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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在谈到《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问世时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由此可以确定，辩证唯物主义是现代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唯物辩证法是对世界整体的科学把握。唯物辩证法要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现实存在与终极存在、已知世界与未知世界的统一问题，亦即康德的“自在之物”之谜。马克思主义通过其科学世界观证明，人类所面对的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不存在不可知的“另一个世界”。人类所具有的革命的实践的能动性，证明了自然过程的“可复制”，证明了精神现象与客观世界的“反映”关系，也就证明了自然界的物质性、可知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这样，人类面对的是一元物质世界，只有已知与未知的区别，而不存在可知与不可知的鸿沟。历史的自然与自然的历史相一致，决定了认识真理的科学方式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和精神现象。

　　二是经验与超验、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问题，亦即从整体上认识世界的可能性问题。尽管我们前面已经论证，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但如果人类的认知能力限制其永远只能认识其中的一小部分，那么世界的整体可知性问题就仍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马克思主义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把真理从主观认知还原为客观反映，揭示了真理的客观性这一本质。

　　从唯物论的反映论看，人类认识的真理性在于符合客观实际。尽管每一个正确的反映只是客观世界的构成部分，但始终是客观、真实的世界的一部分，与尚未认识的无限世界并没有本质区别，因而具有绝对性。绝对真理不仅意味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我们只能无限接近，不能穷尽，而且意味客观存在的绝对真实性，存在于每个相对真理中。这样，承认绝对真理和承认客观真理、承认自然界的客观真实性及其可知性就成为同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否定绝对真理的根源，在于不承认正确反映客观实在的自然界是真理的本质。因此，否定绝对真理实际上就是否认客观实在性的自然界及其本体地位，否认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反映论，把真理、价值主观化。反过来，承认认识的本质是反映论，真理的内容是客观实在的自然界，真理的本性是客观真理，那么就必然承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及其可知性。

　　因此，绝对真理不仅是对世界的终极认识，是无数相对真理之和，而且是存在于每一个相对真理中的绝对客观性，相对真理包含着绝对真理。“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这个真理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 “一句话，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意识形态）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相统一的真理认识过程，打破了人类认识局限性与整体世界可知之间的对立，消除了经验与超验之间的鸿沟，开创了以真理的方式认识终极性存在和永恒价值的方向，为科学把握世界的“整体”奠定了哲学根据。

　　（二）系统观念是对唯物辩证法精髓的完整把握。唯物辩证法是完备的思想体系，可以从把握其本质和核心入手去全面领悟它。毫无疑问，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所在。不难看出，由于对立统一揭示了事物“自己运动”的本性，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质变”“飞跃”的根源，没有给“上帝”等神秘主义留下任何作用的空间，的确是科学世界观的核心思想。但是，对立统一并不能包罗无遗地解决所有世界观的重大问题，例如世界存在的体系化形态及其历史形成过程等问题，因而需要唯物辩证法中的其他规律、范畴的补充。这表明，对立统一并不拒斥唯物辩证法其他核心观点的存在。

　　列宁关于对立统一作过经典的论断，他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列宁在这里的用语极为谨慎，从“本质之一”“特征之一”之用词中可见他并没有否定唯物辩证法的其他本质特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运用中，以“系统观念”统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七大思维能力，将其作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科学思想方法。这是对系统观念的世界观方法论意义的深入阐发，是对如何把握唯物辩证法精髓的重大突破。

　　（三）系统观念在唯物辩证法中具有奠基性地位。从根本上说，系统观念确立了事物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本性，揭示了事物的整体性存在方式和系统性运动的本质，因而是唯物辩证法的奠基性思维。必须强调，系统观念所具有的独特世界观和认识论价值，在于它是突破感性直观和经验现实、把握客观真实的整体性存在的理论思维方式，因而颠覆了传统的实证科学。恩格斯曾指出，自然科学在具体知识领域搜集和整理材料需要经验的方法，但要把各知识领域统一起来作整体性把握，则需要科学世界观，“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原因就在于，经验的研究只能以感性直观的“个别”为对象，从中抽象出普遍的共性，即从具体到抽象。但是，经验的方法无法把握“具体的普遍”，即整体性实体，因而无法成为世界观方法论，也不是真正的实证科学。这是因为，恰恰是具体的普遍才是世界和历史的整体存在，具体的“个别”只是世界存在的局部和片段。世界是整体性的物质世界，历史是整体性的“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此等等。真正的实证科学不仅要科学认识世界的“部分”，更要科学把握世界的“整体”。

