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股来势汹汹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席卷美国，而美国白人本文所讨论的“美国白人”主要指经济地位低下、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下层白人群体，包括传统蓝领工人、从事农业的工人以及金融危机以来地位不断下滑的白领阶层。在这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极具政治象征意义。作为在传统叙事中被认为占据优势地位因而其身份是不言自明的“隐身（invisible）群体”，美国白人如今却产生了严重的身份危机——不安于美国社会日益增长的多样性，不满于文化多元主义所塑造的政治格局与主流话语。因此，越来越多的白人开始从投票站走向大街小巷，拾起昔日专属于黑人等少数边缘群体的身份武器，试图以凸显“白人身份认同”的方式强化自身的内部团结和政治影响；他们甚至不再把种族主义视为道德禁忌，转而与右翼势力保持暧昧不明的关系。主流白人这种基于身份认同来表达诉求和开展动员的行动取向，给右翼民粹主义浪潮提供了不竭动能，造成了一个族群、政治和文化上都更加分裂的美国。然而，尽管右翼民粹主义带有种族主义和白人身份政治的色彩，但在其背后却始终有一股若隐若现、不绝如缕的暗流贯穿其间，这便是中下层白人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诉求。这提示我们，不能囿于目前流行于西方学界的文化视角，把右翼民粹主义直接归结为种族歧视问题，而应突破“身份/文化冲突”的致思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经济视角来重新审视这场运动及其映射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层危机，观照作为这场运动参与主体的中下层白人的物质利益诉求，并由此思考如何激活对抗资本主义系统性压迫的力量，从而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复兴。

　　在反思白人群体何以形成身份危机感并最终成为特朗普等右翼民粹势力的基本盘时，目前学界比较流行用“文化焦虑论”来展开分析，认为文化因素在这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主要理由如下：其一，从经济全球化推动劳动力要素全球配置的角度看，大量移民涌入美国的直接后果是外来移民在总人口数中的占比持续攀升；而人口结构的变迁又必然引发政治结构的重构和文化氛围的重塑，使作为美国文明核心的“盎格鲁-撒克逊”价值观不断遭到挑战。这一剧变激化了白人对“他者”的担忧，引起了他们深层的文化焦虑。其二，从国家内部政治格局和社会氛围的角度看，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价值基础的传统身份政治在美国社会塑造了尊重边缘群体身份权利和多元文化的“政治正确”话语，并逐渐发展出一套以配额制或定额制为形式实现对少数边缘群体利益倾斜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这种事实上彰显而非弥合身份差异的政策给白人带来了“相对剥夺感”和遭“逆向歧视”的体验，奠定了该群体“受害者情结”的社会心理基础。基于上述理由，该范式认为美国白人倒向民粹主义的原因在于该群体在多元文化冲击下感到自己在本国社会中的主流地位受到威胁、担心丧失自己的文化特权，因而倾向于将右翼民粹主义的实质归结为主流白人“对文化特权、身份优势面临危机的激烈反应”。

　　诚然，“文化焦虑论”突破了传统“黑白种族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不再简单把右翼民粹主义直接等同于白人针对少数族裔的压迫和歧视，而是敏锐察觉到白人对自身境况的担忧，成功捕捉到在他们心中潜藏已久的对往昔优势地位、文化特权和主流身份的缅怀。这对审视右翼民粹主义及研判其发展趋势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这种致思路径实际上是把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单纯归结为人们的主观意图，这将导致社会现象变成一种无规可循、难以捉摸的神秘东西。对此，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该范式仅仅基于白人的文化观念来解释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意味着它忽略了这种观念背后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关系（即经济关系），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白人的身份危机感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本质上是白人日益恶化的现实生活状况在其观念上的反映，它必然为该群体所处的现实经济关系所制约。因此，只有深入到美国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去细致考察白人现实的物质生活状况，才能把握他们在美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实际地位，因而才能正确揭示白人身份危机产生的原因。

