世界观的形成又使他们对西方中心论展开了彻底与根本的批判。

　　马克思不但批判西方中心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世界历史理论还公开反对并批判一切中心主义的观点与看法，这是由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世界历史理论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则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由于把物质生产方式当成历史发展的基础，而同一阶段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生产方式一般来说是相同或相近的，这样就避免了黑格尔因把精神因素当成历史发展基础而导致的西方中心论（因精神因素往往是特殊的，尽管落后国家与地区也可以向先进国家与地区学习，但永远不可能与先进国家与地区精神文化相一致或根本趋同）。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是由各民族国家平等参与并相互作用的历史，任何民族国家在参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没有“永恒的特权”。

　　需要注意的是，说马克思创立的世界历史理论反对任何“中心”意义上的中心主义，并不等于说马克思反对特定世界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中存在“中心”。这个“中心”与“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中心”不是一个意义上的中心。前者是针对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过程而言的，而后者则是针对特定世界历史发展具体阶段而言的。由于世界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因而在特定世界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中某些国家与地区可能处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前列，属于“先进”国家与地区，并因其“先进”而处于这一世界历史发展阶段的“中心”位置，而另一些国家与地区则处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后列，属于“落后”国家与地区，并因其“落后”而处于这一世界历史发展阶段的“非中心”位置。特定世界历史发展阶段“先进”国家与地区的作用不仅不能被否定，而且还必须得到充分研究与肯定。因为它们不仅规定与影响着本国与本地区的历史发展，而且还规定与影响着处于同一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后进国家与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尽管肯定先进国家与地区的“中心”作用与包括西方中心论在内的中心主义的“中心”也有一定联系，但它们从本质上看却有重要区别。前者虽然肯定了“中心”及其作用，但认为这个“中心”是会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而发生变化与转移的，而后者却把这个暂时形成的“中心”静止化与永恒化。换言之，包括西方中心论在内的种种中心主义往往是历史上先进或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思想文化的特殊表现，在落后的国家与地区很难有其盛行的土壤。

　　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因而从根本上批判与超越了西方中心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西方中心论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历史是复杂的，西方中心论还会以改头换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确，历史发展是有物质基础与客观规律的，但这个物质基础与客观规律具体是怎样表现的，它们是“同”还是“异”，或者其中的“同”与“异”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涉及历史发展道路等具体实践问题的回答仍然会为西方中心论特别是作为思维方式与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论留有可乘之机。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从根本上打击了包括作为历史观的西方中心论以及作为政治观与价值观的西方中心论。正因为如此，作为思维方式与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论渐渐活跃起来，并逐步成为当前西方中心论影响较大的表现形式。作为思维方式与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论与其他西方中心论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它不像后者那样带有明显的政治与价值立场，但长期推进或使用后又必然会导向特定的政治与价值立场。超越作为思维方式与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建构全新的思维方式与话语系统，但因为这一工作涉及的面广且过程复杂，因而落实起来异常艰难，这也反映在唯物史观与世界历史理论创立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进程中。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晚年思想发展有着不同争论，如：有的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及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提到的《资本论》第1卷“原始积累”一章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只限于西欧的论述①，就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学说只适合于欧洲，非欧洲国家之所以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因为创造“西欧环境”的结果（上文提到的弗兰克等就持这样的观点②）；有的根据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草稿、《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等相关思想，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晚年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且跟西方无关的“东方道路”③，等等。事实上，这些观点都没有全面把握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马克思超越作为思维方式与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论的发展历程，只是对马克思相关论述进行断章取义的理解而作出的推测。尽管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与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已为人们认识与利用历史规律创造了条件，但探索不同国家具体发展道路还需要一个不断研究与思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论的彻底与严谨的科学态度是十分关键的。认真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后的思想发展历史，可把它分成两个阶段：一是唯物史观创立到19世纪50年代前，二是19世纪50年代初到马克思去世。第一个阶段，马克思的主要工作是理论创建工作，即创立唯物史观与世界历史理论，实践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几乎没有专门研究。第二个阶段，马克思已开始关注并研究东方国家，但根据关注与研究的程度不同，又可分成两个小阶段：第一个小阶段是19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第二个小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初到去世。在第一个小阶段，马克思对包括印度、中国等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往往是借用当时西欧已有的资料；而第二个小阶段，马克思对包括俄国等东方国家的研究则是借助于第一手研究资料。由于西欧一些资料都是西方学者提供的，因而不同程度地都会打上西方中心论的烙印。尽管马克思在利用这些资料时已经进行过认真的过滤与谨慎的选择，但因为没有第一手材料的研究作支撑，一些论述多少不等地还会带有一定程度的西方中心论印记，如此时马克思关于印度村社“没有私有制”的说法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等。而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已发生很大变化，如关于俄国农村公社“二重性”的分析与论述等。

