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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拜物教批判思想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拜物教范畴，既不同于1842年在《科隆日报》中的偶像拜物教——由人创造又被人刻意遗忘的、“感性欲望宗教”的自然观念论，也不同于《资本论》中的系统拜物教——取得客观形式规定的、成为客观现象的、代表人的现实行为方式的社会存在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既以前者的宗教批判和哲学批判为例证，又为后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启先河。在马克思看来，拜物教表面上是私有财产制度下的物质财富被赋予了某种神秘性，具有神秘力量，实质上却是主体性与对象性的分离。为深化这一批判，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哲学背后隐藏的拜物教逻辑，并探寻出一条统一主体性与对象性、复归人的本质力量、解答拜物教等理论之谜的实践进路。
私有财产崇拜：拜物教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维度
《手稿》中的拜物教批判思想始于笔记本Ⅲ开篇对私有财产本质的追问。在马克思看来，亚当·斯密所代表的启蒙国民经济学家虽然将先驱经济学家（货币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贬称为“拜物教徒”，但是，只要其同先驱派一样崇拜私有财产，就无法逃脱拜物教的窠臼。与先驱派崇拜的只是劳动产品、认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人的对象性本质不同，启蒙派主张扬弃这种特殊的、纯粹的、“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转而信奉私有财产的纯粹主体性，“以劳动为原则”，认为劳动就是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因而“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由于“人本身被当成了私有财产的规定，就像在路德那里被当成了宗教的规定一样”，马克思认同恩格斯将斯密喻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
私有财产是导致劳动异化以及异化的根源，也是导致拜物教的根源。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本身就是对拜物教的批判，就是对私有财产所体现的主体性与对象性之间关系的探究。就此而言，先驱派的缺陷在于忽视人的主体性，将纯粹对象性设定为最高存在。相反，启蒙派的缺陷正在于否定人的对象性，将纯粹的主体性设定为“自我”存在。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相比于先驱派对人的某种肯定，启蒙派“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因为，先驱派毕竟承认了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启蒙派虽然打出了纯粹主体性的旗号，但实质上却全面否定了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并推崇某种非对象性的存在物。由于“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因此，它必定会彻底地否定人。这就是说，先驱派至少没有直接否定人的主体性，承认人与被崇拜物的双重存在；启蒙派却彻底剥离人的对象性，将人的主体性完全抽象化，是一种真正敌视人的、与人对立的拜物教。
当主体性与对象性被彻底割裂，基于私有财产的两种拜物教观念就必然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理论对立。这种对立表现在人的世界就是人的主体性与对象性撕裂的战争，就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战争。由于这一战争是物的世界向人的世界发动的侵略战争，因此，其结果必定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自我意识”异化：拜物教批判的哲学维度
在马克思看来，同国民经济学家一样，黑格尔也没有真正理解人及其本质力量。虽然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将“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但是，在他的辩证法中，“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这样的人只是他所说的自我意识，而不是有感性生命的、具有本质力量的主体存在。人作为有感性生命的、具有本质力量的主体存在，本来就是主体性与对象性的统一。然而，人的主体性与对象性却处于分离状态。原因在于，当人的主体性与对象性分离后，“主体性”成为纯粹自我意识的“主体”，“对象性”则成为与“主体”对立的“物性”。抽象世界的“主体”与 “物性”的对立关系最终表现为观念的绝对化和拜物教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的主体性与对象性的分离。于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批判，主要就是对“人=自我意识”这种“绝对知识”的批判，其实质就是哲学形式的拜物教批判。
一方面，因主体性与对象性分离而生成的抽象“主体”，不同于现实主体——人本身。首先，与对象性分离的主体性=抽象“主体”=纯粹自我意识；相反，与对象性统一的主体性=现实主体=人本身。显然黑格尔所设定的抽象“主体”并不是现实主体。其次，人的主体性与对象性一旦分离，就会丧失本质力量而立刻获得某种独立的异己力量，成为纯粹自我意识的“主体性”。此外，马克思认同黑格尔认为“人的每一种本质力量在人身上都具有自我性这种特性”的观点，却反对他的“人是自我的”的断言。因为，自我性是具有本质力量的人的专属特性，一旦脱离现实主体，便成为非人的抽象“自我”，即物化为“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总之，在黑格尔那里，作为人的对象的自我意识，被理解为抽象的、与人对立的绝对者，正像拜物教的逻辑一般。
