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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主动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在历史发展大势中抓住历史时机、积极作为的政治品格与精神状态，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在思想渊源上，历史主动源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发挥“历史主动性”的阐释，即他在探索中通过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来分析现实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主义运动，为无产阶级发挥能动作用、推动社会变革以实现自己和全人类解放的理论阐释。在这种情况下，立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脉络，探索历史主动性的形成理路与科学内涵，对于在新征程上更好发挥历史主动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历史主动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用来表述无产阶级先进性的核心范畴。在理论探索中，马克思对历史主动性思想的阐发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依据现有文献，他在著述中两次直接提及“历史主动性”：一是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文献“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二是在巴黎公社革命期间致库格曼的信中称赞巴黎工人具有“何等的历史主动性”。立足于两次论述的不同语境和态度，可知马克思的历史主动性思想在发展中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使命，奠定“历史主动性”的生发逻辑。一般说来，对历史主动性的阐述以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为前提，即科学的历史观是马克思发现并诠释历史主动性的思想基础，而这也是他在1846年之前理论探索的重点所在。

　　众所周知，马克思进入社会历史问题研究是从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切入的，经过《莱茵报》时期的斗争和反思，崇尚“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他开始“把哲学问题同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结合起来”，对物质利益决定作用的感悟催化其世界观的转变，并将批判矛头引向德国制度，即“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这样“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这里，他将推动人的解放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这在明确其政治立场的同时也助推其理论探索沿正确方向发展。

　　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开始清算自己的旧世界观。在《神圣家族》中，他和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提出历史诞生于“粗糙的物质生产”，要“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就必须认识其“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由此不仅形成了生产关系思想，还在批判中阐释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及“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从而明确了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立足科学实践观，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即必须由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探讨人以及社会历史，从而找到认识社会历史的逻辑起点。

　　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陈述了新历史观，为阐释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奠定基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便是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种历史观就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完成了对社会结构及其机理的剖析。立足于此，“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且“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由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些论述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揭示了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并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与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为诠释“历史主动性”提供了理论准备。

　　第二，融通科学理论阐释和革命实践反思，分析“历史主动性”的基本逻辑。在本质上，新世界观确立并不意味着对无产阶级能动作用认识的自觉实现，依然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考验。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马克思将新世界观转化为行动纲领，使其“能够掌握群众”而“变成现实的力量”，并在经验总结与实践反思中阐发了“历史主动性”的基本逻辑。

　　在1847年前后，《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完成。其中，前者深化马克思已阐发的新历史观，特别是从社会关系中区分出生产关系，阐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带来的社会整体变革，突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尖锐化，使其随无产阶级革命而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在后者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时指出，社会基本矛盾将使“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将在自己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挣脱“锁链”，迈入实现人真正解放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些阐发深化了对历史主动的实践主体、依托规律和实现形式等问题的认识。

　　而1848年欧洲革命更促使作为革命亲历者的马克思对其进行实践反思与理论总结。面对奥尔良王朝倾覆后资产阶级代表把持的议会拖延和阻挠共和国创立，渴望建立社会共和国的工人“甘愿贫困3个月来让共和国支配”，也正是多达20万巴黎无产阶级的存在，使社会共和国得以成立。对此，马克思称赞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党”登上历史变局前台，并“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统治着巴黎”，彰显其创造新社会的主动精神与强大能量。在分析革命失败原因时，他认为，工人自己并不清楚共和国的真正含义，对新社会的认识也很浅薄，一度认为社会共和国的创立便意味着“自由、平等、博爱”。同时，工人们也没有意识到革命“所获得的只是为自身革命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决不是这种解放本身”。这使得资产阶级分化无产阶级的企图得以实现，部分流氓无产阶级和对临时政府持有幻想的工人最终沦为临时政府的打手，“一部分无产者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由此，马克思指出，科学理论的武装是历史主动得以实现的根本条件，只有在科学理论指引下，无产阶级才能团结成为“阶级”，才能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有清晰的认识，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实践方可真正发展成为“自由的历史的自主运动”。