　　因此，运用系统观念，揭示世界作为普遍性实体的存在，才能达到对于历史的规律性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奠基性概念，如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人民、阶级等，都不是感性直观的“个别”，而是在理论思维中作为有机历史整体存在的“一般”。这些体现了“总体”的实体，虽然不能脱离“个别”，但它并不是直观的“个别”的抽象或集合体，而是使直观的“个别”摆脱“孤立”状态而成为具体历史存在的客观依据。也就是说，离开了“总体”的直观“个别”，并不是具体的现实事物，而只是“抽象的”存在。例如，离开了“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就是“抽象的个人”；离开了“生产方式的演进”，社会生活就是简单重复的非历史的饮食男女、商贾货值；离开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历史就终结在“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主义幻觉中。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具体事物作为感性直观现象只是它的部分存在形式，只有在矛盾的系统中，在普遍联系与运动变化中，在特定的整体性存在中，具体事物的性质及其存在才能确定，才能成为具体的历史存在。由此可见，系统观念是唯物辩证法的奠基性思维。

　　囿于经验的方法，把系统性存在误读为只能作为“个别”的抽象，否定其作为实体性存在的可能，是当前必须澄清的错误。不能以“一般”只存在于“个别”中的辩证关系，否定区别于“个别”的普遍性实体的存在。虽然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曾肯定“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的观点符合辩证法，但他同时也明确指出，这“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从存在方面看，它仅表现了经验层面的事物状态；从认识论角度看，它仅描述了简单实证分析的抽象特点。因此，不能将这一观点绝对化。不能认为“一般”只能作为感性事物的抽象存在，而不能与“个别”一样，也可以作为“感性”实体存在。实际上，只有发现“普遍领域的感性存在”，才能揭示出历史的规律，因而现实的人类和人类普遍利益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显然，要把握“历史”，即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就必须有处在历史变化中的现实的人，就需要不断突破感性直观的“个别”，不断突破“人自身”。以唯物辩证法超越单纯的经验直观，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

　　作为认识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必然随着变化发展的世界不断改变着自身。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唯物辩证法紧跟时代步伐的重要表现，就是根据不同的时代要求，把其精髓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内容作为突出的特征表现出来。如果说，对立统一在以战争、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具有突出意义的话，那么在和平发展的新时代，系统观念则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引领价值。

　　（一）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一般认为，人类迄今已经历经三次科技革命，现在正面临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科技革命的大趋势是从工具创新向系统集成创新演进。因此，第一次科技革命又被称为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是指以智能化技术为核心，融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前沿科技,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系统变革的过程。这表明，科技革命已经从以先进工具、核心技术的创新为中心，转向了以融合发展、系统集成创新为中心。

　　从根本上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呼唤的新质生产力与以往生产力的区别，就在于它不单纯是“要素”生产力，而是体系化的优化组合。新质生产力提出的“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表明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不能着眼于单个要素，而要从系统的优化组合出发。“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这一明确无误的趋势，要求我们必须强化系统观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二）回应“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动荡变革、变乱叠加使得历史的大趋势不如科技革命那样明朗。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历史十字路口。未来取决于我们的抉择，而正确的抉择则取决于我们能否对于历史大势形成正确的共识。系统观念是帮助我们作出正确抉择的思想方法，它不仅是我们拨云见日、坚定历史自信的底气，也是引领我们掌握历史主动，走出当代困境，开创人类光明未来的思想武器。只有从系统观念出发，才能正确判断以下具有全局性的时代之问。

　　问题一：为什么合作共赢、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新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超越了特殊的国家和区域利益，南北分化、贫富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难以为继，因而合作共赢、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实际上，承认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就必须承认人民利益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从历史观上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历史规律已经表明，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特殊的阶级利益。以往历史发展成果之所以被剥削阶级攫取，不是因为其特殊阶级利益的力量所致，而是因其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从而在一个时期内被全人类共同利益大致包容的结果。剥削阶级的利益一旦发展到了同人类共同利益完全对立的程度，它的统治也就到头了。“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新时代不同于以往历史的地方，在于以往人类共同利益的决定作用只在关键的时候才显露出来，而今天人类共同利益的决定作用已经以显性的方式成为常态。

　　但是，如何把资本任性逐利的经济全球化转变为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引领的经济全球化，从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文明类型的历史局限性，仍然是新时代人类必须面对的重大考验。不难发现，当今人类共同利益依托的实体性存在，已经从传统的民族国家逐步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展。因此，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只能通过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来破解。而克服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倾向，本质上是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文明优越论。世界各国对此都负有责任，不过负首要责任的应是那些在主导不平等的经济全球化中获利的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在今天区分潮流与逆流、管控对抗风险等挑战十分严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观念是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思想保障。

