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当代人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空间重组与变迁中，传统的空间经验体系正在坍塌，空间正日益变得碎片化、分散化和去中心化，在这个时代，相比于时间，我们更需要重建我们的空间经验，重新理解和阐释位置、场所、距离、轨迹、中心与边缘这些空间范畴，空间的重新概念化已不可避免，这也正是当代的空间批判理论致力于呈现的，在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新的既具有时代性，又体现人类空间生产的终极价值的空间洞察力，本文将尝试站在马克思的视角上来展现这种空间洞察力，这种空间洞察力之所以可能，在于马克思的空间分析虽然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性，但他的相关阐释已经展现出一种深刻的未来性，这种未来性将为我们审视当代人类的空间生产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还没走出马克思空间思考的问题域，对于当代人类的空间实践而言，马克思依然“在场”。

　　“流动的空间”是今天我们理解空间的第一重基本向度，亦是马克思空间分析的未来性的第一条基本路径。“流动的空间”的生产是资本时代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就注入了一种“流动的空间”的视野。具体来说，商品需要从不同的生产“场所”和“地点”出发，流通到作为购买者的“场所”和“地点”，而商品的流通就意味着在不同的“场所”与“地点”之间建立关联，商品交换越活跃，其建构起来的不同“场所”和“地点”之间的空间关联越紧密和多元，由这些“场所”和“地点”生成的网络体系就越复杂。“流通”成为构成资本的本质规定的要素，因为“资本的最初的规定是：起源于流通，因而以流通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交换价值不会由于进入流通而消失；流通不是交换价值消失的运动，反而是交换价值实际上使自己设定为交换价值的运动，即交换价值实现为交换价值的运动。”普遍的“商品生产”必然催生一种普遍的流动的空间体系，这种流动性不是外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而是内在于资本的本性之中，是作为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流动的空间”实质上开启了一场空间的革命，“流动性”意味着“可抵达性”，这种“可抵达性”关联着“现实的空间”，是对宗教意义上的“神圣空间”的反叛，代表着一场空间的“祛魅”。

　　“流动的空间”不仅体现在资本时代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体系中，同时体现在国家与国家的政治交往和文化交往中，从政治认同的建构到文化辐射力的生成，都需要应对“流动的空间”所带来的空间重组，“流动”成为资本时代从共同体到个人的共同标签。在这个过程中，人自身成为空前“流动的人”，在空间体验上呈现为每一个人越来越不再囿于狭隘的地方性，而是不断在各种空间中穿梭和流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空前的流动的世界图景。当马克思宣称：“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呈现的是各种封建主义时代的“固定的空间”不断“融化”的图景，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现实的人不断与更广大空间和场域中的人与事物建立关联，从而空前地建构了一种空间的并存性。“世界历史”及其开启的新的空间性已经作为一种基本的时代经验，人空前地被置于这种空间性之中。

　　马克思关于“流动的空间”的相关探讨已经在当代得以充分的彰显，卡斯特基于网络社会的空间特征，明确提出了“流动的空间”的概念。在当代，我们到处遭遇的是“变动不居的空间”，固守在一种固定的空间变得日益不可能，一方面，原有建构在特定地方性基础上的空间生产，不断被纳入到一个日益多元的流动的空间体系中，与作为一种“他者的空间”相遇，另一方面，“他者的空间”亦不断进入特定的地方性空间，与地方性空间融合，因此，不再作为纯粹的“他者的空间”本身。在这个过程中， 每一个地方性的空间日益成为一个“复数的空间”，它既是民族的和地方的，又是世界的和全球的。“流动的空间”直接建构了具有全球规模的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和文化交往的空间。

　　“开放的空间”是今天我们理解空间的第二重基本向度，亦是马克思空间分析的未来性的第二条基本路径。马克思没有将“开放的空间”仅仅阐释为一种历史的结果，而是将之作为一个具有多重向度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伴随着多维的空间转换与重组。