　　首先，美国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使其国内传统制造业不断随生产要素全球配置而流向海外，造成中下层白人经济处境不断恶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资本为寻求新一轮扩张，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此举虽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繁荣期，但其所伴生的传统产业外移却导致那些曾让相当一部分白人群体引以为傲的高级蓝领工作岗位不复存在。有数据显示，制造业在美国就业岗位中的比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滑落至2010年的8.1%；与此同时，蓝领工人比例从1940年的36%下降到2016年的13.7%。这些失去工作的白人蓝领由于不具备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也无法谋得要求更高学历的工作，只好转向文员、零售业和服务业等准入门槛较低、工作状态不稳定的“垃圾工作”，这类工作不仅收入较低，而且几乎没有职业发展或技能提升的空间。2008年金融危机进一步戳破了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的神话，使包括白人在内的整个工薪阶层陷入前所未有的失业危机。美国劳工局数据显示，在危机爆发前，白人失业率基本保持在5%以下的较低水平；而在危机爆发后，这一数字迅速飙升至8%以上，甚至在一定时期里突破9%关于美国失业率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美国劳工局网站。高失业率带来的是民众收入水平的严重下降，使曾被视为美国社会最稳定支柱的包括白人工薪阶层在内的“中产阶级”日益解体，缓缓滑向社会底层。这表明，资本全球化带来的利益主要被金融寡头所收割，而没有惠及普通美国民众。

　　其次，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纵容了金融资本在其国内的寄生性积累，进一步损害了包括中下层白人在内的所有底层民众的现实物质利益。为了解决国内的滞胀危机，美国曾大力推行减少政府干预、减免企业税收、缩减基础投资、增加政府债务和削减福利支出等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名为“效率优先”实则“资本优先”的政策抑制了美国的公共权力，放纵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造成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和泡沫化、资本所得“边际税率”不断下降、民众债务负担不断提高和社会福利不断削减，结果是美国以白人工薪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收入水平下降。据调查，从个体层面看，在白人工人当中时薪不足15美元的人口高达26%。从社会层面看，白人工人阶级的整体财富在全体美国人收入中的占比已跌至27%。对此，有学者感慨道：“美国曾是伟大的中产阶级社会，但现在我们却贫富分化，这种不平等的程度在高收入的民主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更严重的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又会反过来阻碍社会再生产和资本循环的顺利进行，破坏金融资本积累的正常条件。

　　在金融资本的掠夺下，越来越多失去稳定收入来源和必要生活保障的中下层白人逐渐沦为社会的边缘人群，甚至有些人的境况比少数族裔穷人还要糟糕。正是物质生活状况的不断恶化，击碎了中下层白人实现自身发展和向上流动的“美国梦”，诱发了他们的经济焦虑和被剥夺感；这种心理在身份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冲击下，又被进一步扭曲为一种身份认同危机感和对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叛逆情绪。正是在这种根植于现实生活状况的身份危机感的驱使下，美国中下层白人才开始倾向于把生活上的失意归咎于保护少数族裔的文化多元主义；与此同时，关心经济议题、强调白人认同的右翼民粹主义便能乘隙而入充当他们的“反抗工具”。也正因此，右翼民粹主义运动虽然表面上以主流白人与少数边缘群体之间的身份/文化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实质是深受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戕害的中下层白人对经济衰退等议题的“政治反应”，是脱胎于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经济斗争和阶级博弈。这意味着，只有“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即深入到经济关系层面才能正确研判这一运动的实践后果和发展趋势。

　　尽管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以守护中下层白人的利益为旗号，但从实践后果来看，这一运动使本该针对金融资本的批判转换成对其他国家、民族或族群的攻击，从而在客观上导致社会运动沦为了美国大资产阶级转移社会矛盾、加强自身力量和巩固金融资本统治的不自觉工具。这表明，白人群体寄希望于右翼民粹主义来维护自身利益是救经引足，最终会反受其害。