　　问题二：为什么中国能与世界相向而行，为变乱叠加的世界注入强大的稳定性？

　　“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历史进入了“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马克思曾经预言，人类将以“联合起来”的方式，驾驭资本主义已经无法驾驭的巨大社会生产力，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但马克思不可能具体设计出这条道路。今天的世界发展已经表明，人类将通过开辟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通过开创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终结”人类的史前史，走向真正的人类历史。其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具有代表性。它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突破了民族和区域性界限，成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当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性事业。

　　让中国主题融入时代主题，使两者有机统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不仅是时代的主题，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仅是解决国内主要矛盾的出路，也是引领时代潮流的战略举措。我们从中国主题与时代主题的融合上更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争取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从理论创新方向的融合上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争取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较大的促进；从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一致性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争取对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

　　让中国发展融入世界发展，使两者良性互动。在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实践方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两个基本判断：其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这就是说，只有把时代课题落实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把民族发展融入引领时代潮流，中国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其二，“世界能够进入中国，中国也才能走向世界”。这就是说，要让各国大门向中国打开，首先中国要向世界各国打开自己的大门。上述判断充分说明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一致性。要构建开放合作、协调平衡的世界发展新格局，必须把立足自身发展与不断扩大开放、创造出更多的共同发展的历史机遇有机地统一起来。

　　让中国精神融入时代精神，使为民族谋复兴与为世界谋大同有机统一。时代精神是对时代和历史深入考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入把握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今天，中国精神能够全面融入时代精神，一是因为我们认定的时代精神是“改革创新”，而今天的世界正处在“动荡变革期”；二是因为我们坚持的时代精神，始终是开放发展的，而开放是当代世界无法阻挡的趋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的动荡变革交织，决定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无限前景。系统观念是我们正确处理和建构当代中国与世界基本关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思想。

　　问题三：为什么系统观念能够引领我们破解人类发展面临的众多全球性问题？

　　从今天的时代特点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正处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我们必须着力解决一些重大而棘手的全球性问题。系统观念为我们把握当代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全球性问题既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突破口，围绕全球性问题，可以使当代人类共同利益最大化成为现实。由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合作共赢的人类共同利益已大于一国私利，合作高于竞争、互利高于自利已成为趋势。相应地，我们在思维方式上就必须破除“冷战思维”、不搞竞争对抗，坚持求同存异、求同优先，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坚持共同体优先、拆除“小院高墙”。

　　针对和平、发展、安全问题，习近平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这些倡议旨在最大限度地整合各方的共同利益，画出最大同心圆。其依据就在于，虽然当今世界的利益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不确定性乃至分裂、对抗的风险加大，但是让人类共同利益不断壮大，使其不被一己一国私利绑架，仍然是历史潮流。系统观念为我们规避利益对抗风险，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思路。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今天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方位要求，以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战略部署，都要求我们增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自觉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从系统观念出发，领悟这一科学思想体系的世界观方法论。习近平提出的系统观念，不仅仅强调“一般”实体性存在的基础性意义，更注重的是适应时代转换的世界观方法论创新。我们正处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这意味着系统观念在今天已经精准聚焦时代精神的精华。

　　第一，通过对新时代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准确判断和科学把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贡献，也是系统观念的耀眼亮色：以大历史观把握历史方位，通过对大小时代的科学区分，使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绝不动摇”有机统一；通过对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区分，使坚持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顺应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变相统一；通过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科学统筹，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变局良性互动。

　　科学地判断时代方位，是提出时代之问的前提；科学地判断中国与世界的时代关联，是回应时代之问的关键；科学地把握时代潮流，是引领时代、开创历史的根据。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敏锐地发现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与以往时代不同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现当今人类正处在一个“世界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必须面对“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的时代之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的重大时代课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大局同步交织、交相辉映的论断，正确判断了中国和世界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关系。它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尤其是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划时代倡议。它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世界潮流完全一致：这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同富裕、永不称霸的现代化，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完全一致；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的现代化，与当代人类应对气候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努力完全一致；这是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与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完全一致。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为不确定性增加的世界变局注入了强大的确定性。

　　习近平澄清了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变乱叠加的迷雾，揭示了“东升西降”、“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为战胜逆风逆水、风高浪急的挑战奠定了基础。习近平以令人信服的“中国之答”，回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创造性地为破解“世界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可见，只有用系统观念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才能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要因所在。

