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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围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这一目标作出全面部署，对内要求“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1]36，对外强调“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1]38，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指明了方向。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是指主流意识形态借由角色情感叙事、文本情感叙事和中介情感叙事等载体，将情感嵌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实践，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认同。情感叙事“着重观照接受群体感性化心理需求，更加注重受众的直观性理解”[2]，通过情感的共通建立起天然的联结，由情感的共鸣触发认知的共鸣，进而形成内化的认同，致力于提升传播实效。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叙事建构对于有效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更好地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系统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一词的阐释，主要有“特指”维度上的价值批判指向与“泛指”范畴下的描述性概念。当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视为整个思想上层建筑并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进行考察的时候，就是在“泛指”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他也称之为“社会意识形式”。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3]591他在这里将整个社会理解为一个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部分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而意识形态就是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全部社会意识。不难发现，当马克思恩格斯在“泛指”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时，作为全部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必然包含除了理论形式之外的感性形式，也即感性意识形态。马克思在论述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关系时就曾指出：“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财产形式……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3]498可见，在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中，它包括回忆、仇怨、忧虑、希望、偏见、幻想、同情、反感等以非概念、非理论形式呈现出来的表象性、体验性的意识形态的感性形态。通过意识形态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也可以得到佐证。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人的实践是一种综合了情感、意志和经验的感性活动，“现实中的意识形态，除了系统化、抽象化的理论形态，还包含着广泛而丰富的感性形态”[4]。意识形态的感性存在总是与现实生活中的情感载体交织在一起。感性意识形态的存在为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铺展提供了现实前提。

　　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虽具备了理论可能，但也离不开现实中多种因素的合力驱动。具体地看，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转向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信息环境的情感转向。当下，日渐规模化和复杂化的信息传播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场景，这与生存于这一场域下人们有限的实际活动范围、自身精力还有注意力形成了鲜明反差，导致人们不可能和与他们关联的整个外部环境都保持经验性接触，而只能通过各种传媒去了解。媒体所传播的不仅仅是消息或知识，同时包含着特定的观念和情感，它们以提示性或指示性的样态呈现，因而对人的思想与行为具有制约作用。传媒的表达及其所携带的情绪影响着受众的认知和内容传播力。[5]二是网络时代用户媒介接触和信息“编码—解码”的情感转向。互联网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局限，信息的丰富性与媒体渐褪的“独家”光环使得信息获取已不再是用户进行媒介选择的第一考虑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新的传播价值和社会情感价值成为用户媒介接触的重要影响变量。[6]用户一般会选择基于自身情感信任并能引发情感共鸣的媒体作为信息获取渠道。在完成媒体选择后，受众会在对媒体所传播的信息进行“编码—解码”过程中产生情感上的“刻板成见”，也即受众基于媒体情感信任所衍生出的对媒体传播内容的情感信任。三是媒体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的情感转向。作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力军与主阵地，官方媒体相比商业媒体而言承担着更重要的社会责任，愈发“关注用户普遍参与范式下的意义生产和价值生成”[7]。互联网的普及对信息环境和用户习惯产生了重大影响，主流媒体也主动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化实践，内容生产更加重视情感叙事，在传播方式上也更加重视情感连接。除此之外，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指导下，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也彰显出显著的情感转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精神与情感需要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总之，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转向有着丰实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可能。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内蕴着角色情感叙事、文本情感叙事和中介情感叙事“三位一体”的作用机理，共同指向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大众认同这一目标。

　　（一）角色情感叙事：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共在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实践中一直存在的一对矛盾，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主流意识形态有效传播的目标之一。“自我”与“他者”具有对立关系、从属关系以及平等关系3种样态。[8]就第一种关系而言，美西方国家在“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哲学基础上形成了自我与他者对立的传统，在截然对立的主客二分中，他者的对象化使得其根本不可能进入自我的主体世界。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习近平指出：“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9]159究其原因，除了中国自身在传播领域尚存不足之外，美西方国家基于“自我”与“他者”根本对立的立场，担心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威胁其世界领导地位进而持续抢夺霸占国际话语权是关键诱因。就第二种关系而言，其主要表现为“弃绝自身”和“牺牲他人”[10]14，前者是对自我的追逐，后者是对他者的漠视。在本体论传统中，自我的主体地位不断得到确证与高扬，他者则被弱化甚至忽略，最后同一在自我的主体性当中。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实践中，“过分强调自我而无视、敌视他者是不可取的”[11]。就第三种关系而言，海德格尔面对胡塞尔主张的主体间性这一没有超越主体性的困境，提出了“共在”的思想，即“无世界的单纯主体并不首先‘存在’，也不曾给定。同样，无他人的绝缘的自我归根到底也并不首先存在”[12]143。自我和他者的“共在”使得两者成为自为的平等主体，而并不存在自我和他者的统属与对立。角色情感叙事跳脱出“自我”与“他者”的根本对立与彼此从属，致力于实现两者共在，在坚持“自我”与正视“他者”的角色互动中传播主流意识形态。