　　第三，评析巴黎公社的理论成就与实践教训，诠释“历史主动性”的整体逻辑。巴黎公社革命是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社会内部矛盾加剧的产物，是觉醒的无产阶级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已经积累革命经验的无产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而马克思也通过对革命运动的多维分析全面阐释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

　　在分析革命原因时，马克思探讨了无产阶级理解社会规律的重要性。他认为，“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社会矛盾愈加显露同步，第一国际时期的教育和斗争强化了工人的理论自觉，他们不再像1848年革命时那样盲目信仰“社会共和国”，逐渐认识到“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因此，“如果不用革命手段消除那些产生了第二帝国并在帝国庇护下达到彻底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要拯救法国于危亡并使之获得新生是不可能的”。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他们愈加明白，“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而通过革命来“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权利”。

　　在分析革命举措时，马克思称赞了无产阶级的历史首创精神。他指出，巴黎无产阶级进一步肯定之前已经形成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认识，提出必须建立一个能消除阶级统治的共和国，这样才能“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而“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巴黎工人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革命措施，他们废除常备军和警察、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选举产生公务人员并建立起廉洁政府，使“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正是“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在分析革命性质时，马克思明示了无产阶级对人民革命属性的理解。他认为，由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承受着这场战斗带来的主要打击”，从而“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旗帜下”，认为“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而工人阶级在公社成立后推进的具体措施，也使“革命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并且是公开为着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的利益而进行”，“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彰显“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历史主动性思想意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历史发展中顺应历史趋势与时代要求，积极地进行实践创造以推动社会发展的理论总体。由上文对历史主动性思想形成脉络的梳理可知，马克思历史主动性思想在内涵上至少包括实践层面的规律主动、意识层面的精神主动、立场层面的价值主动和思维层面的能力主动等内容。

　　第一，实践层面，历史主动性内含立足社会发展、顺应历史大势的规律主动。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探讨社会历史问题的起始范畴。在探索中，马克思将现实的人“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视为“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即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人的全面关系由此被生产出来。这些关系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但一经形成便构成人的实践活动的依托与限度。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们创造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在探索中，马克思不仅形成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概括，还用其分析历史发展态势与实现条件。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成熟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从而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并创造出“用以达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而作为“大工业本身的产物”的无产阶级才可以立足发展趋势，以“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在分析1848年欧洲革命时，马克思指出，虽然各国革命原因和局势各异，但由于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制约，“这里所发生的不是在一个社会基础上的两个派别之间的政治冲突……这是旧的封建官僚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斗争”，从而明确了革命的反封建民主革命属性。革命失败后，他从社会发展规律高度分析了革命失败的原因，即“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并强调“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巴黎公社革命前，资产阶级政府施行的阶级压迫与投降政策引起巴黎人民不满，政府与人民的矛盾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审时度势举行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彰显出无产阶级顺应历史潮流、抓住历史机遇的实践主动，显示了把握规律是实现历史主动的前提。恩格斯后来在总结革命经验时指出，历史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就是说，历史主动性首先体现为遵循规律、顺势而为的主动。

　　第二，意识层面，历史主动性内含坚定理想信仰、敢于开创历史的精神主动。意识的理论定位也是哲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批判旧哲学对意识的抽象化、绝对化或消极化理解，指出物质对意识的决定性以及意识所具有的能动性。由此，唯物史观不是僵化的经济决定论，其不仅肯定“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强调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正如恩格斯晚年所说，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意味着，在革命中，无产阶级虽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可在思想和精神指引下缩短或减轻新社会形态“分娩”前的“阵痛”。

