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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生命政治理论的探讨与反思必须“回到马克思”。当代生命政治理论滥觞于福柯，而福柯自称是“不带引号的马克思”，其思想主张与马克思密切相关。尤其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示与批判，对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影响更为直接。1974年，在首次提及生命政治的讲座上，福柯就指出了生命政治对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社会对个人的控制不仅通过意识或意识形态来实现，而且通过身体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生物的、躯体的、肉体的生命政治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身体是一个生命政治现实；医学是一个生命政治战略”（Faubion［ed.］，p.137）。由此不难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当代生命政治理论的生成起到奠基作用，这也成为目前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在某种意义上，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是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在“生命”层面的进一步延伸。生命政治理论作为一种深刻地反映着时代现实的哲学理论，为我们激活马克思哲学中的相关思想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径。然而，当我们试图从生命政治理论回到马克思那里，去挖掘马克思的生命政治思想时，我们会遭遇到一系列问题：马克思的生命政治理论何以可能；我们能否以生命政治理论为框架直接去挖掘马克思的生命政治理论；如果存在着一种马克思的生命政治理论，它与福柯等人的生命政治理论的区别何在；等等。本文试图以彰显生命政治理论特质的“生命”视域为抓手，对以上问题予以初步解答。

　　清晰而准确地把握生命政治理论的特质，是我们实现马克思与生命政治对接的前提。众所周知，福柯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奠定了当代学界对生命政治的基本理解。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指涉着一种对整体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等生物性因素进行调节的生命权力（biopower），“它倾向于把‘人口’当作生活在一起的生物，他们表现出特殊的生物学的和病理学的特征，因此属于特殊的知识和技艺”（福柯，2018年a，第490页）。在这种治理“技艺”之下，“使人死”的死亡权力淡出，“使人活”的生命权力凸显。这种“技艺”积极地“扶植”“提高”生命，使生命主体在被治理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不是一种压迫感，而是一种存在感。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论与福柯的生命政治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强调的是在福柯那里日渐隐退的死亡权力，认为恰恰是死亡权力在生命政治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并将其指认为“至高权力”（sovereign power）。“赤裸生命被纳入到政治领域中，这构成了至高权力的（可能隐藏着的）原始核心。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创造一个生命政治性的身体是至高权力的原初的活动。”（阿甘本，第10页）在例外状态之下，法律被悬置，公民的政治身份被剥夺，至高权力可以随意地处置生命，生命沦为一种近似于自然生命或肉体生命的“赤裸生命”。我们看到，除去权力、国家、法律等传统政治哲学所探讨的重要论题外，当代生命政治理论得以凸显的特质就在于它的独特的生命视域，即以肉体、身体、人口的生物性因素等生命视域介入政治的讨论，这对于以往的政治哲学研究来说无疑是陌生的。

　　然而，生命政治理论特质的判定并不足以完全揭示出它的本质性内涵，这一特质的成立事实上还面临着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在间接的意义上，一般性政治范畴实际上就内蕴着一定的生命要素。一般性政治本身就是为了保障生命安全、维护生命权利、促进生命发展而生成的秩序性存在。因而，生命政治似乎是一种同义反复，难以明确地与一般性政治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在直接的意义上，政治哲学自诞生以来一直没有离开过对生命相关问题的探讨，以肉体、身体等生命因素为视域并不能充分地说明生命政治区别于一般性政治的特质。例如，在政治哲学起源的古希腊时期，对政治的讨论就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对肉体生命的治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明确提出了基于身体健康程度进行治理的法律：“这两种法律都对那些天赋健全的公民的身体和心灵抱有好意；而对那些身体不健全的，城邦就让其死去；那些心灵天赋邪恶且又不可救药的人，城邦就毫不姑息处之以死。”（柏拉图，第122页）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一个城邦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并将其视为保证城邦秩序、政体优良的前提：“一个城邦首先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并且能够自己供养这些基本的人口，使他们能在这一政治共同体中过上优良的生活。”（亚里士多德，第237页）因此，在最直接的生命视域中，生命政治也难以与一般性政治区分开来，米卡·奥加坎加斯（Mika Ojakangas）甚至指出：“以国家的安全和幸福为名来管理生命的政治概念与西方政治思想本身一样古老：古典思想的政治哲学范畴，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范畴，已经是生命政治范畴。”（Ojakangas，p.6）可见，以生命视域为当代生命政治理论的特质仍然需要进一步论证。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批判私有财产时指出：“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2页）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对立、无产者和有产者之间的对立，一直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在马克思看来，只要这两者之间的对立没有被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这种对立就不是一种真正的对立。具体而言，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无产者和有产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立，但是有产者的存在并不完全依赖于无产者，有产者私有财产的积累并不都来源于无产者的劳动，两者之间并未达到一种绝对的相互依存关系。资本主义时代则相反，有产者完全依赖于无产者，资本完全寄生于劳动，没有无产者的劳动，资本就不能存活。“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9页）无产阶级生产了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对资本家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一种绝对的“必需品”。因而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和有产的对立是一种“劳动”与“资本”在“能动关系上”“内在关系上”的对立，即一种真正的对立。生命政治作为一项治理技术诞生的基本场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批判性反思，为我们把握生命政治理论的特质提供了重要启示，即区分一般性政治与生命政治的标准在于：生命治理对于政治来说是否构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