　　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实践中，是否坚持自我立场，直接关系到传播的有效性问题。坚持自我立场而不走向完全的自我中心主义，要求应准确把握自我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的作用。坚持传播内容由自我生产。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13]524，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形态只能由其自己生产，断不能由他者代劳，因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9]21。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角色情感叙事是以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内核的叙事创新，坚持传播过程由自我主导。从现实情况来看，长期、反复的传播实践才有可能助益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目标的实现。角色情感叙事注重充分发挥自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内容生产、筛选、传输和效果评估等传播全链条都坚持自我主导，主动设置议题，主动研用新的传播技术，提升传播能力，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坚持自我立场，并非无视甚至敌视他者，而是在正视他者的过程中不断疏通传播实践中存在的现实梗阻。他者为传播活动深化的客体要素。自我与他者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最为基础的两个要素，“离开了任何一方，对方也就失去了在这种关系中继续存在的依据和前提”[11]。作为受众的他者对于传播内容的态度与认知结果影响着传播效果。就主流意识形态角色情感叙事而言，其重点以他者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反应为参考及时调整传播角度与具体内容。他者为传播策略构建的关键依据。在传播学领域，他者本位得到了普遍认可，其本身没有问题，但放任他者吞噬自我是不可取的。角色情感叙事在战略上坚持自我，在策略上重视他者，以他者的语言基础、接受心理等为依据，构建合理可行的传播策略。角色情感叙事极大消弭了“自我”与“他者”的根本对立与彼此从属，在坚持“自我”与正视“他者”的角色互动中致力于传播好主流意识形态。

　　（二）文本情感叙事：达致“真情”与“聚焦”的统一

　　作为一种传播活动，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本质仍然是信息传播。因此，选择何种文本是情感叙事设置的关键。文本在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影响着受传者对叙事内容的理解、对传播者真实用意的解读，也左右着其能否感知叙事内容背后的深刻内涵。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致力于实现文本内容的“真情”与“聚焦”相统一以精准“把控”情感温度，从而提升大众对传播内容的认同度。

　　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文本的确立以“真情”为基础。“人们的任何行为总是带有某种目的。”[14]178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目的就是要引发受众共鸣从而自觉认同并积极践行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与要求，对文本内容起着形塑价值的情感修辞意义凸显。情感修辞是一种通过特定的语言手段来表达和强化情感的方法，意指“在修辞目的的驱动下，修辞者有意识地使自己进入对受众的共情状态，在能力范围之内达成与受众情感的时间同步和类别同向”[15]。就两者关系而言，情感修辞“外显于修辞话语而内化于修辞目的，即修辞者率先达成与受众的共情，继而生产出带有共情色彩的修辞话语”[16]。传播者在运用反映客观事实的描述性语言基础上，通过为传播内容选择妥帖的具体框架和文本体裁两个环节将零散的传播内容串联成可能产生修辞的文本以构成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内容。其中，传播者对受众有意识的先发“情感共鸣”所形成的“真情”经由修辞后的文本生发受众“情感共鸣”，助益提升传播实效。诸如作为情感修辞具体样式的反问句，通常被用来提出问题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以使得句子显得更加有力。传播者在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过程中将肯定句变为反问句，引起受众的兴趣，引导受众主动思考传播的内容，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效果与说服力。除此之外，传播者借助双重否定句在加强语气的同时实际上表达肯定的意义，起到进一步的肯定效果，导引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饱含“真情”的文本是否就足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目标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问题意识”是传播内容引发情感共鸣的触发因素，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精准把握时代变化和人民精神需求，在宏观时代背景下以“聚焦”模式书写微观叙事，在引发受众情感共鸣中促进主流意识形态有效传播。文本中蕴含丰富的现实情感，在延宕叙事中实现了社会与时代的互文、个体与集体的共鸣，起到了弘扬主流价值、凝聚全民力量之作用，完成了对人民关切、社会所需、时代所向内容主题的情感弥合。