　　人们之所以觉得马克思思想中有西方中心论倾向，关键在于马克思对“欧洲独特说”与“东方停滞说”的分析与论述上。的确，如果仅仅立足于19世纪70年代之前马克思的相关论述，马克思似乎对这两者都作出了肯定性的回答④，但若认真研究马克思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研究与回答，其结论则都是否定性的⑤。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尽管东方发展很慢，但他们内部都有发展动力；资本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欧，但绝不限于西欧，东方也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与潜在动力。至于说到《资本论》第1卷“原始积累”一章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只限于西欧以及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等问题的论述，也需要全面科学的理解。虽然马克思提出历史发展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另一条是以俄国为代表的跨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这两条发展道路不是毫无联系而是密切相关的。前者是社会发展的主导道路，后者是社会发展的辅助道路，前者直接规定并影响着后者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尽管俄国可以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的道路，但绝不是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没有关系的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得以可能并能够走向成功，必须以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其社会矛盾充分暴露为前提，以及俄国工人阶级革命要得到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与帮助并在革命成功后充分吸收西欧资本主义先进成果。这一思想恩格斯在晚年进行了更清晰的说明。针对当时俄国以特卡乔夫等为代表的民粹派认为俄国存在农村公社因而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恩格斯批评道：“认为农民公社本身具有一种能够带来并且必定带来社会新生的神奇力量的信念（我们已经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没有能完全摆脱这一信念）……我们不去同这些人争论，虽然他们把俄国人民看做社会革命的上帝选民。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跟他们抱同样的幻想。”他强调俄国要缩短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俄国工人阶级与西欧无产阶级一起革命并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没有实现，但这一思想却给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遵循与指导。

　　如果像学界有人提出的那样把上述两种社会发展道路看成是“无关”的，表面上看它似乎也证明了马克思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即因强调马克思把上述第一条社会发展道路严格限定在西方，因而在逻辑上也能得出马克思反对将这条道路泛化为非西方国家发展必然要经过的西方中心论的结论），实际上它不仅不能科学反映马克思对西方中心论批判的全部思想与实质，还可能导致另一种中心主义——“反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中心论”。若非西方国家真正走向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且与西方国家无关的跨越式发展道路，表现上看它似乎避免了西方中心论的干扰，但其实际结果必然逃避不了被西方中心论宰制的命运。因为这是一条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道路，其可能引起的后果要么是社会发展缓慢，要么是社会发展出现倒退，因而最终必然会被倡导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占了上风从而被迫走向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相关的道路。历史事实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道理。

　　马克思晚年之所以一方面把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仅限西欧，另一方面探索俄国跨越式发展道路，这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把世界历史发展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与研究的重要表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两者之间不仅不是无关的，而且是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的。正是因为有了对俄国问题的具体分析和俄国发展道路的科学探索，才使马克思必然把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进行限定；同样，正是因为马克思有了对资本主义起源等问题的深刻分析，才使俄国跨越式发展道路的提出有了可能。尽管从具体内容与实现方式上看，这两条社会发展道路有所不同，但它们却共同受制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世界历史。当然，这一世界历史也是不同国家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不同国家在其具体发展中的作用是明显不同的，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占据主导。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其相关社会发展道路探索的思想不仅不是西方中心论⑥，也不是学界有人提出的所谓的“多中心主义”，同时也不会导向“反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中心论”。