　　第一，“开放的空间”的生产伴随着地方性生产体系的瓦解。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要求将每一个地方性的市场作为全球市场体系中的要素，它要求打破束缚资本积累的一切地方性限制。相应地，马克思的资本阐释学呈现的从来不是一种地方性的话语，勿宁说，这种阐释学从一开始就是朝向异质空间的，虽然资本主义最早的历史生成是在欧洲，但它的空间视野是世界的，资本有将所有的空间都重组和整合为“资本的空间”的内在趋向，它开启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虽然将西欧作为其资本分析的范本，但总体而言，马克思的资本分析不是欧洲中心论的，无论是“世界市场”还是“世界历史”的提出，所开启的都是一种“去地方主义”的阐释。而在此之前，不同民族对“异域的空间”的“凝视”很大程度是自身镜像的折射，“东方”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西方”是东方人眼中的“西方”，其中，渗透了二元对立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只有到了资本的时代，“异域的空间”通过普遍的交换体系建构起来的开放性，成为真正可抵达的、可联结的、现实的和感性的空间。

　　第二，“开放的空间”的生产伴随着诸种空间壁垒的消解。“开放的空间”就是对传统的建构在“封闭的空间”基础上的空间意识形态的重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人类建构了各种形态的空间壁垒，从地理-物理的空间壁垒，到政治和文化的空间壁垒，这些空间壁垒如此坚不可摧，以至于战争常常成为打破诸种空间壁垒的一种手段。只有到了资本的时代，打破空间壁垒不再呈现为一种偶然性，不仅如此，打破空间壁垒的方式亦不同于前资本时代，即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购买”的方式，当你购买的商品来自一个遥远的地理空间，这种交换本身就意味着既有的空间壁垒的消解，意味着不同的空间之间的可联结性，“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空间进程：一是具有世界规模的交通体系的形成。交通工具的革新是在资本不断拓展“积累的空间”的过程中被催生的，二是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的聚集和现代工业城市体系的生成，城市逐渐成为资本全球积累的主阵地。

　　第三，“开放的空间”的生产伴随着政治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变革。“开放的空间”不仅具有经济向度，更具有政治向度和文化向度。在政治向度上，一边是民族国家的地域性及其代表的政治权力空间，一边是资本的全球拓展及其所建构的跨地域的开放空间，二者之间形成一种辩证的空间张力，相应地，资本越来越呈现出双重的空间性，既具有民族-地域性，又要不断打破这种限制，将自身的触角伸向全球空间，这就是“开放的空间”的政治后果。在文化向度上，“开放的空间”具有文化传播效应，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民族的文化”成为“世界的文化”，这种开放和对话产生两种不同的文化后果：一方面，民族间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不断增强，共同的文化需求被催生出来；另一方面，民族之间文化碰撞和摩擦亦会增多，包括一种更深的文化壁垒的加剧和文化的地域性的凸显，两者形成一种深刻的对抗，前者导向一种文化上的“世界主义”，后者导向一种文化上的“地方主义”，这两种倾向在资本时代“开放的空间”的现实展开中同时呈现出来。

　　“虚无的空间”是今天我们理解空间的第三重基本向度，亦是马克思空间分析的未来性的第三条基本路径，“虚无的空间”本质上是一个资本统治的同质化的空间，“虚无的空间”是马克思对于资本条件下空间生产的未来性的重要展望。

　　首先，“虚无的空间”是一个普遍物化的空间。在资本条件下，空间生产的核心从“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空间被分割成可计量的、可交换的、标准化的空间单元，空间的生产服从交换规律，空间成为不同的资本力量角逐的场所。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全景式地呈现了英国工业城市所经历的空间资本化的进程。城市空间资本化的过程同时就是传统封建农奴制解体、失地农民向城市聚集的过程，是城市空间的食利阶层榨取超额利润的过程，亦是雇佣工人不断被置于一种体系化的生存空间困境的过程，在其中，雇佣工人处在一种持续性的空间权利被剥夺的境况中，空间成为新的异化的场所。

　　当我们将视角转向当代，这种空间异化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更隐蔽、更多元的方式不断呈现，空间异化从全球范围内的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城市空间占有的两极分化，到不断加速的日常生活、一种普遍的空间焦虑的生成，当代人正在被空前地置于一种资本化的空间境遇中。韩国电影《寄生虫》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了大城市的居住空间异化以及人的空间生存困境，而这种空间异化正在以不同的形态存在于资本全球化的诸种场域中。从马克思的时代到今天，资本的逻辑始终是空间生产的主导叙事，这种叙事广泛渗透于当代的空间知识论中，从空间哲学到空间艺术。

