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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概念自己向前的，就是前述的否定的东西，它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这个否定的东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否定作为辩证法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在黑格尔哲学中首次得到系统明确的阐释。黑格尔通过对辩证法的复兴与改造，用不断超越自身界限的内在否定性扬弃了知性思维的抽象普遍性，以概念建立了揭示事物内在联系与必然性的理性辩证法。黑格尔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统一一切矛盾的理念看作存在的普遍结构，以否定阐明的是精神的自我运动与自我循环，决定精神过程的现实历史也被溶于精神的现实化过程之中。马克思以现实世界矛盾关系的否定性统一代替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为本体的抽象否定概念，以否定性建构起历史性的批判理论唯物史观，使否定成为突破现存社会旧秩序、自觉表达生活世界变革与趋势的思想武器，充分彰显了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解读，是对“后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空无否定性”的最好注解。齐泽克以拉康精神分析之“空无”重构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活力，以结构性的自我对抗凸显全球化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存在的矛盾状态，破解同一性的象征秩序。从扬弃到革命再到结构性的自我对抗，“否定”这一概念构成了三位哲学家对辩证法的不同理解，也在三位哲学家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笔者以否定为切入点，考察其在辩证法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及扮演的身份，进而思考三位哲学家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和主要差异。

　　自古希腊哲学诞生以来，辩证法就蕴含着否定性这一理论特质，“甚至我们可以认为‘否定’与‘辩证法’是同义的”。苏格拉底主张通过矛盾和否定性追问的论辩辩证法深入到自己和他人的内心深处，使“由自身而来的在场者”得以显现并通达自由至善的本意；柏拉图将思辨推理中的否定性推进到探讨范畴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范畴的矛盾中建立起非此即彼的否定性；18世纪末，康德深受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主体性哲学的影响，坚持用自我意识先天综合的抽象同一性，即知性思维的非此即彼去说明和陈述统一性的整体，从而导致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知识与信仰处于分裂状态。面对知性思维的抽象两极对立，耶可比不相信思想能从自身解决矛盾，主张把绝对把握为一种不包含矛盾和差别的抽象同一性，通过非理性的直观和情感的消极态度即可达至真理。黑格尔认为，知性相较于辩证理性而言，的确是片面的和有局限的，不是表述自在自为的有效形式。但要克服自作聪明的怀疑主义和自谦理性，不能采取“直接知识说”所主张的通过神秘直观直接达至消融分化与矛盾的绝对方式，要在承认和容纳知性形而上学具有的历史前提下——“没有理智，便不会有坚定性和规定性”，在更高的理性视域中不断实现思维的深化和跃迁。自此，黑格尔开启了扬弃绝对否定的辩证否定之路，试图以客观概念逻辑的自我运动面向事情本身，实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使辩证法摆脱自古希腊以来的有限形式。

　　在黑格尔看来，真理不是如耶可比所言缺少中介性的空虚深邃，“真理是全体。但全体只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达于完满的那种本质”。真理是在自身内部矛盾的推动下，将各种自我规定按内在相关性联系、保持在一起的整体。思想若想通达无限者，只能通过以他者为中介的诸多概念联系发展的否定体系——辩证的思维方式，二者的通达唯在于本体论的统一。“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黑格尔以一种概念的逻辑推演方式将表示客观对象的实体概念和表示主观思想的主体概念合二为一，在主体的反思中坚持客观性原则，在实体的发展中贯穿创造性原则，这一原则即是绝对理念自我完成和自我丰富的辩证发展过程。绝对理念是包含差异的同质性，它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事物和世界的本质规定，而且是抽象的思维规定不断具体化的过程，是接近真理的过程。绝对理念表现在黑格尔《逻辑学》诸范畴中，“范畴意味着，存在与自我意识就是同一个东西”。绝对理念从“纯粹的、空的直观本身”的“有”开始，这种“纯有”作为自在和自为的直接性、普遍性，其本身就是自己的他物，是纯粹的抽象，因而是绝对的否定的“无”。“无”作为与“有”自身相关的他物，是对“有”的否定，但这种否定并不是空虚的否定，而是把“有”的内容包含在自身之内。“无”是空的直观或思维本身，而空的直观或思维本身即是“纯有”，“有”与“无”其实是同一个东西，这两者是站在不同角度对“无规定性”的描述。因此，需要对第一次否定产生的矛盾进行再否定，继而从“无”过渡到“变”。而“变”作为“有”与“无”的统一就是“实有”，由此开始下一阶段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就小的方面而言，从“有”“无”到“变”是否定之否定；从大的方面而言，从“存在论”“本质论”到“概念论”亦是否定之否定。绝对理念经过由无数个否定之否定的小圆圈嵌套而成的发展过程，使具有内在矛盾的有限物在充实自身中不断超越自身，实现真正的无限性。这一旧环节消逝、新环节生成的曲线式上升的圆圈运动过程，也就是黑格尔提出的“扬弃”。而引导范畴自身向前的是否定性，否定“不是一种外在反思的行动，而是生命和精神最内在、最客观的环节”，是事物自身内在的不安息，是一切事物内在生命冲动或能动性的根据。