　　事实上，“跨越说”并不如有的学者提出的那样只是马克思晚年的设想，事实上，这一思想一开始就存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唯物史观创立时期的著作中，如此时马克思关于日耳曼民族跨越奴隶社会以及美国跨越封建社会等问题的论述。“跨越说”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彻底性的重要表现。因为马克思主张的历史理论是世界历史理论，而在世界历史中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跟自身的基础与条件相关，也跟它所面对的国际环境相关。若一国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具备吸纳其他国家或民族先进生产力的客观条件，那该国就有可能成功实现跨越。若不具备这些客观条件，就不可能实现跨越，或者即使因种种原因实现了所谓的跨越，这样的跨越最终也不会持久或成功，这也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的“两个决不会”思想的真谛所在。当然，晚年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说”跟唯物史观创立时期提到的“跨越说”也有区别，后者是就历史已发生的现象作出的科学分析与科学说明，而前者则是马克思根据其唯物史观与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对俄国等具体实际的深入研究作出的大胆推测。

　　马克思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及其过程告诉人们，彻底批判西方中心论既需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也需要有严谨认真的科学研究态度。因为新的思维方式与话语系统的形成不是仅仅靠在书斋中苦思冥想打造出来的，而是靠先进理论的彻底性和科学认真的研究态度慢慢推进的。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创立不仅在整个哲学史上引发了一场革命性变革，而且还意味着一系列学术术语的革新和新思维方式的形成。这里必须明确，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找到能够成功指导我国建设与我国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及其世界历史理论就是这样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及其世界历史理论昭示人们，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而这一规律既表现在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之中，也表现在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这一由纵向与横向交织而成的双重历史规律的作用告诉我们，在从事经济建设时需要在立足自身实际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国际环境，努力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尽量避免恶劣国际环境的发生，并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认真吸收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先进成果。因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国家与依社会形态递进而发展的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尽管后者也需要通过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并在与不同国家交流合作中推进自身发展，但这一国际条件并非是其实现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它却是实现跨越式发展国家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和必要基础。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制度可以直接跨越，但生产力却不能直接跨越，其只能在尊重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在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学习、吸收并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与管理经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性，但人的行为也有能动性。这一能动性表现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就是道路选择性、发展自主性与文化主体性。只不过，在强调道路选择性、发展自主性与文化主体性问题上，仍然要以历史客观规律为前提和基础。因为这里的选择性、自主性与主体性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明确的规定性。即人们只能在被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并按一定历史发展方向推进社会发展。这表现在文化主体性上⑦就是首先不应该把文化上的自我（文化主体性就是文化上的自我）理解为一个“能动的自我”，而应该首先把它理解为一个“被规定的自我”，然后再按客观条件与历史发展方向发挥主观能动性建构“能动的自我”。因此，文化主体性的建构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文化先进性，而不是文化民族性。从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现状来看，尽管我国也创建了并不断发展着先进性文化，但若从资源上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源自西方。如果仅仅把文化主体性理解为本土文化的话，我们怎能科学建构文化主体性呢？在不少人看来建设文化主体性就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这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错，但实际上并没有深刻理解文化主体性的内涵与实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当然重要，但它只是文化主体性的形式，而文化主体性的实质却是其内容，而且应该是有能动性的内容。这种能动性内容的具体表现就是应该能够成功指导我国的建设与发展。因此，建构文化主体性要走出狭隘民族主义，而大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成果并为我所用。