　　首先，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所遵循的身份认同机制会使其在实践中异化为对少数边缘群体的歧视和压迫，瓦解底层民众联合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社会基础。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得以动员的前提，在于白人身份在当前美国的社会格局和文化氛围中的确遭到某种程度的压抑，从而促使该群体相信有必要通过强化身份认同的方式重新定义、描述或改变白人江河日下的优势地位。据美国政治学者阿什莉·嘉蒂娜（Ashley Jardina）的调查，近年有超过40%的白人表示“白人身份”对其而言“非常或极端重要”，54%的人表示“身为白人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还有43%的人表示“白人”与“美国”之间存在诸多“共同点”。正是顺应了白人身份认同急剧上升的趋势，特朗普等右翼势力才得以将白人至上主义、“另类右翼”等强调白人身份认同的议题融入民粹主义动员策略中，从而成功笼络中下层白人。比如在面对“黑命攸关”运动（Black Lives Matter）和对种族主义的谴责时，他就站在白人警察一边，声称如果黑人觉得自己的生命重要可以回非洲去。由此可见，尽管经济议题是右翼民粹主义关注的焦点，但就强调族群的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这一点而言，这一运动不仅与传统身份政治共享着相似的斗争逻辑身份政治的斗争逻辑是基于对特定“身份标签”的认同而确立政治倾向、实施政治行为。身份政治所涉及的种族、性别、性取向等“身份标签”更多地是文化、价值或观念上的身份，它以实现文化多元和平等为斗争目标。，而且是在另一个更大的规模和层次上强调身份政治。

　　然而，右翼民粹主义在运用身份政治的斗争逻辑有效实现政治动员的同时，也为自身走向错误方向埋下了祸根。一方面，与身份政治以文化认同作为动员基础一样，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仅仅以“白人”这一族群/文化身份来规范参与主体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行为，这就相当于促使白人透过种族主义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就业问题与贫富差距，导致他们将种族因素和自身经济状况进行错误联想。正因此，近年来白人越来越把自己视为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元化浪潮下的“受害者群体”，声称“自己——被精英人士，被全球化，被女性，被难民——所鄙视、所利用……感觉自己变成了社会的圈外人，成为自己国家的少数群体，没有归属感，不被重视”；越来越相信少数边缘群体获得的任何收益都以主流白人受损为代价，并认为日趋多元的美国社会使他们失去了争取更美好生活的机会。另一方面，虽然经济利益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内在诉求，但它却不是像阶级政治那样以“阶级”这一真正体现主体物质生活状况的经济属性作为划分敌我的依据，这就决定了这一运动不仅无法超越族群身份的狭隘视野而以社会整体利益作为斗争目标，反而会在实践中进一步异化为针对少数边缘群体的歧视和压迫。正因此，这一运动在表达利益诉求时总是强调恢复白人的特权地位、强调以白人的一元文化取代社会的多元文化甚至试图霸占有限的社会资源并抑制其他族群的发展空间。这充分说明，由于把“经济议题”同“身份/文化议题”相混淆，右翼民粹主义的具体实践不仅使美国社会内部金融贵族与工薪阶层之间的矛盾被掩藏在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之中，更造成社会运动被扭曲为维护狭隘族群利益的工具。