　　作为主体的实体，这一辩证法的积极形式与之前绝对对立的消极辩证法存在着显著区别，它并非我们刻意回避或闪躲的东西，而是需要我们去积极面对的“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三个阶段，辩证法的内在结构脉络更加清晰明了。每一阶段的否定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既是上一阶段“真实”事物出现的场所，又潜在地包含着下一阶段的否定。由于每一阶段在否定先前旧内容的同时也提高了先前的全部内容，整个过程以在矛盾和否定中实现的综合为动力，不断“向其本源和向其本质前进和归返”，构成了一个从最基本、最抽象的无规定性到最丰富、最具体的特殊性的完整有机体系。从最初潜在的知性，通过不断地扬弃，再经过否定理性这一内在的中介过程，最终发展成为自为现实的思辨理性。知性、否定理性和思辨理性是同一理性阶段的三方面，是每一事物或概念发展的内在结构。思辨理性作为对知性所产生的否定进行再否定的结果，认识到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相反的规定于自身。正是思维这种不断自我扬弃与自我否定的创造性，精神的升华过程才得以凸显出来。

　　按照黑格尔的见解，否定是真实的现实和自在存在，是通向真理的最重要环节。“规定性是肯定地建立起来的否定”，一切规定就是否定，一切否定都是规定，肯定与否定其实是一个东西，肯定将否定的陈述形式包括在它的基本概念中。当肯定过渡到否定，肯定并未消逝，而是在否定中把自身确立起来，从而达到更高的肯定——否定之否定，经过“肯定的正题—否定的反题—否定之否定的合题”三个环节之后，形成的逻辑规定就是对立面的否定性统一。否定作为“规定了的否定”，不仅是一种消极的限制，而且是一种自身具有的积极性的自否定冲动，具有超越自身的创造性原则，即某物既是有限的，又是变化发展的。黑格尔反对“恶的否定性”，即某物超越自身的界限过渡为别物，别物自身也是一个某物，以此无限否定下去。这种“恶的否定性”最终导致的是对主体独立性和自由意志的消解，真正的否定不是辩证矛盾下某物与别物交互往复的无穷循环，而是某物本身就包含着别物，以别物来充实自己。

　　在本体论意义上，否定表示的不仅是逻辑思维的主观陈述，而且是“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切特殊领域和特殊形态”的逻辑内容，是依社会现实定向的实体性内容的展开过程。它作为理性的，本身即是现实的。黑格尔在绝对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解决了近代以来追求的思想客观性问题，以否定之否定使哲学在新的概念框架下运思，实现了辩证法、逻辑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无机自然是自在的生命，而生命则是自为的无机自然。”黑格尔将人自身体验到的自由能动性注入到对自然万物的理解之中，赋予其立体感、生命感的哲学意义。但是，黑格尔的根本错误在于用“无时间的逻辑王国”裁割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把资本主义永恒性“当做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以至于在英国发生社会革命、法国发生政治革命时，德国只能诉诸哲学革命、宗教革命等理论形式反叛陈旧腐朽的制度。一旦触碰到社会现实问题，就暴露了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抽象性与思辨性，否定性蕴含的革命力量也就丧失了。同时，由于缺少直接的经验直观，客体仅仅是主体的属性，黑格尔所谓主客观的统一也仅仅是自我意识内部的虚幻和解，不能获得当下直接的自明性。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敏锐捕捉到黑格尔辩证法“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即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马克思把否定的本体论基础建立于实践活动自我扬弃的无限性之上，进而把辩证法发展成为对现存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社会革命理论，为辩证法革命性的彻底发挥铺平了道路。