　　我们看到，在作为一种治理技术的生命政治诞生之前，一般性政治也会不同程度地涉及相关的肉体生命治理。然而，对于一般性政治而言，肉体生命治理不是主导性的，并不能构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生命治理，政治秩序依然能够良好地运作。因而，自古希腊以来，政治往往基于理性而非肉体生命，并以正义、政体、制度等话题为核心，这也是人们对政治的主导性理解方式。反观生命政治，情况则恰恰相反。肉体生命治理对生命政治来说必不可少。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解，包括政治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都源于物质生产，而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生产则完全奠基于肉体生命基础上的劳动。由此，无论是在个体的肉体层面还是在整体的人口层面，生命必须得到有效的治理，保持其充分的有用性来满足生产的需要，进而在最根本的意义上维持政治秩序。质言之，若没有对肉体生命的治理，政治秩序就无法运行，因而政治必须成为一种生命政治。这也正是福柯认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生物的、躯体的、肉体的生命政治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的根本原因。因此，以生命视域为生命政治理论的特质实际上暗含了一个没有被揭明的前提，即这种政治并非一般性政治，而是特指“资本主义政治”。没有这一前提，以生命视域为生命政治的理论特质便无法成立。由此可见，福柯的一些后继者们将生命政治溯源到西方政治起源处的主张是片面的，他们并没有把握到福柯生命政治思想中独特的“政治”内涵。

　　如果“资本主义政治”对于生命政治理论的特质来说是“质”的规定性，那么直接将肉体生命的讨论作为生命政治理论的核心则近乎是一种“量”的规定性。虽然一般性政治也蕴含着一定的生命要素，包括生命的安全、权利与发展等，但是生命在这种政治理论的探讨中是作为一个默认的前提来呈现的，是隐而不显的。生命政治则直面肉体、身体等生命要素，生命是作为核心议题出场的，“生命政治的发展和扩散所需要的是将重点从司法个人转移到作为一个活体的个人，从司法‘抽象’转移到生物性社会实体，它不是作为法律制度体系的一部分，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共同体成员”（Ojakangas，p.4）。在生命政治理论中，生命由政治讨论的“后台”走到了“舞台中央”。此外，以往对生命的治理是附属性的，治理生命仅仅是一个次要的手段或方式；而在生命政治之中，对生命的治理俨然达到了一种全面性、科学性、体系性的“技术”程度，它是整个政治运作的主导方面。

　　在1979年《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一再声称自己在考察生命政治的过程中秉承着一种实践的考察方法，即“从实践所呈现的样式出发，同时从它的自我反思和自身的合理化出发，来考察国家和社会、君主和臣民等这些东西如何实际地被建立起来，并探寻它们所处的地位”（福柯，2018年b，第5页）。通过这种实践方式，福柯描述了大量的生命政治现实。尽管这种描述相对客观，几乎没有明确的价值判断，但是我们总能够在这种描述中感受到一种不自觉的批判与抵制，这恰恰是由资本主义政治与生命之间的“真正对立”所带来的。因此，生命政治理论的特质不仅在于它以生命为视域介入政治的讨论，更在于它指向“资本主义政治”本身，自觉将生命视域置于核心位置以及自觉不自觉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一句话，生命政治理论是以生命为核心视域并指向“资本主义政治”的批判性理论。这一理论特质与马克思哲学内在相通，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发掘马克思的生命政治理论才是可能的。