　　其次，右翼民粹主义企图在不触动金融资本利益的前提下解决社会矛盾，实际上使作为金融资本利益集中表现形式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得以继续推行。尽管右翼民粹主义处处表现出对抽象人性论、普遍公民认同和文化多元主义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姿态，但其内在动因仅仅在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和人员的流动日益越过民族国家的界限，“而美国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既定秩序的‘正义’框架和利益分配机制出现诠释困境，难以满足人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地位趋向稳定的诉求”。这就是为什么这一运动从来不去触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框架，反而把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必要干预歪曲成对经济发展的束缚，进而把绝对的自由市场竞争包装成经济增长的最强引擎。在现实中就能明显看到，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义者总是利用身份差异与认同机制在中下层白人当中煽动“猎巫”情结，使他们把黑人、移民等少数边缘群体视为吃白食、搭便车的“寄生虫”，把必要的经济干预和福利支出视为对少数族裔的过度偏袒，从而相信只有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削减社会投资等新自由主义政策才能帮他们夺回被少数族裔瓜分的利益。比如在处置美国白人工人的失业问题时，特朗普就总是抱怨从非洲、拉美等“粪坑国家”来到美国的移民数量太多，抱怨民主党人的社会保障政策对黑人、移民等少数边缘群体太过偏爱，损害了勤劳纳税人（主要是白人）的利益，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在此基础上，右翼民粹主义重新唤醒了白人主导的美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并运用其中的保守元素和美德原则赋予“完全市场竞争”“去金融监管”等政策以道德优先性，最终强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社会各项议题上的影响力。通过上述操作，右翼民粹主义成功在美国造成“对内有针对性地排除少数族裔和移民的平权诉求，对外施行贸易保护主义强化掠夺性资本主义霸权”的政治局面，从而使新自由主义政策能够凭借反移民、反多元化社会和反对保护少数族裔权利的政治姿态完成“借壳上市”。这表明，右翼民粹主义自始至终都在以一种转移矛盾的方式重新确立起新自由主义的诸多原则，因而不过是新自由主义因无力解决当前美国社会危机而向保守化趋势发展所产生的“病态变体”。由此便能理解，特朗普虽然宣称要改变美国制造业的岗位流失状况，并为此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更新，甚至不惜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但在上任后却又宣布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以放松金融监管，甚至还提名主张削弱工会势力的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担任联邦大法官。然而，这些政策并不能兑现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而只会削弱国家的社会救助和福利职能、减轻金融资本的税负、强化国家作为金融资本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最终损害的是美国普通民众的利益。

　　最后，右翼民粹主义以“反精英”的面貌出现，却有意不把矛头对准华尔街的金融精英，最终使社会运动沦为右翼势力实现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正如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指出的，民粹主义是一种旨在将“人民”作为一个同质性主体进行动员，用以抵抗那些“对民意保持沉默的政治机构”的政治逻辑。一方面，它把长期遭受传统精英压迫的底层民众设定成“人民”，凸显他们作为“英雄”或“国家主权的真正保护者”的作用，并声称只有自己懂得人民真正需要什么，只有自己才真正代表人民；另一方面，它又把传统的体制内人士塑造为“精英”，强调“精英”不仅对人民的利益诉求漠不关心，甚至还要动用权力从人民手中攫取更多利益，因而“精英”对人民而言是除之而后快的对象。这种“人民-精英”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有效抚慰了中下层白人因自身利益被传统建制派精英长期漠视而产生的负面情绪，使民粹主义能够凭借人民利益代言人的正义形象而粉墨登场。然而，这一叙事方式中的“人民”范畴本质上是一个“建构出来的虚假共同体”。民粹主义话语中“人民”的建构和界定，并不是基于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而是以“传统文化价值观或者传统的民族身份认同感”为基础。因此，“那些被认为可能对人民的‘同质性’构成威胁的外来群体，如移民、难民以及少数族裔和宗教群体则被排除在‘人民’的范畴之外”。这种对“人民”的身份认同得以维系的前提是某些同质性群体的狭隘利益需要表达，而不是对社会平等和人类解放的憧憬。正因为如此，右翼民粹主义并不追求构建基于同等经济地位的多族裔联合，更不以反抗整个资本主义精英集团为斗争目标，而只是抽象地强调“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并通过打造反精英人设提供一种差异化选择，对厌倦精英政治的潜在目标选民群体进行精准诱导，从而把社会运动改造成右翼势力实现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