　　（三）中介情感叙事：融合“符号”与“影像”的嵌入

　　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经由作为中介因素的各种符号资源引发受众情感共鸣。一般而言，视觉影像与组合相伴的符号资源构成了一个动态有机整体。[17]158多模态视觉语法系统的语篇意义包括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及构图意义三种[18]59-149，其可以起到传递、唤起和增强情感共鸣的作用。

　　再现形成过程以传递情感从而彰显再现意义。“再现意义反映了语篇中事件、人物、环境等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叙事再现与概念再现。”[19]叙事再现中呈现的是被向量连接的参与者及其互动行为；在概念再现中，向量连接是不存在的，反映的是表征属性的参与者间的固定关系。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经由视觉化方式，融合运用“符号”与“影像”中介，一改以往生硬的说教与枯燥灌输，而转向叙事再现的形式以展示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参与者间形成向量，传递情感。“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20]1在传播过程中通过单个或多个符号编码再现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发展及其指导中国取得的“四个伟大成就”，激发集体记忆以向观众展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独特优势。同时，借助影像化手段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概念阐释，突出其中“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关系，明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构建亲密关系以唤起情感共鸣从而彰显互动意义。互动意义体现参与者间的人际关系。参与者分为互动参与者与表征参与者，前者是指符号或影像的制作者和观看者，后者则指的是被观看者讨论的对象，也即传播“所指”。“互动意义关涉接触、距离和态度（视角）三个层面。”[19]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过程中，通过构建一种互动参与者目光实现“接触”的关系，实现影像制作者“想表达的”与观看者“看得到的”相一致；拉进互动参与者和表征参与者的距离，将主流意识形态经由事关人民切实利益的微观叙事暗示其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打造适宜影视视角唤起互动参与者间、观看者与表征参与者间的情感共鸣，利用代表平等关系的水平拍摄角度向观看者宣传阐释主流意识形态以表达为观看者着想的态度。搭建整体布局以增强情感共鸣从而彰显构图意义。信息量、显著性与框架是构图意义的主要内容。一个能引发情感共鸣的构图一定是三者的相得益彰。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通过对包括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图像符号、声音符号与视图影像的精心制作与择取，将能够表征主题的代表性符号置于前景位置，在凸显其重要意义的同时拉近与观看者距离。在框架方面，力图淡化影像画面中符号间的分离，着力给观看者呈现在空间上同属一个整体的局面，增强代入感与共鸣感，深化其对传播内容的认同。

　　数字化时代，表征人的感性的革命随之兴起。情感“与理性之间不但没有根本的冲突，甚至是互补的”[21]。新时代要树立情感叙事思维、研用情感叙事技术、精设情感叙事议题、打造情感叙事场景、增加情感叙事机会，在推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叙事转向中切实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解决主流意识形态“对空言说”的传播困境。

　　（一）树立情感叙事思维，提升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主体能力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存在3对矛盾。一是受众的感知低于传播内容的表达。即是说，传播者努力进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受众只得到有限的感受，表明传播低效。二是受众的感知等于传播内容的表达。即是说，传播者“想表达的”与受众“看得到”并“能接受的”对等，表明传播良好。三是受众的感知高于传播内容的呈现。即是说，观众能够在传播中获得溢出的感受，自觉认同并积极践行传播内容，表明传播成功。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追求的是从第一层次到第三层次的跃迁。思维影响行动，传播者要树立情感叙事思维，即精准思维和在场思维，助力传播第三层次的达成。