　　毫无疑问，生命视域也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视角，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9页）这种基于现实的生命视域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从初步展开资本主义批判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开始，一直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批判的《资本论》时期，马克思描述并分析了大量经由“国民经济的事实”而得到的生命被异化、剥削与压迫的现实状况。与叔本华、尼采等生命哲学论者视域中以情感、非理性、权力意志等为特质的生命不同，生命在马克思这里是必须满足吃、穿、住、行等基本生物性需求的“肉体组织”，它一刻也离不开那“世俗的胃”及其相关的现实生存、生活条件。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除了吃、喝、生殖等最基本的生物性规定性外，生命更是有一定的“活动”与“表现”的对象性存在物。生命存在于世界必然要通过对象性的“活动”与“表现”来彰显自身，这也就意味着对生命的把握必然要到“生命活动”与“生命表现”的框架——“现实的个人”——中探寻，因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同上，第187页）。生物性的生命属性只有外化到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性的个人才能获得完全的意义，离开了基于“生命活动”与“生命表现”的社会历史条件，生命便成为一种没有对象的“非存在物”，这正是马克思的生命观区别于其他形形色色的生命观之所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象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3页）因此，对生命的把握“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页）。在马克思这里，生命是内在于“现实的个人”之中并以“现实的个人”为基本的存在单位的，而“现实的个人”之“现实”首先就意味着一个活生生的、感性的肉体生命，它反过来又包含着生命的诸种属性。更为重要的是，“生命活动”与“生命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主要展现为人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生命表现自身的结果，这一结果又与“生产”方式是同一的。也就是说，一方面，生命是生活与生产的逻辑前提；另一方面，生活与生产又决定着生命本身。由此，当马克思将“现实的个人”视为生命存在的基本单位时，他对生命的考察就进一步扩展到了一定社会关系基础上的“生产”和“生活”领域，以从事着一定“生产”与“生活”的“现实的个人”为视域进行资本主义批判。

　　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以人口为特定的治理对象，他曾直言：“正是基于人口，像生命政治学这样的东西才能形成。”（福柯，2018年b，第30页）以出生率、死亡率等生物性因素为核心的人口是福柯生命政治之“生命”的确切意涵，是其与以个体肉体为对象的解剖政治的基本区别所在。在马克思这里，如果说在个体意义上肉体生命是以“现实的个人”为存在单位的，那么在整体意义上人口则是以“阶级”为存在单位的。在马克思看来，人口不是自主的存在，它总是受制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28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口毋宁说是一种“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过程中的一个“剩余”。

　　众所周知，资本榨取剩余价值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一种是通过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榨取相对剩余价值。资本榨取剩余价值首先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方式，而这一方式所导致的劳动时长与劳动强度总会达到工人的生物性极限，由此资本必须改变自身的有机构成，转向通过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进而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资本有机构成的改变是技术投入增加、不变资本增长而可变资本减少的结果，可变资本减少意味着劳动力需求减少，机器和技术的革新使工人被日渐取代。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尽管被纳入资本的工人越来越多，但是在整体的比例上工人所占份额是下降的。伴随着大工业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26页）。这些人口以“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同上，第738页）存在于资本秩序之中，他们穿梭于各个部门、行业之间，时而失业时而就业，工作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疾病缠身、未老先衰、过劳死，等等。尽管如此，资本的增殖一刻也离不开这一人口群体，他们构成了“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同上，第729页）。因此，这一人口群体必须得到科学的治理以保证充分的有用性和生产能力，而福柯的生命政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诞生的！

　　相对于福柯治理视域下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等生物性要素，马克思则着重分析了人口的阶级要素。“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4页）虽然马克思这段论述是用来说明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但是这无疑也表明了马克思以阶级来看待人口的基本立场。阶级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性概念，它还是奠基于一定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性概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体现。我们看到，伴随着马克思的运思从一般的生产逻辑演进到具体的资本逻辑，作为生命存在基本单位的“现实的个人”之“现实”被逐渐锚定到了“阶级”范畴之上，这即构成了马克思分析人口的基本视域，“这些人可以发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预先确定的：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0页）。

　　由此可见，尽管生命视域是马克思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维度，但是相对于个体的肉体生命，马克思更为关注的是“现实的个人”，而相对于人口的生物性要素，马克思更加关注的是人口的阶级要素，“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同上，第723页）。虽然马克思始终对工人悲惨的生命现状予以同情与关怀，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始终着眼于使生命受到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历史“关系”，而非工人的生命现状本身。生命政治理论以肉体生命为视域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这是其独到之处，但同时也是其局限所在。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从肉体生命出发的生命政治批判与青年黑格尔派从“自我意识”出发所进行的批判似乎并无二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忽略了个体生命、意识背后的社会历史关系。因此，从肉体生命出发的生命政治批判为马克思所拒斥。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当代生命政治理论的生成起到奠基作用，其思想体系中也内蕴着基于生命视域的批判性理论，但是以生命政治理论为框架直接到马克思文本中去挖掘进而拼凑出马克思的生命政治理论的做法无疑是非法的。就马克思与生命政治理论的关联而言，在把握马克思之于生命政治理论的奠基性作用的同时，我们更应当关注马克思在归根结底意义上对生命政治批判的拒斥。要言之，只有在奠基与拒斥这一张力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进一步勾勒出马克思的生命政治理论。