　　不可否认，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是平等的，在参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都会为世界先进性文化贡献力量。但与此同时，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会带有民族性甚至狭隘的民族性⑧，但绝不能因此因噎废食，而应该在辩证扬弃的过程中为我所用。包括西方中心论在内的一切中心主义从根本上讲都是错误的，必须对此进行根本与彻底的批判，但在批判的过程中也需要进行有选择性的吸收、改造与再创造。毕竟人类知识体系是广泛的，一切都想通过重新创造是难以做到的。作为历史观的西方中心论与作为政治观和价值观的西方中心论因存在明显错误故而要大力批判，但作为思维方式与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论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因为特定的思维方式与特定的话语系统跟特定的政治与价值立场并非直接相关，它们是对社会存在中一些事物内在规律性一定程度的认识，因而其中不少的成分或因素都有一定程度的现实合理性，对于这些具有一定程度现实合理性的成分或因素在批判的基础上经过转换和加工后可为我所用（当“话语系统”就特定的话语内容与话语形式形成一个“话语体系”时就应另当别论。因为，扭曲或夸大后的“话语体系”自然容易滑向特定的政治与价值立场）。毕竟人类对自然规律与历史规律的认识是通过科学思维和范畴、术语等形式凝结而成的，尽管不同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同，但只要从事现代化建设就会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在这方面，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是进行话语利用、话语转换、话语批判与话语创新的典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汲取。

　　文化主体性建构既然要面对现实对自我的设定，并按未来期许对自我进行构建，自然在此过程中也不能忘却过去和历史对自我的设定。文化上的自我与生活中的自我一样，它总是要在不断面对过去、现实并按未来的期许中重构自我，将各方面对自我的要求与设定按照一定的思路与方式重新“中心化”为一个能动、积极的自我。由此，文化民族性⑨对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至关重要。文化民族性不仅是“文化自我”建构不可剥离的必要成分，同时也是建设“文化自我”能动性的重要力量。因为，文化民族性不仅是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形成与维系的源泉，同时也是推动一个民族健康发展的精神动力。任何民族特别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在文化上积累和积淀着丰富的治国理政和社会生活（包括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经验与智慧，这些经验与智慧都是指导特定民族面向未来并确保其健康发展的宝贵财富。更何况社会历史中的任何存在都是十分广泛的，任何时代的创新与变革都不可能是社会历史存在物的全部创新与全面变革，因而那些未被创新与变革直接引发变化的社会存在物都自然会在传统延续中生存与发展。即使创新与变革触发到的社会存在物也不可能跟传统彻底无关，只是它们已在人们批判的基础之上对相关传统进行了重构和创造性的重建。不过，文化民族性建设并不是说一切民族文化都可利用与转化，而只能是优秀文化的利用与转化。对于文化“优秀”的评价有多种标准，其中文化自身的衡量标准自然是重要考量。因为，文化是有其独特发展规律的，只有符合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规律并具有远大前途的文化才是优秀文化。但仅从文化自身标准来看问题还是不够的，衡量文化是否“优秀”还需同时考虑到文化之外的社会标准：一是要符合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际；二是要符合国际现状与国际发展潮流；三是要符合人类未来发展方向。因此，文化的民族性不是狭隘的民族性，而是开放包容的民族性，并且这种民族性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重构。在此，马克思“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对德国“狭隘的民族主义”与“虚假的世界主义”批判的思想与方法，对我们建设文化民族性是有积极意义的。文化民族性虽是一种民族文化，但它一定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文化，能够被他国人民理解甚至接受的文化。当然，文化民族性的提炼与发展也不是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在“科学理论”⑩指导下将文化先进性与文化民族性融合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新的文化生命体一旦形成后便会有如下鲜明的文化特征：它既是先进性文化，又是民族性文化，因而是真正将文化先进性与文化民族性融为一体的文化整体。在新的文化生命体中，民族的就是先进的，先进的也是民族的。总之，文化建设是一项科学事业，既要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和文化自身建设规律，又要有严谨认真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时需要反对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包括文化决定论、文化无用论和西方中心论等一切错误文化倾向。（参考文献略）

　　注释：

　　①如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初稿中曾明确指出：“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实质上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第1栏），并且说过，‘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0页。

　　②弗兰克不仅认定马克思思想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还提出通过“抛弃资本主义”的方法克服它。他说：“最好是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这个死结……不仅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探讨，而且关于‘资本主义’的存在情况和意义的探讨也是如此。因此，最好是把它抛在脑后，而去探讨世界历史的真实情况”。参见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1页。

　　③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9页。

　　④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的相关论述中有如下对包括印度和中国等东方社会的看法：东方专制主义、土地公有制（即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和“停滞的社会生活”等。如他曾这样描述中国：“在桌子开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页。