　　一方面，传播者要树立精准思维。当今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对情感的需求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精准共情”利于传播更高效、更深入。同时，面对充满海量信息的网络化时代，人们的信息选择范围变大，主流意识形态能否精准传播关乎其能否赢得受众。要精准构筑多重关联以凸显带入感。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一定要善于在平凡人的梦想、社会事业规划设想、国家发展蓝图构想之间把握一种因果联系，彰显主流意识形态之于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要精准把握影像维度以提升表现力。技术正在成为传播方式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每一项技术的革新，都让人类站在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自己。”[22]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首先追求的就是真情实感，需要无限接近内容核心、人物内心，实现情感同频共振。在这个过程中，影像元素成为关键。影像呈现一定要有调控受众情绪的能力，重视把握题材择取和展示的时度效，通过秒算建立精准共情。另一方面，传播者要树立在场思维。移动互联时代，“人似乎每每‘生活在别处’，反而很少全身心沉浸于当下现场”[23]。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是跨越时空的传播模式，共情效果的达成需要致力于让受众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在场”。“第一现场”的展示视角有助于促进受众“在场”的实现。要尽量以直播、短视频的形式真实生动地呈现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让用户能够“身临其境”并产生情感信任，推动受众与传播内容之间形成情感共鸣从而实现自觉认同。

　　（二）研用情感叙事技术，增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技术支撑

　　技术要素是传播活动的重要底座。人工智能技术重构了当今的传播格局，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融入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传播实践，增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技术支撑。

　　“情感、认知和行为是人类在形成共情过程中经历的三个层系。”[24]为此，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情感层面嵌入以提升情绪感染效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的情感叙事首先是情绪的感染。这就需要敏锐捕捉不同地域、民族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情感偏向。要着力研用情感智能技术以动态感知用户的情感状态，并依据其情感变化适时调整传播内容角度，从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情绪带动与抚慰作用。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认知层面嵌入以提升态度认同程度。相悖的态度会影响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认知。应不断完善人工智能个性化推荐功能，着力发展智能翻译和本地化技术，并根据需求将信息翻译成目标地域和目标国家语言，以提高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行为层面嵌入以预测行为变化。传播的最终目的在于引发行动，行为层面的改变往往更具有力量。预测人类行为的人工智能系统通常基于机器学习技术，可以识别出历史数据中的模式，并使用这些模式预测未来的行为。要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对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中不同受众反应进行实时检测，识别潜在的意图，预测并改变传播中的受众行为。然而，预测人类行为的人工智能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们依赖于大量的数据，并且在分析数据时可能存在误差。为此，在慎重使用的前提下要不断发展完善人工智能预测技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技术赋能实效。

　　（三）精设情感叙事议题，找准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现实靶向

　　议程设置理论虽几经发展，但是“媒介能够左右受众选择”是不变的内核。“‘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3]286主流意识形态是人民的理论，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需要始终聚焦人民需求，精设情感叙事议题，找准现实靶向，努力提升认同度。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主要矛盾制定具体形式的有效政策，而部分民众囿于自身经济水平、文化背景、民族习惯等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对此必然存在困惑，这些困惑又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离散社会共识，弱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因此，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必须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基本锚点，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为议题指向，叙事主体要倾听民心民意，及时解答人民的困惑，与民众形成对同一内容的同步关注、同向关切，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在新媒体时代，官方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被弱化，议程设置面临一系列困境。”[25]为此，主流媒体就要高度重视并发挥好“首因效应”，对民众所关心的事件预先进行信息采编，抢占议程设置的主动权。在此基础上，允许思想的多样性，通过争鸣达成共识并引发共情，防止议题失焦。需要注意的是，非官方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极易形成反向议程设置效应。[26]反向议程设置的议题往往代表民众的共同关注，对于官方媒体捕捉热点，形成议题交融，把握事件报道主动权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反向议程设置中的话题表达和信息流动往往具有特定的倾向性，若不加以引导，则会带来舆论偏差，弱化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效果。这就需要官方媒体为民间舆论场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优质题材，及时有效引导舆论，纠正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错位，打造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的强大情感合力。

　　（四）打造情感叙事场景，加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场域效果

　　使用场景技术可以随时随地了解用户的信息需求，进而提供适时的信息适配。媒体在进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应当积极打造情感叙事场景，鼓励社会大众参与情感互动，引导社会情感的良性表达，在观点争鸣与迷雾廓清中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场域效果。