　　“否定的否定仅仅看做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做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赞许费尔巴哈看到黑格尔哲学从宗教神学出发，经过圆圈套圆圈的辩证运动后，又返回宗教神学，达到宗教与哲学的妥协，是一种经过哲学论证的思辨神学，这个发现是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但是，“仅仅看做”也含蓄表达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关于黑格尔辩证法解释的不满。费尔巴哈虽然以感性直观激烈地批评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但由于费尔巴哈疏离了对象性活动这一本体论基础，他只能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外在对象，根本看不到黑格尔用思辨语言表达的自我否定性、历史感以及现实指向性。在马克思看来，它们不仅是拒绝向抽象实体化独断论退行的坚固堡垒，而且是社会现实在其中全面运作并赢得本质性和必然性的领域。虽然马克思赞扬黑格尔以否定确立了辩证法普遍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原则，但是否定在概念运动与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丧失了自身的批判性与革命性，“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马克思的使命是穿越意识形态的层层迷雾，将否定从黑格尔唯心主义框架中还原到实践基础之上，以否定反对唯心主义体系的保守性，从辩证法中汲取现实性与批判性的革命力量。首先，实践是现实的人的存在。生命的悖论彰显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定，即在自身等同和差异中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发展自己。黑格尔《逻辑学》中有一个对生命最经典、最通俗的概括：“某物之所以有生命，只是因为它自身包含矛盾”，这也是黑格尔概念论为什么从“生命”开始的原因。其次，人的存在与环境的改变是通过实践生成的，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克服矛盾的否定性变化过程，“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一方面，人由自然脱胎而来，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外在于人的自然界是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作为特殊的存在者，人是在认识、改造自然历史的过程中不断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的将成之物。人将生存之中无法突破的藩篱转变成自我确证、自我生产、自我超越的源泉，使世界朝符合人的目的和愿望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不断克服矛盾的否定性生成过程，也是历史不断前进发展的过程。最后，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实践活动既是造成现实世界双重化矛盾的根源，也是实现这一矛盾关系否定性统一的基础，实践活动不断创造并积累解决自身矛盾的条件和力量。因此，马克思将实践这一否定性活动作为辩证法具有基底意义的实在主体，使人类社会真正禀赋辩证本性，从而使辩证法从思想的否定走向现实的否定。

　　马克思揭示了实践以及由此创生的社会历史的否定本质，否定性被把握在社会本身的实体性内容中，这里的“社会本身”是围绕着生产方式形成的特定、具有实体性内容的社会，不是黑格尔所指的“社会一般”。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关系最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其显著的特点就是资本取代劳动成为价值自我规范、自行增殖运动的实体，它以价值形式的“真实抽象”为基础。价值是“通过等价交换表现出来的建立在抽象普遍性基础上的诸商品的等同性”，价值不仅与商品存在持久的特殊性分离，而且是自我运动的。这种忽略其自然形态的价值形式与黑格尔脱离偶然经验实例范畴的“纯思”在某种程度上相互确证，都不能被直接理解和把握。只能从“特殊而有规定性的东西的抽象开始”，将其中重要的内在结构和矛盾关系概念化，以否定之否定建构叙述资本逻辑的内在结构，直到它作为总体自我规范的同一性体系获得现实性与真理性。“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黑格尔的逻辑语言把握与表达最现实的人类生存状况，从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最抽象的“商品”开篇。由于价值“抽象地、隐蔽地存在于商品关系中，明确地存在于货币中”，这一缺陷与不充分性导致商品向前的内在动力，从内在、直接、偶然的“商品”过渡到确定、现实、统一的“货币”。而通过货币中介（W-G-W）的流通动力外在于过程本身，不具有必然性。只有当货币成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客体时（G-W-G），资本转向生产领域掌握价值循环的维持和发展，价值形式才能“‘没有限度’和‘没有止境’的运动”。资本从不明确的暂时性起点“商品”开始，经否定运动至“资本的真理”自我持存，逻辑至此“闭合”成为“总体”。否定之否定在马克思哲学中既表现为从商品、货币到价值的资本存在形态的转变，也表现为从“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到“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到“货币形式”的价值形式演进之路，还表现为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变迁与飞跃。马克思将否定创造性地转换成批判性与革命性方法，用于分析社会矛盾理论和历史演变理论，揭示等价交换下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奴役关系产生的根源，发现“劳动二重性”“剩余价值规律”等否定性的辩证法，破解资本之谜、拜物教之谜和历史之谜。

