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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关系历史性发展的显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形态。我们在对其批判性的理解基础上，如何准确捕捉它的发展特质，又如何理解和应对数字资本带给的机遇与挑战？面对数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随之发生的劳动形态的变革，我们应该如何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超越，从而实现真正的、合乎人性的人的本质的复归呢？这些就是迫切需要我们解答的重要问题。 

　　数字资本的特性是基于“数据和云计算形成的庞大的关联体系”。我们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视域相结合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具体说来，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性产物，反映了资本关系在当代的发展；数字资本主义在其本质上仍然体现着剥削与逐利性，只是形式上更具隐匿性；最后，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异化走向了主体生命的全面异化。 

　　数字资本的转向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资本追求自身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目的是要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这也是资本实现自身增殖的过程。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使得劳动力成为商品，进而货币转化为资本。而资本的运动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流通过程。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来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生产得多也要卖得出去。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资本家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加速资金的周转和资本的流通。于是，随着金融资本的介入，银行的职能发生了改变，虽然加速了资本在流通领域的运转，但是，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弊病再次凸显。无论是产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还是数字资本主义都具有资本的一般性特征，即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进行的，以实现资本增殖最大化为目的的特性。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和经济危机，资本试图在虚拟世界中构建新的剥削空间，数字资本主义由此产生。数字资本主义的产生可谓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是资本增殖从现实世界扩展到虚拟世界的结果。 

　　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并不是说产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就要消失，而是通过大数据与云计算，摆脱产业资本生产的盲目性，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方向，促进产业资本的升级。同样，在金融投资领域通过云计算来引导金融投资方向。 

　　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由一般数据构建的万物互联的时代，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讨论的，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构建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系，这代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并非时代的倒退。同理，数字时代依旧如此，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所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不意味着要删除手机里的智能化APP，将手机还原到只是接听电话的工具。我们要弄清楚这些经过云计算加工处理后的一般数据，是如何建立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 

　　马克思强调，他所讲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劳动，他所要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域下的抽象劳动。在数字时代，数字资本主义所谓的数据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数据流量，只有那些被平台纳入并被算法利用的数据才被视为有价值的数据。也就是说，只有可以被纳入平台算法进行生产的数据才是有用的数据。数据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体现在互联网用户的具体使用活动当中，而价值包括开发与收集应用数据时所耗费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综合，当然，也包括使用互联网的用户所耗费的体力与脑力活动的综合。国内有学者指出，作为数字资本的一般数据，是所有在数字化平台上的用户生产出来的，而被少数数字资本家占有。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要打破这种垄断的状态，使平台的一般数据真正实现共享。 

　　阿多尔诺和福克斯都曾指出，当代社会从生产关系的视角看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只是在生产的过程中，科学和信息技术被广泛地应用。 

　　在数字时代，数字资本主义中主体的数字化生存状况表现为生命的异化。这种异化体现为人类劳动的数据化，以及平台垄断通过数据处理实现的资本增殖活动。事实上，还是要对资本逻辑的结构化进行批判。 

　　随着互联网数据的普遍化发展，网络用户通过上传资料、浏览网页在网络平台和电子设备上生产了个人数据等信息内容。福克斯认为，与传统文化传播相比，互联网的独特之处在于用户同时具有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双重身份。在传播方式上，表现为去中心化的结构特性。这里互联网用户的生产与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性劳动不同，按照马克思所阐述的雇佣关系来理解，那么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商品挣得工资，来获取生存资料。而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用户和平台并非直接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平台通过开放权限，使互联网用户可以上传和下载数据，实现特定的交往形式，而用户并没有获得工资，这种数字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使得“剥削作为一种社会关系隐藏在‘玩’的结构之中”。既然互联网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那么利润从何而来呢？一方面，大数据平台对互联网用户使用数据进行收集，并将其作为商品进行买卖，扩大了资本积累的领域，打破空间的限制，这样一来，平台就可以获取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平台通过对互联网用户上网数据进行收集，可以根据用户的浏览行为、兴趣爱好等向其推广数据，推广链接广告，提高购买意愿，从而获得利润。这种推广正是通过大数据与云计算实现的。用户所进行的信息型生产劳动其实并不属于生产领域而是归于流通领域，但是却属于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领域的生产性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体现在加速了商品的流通，延伸了商品的领域，促进了资本的积累与剩余价值的产生。其二，通过信息与技术的控制，如通过推送广告，引导消费者购买。消费者为了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必须在工作中获得劳动报酬，这也在间接意义上推动了工资关系的再生产。事实上，这种对消费者购买意识的控制行为是无意识的，但实际直接影响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消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扩大了资本的权力。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人们在无意识中被平台中介化，并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中介化。一方面，人无法控制自己的产品，这些在互联网上上传的数据被平台占有，通过垄断将其货币化。同时，人在其中不断进行自身的再生产，从而不自然地服务于资本，为掠夺和剥削提供养料，为资本和技术积蓄能量。非物质劳动使资本的增殖不自觉地侵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打破了工作时间的固定限制，使得资本可以通过控制生活时间来对劳动者进行支配。这也就是生命权力，它通过渗透和控制生活时间展开非物质劳动，把剥削扩展到生活时间当中，使劳动时间发生了变革。数据的生产作为人活动的产物，以商品的形式参与到当代资本主义价值运动过程当中，形成以数据—流量为核心、以平台—算法为技术载体的数字生产方式。这种数字生产方式仍然是以生产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为目标。因此，无论是平台还是算法，其遵循的还是以人的生产劳动为基础，最终实现价值增殖。 

　　综上所述，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与之相应的是实体经济的萧条、失业率的增长以及贫富差距的增大。那么，数字技术如何摆脱资本的奴役，真正走向以人为本？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化。因此，数字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不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是人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不自觉地受制于数字技术的支配，屈从于资本权力的控制，从而丧失了人的主体性。面对数字经济片面繁荣的怪圈，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要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而实现数字经济的发展，这也为中国建设数字经济指明了方向。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网络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