　　马克思与当代生命政治理论之间张力关系的厘定不仅是我们挖掘马克思生命政治理论的前提，也是我们建构马克思生命政治理论的基本支点。既然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与当代生命政治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甚至是质的差异，那么马克思生命政治理论的呈现必然要有其特定的理论范式。就当代生命政治理论研究而言，明确地提出一种理论范式的学者当属意大利学人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他以免疫范式（paradigm of immunization）的生命政治理论开启了独特的生命政治研究，这一研究对我们把握马克思的生命政治理论范式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向度，即积极的、肯定性的向度和消极的、否定性的向度，前者是对生命的“扶植”和“提高”，生产出生命主体及以生命为主体的政治，而后者则是对生命的“压抑”和“管控”，生产出死亡及以生命为客体的政治，福柯自始至终都没有妥善地协调好这两个矛盾的向度。基于这种双重向度，阿甘本与奈格里等人分别发展出了内涵迥异的生命政治理论。埃斯波西托提出的免疫范式正是要实现这种双重向度的统一：“免疫是保护生命的一种消极形式。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它拯救、保障和保护它所属的有机体，但它不直接、立即或正面地这样做；相反，它使有机体处于一种同时否定或降低其扩张能力的状态。正如在为个体接种疫苗的医疗实践中一样，政治体的免疫功能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通过阻断和违背自然发展，在其内部引入同一病原体的片段，以保护自身。”（Esposito，p.46）简单地说，生物有机体在遭遇疾病时就会唤起自身的免疫机制，免疫机制并非直接地排除病原体，而是通过引入病原体的方式激活自身的免疫能力，实现与病原体的共存进而保护生命。质言之，免疫机制是以否定生命的方式来保护生命的，这亦是政治共同体（community）保护自身的基本方式。由此可见，免疫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生命政治的研究范式，是因为它完整地展示了生命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生命政治没有倒向全然肯定或否定的一端，而是通过免疫机制这一内在架构把自身既肯定生命又否定生命的矛盾性向度以一种辩证统一的方式展现了出来。在这一意义上，免疫成为一种生命政治的“研究范式”，而这也正是我们挖掘马克思的生命政治理论所需要借鉴的一种研究范式。

　　当代生命政治理论进行批判的肉体生命视域在马克思这里被包裹在“现实的个人”与“阶级”范畴之中，因而马克思生命政治的理论范式必然在这两个基本范畴上得到呈现。“现实的个人”与“阶级”并不是相互分离、对立的范畴，恰恰相反，两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的。一方面，“阶级”是“现实的个人”之诸种“现实”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现实”，因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1页）；另一方面，“现实的个人”从属于“阶级”，“阶级”决定着“现实的个人”，相对于“现实的个人”，“阶级”更能彰显出马克思的价值立场与分析方法。因此，在“现实的个人”与“阶级”之间，“阶级”无疑更能凸显马克思生命政治理论的分析范式。可以说，生命政治在马克思这里呈现为一种“阶级范式”的生命政治理论，其具体依据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与免疫范式一样，阶级相对完整地呈现了生命政治既否定生命又肯定生命的双重内涵。一方面，对生命来说，阶级无疑是否定性的存在，它是生命受到剥削与压迫的直接来源。在阶级社会中，“生命的活跃表现”总是表现为“生命的牺牲”。“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98页）阶级的划分在本质上与对生命的剥削、压迫是同义的，因而马克思反复强调，共产主义革命不仅要消灭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更要消灭一切阶级、消灭“阶级本身”。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阶级亦是一个历史性范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06页）。阶级是分工与私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如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本身一样，它的存在有其充分的合理性。换句话说，生命必然要经历以阶级方式呈现自身的阶段。与此同时，阶级也是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中介，人的解放必须借助阶级的力量，因而“对马克思来说，阶级是社会力量，是历史行动者”（克朗普顿，第49页）。可见，在存在的必然性与作为反抗手段的意义上来说，阶级对生命而言具有一定的肯定性意义。阶级所体现的正是一种既否定生命又肯定生命的政治，它已然具备了呈现马克思生命政治理论范式的基本内涵。