　　“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当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与之适应时，“资本主义在结构上就被内在诸否定的这种体系撕裂”，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也随之敲响。由于真正的现实是物质性的，资本总是为物质所累，资本无法达到黑格尔绝对理念意义上的无限自我持存，工人残存的主体性也就对资本提出了独特的难题。因此，资本主义以获取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推动社会自身通过异化形式创造并积累消除异化的无产阶级力量。作为资本主义自身的否定性因素，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否定促使自身成为无产阶级的这种剥削关系，不断挖掘资本主义旧社会里孕育的共产主义因素。共产主义不是对违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简单否定，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协作以及人们对土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通过重建个人所有制而实现的否定之否定。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对象化和自我确证”之间的矛盾才能被化解，“存在和本质”之间的矛盾才能真正被克服，自然界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共产主义的实现尽管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但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且资本主义终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研究借鉴了黑格尔辩证法，二者之间仍存在根本的区别。黑格尔强调最高精神实体的逻辑先在性，否定是逻辑及其下降到现实中的实在，是实在主体自身的辩证运动，目的是逻辑自洽和理论自满；马克思所指出的否定则是思维中的抽象产生思维中的具体，是思想对于实在主体的一种把握方式，目的是揭示和把握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和本质，这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关于辩证法否定性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在社会现实中建立起历史批判方法，否定性概念的历史批判向度在批判资本逻辑的过程中得以彰显，并为共产主义提供了哲学论证。如果说实践是实现人与世界否定性统一的环节，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获得统一的基本保证，那么否定则是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间达成统一性不可或缺的中介。黑格尔充分强调过否定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他甚至认为，“战争还有更崇高的意义，通过战争，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就在他们对各种有限规定的固定化的冷淡上保全下来”。因此，马克思所言的否定不仅是认识论的，终结了黑格尔绝对理念的神话，而且是实践、生存论的，终结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非历史性。只有不断促使现存世界否定化、革命化，摆脱既定社会关系的限制，进入个人全面发展阶段，自由才能真正普遍地实现。

　　马克思通过否定黑格尔抽象的绝对理念，将辩证法的否定性置于以生活世界为基础的自我否定之上，而在唯物史观之后，“否定”这一辩证法的核心内容是否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呢？“心理机能的某些缺失……以及某些明显的非存心的操作，如果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对此加以研究，就会发现，这些缺失和操作都有其确切的动机，或者说是由人们意识不到的动机所决定的。”精神分析学创立之初，弗洛伊德就已经通过对梦、口误、笔误、遗忘、玩笑等“缺席在场”的分析，探讨人的潜意识问题。而针对人的无意识和语言方面的关系问题，拉康提出了三界域理论。由于主体与无意识之间不可弥合的鸿沟，主体本身就是分裂、异化的，否定作为主体的本质性结构是贯穿三界域的关键内核。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以及拉康的三界域理论均是对意识缺失或否定的正视，是对否定积极意义的肯定。当20世纪90年代柏林墙被推倒、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相继发生后，以福山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高举黑格尔“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大旗，在现实的社会领域为资本主义的普遍性、永恒性和合法性做论证。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终结论”模糊和淡化了社会存在的真实，掩盖了社会存在的裂缝和否定性，创造了幸福和谐的虚假同一性。基于以上理论与现实的考虑，齐泽克以拉康“分裂主体观”替换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绝对精神，揭示操控先验主体之现实实体的内在断裂性，以此激发被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所弱化的悖谬和否定，破解同一性的象征秩序。