　　在历史发展中，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广泛传播，而无产阶级的政治觉醒以及由此迸发的巨大动能又进一步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马克思立足革命形势发展，提出“不断革命”战斗口号和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主张，强调不能让这场革命停留在民主革命范围内，应处处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着想，“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这使得社会中各个阶级、阶层和政党都卷入了斗争浪潮，成为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革命。在巴黎公社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坚定理想信仰、勇于并敢于开创历史的精神得到进一步彰显。在普法战争中，面对普鲁士的铁蹄，“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的这一冲突中，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轻易倒向投降主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他们在民族危亡境地展现出英勇的大无畏精神，竭力维护新生的工人阶级政权，即使已被围困数月，但公社的社员仍然“英勇无畏地决心冒一切风险抗击法国阴谋分子，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炮台上威胁着它，也在所不辞”，展现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同时，巴黎公社在存续期间实施的一系列市政、民主、民生举措，如政教分离、妇女选举权、同薪同酬等，则向世人呈现了无产阶级勇于革命、敢于斗争、善于求变的精神，不仅昭示“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也展现公社“放射着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烈的光芒”以及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颠覆旧世界的革命意义。在此意义上，历史主动性在意识层面体现为在实践认知中敢于斗争、勇于创造的主动，内含人们在历史活动中必须充分发挥意识能动性的实践要求。

　　第三，立场层面，历史主动性内含站稳人民立场、维护人民利益的价值主动。立场是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立足点，是社会发展趋向在价值层面的投射，受制于对社会历史规律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唯心史观视社会历史为精神发展史，无法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分析与解决问题。在探索中，马克思由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建构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解决了历史的创造者问题，强调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剧中人物”，又是历史的“剧作者”而“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从而为分析社会历史问题奠定了立场前提。作为大工业发展的产物，无产阶级政党是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而这不仅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立场，更代表着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发展趋向与价值取向。

　　立足于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及作用，却“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现实中，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因此与“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不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必须坚定地站在整个无产阶级一边，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肩负着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追求和历史使命。在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针对德国革命的现状，马克思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这预设在革命中，如果无产阶级不能站在农民的立场，而农民也没有意识到“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那么无产阶级“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同样，在巴黎公社革命中，正是由于无产阶级能够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才使得包括农民在内的各阶级意识到“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这“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旗帜下，他们宣布这场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这些论述彰显了无产阶级把握社会发展趋向基础上的立场主动。由此可见，历史主动性蕴含立足人民群众立场的价值维度，体现了满足人民利益、激发人民创造性的立场要求。

　　第四，思维层面，历史主动性内含总结历史经验、反思历史教训的能力主动。思维体现为人们在实践中对客观现实的本质的概括，其既是现实的观念反映，也体现了主体的能力自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黑格尔视思维为唯一独立主体，历史则是思维的实现与“‘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马克思批判了这种由理性出发的唯心史观，他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形成对社会历史及发展规律的科学解读，实现了对历史的内在本质及发展趋势的把握。对此，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对社会历史存在的理解与把握历史的思维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则是将前者的相关本质规定转化为分析历史问题的态度与观点，这为人们在思维中把握社会历史并积极作为奠定了理论基础。

　　立足于此，在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觉醒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注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重视从历史事件的总结和反思中获取经验与教训。在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鉴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关键时刻总显示出妥协性，使得革命不能够彻底进行，马克思恩格斯抛弃了革命初期制定的那种盲目地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起来对抗资产阶级和王权的策略，代之以在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革命阶级的联合。在被马克思称为“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的六月起义失败后，面对“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的境遇，吸取教训的无产阶级放弃了“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代之以“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坚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以实现“工人阶级专政”。在巴黎公社革命中，无产阶级也在总结以往革命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而是“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在总结革命经验时，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体现了对无产阶级思维主动的把握与概括。可以说，思维是能力实现的彰显与保证，历史主动性在思维层面蕴含着总结历史经验、反思历史教训的能力主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需要全党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马克思历史主动性思想以关于人的实践自觉性、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与群众史观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基础，是集行动、精神、立场和思维于一体的逻辑整体，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定心丸”与“航向标”，对于党在新阶段发挥历史主动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要顺势而为，始终坚持以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统一思想和行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实践是主体创造历史的物质手段，历史主体的活动能否成功，取决于该活动是否符合历史必然性的要求，取决于其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就是说，实践是社会历史的基本内容，而把握社会规律、理解历史趋势是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客观前提。