　　其次，“虚无的空间”关联着“无地方的地方”。在资本的时代，空间的虚无性不是地理-物理意义上的，而是文化-心理意义上的，资本统治的空间是一个导向存在的无根性的空间。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无根性至少在形式上没有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空间形态，那么，在今天，这种空间已经无处不在。我们会发现，无论你置身于悉尼、伦敦还是开普敦、马德里，你所经验到的绝大部分的空间甚至是全部的空间，都是资本大行其道的空间，是一种可以批量生产的、可复制的空间，基于不同民族性和地方性的多元化的空间都已经被或者正在被资本的逻辑所统治。地方正处于不断消失的边缘，人们日益居身于一个“没有地方的地方”，真正的“地方”正在现代人的精神秩序的建构中慢慢退场，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说，对“地方”的拯救已经成为当代必须关注的重大的空间课题。地方感的丧失使空间难以作为精神守望的场所，空间成为某种不可抵达之处。

　　最后，“虚无的空间”是意义不断被驱逐的空间。这正是马克思空间分析的最为重要的现实关切之一，即：对空间的资本化以及建构其上的空间体验的阐释是何以可能的？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资本条件下的空间体验不应简单归之于一种差异化的个体经验，而应从资本时代人处身于其中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性的空间结构中加以阐释，在其中，个体的空间体验不过是这一空间结构的表征。而只要我们深入到这种空间结构中，我们不难发现，空间正在日益成为一种“单向度的空间”，空间被空前地置于资本的权力场域中，资本权力的空间隐喻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空间作为家园和归宿之地的多重的意义之维正在削弱，相应地，资本条件下的空间生产是不安分的，欠缺空间想象的，是躁动的、冷漠的、单调的、重复的、贫乏的，一种传统空间视阈中的美学维度的空间、价值维度的空间不是被资本的逻辑所驱逐，就是包装成资本需要的空间形态，成为资本增值的空间载体。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时代的空间焦虑远胜于时间-历史的焦虑，不管你是否意识到，空间都正在以它的方式与每一个人处于深刻的疏离和对抗之中。

　　“技术的空间”是今天我们理解空间的第四重基本向度，亦是马克思空间分析的未来性的第四条基本路径，资本条件下的空间生产受着资本逻辑和科技理性的双重统治，这是资本时代空间生产的重要特征，也将直接塑造人类空间生产的未来形态。

　　首先，狭义的“技术的空间”指涉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体系。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就是以近代科技的发展为知识论动力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从生产要素到生产流程，都是被“科技化”了的。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科技对生产的持续注入是由资本不断追逐自我增值的内在机制推动的，具体来说，科技是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来现实地参与价值关系以及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生产特定商品的科技化程度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凝结在单位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少，相应地，单位时间内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就越大，因此，生产过程的科技化程度就成为资本能否实现可持续的增殖的关键。作为一种“技术的空间”，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体系对应着一套独特的空间管理机制，包括：雇佣工人和生产资料的空间聚集、按照技术流程而设置的功能分区、固定资本的空间规划等，每一套技术流程都关联着特定的空间景观，生产着特定的位置、场所和地点，资本主义大工业体系正是以这种空间规训为前提的。

　　其次，资本时代的“自然的空间”空前地呈现为“技术的空间”。只有到了资本的时代，科技在生产的普遍应用，使自然空间空前地被“祛魅”。马克思指出：“资本的趋势在于……尽最大可能增加劳动的—或者生产部门的—使用价值的多样化，所以，资本的生产一方面力图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强度，一方面又追求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也就是追求生产的全面性，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为了达到这一点，“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項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正是科技的登场使自然现实地成为“人的对象”和“有用物”，科技消解人对自然的崇拜，创造了一个普遍的利用和交换自然的体系。在资本的时代，“自然的空间”已经空前地呈现为“技术的空间”，当代的自然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被科技重构了，从大气、土壤到海洋，从基因工程到生物科技。