　　其次，阶级范畴在马克思这里表征了生命政治意义上的人口治理。福柯原初的生命政治内涵就是一种对整体人口的治理。马克思则着重以阶级为视域来分析人口，阶级无疑成了马克思生命政治理论的首要切入点。一如前述，伴随着资本的增殖，相对过剩人口会被持续不断地生产出来，处于失业状态的过剩人口游离到生产体系之外进而形成了稳定的“产业后备军”。这一人口群体的存在又对就业人口或“现役劳动军”形成了竞争与压力，就业人口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33页），就业人口的过度劳动又会反过来导致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同上，第733-734页）事实上，对就业人口的“摆布”以及“产业后备军”和“现役劳动军”之间的恶性循环就是一种直接的人口治理，对工人肉体层面的规训与人口层面的调节都内在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之中，过剩人口由此成为资本积累的“杠杆”。因此，与生命政治相对间接、隐秘的治理方式不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则以直接的、公开的方式表现了这种治理本身，生命政治意义上的治理在马克思这里以阶级对立的方式得到了呈现。

　　最后，阶级范畴凸显了马克思与当代生命政治理论之间的张力关系，展现了马克思生命政治理论的特质。如果说当代生命政治理论的着眼点在于肉体生命，那么马克思则以“社会生命”为着眼点，马克思生命政治理论之“生命”是一种“社会生命”，这即是马克思生命政治理论之特质所在。社会生命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性概念，它内含肉体生命视域同时又超越肉体生命视域，而阶级恰恰是这种社会生命的典型表达。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始终内蕴着肉体生命的要素，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与压迫贯穿于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之中，而最终的承担者则是他们的“生命”，“他们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0页）。然而，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核心在于决定着生命状态的社会关系。众所周知，马克思没有明确地给阶级下过定义，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论述中我们能够看到，阶级划分的基本依据在于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以及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作为社会关系性范畴的阶级远远溢出了肉体生命因素之外，它是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雇佣劳动、资本、分工等因素的集中表达，彰显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视域，标识着马克思与当代生命政治理论的本质性区别。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阶级范畴有着充分的生命政治意蕴。还应当指出的是，阶级不仅在“生命”维度上呈现了马克思生命政治理论的思想特质，也在“政治”维度上指涉着基于资本的“资本权力”。在马克思这里，“政治”所凸显出来的不再仅仅是生命权力，而是比生命权力更为全面的资本权力，它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形塑着包括劳动者生命在内的各个方面。阶级表征着生命政治意义上的人口治理，而这种治理所凭借的恰恰是这一全面性的资本权力。

　　事实上，就生命政治所指向的人口问题而言，福柯早已认识到了马克思独特的阶级视域，在1978年的《安全、领土与人口》课程上，他曾指出：“对于马尔萨斯来说，人口问题主要是作为生物-经济学（bio.économie）问题来加以考虑的，而马克思则试图绕开人口问题，甚至试图消除人口这个概念，但是他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开生物—经济学的形式，而采纳阶级的历史—政治形式，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的形式。”（福柯，2018年a，第96-97页）福柯的这一看法无疑是深刻的，其生命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生物学维度的回归，同时也是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某种补充。因此，当我们从当代生命政治理论再次返回到马克思那里时，马克思独特的阶级分析范式必须要在这一“回到”的过程中展现出来。

　　按照福柯的说法，生命政治作为治理技术诞生于18世纪下半叶，此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相对缓和，因而生命政治本身呈现为一种人口治理，这种治理是相对隐秘的。然而，马克思所在的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马克思所看到的不是“治理”，而是直接的、暴力性的“统治”。生命权力逐渐从属于更为全面的资本权力，而资本权力则成为主导性的、显性的权力形式。由是，隐秘化的生命政治“治理”演变为了赤裸裸的阶级“统治”，马克思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必然要以阶级对立的方式展现出来，生命政治“治理”亦从属并内化到了阶级“统治”之中。因此，以阶级作为马克思生命政治理论的呈现范式在根源上是马克思所在时代的社会历史基础和始终锚定于现实的唯物史观使然。伴随着资本秩序的历史演进与自我完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在当代再度趋于缓和，生命政治作为一项有效的治理技术无疑会再次凸显出来。那么，如何进行针对性的批判与反思，则成为我们目前亟需思考的一个时代性课题。

　　（作者简介：张海满，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