　　在2016年大选中，出身于精英阶层的特朗普正是通过诋毁精英和吹捧草根来迎合中下层白人的民粹情绪，从而达到撼动传统政治精英的目的。比如他公开声称“自己喜欢受教育水平低的人”，充分肯定这部分民众的民粹情绪；而低学历人群也对此投桃报李，在选举中以实际行动支持特朗普。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把对政治精英的嘲讽延伸到对当时执政的民主党当局的批判上，喊出“抽干沼泽”的口号，意指解决华盛顿政治机构中的腐败问题。然而，胜选后的特朗普并未兑现“抽干沼泽”的承诺，反而放松游说限制和金融监管，纵容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旋转门”交易。对此有评论指出，被特朗普政府“抽干”的不是沼泽，而是约束华尔街的人；特朗普政府本身已然“落入这片腐败的沼泽”。这足以说明，“人民-精英”的二元对立不过是右翼民粹主义为欺骗人民和捞取政治资本而编造的虚假叙事。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在右翼民粹主义草根与建制派精英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的年代，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并未得到遏制，而“上层合作、底层分化”的格局却愈发明显。

　　三、重返马克思主义：对破解右翼民粹主义困境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强调，不能脱离经济因素来谈论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右翼民粹主义的泛滥表明资本主义已在美国引发了深层次的社会危机，而对相关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有赖于用实际行动去改变现实的经济关系，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对此，曾在历史上发挥过进步作用的美国左翼力量不应继续沉迷于身份政治的文化斗争路线，而应重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视角和社会主义立场，在现实物质利益层面上思考如何激活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阶级意识，团结带领他们开展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最终目标的总体战。只有这样，才有望把社会运动从右翼民粹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将其引向正确方向。

　　首先，美国革命左翼力量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包括中下层白人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关心的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才有希望从右翼势力手中重新夺回社会运动的领导权。事实上，“民众运动之所以被右翼利用，之所以被右翼引向民粹主义的方向，最基本的原因，还在于左翼民主运动对民众的领导乏力”。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以来，美国左翼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路线，脱离了极富斗争精神的劳工大众而转向“中产阶级”和文化斗争，甚至“在政治上心甘情愿地充当民主党这只‘驴子’（民主党的党徽）的小尾巴”，逐渐丧失了其对于社会运动的领导权。一方面，脱离经济分析视角的左翼力量无法理解社会不公与身份冲突的根源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和内在矛盾，因而实际上已迷失了真正的斗争对象。由于看不到中下层白人同样遭受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性压迫这一重要经济事实，也不懂得该群体高涨的身份认同和民粹情绪是其现实物质生活境况在其观念层面的反映，美国左翼总是把右翼民粹主义片面地理解为主流白人对少数边缘群体的新一轮歧视和压迫，把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在美国社会引发的经济博弈错误地当成“身份/文化冲突”。换言之，左翼政治在反对右翼民粹主义时，尽管正确批判了“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等落后的、反动的保守主义，但同时又忘记了这种思潮反映着中下层白人的物质利益诉求，忘记了这种诉求是同资本主义作最坚决斗争的旗帜。这种误判直接导致左翼政治总是在文化斗争的道路上狂奔，把本应针对金融贵族的矛头指向了同样受到金融资本戕害的中下层白人，从而把作为革命基本力量因而本应加以团结的中下层白人不断推向自己的对立面，造成纵向的阶级对立转化成了不同种族之间的横向对抗。另一方面，在民众物质利益深受金融资本侵害的时代，左翼力量以文化多元和平等为目标的斗争理念已不能引起底层民众的共鸣。这是因为，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当中，“人们的现实物质利益诉求总是会压倒人们的价值信仰或文化认同，而成为规范人们政治行为的深层逻辑”。然而，由于忽视了民众参与政治斗争的深层目的在于实现物质利益，左翼力量不仅对资本逻辑给底层民众在现实物质利益层面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始终不以为意，反而寄希望于通过抽象而空洞的价值理念或特定的身份认同来吸引民众参与政治运动。遗憾的是，这种靠价值理念构筑的“观念中的团结”并不能摆脱物质利益的纠缠，因而难以真正将底层民众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与此相反，当前右翼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牢牢掌握社会运动的领导权，甚至能将其打造成为加强自身力量的工具，恰恰是因为其敏锐察觉并正面回应了底层民众对经济议题的严重关切。正如右翼势力代表人物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所言：“如果左派专注于种族和身份，而我们搞经济民族主义，那我们就能粉碎民主党人。”这表明，随着经济和阶级的相关议题在资本主义危机中重返政治运动的中心，以文化多元和平等为议题的传统身份政治已经衰落；而在有效管束自由放任的资本与市场之前，期待右翼民粹主义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能是一种天真的臆想。因此，左翼力量只有重回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才能从乱花迷眼的“身份/文化冲突”中准确把握底层民众特别是中下层白人普遍关心的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才能重新恢复对民众的感召力并夺回社会运动的领导权。