　　第二，通过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贯通，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立足现实的中国，又植根历史的中国，在深刻揭示中华民族不断发展的历史逻辑的同时，极大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文化根基，因而是引领党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指导思想。我们正处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关键期，朝这一目标迈进需要更强大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两个结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融通了社会主义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奠立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历史根基之上；同时，又焕发了中华古老文明的当代生机活力，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准备了条件。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因此，只有在全面把握中华文明5000年优秀传统、社会主义500年的曲折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内在统一的系统观念前提下，才能真正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第三，通过新时代的历史成就，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全面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在实践上破解了系列重大世界性难题：破解了消除绝对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破解了国家治理这一世界社会主义的难题，形成了在完善国家制度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解答了保持执政党长期执政永不腐败的世界性执政难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拒腐倡廉理论。

　　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并在理论上取得了许多原创性成果，归根到底是坚持在实践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确保党和国家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在经历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中，新时代全党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确保改革永远是进行时；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我们的发展经历了以生产力的增长为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转变，新时代的发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更多的自身发展动能、更好的制度性创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新时代的稳定从主要靠政策维护转向全面的制度支撑，彰显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优势，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可见，只有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系统观念出发，才能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第四，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十三个方面成就”“十四个坚持”和“十个明确”等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与过去我们习惯于从理论体系本身把握科学体系，而忽视其实践基础和行动成效不同，这是一个包括实践经验、行动纲领和理论体系在内的大科学体系。但是，要把科学体系扩展到实践和行动领域，对实践的概括就不能停留在经验层面，而必须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对行动纲领的把握，就不仅要阐明怎么做，还要明晰为什么这么做。如果做到了这一步，那就表明我们对科学体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具体地说，“十三个方面成就”是支撑科学思想体系的实践依据和经验基础；“十四个坚持”是落实科学思想体系的具体行动，构成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十个明确”是科学思想体系的理论精髓，是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四梁八柱”。三者的关系深刻阐明了党的创新理论的内在生成逻辑，即以回应时代之问为导向，以实践方略和历史成就为根基，以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科学体系为追求，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保持蓬勃生机。因此，只有系统观念才能帮助我们领悟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解读这一科学体系的支点有二：其一，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改革不仅推动我们从实践上紧跟时代，而且促进我们从理论上阐明时代、把握时代，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础。因此，发现时代之问不仅仅是提出问题，同时也是回答问题、解决问题。当今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的体系性衰落和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它提出了超越西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时代问题，习近平提出的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针对这一时代问题作出的中国之答。它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趋势：顺应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潮流的需要，现实人类依托的实体性存在，已经从民族国家逐渐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展。因此，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只能通过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来破解。

　　其二，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在党。党依靠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成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而党能够做到这点的法宝是自我革命。坚持党的自我革命是党的基本品格和优良传统。但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一是，百年老党长期执政带来的“大党独有难题”，给我们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出了许多新挑战；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全面开展，使得一方面能够让我们学习、借鉴的现成成果日益稀缺，另一方面对于指导我们事业发展的前瞻性、自觉性要求越来越高。

　　围绕党的自我革命这个关键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两个理论观点的创新：一是把党的自我革命提升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用自我革命防止党的腐败、衰老、分裂、退步，比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更有效，但也更艰难，这就必须增强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才能始终保持党的蓬勃朝气和团结统一。二是把党的自我革命摆在革命事业的首位，用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它表明我们改造主观世界的动力、任务、责任等都来自改造客观世界的追求，这点不会改变。但是，以前我们是落后于时代，通过不断加强学习和自我革命来不断追赶时代。而今天则不然。我们已经与时代同行，前进的动力相对不足，而如何推进全球化，如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如何走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一公里”，这些都没有前例可循，也鲜有经验可鉴。如果没有更加自觉、动力更强的自我革命，党就会失去前进的力量。

　　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党员教育的终身课题，是增强党的自我革命动力的关键之举，是支撑上述两个重大理论观点的基石，其意义在于把党的自我革命的动力内化于自身：“不忘初心”使我党坚守立党之本，永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装，锻造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本领，勇于自我革命，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不忘初心”使党获得了正确判断真假共产党的标尺，即永远接受人民考评、拒腐防变的“赶考精神”，永远接受历史和实践检验、勇毅前行的“改革精神”，在道路、旗帜、方向上坚定不移，自行纠错，避免颠覆性错误的“斗争精神”；“不忘初心”使党获得了以“旁观者”认识自己的视角，把忧患意识植入了党的生命肌体，使之能够胜不骄、败不馁，始终从严治党，时刻警钟长鸣，奋斗不止，永不自满。

　　坚持系统观念生动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娴熟运用与创新发展；体现了通过世界观方法论的制高点所达到的高度的理论自觉、道路自信和历史主动。只有从世界观方法论着眼，才能更好地学习、领悟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年第1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