　　⑤除了明确指出俄国农村公社具有“二重性”之外，此时马克思还指出印度等东方社会在古代就存在私有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5页。“专制”制度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参见：同上，第636页，等等。

　　⑥马克思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对当时（包括现如今）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并不是西方中心论，而是如前文所说的世界历史发展具体阶段存在“中心”思想的表现。尽管此时的马克思仍然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方并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资本主义并不是西方“独有”的，东方国家也存在着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动力与可能。尽管当时（包括现如今）西方“主导”着世界并成为这一阶段的世界历史的“中心”，但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这个“中心”必然会发生转移和变化。

　　⑦作为文化自我的文化主体性，其显著特性自然是“我性”或“我族中心性”，一种不是内在于我而是外在于我的特性显然不符合这一规定性。但文化主体性的这种“我性”或“我族中心性”不是指特定民族在历史上已经形成或在生活中通过经验积累而形成的文化规定性，而是需要积极建构的文化规定性。因此，特定民族一开始就立足于这种“我性”或“我族中心性”是无法建构科学合理的文化主体性的。科学合理的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基础上，按正确理论指导才有可能完成。建成后的文化主体性自然也表现为明显的“我性”或“我族中心性”，但这里的“我性”或“我族中心性”已不是简单的、原初意义上的只有自我的“我性”或“我族中心性”，而是内涵着丰富的外在于原初自我的“我性”或“我族中心性”的规定性。当然，随着文化主体性的建成特别是落实后，这种外在于原初自我的“我性”或“我族中心性”的规定性也就渐渐转化为内在于新自我的“我性”或“我族中心性”的规定性。由此，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既是立足于自我的过程，更是改造自我与重构自我的过程。

　　⑧这里说“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会带有民族性甚至狭隘的民族性”，并不意味着所有民族都不可能产生超越民族性的先进文化，同时也不意味着超越一切民族性的科学文化或科学理论无法产生。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前者是针对特定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而言的，而后者是针对科学文化或科学理论能否产生以及如何产生的问题。就前者而言，它自然可以产生超越特定民族性的文化以及科学文化或科学理论，但即使如此，它仍然需要与本民族实际相结合；就后者而言，它自然可以产生，但它的特点一定是超越任何民族性的文化，科学文化或科学理论超越民族性并不意味着它的产生不依靠于民族性，恰恰相反，它的产生同样需要扎根于特定的民族文化，只是与此同时还需要“站在本民族以外的立场”并最终“站在全人类发展的立场”批判考察本民族文化，以及借鉴与吸收其他民族特别是其他先进民族的文化。换言之，科学文化或科学理论也产生于一国或多国，但又不限于一国或多国，它是众多民族和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⑨一般来说，文化民族性既可抽象地指本民族文化中的先进因素或先进成分，更具体地指将先进性文化与本民族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文化。后者所强调的实际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现实实际”，二是往往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发展实际（虽然历史发展不是由文化决定的，但因历史现象的瞬间性以及文化与历史发展所有领域都有相关性等原因，故而历史发展往往会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或“凝结”下来）。将先进性文化与本民族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两个结合”的过程。其中，“第一个结合”规范并引领着“第二个结合”，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之上的“第二个结合”则可使文化主体性得以形成。

　　⑩“科学理论”自然属于先进性文化，但它又不同于一般先进性文化。大致来说，只要体现时代特征并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文化都属于一般先进性文化，但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作为“科学理论”的先进性文化却有着超出一般先进性文化共同性之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在：其一，它是被历史检验为科学的真理，具有跨越国界与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因而不会像一般先进性文化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甚至失去文化先进性。当然，马克思主义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但这跟一般先进性文化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其二，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先进性文化既是我们建设文化主体性的主要内容，又是我们建设文化主体性的具体思路和科学方法，同时也是我们确定和选择需要利用与吸收的文化是否具有先进性的重要衡量标准。因此，在讨论先进性文化时切不可将“科学理论”与一般先进性文化混同，在看到它们之间联系的同时更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否则就会在理论与实践中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理论探索》 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