　　黑格尔辩证法是实体借助主体否定性达至统一的过程，这种将知性扬弃在哲学建构中，以实现理性与现实之间和解的方式将黑格尔塑造为一位传统形而上学的完成者。齐泽克批评“黑格尔的理念是贪得无厌的饕餮之徒”，由知性上升到理性，不是将“反思规定的僵硬对立”扬弃在完美的整体中，“而是把它从康德的‘自在’带到了‘自为’”，并认识到这种创伤性结构存在的必然。从设置预设到预设设置是齐泽克真正偏离黑格尔的关键所在。在齐泽克看来，黑格尔的绝对主体在通过具体行为干预现实之前，能够通过设置预设这一符号性行为，把客观世界转化为由主体“制造设定”的某物，预设为主体行为的积极条件。因此，黑格尔的绝对主体能够同化实体或物自体，这也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原意。由于主体在无意识中的丧失，主体不完全是此身心的主宰，加上主体本身是“非-全”的，这种设置预设又总是受到预设设置的限制，作为裂口的主体就无法完全内化客体既定的实证性，总免不了有一些符号化过程的残渣、剩余、过度，即对象a。对象a作为“象征性债务”破坏了主体符号世界的平衡，体现了主体本身的不可能性。“作为‘实在界应答’的主体”，$则是对象a的主观化或形式化，是“现象与原质分开”并将否定彻底铭刻主体自身且始终无法从中摆脱的主体。此种否定绝不是绝对主体无能的象征，而是主体得以存在的实证性条件，主体只能在否定中确证自身，“这个双重的、自我指涉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实证同一性的回归”，辩证法由此变成对否定性的一种重复。

　　在黑格尔哲学中，否定是正题达至合题的动力环节，这一动力使各范畴具有了超越自身的力量，产生了全新的局面。正题经由反题后，在合题中实现自身或达到了自身的同一，反题与正题具有反冲的张力或空隙。但由于黑格尔哲学中革命性方法与保守性体系之间的矛盾，否定并没有使主体逃离同一化哲学的“魔圈”，反而肩负着保守体系的建构。齐泽克抓住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彻底性，将反题结构性地内嵌到正题中，正题即是合题。正题绝不会转化为反题，当从正题过渡到合题，事情本身并没有任何改变，只是从外在的反思过渡到确定的反思。借助这一纯粹形式的变化，将片刻之前被体验为“否定性、破坏性的力量，这种威胁我们的同一性的力量”证明是“确保我们的同一性的积极条件”。否定之否定的实现，只不过是视差之见以能指逻辑将正题赋予否定的内涵，正题与反题的互补性填补了对方的匮乏，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辩证法不再意味着经历否定后的肯定，而是意味着结构性的自我对抗，这是能指逻辑所起到的作用。它以客体自身存有论之“物”建立在观察者认识论之网的剩余处，直接造成主体的断裂和否定，呈现同一性体系中固有、无法避免的矛盾。因此，一切社会秩序都不是封闭的和总体的，总有一部分未被象征化的实在界对抗着象征界。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个未被象征化的实在界就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抛下”的那些事物，它们分别是生态危机、非物质的智力劳动的私人占有、新科技带来的社会伦理困境以及被纳入者与被排斥者之间的对抗。而被纳入者与被排斥者之间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决定了前三种矛盾的颠覆。