　　最后，广义的“技术的空间”已经拓展为人类的生存空间。如果说资本主义大工业呈现的是狭义的“技术的空间”，那么，广义的“技术的空间”则涵盖了所有科技理性统摄的空间，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空间网络到日常生活世界，从外部的物质空间，到内在的心理空间，技术的规训已经拓展到人类生存空间的诸领域，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生存空间就是一个“技术的空间”，确切地说，是资本与技术双重统治的空间。虽然在马克思的时代，科技的发展水平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相应地，这种双重统治及其带来的人类生存空间的变迁并不像今天这样深刻和广泛，但马克思已经前瞻性地预见到这一必然趋势。马克思致力于阐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人类的“生存的空间”同时表征为“技术的空间”和“资本的空间”，更需要我们对科技的发展本身进行一种价值论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技术批判与资本批判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在当代，技术与资本双重统治的趋势更为凸显，信息和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已经建构了一个覆盖全球的赛博空间，技术正在以它的方式完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空间革命”。

　　综上所述，“流动的空间”“开放的空间”“虚无的空间”和“技术的空间”是马克思空间分析的未来性的四条基本路径，这四重空间深刻关联，本质上都是空间的资本化的产物，亦建构了今天我们理解空间的基本向度。

　　第一，资本时代人类的空间境遇必然发生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我们建构新的空间认识论和空间价值论。马克思的空间分析呈现的就是资本时代的一种新的空间认识论和空间价值论，这种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基础是资本时代开启的新的空间经验体系，我们身处的空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如果我们还固守在原来的空间经验体系中，必然会不断遭遇“空间的断裂”，并最终患上一种空间的“精神分裂症”。比如：“开放的空间”不断取代“封闭的空间”是当代空间发展的必然趋势，相比之下，那种基于“封闭的空间”的意识形态终将被历史所淘汰，当代各种被粉饰的霸权主义的内核就是这种空间意识形态，这种空间意识形态终将被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空间哲学所取代。

　　第二，当代人类空间生产虽然在形式上呈现出多元性和异质性，但在本质上却具有深刻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突出体现在当代空间生产中资本与技术的双重规训，从全球化空间到身体空间，无不是资本与技术统治的场域，我们正空前被置于这一场域中，不断地被这一场域所规训，同时又在创造新的空间的可能性，这是我们理解和阐释当代诸种空间形态的核心逻辑。这意味着空间及其衍生形态虽然在这个时代呈现出多重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通过把握这一核心逻辑，对空间与社会过程之间的空间辩证法的阐释是可能的，而不会导向一种杂乱无章的空间经验的汇合或某种空间神秘主义和空间不可知论。

　　第三，空间在当代不仅是新的确证社会动力的场所，同时，也是新的异化的场所。如前所述，马克思空间分析的路线始终都不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路线，而是一种具有存在论意蕴的空间批判的路线。马克思致力于呈现：空间的异化是资本时代空间生产的必然产物，这种异化具有多样化的形态，我们都处在这一空间境遇之中。扬弃空间异化需要一种关于空间的价值向度的引入，在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重申，我们处身于其中的世界既是一个直观意义上的“物质的空间”，更是一个“体验的空间”“意义的空间”和“文化的空间”，在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强调，植入一种空间的想象和空间的批判，建构空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之间深刻的感性关联，是扬弃资本逻辑所生产的抽象空间的必由之路。

　　第四，空间哲学在今天需要突出解决人类精神世界的安放问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动不居的空间中，在无处不在的技术殖民主义的空间中，建构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新的意义体系，重建作为多元的“差异化空间”的“地方”，还“地方”于“空间”。在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的洞见：空间在今天不只意味着地理和场所，更是权利、是希望、是愿景、是家园和精神的皈依处，今天的空间哲学空前地需要我们从空间的视野去探寻“精神的故乡”，在空间的生产中注入存在论维度，惟有如此，在面对当代人共同的“空间症候”——“精神的无家可归”时，我们才能以空间批判的姿态注入一种力量，从而恢复一种“空间乌托邦”的权利，这亦是马克思的空间分析留给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作者简介：李春敏，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