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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如果在其现代化规划中没有共同富裕的维度，它会遭遇什么样的后果和危机？率先遭遇此问题的正是马克思的祖国德国。而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争论不仅成为“德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议题，甚至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回顾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这个片段及其内涵，无疑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年长马克思近30岁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这位以关税保护政策闻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国家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开创者。他对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将政治经济学转变为德国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学。所谓国民经济学，直白地说，就是国家经济学，即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经济以促进国家繁荣。用李斯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研究一个既定的国家如何通过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手段实现繁荣、文明并获得力量”。实现政治经济学向国民经济学的转变，关键在于将经济学的对象从关心价值或财富的增长转变为关心生产力的增长。斯密经济学的根本弊端是他的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纯然私人性的，他混淆了私人经济原则和国家经济原则，甚至根本就没有后面那个维度。对于一个谋利的个人而言，他的原则是以最便宜的方式追求财富最大化，但对于一个在对抗和竞争中存在的民族国家而言，它必须考虑财富之外的国家的整体利益。在国家的视野中，生产力量的培育远比交换价值的增长更为关键。当战争——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来临的时候，财富会变得脆弱，它极容易被耗尽或摧毁，只有坚实的生产力能保护这个国家的生存。这也是李斯特一再强调的：“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 

　　与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相补充的，是他制定了国家生产力发展的策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大抵会经历原始未开化阶段—畜牧业阶段—农业阶段—农工业阶段—农工商业阶段。国家须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以促进国家生产力的快速提升。英国崛起的秘诀就是它总能审时度势地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即使是它彼时鼓吹的自由贸易政策，也是应和它强大的工业地位所采取的最有利维护其经济优势的措施。对李斯特来说，德国正处于从农工业阶段向农工商并举发展的阶段，最恰当的方式是施行必要的政策建立统一的关税同盟，对外抵制廉价工业品的入侵从而保护本国工业萌芽，对内消除关税壁垒从而推动生产的联合。应该说，李斯特的主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德国的现代化，他也确实有资格成为后发国家的经济教父。 

　　李斯特是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就一直面对的人物，他或直接或隐秘地出现在青年马克思的大量著作中。对于这样一位很具有“现代化”思维的学者，同样重视生产力的马克思却没有给予尊重。也正是马克思对李斯特的批判，展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同于一般现代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差异。 

　　李斯特的进步意义在于，他深切认识到，在现代，工业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但是，他却从没思考过国家性质和结构，或者更直接地说，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里没有“国民”。李斯特考察了工业的问题，却没有考察人的问题，没有考察工业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已经很尖锐地在工业体系和市民社会都最发达的英国呈现出来了，那就是，没有公正的政治领域，没有共同富裕，生产力的解放并不必然意味着人的解放。恩格斯的英国考察表明了这一点：“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对于李斯特来说，英国是对手，也是值得效仿的现代化榜样。但对于转向共产主义的马克思来说，英国模式却是值得警惕和必须超越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确实能够促进国家的生产力，却无法克服这一体系下国家内部的劳动对立和社会分裂。所以，马克思在摘录《国民体系》时很准确地评论道，李斯特非常强调分工和生产力，但当他在分工的基础上要求联合时，却没有废除使劳动相互对立的利益。李斯特批评斯密塑造了一种神话般的个人，他们仿佛能够脱离国家限制而自成经济主体；现在李斯特也面临类似的困境，即他塑造一种神话般的国家，仿佛它内部和谐统一而自成单一的整体。但是，私有制和其贫富分化的结果决定了那只能是注定破灭的神话。 

　　如果说斯密政治经济学里缺乏“政治”，那么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里则没有“国民”。作为一名忠诚的爱国者，李斯特孜孜以求于德国工业的繁荣，但他热忱的爱国主张却受到谋取私利的资产者的利用。马克思已然看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体系下，繁荣的只会是德国资产者，贫乏的却是德国工人。事实上，最欢迎保护政策的正是德国资本家，他们借此发展了产业，攫取了财富，却把饥肠辘辘和疾病缠身的工人留给了国家和社会。李斯特的眼里只有生产的力量却没有从事生产的现实的工人，他的理论中没有生产关系，没有意识到构成人的现实存在的是他们的社会关系。所以，工人们遭遇的种种异化，也就成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不值一提的代价。马克思曾批判英国经济学导致物的世界的增殖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而这一批判对于作为英国经济学反对者的李斯特同样适用。 

　　也是因为没有对国民的关切，没有人民共同富裕这个根本旨归，李斯特的民族主义最终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悖论。民族主义在德国文化中一直有着深厚的传统，李斯特不同于他之前或同时代民族主义者的地方在于，后者只强调文化对于民族的决定性意义，而他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将经济、政治和文化关联在一起，他明白，一个文化的民族要提升为一个国际上政治强大的民族，离不开民族经济的发展。但是，马克思却看到了李斯特民族主义经济学的另一面。既然保护主义只是为了在一国之内顺当施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那一套，那么，当这个落后国家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增强国民经济时，它内部的普通民众基于传统而形成的民族性却有可能因为利益的分化和对抗而瓦解。马克思说，工业家的祖国是货币，是他们针对国内无产者而形成的共同利益，而“工人的民族性……不是德国的民族性，而是劳动、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当德国资产者对本国工人的剥削比外国人更狠时，凭什么要求德国工人视他们为同胞？从马克思的阶级视角看来，保护主义经济学以国家崛起的愿景掩盖了资本主义状态下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对抗。所以马克思根本不愿意在自由贸易和关税保护之间做二选一的抉择。在讨论英国的《谷物法》时，马克思指出，无论《谷物法》废除与否，英国工人的命运都是“死亡”。德国面临同样的困境，无论关税保护给德国带来怎样的繁荣，只要私有制的社会关系不调整，德国工人只会分享和英国工人一样的遭遇。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简短而深刻地谈论了民族问题：“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所谓民族的内部结构，自然包括了这个民族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利益一致和共同富裕。但是，要达成一个生产力繁荣而内部团结一致的民族共同体，古典政治经济学不行，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也不行。马克思以其社会主义展示了构建这样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可能，而它的实践成果，则交给了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要求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 

　　（作者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2月6日 

　　网络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