　　媒介的互动实践例如用户评论和用户转发等行为是媒介内容传播、媒介情感扩散的关键环节，也是媒介引发社会情绪共振的核心机制。[5]事实上，作为媒介内容的一部分，用户留言评论影响着内容的传播效果，主流媒体应将其作为场景搭建进而赋能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重要举措。一方面，主流媒体应当设置合理的用户留言空间，了解并回应用户的情感关切，将留言空间打造成为情感互动、民心相通的舆论场域，并根据用户的不同疑惑针对性进行主流意识形态阐释。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可以尝试设置专门的栏目鼓励用户参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讨论与解读，以普通社会个体的情感视角拉近官方媒体与社会大众的情感距离，变“我说”为“我们说”，增进社会大众的共情互动和主人翁意识，推动意识形态治理共同体建设。此外，还要善用声音与颜色增强共情效果。灵活运用多样化的现场音响，渲染情绪，增强内容感染力，是情感叙事实现的重要推动力。“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就形成了以听觉为中心的口语文化”[27]，用音色、音调、音量来传递信息，营造一种“声音景观”，可牵动人们的记忆，这也是一种人们感受周围世界、促进内容认同的重要方式。由此，在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过程中，要根据传播内容选择恰切的声音予以氛围烘托，营造声景，引发人们情绪的变化与共情，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实际效果。同时，场景颜色的选取与调配对于激发出受众内心的共鸣具有重要影响，清淡的色彩可以带来舒适、令人放松的感觉，而饱和、强烈的色彩则让人更容易产生紧张和焦虑情绪。为此，要根据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不同进行场景背景颜色的适时调整，引导观众情感共鸣。

　　（五）增加情感叙事机会，扩大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覆盖范围

　　心理学中有一种“接触效应”的现象，意指人们在与某个人或某件事反复接触时，会对其变得更加熟悉、亲近，从而感觉更加舒适和自在。这种舒适感会激发出对方的亲近感，进而影响人们对接触对象的喜好程度。就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而言，要着力加强平台建设、促进群体和组织传播以及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增进受众与传播内容的接触频率，增加“共情”机会，扩大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覆盖范围，进而实现大众认同。

　　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荷兰学者何塞·范·戴克等人用“平台社会”作为数字时代最新社会形态的概括。[28]4各种平台业已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传播的平台化特征凸显。在西方社会中，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和微软已经成为了控制信息传输节点最重要的五大平台。“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29]为此，要加强社交媒体平台、视频分享平台、博客平台、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各类平台建设，在扩大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覆盖范围的同时经由多种渠道引发国内外受众对内容的共情与认同。有学者指出，若想尽快有效地激发受众情感共鸣，“群体传播、组织传播通常是最佳选择”[30]。究其原因，是源于上述传播实践能够激起群体共情的情境。要着力丰富线下中外政府间、国内外民间的群体和组织类型下的面对面交流形式，定期举办相关主题的研讨会、学习交流会等，以“身体共在”的模式增加“共情”机会。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亟须新基建的助益。要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构建宽带、融合、泛在、共享、安全的信息基础设施网络，提升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信息基础设施赋能力度，使得无论身处何地的人们都可以接收到包括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内容。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其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是一项常做常新的时代课题。作为一种兼具创新性与时代性的传播范式，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在丰实的理论奠基和多元合力驱动下，借由角色情感叙事、文本情感叙事和中介情感叙事等载体，将情感嵌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实践，对于增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认同具有催化意义。然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3]580辩证地看，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是作为情感叙事的载体并没有严格的阶级之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依托情感叙事载体传播主流价值观念，西方敌对势力也可以利用其推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外渗透，威胁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从现实境遇来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1]9，但各种风险隐患仍然存在，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从未停止，意识形态斗争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需要时刻保持警醒，增强忧患意识和斗争本领。为此，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策略应因时而新、因势而化，积极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广泛传播，持续增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认同。

　　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利用多样情感叙事载体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情感叙事治理体系。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31]29同样，兼具科学性与真理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主动探索并借助除角色情感叙事、文本情感叙事以及中介情感叙事之外的多种载体进行传播，在进一步提升其感染力与吸引力的基础上助益大众习得。“两个大局”背景下，“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1]382。意识形态的综合性风险和关联性风险、竞争性风险和遏制性风险显著增强。要把握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时”与“势”，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媒体履责、社会监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综合治理体系，积极拓展并严格管理多种叙事载体，确保这一创新性传播范式安全有效。另一方面，要时刻警惕并精准识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传播渗透。为了推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总是希望以普遍的表达方式和传播形式掩盖树立其价值体系之上的虚伪本质”[32]，情感叙事载体渐成为其寻觅的绝佳介质。由此，要充分认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峻形势，警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渗透，精准识别情感叙事载体中嵌入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正向建构与反向抵制的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情感叙事走深走实。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