　　其次，美国革命左翼力量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根本斗争目标，才有望把社会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现如今统治美国社会的主体是金融资本，它通过支配货币发行、债务、有价证券和地产等方式已形成了对生产资料的高度垄断，这一社会现实决定了左翼力量仅仅围绕身份议题而发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革命并不足以对抗当代金融资本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一方面，当前的左翼政治并不是从生产关系层面出发去剖析和反对金融资本的统治逻辑，而是试图在回避这个统治逻辑的前提下，通过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自我意识革命、日常生活批判来反抗资本主义，这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换言之，左翼的这种理念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共享同一个理论前提，即把构成人类社会的主体设定为抽象的、孤立的因而也是脱离现实生产关系的“个人”，并且这种“个人”仅仅是作为肉体生命而存在的。这种政治纵然强调了“个人”的具体性、全面性，但却忽视了“个人”无时无刻不处在一定生产关系之中的这种具体性和历史性。正因为如此，当前的左翼政治在面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压迫时，就不再追求使人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解放出来，而仅仅追求一种抽象的个性自由和解放；这种政治尽管看似激进，但其实只是一种游走在边缘地带的主观主义斗争，它仅具有表演姿态，却不具备真正触动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根基的现实物质力量。另一方面，现代金融资本对社会的总体性统治还意味着革命主体不可能是差异性的文化主体，而必须是社会化大生产下超越了种族、性别等身份差异的工人阶级联合体。因此，在金融资本已经全面支配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时代，美国革命左翼等进步势力要想重整旗鼓，有效领导社会运动并反抗资本主义系统性压迫，就必须“关心工人阶级的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推动和帮助更多的工人组织起来，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并强调集体行动逻辑”，从而把对金融资本的批判跟科学社会主义挂起钩来，推动组织、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开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战，并在夺取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将国家机器改造为对抗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工具。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作为美国白人表达利益诉求的一种极端方式，固然对非裔、华裔等少数边缘群体造成了严重侵害，但不能因此而对中下层白人正当的物质利益诉求视而不见，更不能回避其所反映出的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事实上，右翼民粹主义并不是特朗普崛起所带来的新现象，而是植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隐性基因”——每当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引起严重的社会危机，极右翼思潮就会以保守主义、种族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死灰复燃”。右翼民粹主义将本该针对金融资本的批判转换成对其他国家、民族或族群的攻击，但这样一种转嫁矛盾和危机的做法并不能解决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反而会造成更深刻的社会危机，而这种社会危机将会为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的发展复兴创造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右翼民粹主义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运动，其自身相互矛盾的政策和表里不一的承诺，都将在社会运动的不断发展中充分暴露出来，广大民众也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以及自身解放的条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资本主义面临系统性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左翼政党等进步势力只有重新回归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稳步建立起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根本目标的理论纲领和组织基础，才能真正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造成实质性的冲击，并获得对于社会运动的领导权，从而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复兴。

　　（作者简介：陈筠淘，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