　　在实践中，理论自觉是行动自觉的前提，而政治自觉是行动自觉的保障。由此，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既要推进理论创新，更要将创新成果转化为行动指南。对此，习近平曾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作为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中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与解决问题的科学指南，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国内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复杂态势，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宏阔的战略思维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巨大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与时代之问。当前，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党所肩负的使命任务也更加繁重紧迫，这要求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自觉学懂弄通，努力掌握好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并将其转变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第二，要敢于作为，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来掌握发展进步的主动权。在这里，精神意指人进行实践的意志和状态，体现为主体创造历史的意识自觉。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活动是否符合客观规律，还取决于主体在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何种状态和面貌来推进社会实践活动。

　　在内涵上，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这使其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对此，马克思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习近平也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进一步明确了革命的斗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底色。自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起，中国共产党就秉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性、批判性的要求，在推动历史变革中立足历史任务，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发扬斗争精神，持续推进伟大斗争，攻克了一个个看似不可攻破的难关，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

　　进入新时代，我国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意味着党的使命任务更加伟大艰巨、发展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管党治党更具挑战和艰辛。对此，习近平多次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当前，发扬斗争精神必须立足现代化建设全局，“打好三大攻坚战，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等等”，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强化本领担当，“提升见微知著的能力”，真正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洞察先机、趋利避害”。必须注重策略方法，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以积极有为的斗争主动夺取新的胜利。

　　第三，要大有作为，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立场是历史创造的出发点，是社会发展趋向的积极反映，体现了主体创造历史的价值自觉。在实践中，历史主体的创造活动能否顺利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能否在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主动顺应历史发展的价值目标与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特定阶级利益的代表，政党有其特定立场，而不同的立场决定了历史活动性质与目标的差异。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贬低群众地位时，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就为科学立场及正确进行历史评价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推动社会变革中，中国共产党秉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要求，始终把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开展工作的依据，以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拥护、满足人民意愿为最高信条，始终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扎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时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变革。

　　进入新时代，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不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各种艰难险阻，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日益增长，这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诸多考验，更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牢记初心使命、站稳人民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目标。习近平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当前，站稳人民立场要着眼人民期盼，在现代化建设中创造物质财富、丰富精神生活，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才能激发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正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自觉拜人民为师，从群众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在党的领导下群策群力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第四，要奋发有为，积极汲取历史智慧与力量来破解发展困境与难题。思维主动是历史主体在理论上成熟的标志，其表现为在准确把握历史规律的前提下，通过研究历史事件、人物与过程而形成的历史经验，以及用以分析和解读当下社会现象并能预判未来趋势的能力。

　　在本质上，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历史观，也是认识与改造社会的方法论，这在于其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走进历史的深处，使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客观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彰显了逻辑与历史的高度统一。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强调唯物史观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是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及理论，即本体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其二是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体现为一种认知、理解和把握、改造现实的思维方法。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注重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党的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智慧，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部总结、积累和运用经验的历史，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的三个历史决议，科学评价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时期与人物，深刻揭示“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密码，彰显了高度的历史自觉。

　　进入新时代后，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各种矛盾和问题凸显，这需要我们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而历史主动蕴含着主体运用历史思维总结是非成败、汲取经验智慧的能力，这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通过历史学习来提升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能力与自觉。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而“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当前，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理论上要“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研史学史工作，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更好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在实践中“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为拓展发展道路提供更多智慧和力量。

　　（作者简介：洪光东，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