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在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两种模式是讨论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一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一元现代化模式，一是在反思西方现代化模式上，形成的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多元现代化模式。一元现代化体现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经典现代化理论建立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形态转进为现代社会形态的历史过程。而多元现代化理论认为，由于文明遗产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存在任何一种普适性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要理解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需要厘清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过程，即从城乡二元到城乡协调，从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再到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这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中国是所有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且农村人口占据大多数。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赶超目标，我国采取的做法是集中资源推进工业化，以实现在较短时期内建成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为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意图，逐步建立起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首先，建立统购统销制度，在城乡间建立商品交换体系。其次，建立户籍管理制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二元体制进一步拓展和强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乡发展呈现新气象。在农村，以承包制为主要方式开始了农村改革。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上，三线建设逐渐退出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核心位置，开启了乡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建设。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乡村工业化的推进，中共中央提出积极发展小城镇。从历史过程看，发展小城镇最能体现城市化和现代化探索的中国特色。它是基于中国传统、国情和地域特色发展起来的，也是从城乡二元关系到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结合点。我们可以结合费孝通对小城镇的研究来说明。费孝通从中国传统和基本国情出发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背后的核心关怀：一是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如何在拥有庞大农业人口的中国实现现代化？费先生基于传统农村工农相辅的传统的认识从青年时代起就主张工业下乡，既能提高农民收入，又能促进农村发展，走出与欧美工业化不同的乡村工业化道路；二是中国的现代化如何能够平稳进行？这就关系到小城镇为什么是个大问题。他提出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是一个从“乡土中国”向现代化都市逐步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得不走从农村小城镇开始逐步发展城市化的过程。费孝通先生认为，“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关系是大鱼与小鱼的关系，大鱼要帮小鱼、小鱼要帮虾米。我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公式，有别于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资本主义公式”。笔者在多年前指出小城镇联系了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点。

　　城乡二元体制是导致城镇化滞后、城乡发展不均衡和城乡差距拉大最根本的制度障碍。其中，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体制的基础和核心制度。因此，改革户籍制度，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成为推动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首要一步。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推行了一系列支持乡村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大认为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基本完成。

　　乡村与城市传统上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并非截然对立的两种社会形态。城市与乡村谁都离不开谁，在中国传统社会也是如此。由于农工相辅、城乡互补，进而使得城乡之间成为一个相互渗透、互相连接、相互包容的有机整体。21世纪初期，面对严峻的“三农”问题和日益拉大的城乡差距，中共中央将“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作为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方针。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发展理念，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中，“统筹城乡发展”位于五个统筹之首，并将“多予、少取、放活”作为扭转城乡发展差距的重要方针。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强调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过多年的探索，城乡一体化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始终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在这一阶段，城乡关系的核心是构建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框架，其具体措施主要有：取消农业税、对农民进行补贴、加大对农业农村的公共投入等，同时启动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这是党中央对新型城乡关系作出的明确说明，并且将“城乡一体”作为新型城乡关系的最终目标。这一发展战略的提出，把城乡协调发展提升到了全新的战略高度，表明我国城乡关系开始由政策性调整阶段转入布局性、制度性建设阶段。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逐步进入以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为主的“新常态”，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缩减、速度放缓。这使得前一阶段城镇化的高速增长中所遗留的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这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流动人口或“农民工”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此后，“新型城镇化”成为中国城镇化政策的指导方针。“新型城镇化”，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出发点的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主要就是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推动农民工进城落户，享受同等公共服务，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配合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中观层面提出多种新型城镇化实现路径，倡导因地制宜发挥优势；而着眼微观的城镇化研究，主要考虑制度、文化、心理等方面在个体实现城镇化过程中的影响与制约，并思考个体在城镇化中的能动性选择。党的十八大报告还指出：“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在总结城乡发展历史经验基础上，着眼于当前城乡关系发展实际和未来新型城乡关系发展趋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标志着对城乡关系认识上的重大转变，城乡关系的政策导向有了根本性调整。“乡村振兴战略”把乡村放到和城市同等地位，把乡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更加注重发挥乡村发展的主动性，这为新时代城乡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城乡关系的核心主要表现为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来构建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

　　中国持续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在克服城乡区域非均衡发展难题、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是引领城乡融合发展阶段、构建新型城乡工农关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既是建成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农村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固有的文化传统和自身的农业结构，需要夯实农业基础，全面提升乡村振兴的时代价值，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同时，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有力有效、有情有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突出社会转型与城乡关系的“融中有分，分中有融”的协调发展的内在关系，提升农村的整体发展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其核心是以对现代化之“美”的追求，推进城乡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流动更加畅通，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发展现代产业（农业）、建设现代化的农村，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城乡发展理念——在城乡融合背景下——赋予更新的活力和动力，使传统的农工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由于中国乡村社会存在内部差异，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并没有标准化的实践路径，而是需要结合地方实际，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的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还需要充分考虑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球、物质与精神、民族与区域等之间的关系。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任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城乡融合发展、实现高质量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这还需我们从学理上进一步研究。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