　　在后马克思主义普遍淡化阶级与阶级斗争时期，被纳入者与被排斥者之间的矛盾，在齐泽克看来是冲破资本主义囚笼并创造全新秩序的一种必要途径。然而，消除意识形态的代价就是消除主体自身，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始终贯穿于齐泽克的辩证法中。被纳入者与被排斥者之间的矛盾不是一种天真的社会现实或文化研究中话语缝合的主人能指，而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实在界，因为它背后蕴藏的是一种本体论上的视差分裂，是“一个没有任何肯定内容的纯潜在性的虚空”。被排斥者的地位并不是由剥削决定的，而是仅仅体现在他的身份上。正如实在界永远是象征界所压抑、掩盖、无法融入的障碍、绊脚石一样，资本主义秩序总体化也总归有一些残余。被排斥者始终以自身的否定性身份卡住了资本主义的这张缺口，彰显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创伤性裂缝。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总是存在着对抗和裂隙，无法融入象征性的秩序，任何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更新变革的主张都会被认为是一种极权主义。在理论的旨归上，较为典型地体现在齐泽克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拒斥上。齐泽克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与拉康的剩余快感具有同构性，“剩余快感中的‘快感’只能出现在这种‘剩余’中，因为剩余快感是构成性的‘过度’。减去剩余，就会失去快感”。同在剩余中获得快感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断驱使着剩余价值的获得。在齐泽克看来，如果我们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也就失去了通过其根本性、构成性的矛盾和阻碍而产生的生产力。

　　齐泽克以拉康“分裂的主体”改造黑格尔辩证法，通过结构性的自我对抗透视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这种在精神分析框架内对意识形态主体的悖反性解读凸显非同一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在特殊时期一定程序上能够凝聚左翼革命力量。在齐泽克看来，西方左翼运动在面对颓废现状时应该在一切肯定性中看到否定性，敢于承担“无”的事实，把真理落实在误认本身之中。然而，此种否定只具有形式上的革命性，是事物自身内嵌着的与自身不一致的差异凝结成的否定性力量。这种社会对抗的本体论同被排斥者一样，是在资本主义政治框架之外的某种不可能性，是无法消除的。否定不仅成为辩证法的中介力量，而且成为辩证法的全部；矛盾揭示的也不再是解决矛盾的手段，相反承认矛盾就是和解之道。这种否定逗留在已逝的重复与失败之中，只有痛苦，不曾瞩目未来发展与进步，最终成为自我谴责和自我谩骂。齐泽克懈怠了社会理想的追求过程，最终只能停留在理论的叫嚣。

　　一般认为，恶是绝对的黑暗，是纯粹的虚无。而黑格尔、马克思与齐泽克都看到否定是推动事物自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他们的区别在于，黑格尔将绝对理念作为否定的主体，以规定了的否定作为中介扬弃了知性形而上学的抽象两极对立，建构了理性同化、吞噬差异性的形而上学体系。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考察中，以实践释放黑格尔辩证法中被思辨体系禁锢的否定性，以否定之否定完成了批判现实的任务并开辟了改变现状的革命道路。齐泽克沿着拉康的精神分析路径将黑格尔辩证法改造成结构性的自我对抗，硬性地突破同一性逻辑的束缚，隐喻资本主义体系失败的必然性。但齐泽克忽视了人类主观心理学的社会现实性，只是小心翼翼地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其辩证法。一方面，齐泽克未能领会黑格尔所提出的否定是奠基于其反复强调的客观性原则，即否定是历史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表达；另一方面，齐泽克割裂同一与差异之间的关系，在消解同一性的同时，推崇差异的绝对性。否定不是实现自身和确定自身的环节，而是对差异性的直接确认和展现。齐泽克偏离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立场，实际上是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社会化，没有真正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真实内涵。齐泽克将否定理解为本体论层面上的视差分裂，否定只能在夹缝中出现，并不意味着革命，仅仅意味着无力、恐惧与绝望；而马克思在政治学或社会学的层面上实证性地理解否定，呈现了辩证法的革命性批判精神，以一种巨大的超前性彰显了齐泽克绝对否定论的局限性。因此，只要资本仍作为现代文明的支柱之一，我们都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把唯物史观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起死回生的文本来阅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属于为改变世界而斗争、为理想而奋斗的人们。

　　（作者简介：陈曼，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东南学术》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