另一方面，由于设定人=自我意识，黑格尔不得不对克服“意识的对象”做出描述，以解释自我意识是如何将自己外化并扬弃这一外化的。马克思将其逻辑转述为八点，并重点考察了“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具体而言：第一，“对象本身对意识来说是正在消逝的东西”，就是说，纯粹活动的自我意识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使自身成为非对象性的抽象“主体”，成为唯灵论的存在物。第二，意识本身因“自为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而知道对象是它自身”，所以再次“外化”并设定符合“物性”规律的、非现实的“对象性”。马克思指出“这种外化也有肯定的意义”，没有它，没有信徒崇拜的神将会何等落寞，彻底扬弃人的世界的物的世界就会陷入纯粹的虚无。第三，自我意识“外化”所设定的“物性”是非存在物，仅是某种符合物的世界规律的抽象“物性”。第四，“物性”设定本身不过是一种纯粹的、“自我”的、瞬间的行动，“在一瞬间把自己的能力作为产物固定下来”，这种偷梁换柱的抽象设定以瞬间的异化力量实现对现实物的合目的性占有，本质上就是对人的世界的掠夺、侵占和宰制，就是“一种外观，一种与纯粹活动的本质相矛盾的行为，所以这种设定必然重新被扬弃，物性必然被否定”。
感性实践活动：扬弃拜物教的必然路径
被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辩证法所制造的笼罩在拜物教上的理论迷雾，在马克思看来，只是因为真正的人、人的本质力量和现实生活遭到了无视。“从拜物教就可看出，理论之谜的解答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拜物教是在人的实践中生成与演化的历史产物，表现着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感性存在和感性意识，显然，“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意识，因为他的感性存在还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存在”。换言之，拜物教是“暂时的必然性”，是人类历史中的历史现象，必然会被超越。
真正人的感觉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存在，是扬弃拜物教的历史力量，是超越拜物教的实践力量，是由“人本身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总体而言：其一，感觉不是先验既定的，而是历史生成的，“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其二，感觉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依赖对象的。“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
其三，感觉不是外在规定的，而是自身决定的。这个自身是由人并为了人的现实主体，是主体性与对象性相统一的、合乎人性的本真存在。其四，感觉不是本自具足的，而是劳动创造的。只有感性对象性的劳动才能创造真正人的感觉。
异化劳动与人的感性对象性劳动背道而驰，以某种合理化的规定性导致抽象世界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异化劳动虚构出异化的、非人的对象性存在，强制取代人的感性存在，间接导致“拥有”的错觉，成为“感觉”的意识。另一方面，异化劳动决定私有财产，直接规定出抽象的、非对象性的“绝对精神”，成为“精神”的意识。麻烦在于，“感觉”表现为存在，“精神”表现为不存在，形成“感觉和精神之间的抽象的敌对”，形成唯物与唯心的对立。因此，实质性地解决这一理论谜题，“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不仅是扬弃拜物教的真正有效的方式，而且可以使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他通过对拜物教进行批判来揭示主体性与对象性分离与理论对立的历史进程，旨在揭露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自我”异化实质，进而将主体性与对象性的统一作为实践的任务。为此，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对象性活动”与“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两个内在相关的实践命题。“对象性活动”就是感性活动，既能总体确证感性对象性原则的真理性，也能确证人的对象性关系的现实性。它设定的不是抽象的主体或“自我”，而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即自我性。只有实现了两个实践条件的统一，自我异化的扬弃才“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同一条道路”（即实践）不是单向度“自我”的单行道，更不是历史逆行道，而是现实对象向真正自我的复归之路，是现实主体重新占有感性对象的实践之路，是人全面掌握自身本质力量的历史之路。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拜物教进行双重批判的目的不在于解答有关拜物教的理论之谜，也不在于分析拜物教的本质，而在于揭露拜物教产生的私有制根源和思想根源，否定私有制，将被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所颠倒了人的世界再颠倒过来，“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这一复归的过程，既是消除私有财产等“物”对人的奴役或者异化的过程，又主要是人通过自己的实践以全面的方式自觉地占有自己的全部本质力量的过程，是人类自我解放的过程。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