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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生产方式的主体关系。从资本运动过程的角度看，资本和劳动关系首先发生在流通领域，此时二者作为交换的主体，“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从经济关系角度看，资本和劳动发生的是等价的价值交换，即二者交换的等价物在价值上“不仅相等，而且确实必须相等”，并且彼此“还要被承认为相等”。在这种价值交换中，没有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如果将等价物作为交换主体的对象化存在，那么可以说，正是通过这种交换，“才证明自己是价值相等的人”。

　　关于资本和劳动在流通领域初次接触时产生的平等经济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了科学阐释。他指出：“在他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更看不出对立，甚至丝毫的差异也没有。”然而，马克思更深刻地认为，这并不是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全部，或者说，这并不是资本和劳动关系的核心。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关系并不仅仅发生于流通领域，而是进一步发生于生产领域。在生产领域中，资本和劳动的平等关系不见了，而是转变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或者说，转变为资本对劳动的形式上和实际上的统治。

　　从以往的生产方式看，统治者对劳动的统治主要表现为强制劳动者劳动。强制劳动者超过自身的生存需要进行劳动、无偿占有劳动者生存需要外的劳动成果，并非资本独创，而是早已存在于历史上的奴隶主和奴隶、封建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学徒等关系中。在强制劳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以往的生产方式只有形式上的区别，即只不过劳动的统治者由奴隶主、封建领主、行会师傅变成资本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以往剥削的生产方式，承担起人类财富生产的历史任务，继承了以往生产方式对劳动的剥削。但是，资本的统治有着很大的迷惑性和隐蔽性，原因在于剩余劳动占有者与剩余劳动提供者在流通领域是纯粹的货币关系。从表象上看，资本家和劳动者以各自财富占有者（货币的占有者和劳动能力的占有者）的身份出现。

　　在财富交换层面，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地位是对等的，遵循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这不像以往的生产方式，劳动者出于宗教或政治等因素从属于统治者。但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交换双方的经济地位来考察，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性性就会凸显。一个人通过自身劳动创造维持生存的财富天经地义，然而，创造财富的要素除劳动外，还有劳动的物的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创造财富的有主观劳动条件（生活资料）和客观劳动条件（生产资料），作为资本与劳动者对立，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劳动条件的占有者出卖劳动力，从而使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为资本所统治。

　　当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只是形式上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处于不发达阶段，既继承了以往生产方式对劳动的剥削，也继承了以往生产方式的生产方法本身。因此，资本的生产方式对以往生产方式未表现出任何进步。然而，即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劳动过程本身及生产率未发生变化，资本对劳动过程索取的内容却发生了变化：以往生产方式的剥削体现为占有剩余使用价值，资本的剥削则体现为占有剩余价值。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是无止境的，唯一的限制是工作日的长度。在资本对劳动的形式统治中，劳动强度明显提高，不仅表现为财富使用价值生产总量的增长，而且表现为财富价值增殖总量的增长。因此，当资本开始推动生产力进步，也加强了对以往被统治者的剥削。由于占有和控制着劳动者生存需要的命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以往生产方式的统治者对劳动者实行统治，不需要“棍棒”就可提高劳动质量以满足自身要求。一方面，劳动者会自觉提供高质量的劳动能力商品，否则他们就将被竞争者排挤掉，使自身的生存受到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只是劳动能力阶段性的主人，资本会在使用劳动能力的期限内竭尽所能榨取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综合两方面，从单位时间内劳动被使用的程度上说，劳动者的境遇甚至连历史上的奴隶都不如。

　　资本对劳动的形式上的统治之所以具有神秘性，就在于它不是人对人的统治，而是物对人的统治。资本的“灵魂实体”是对象化劳动，而在生产过程中，对象化劳动又对象化为物的劳动条件。在这里，物的劳动条件（对象化劳动的使用价值形式）与活劳动相对立，具体言之：不是活劳动支配物的劳动条件，而是物的劳动条件支配活劳动；物的劳动条件不是生产手段，活劳动才是。因此，资本对劳动的形式上统治表现为一种颠倒，是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

　　资本对劳动形式上的统治并没有真正凸显资本对劳动统治的特殊性，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发展为特殊的即真正意义上的。只有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才能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发展为资本对劳动实际上的统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形式上的统治消失了；作为资本对劳动统治的一般性，形式上的统治包含在实际上的统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对劳动形式上的统治也是特殊的，“因为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从属，而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则决不必然包含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上，即生产方式、生产方法或劳动形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一方面，劳动形式在协作分工上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不再是独立的劳动，而是协作分工的社会化劳动。随着协作分工的深化，独立劳动的特殊性越来越不明显，且独立劳动用来创造财富的特殊技能越来越片面。片面的单个劳动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创造财富的使用价值，因此，单个劳动是社会劳动的构成因子。由此，劳动在资本面前失去了独立性，在与资本的关系中更加被动。在资本对劳动进行单纯的形式上的统治时，劳动尚能凭借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与资本展开谈判，但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连谈判的资格也没有了，从而导致资本对劳动实际上的统治。另一方面，劳动形式在物的条件上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劳动的物的条件在财富的生产过程中以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形式存在。然而，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资料不再是简单的手工工具，而是大规模的广泛运用科学的机器。在直观层面，财富使用价值的创造由复杂机器体系完成，机器取代了以往劳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劳动沦为复杂机器体系的一个环节。不是劳动使用机器，而是机器使用劳动，因而，资本使用劳动表现得更加清晰了。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中，复杂劳动被最大程度还原为简单劳动——简单到妇女和儿童都可以完成的程度。于是，“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

　　在资本对劳动实际上的统治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手段用尽其极，不仅在形式上将活劳动并入资本，而且在实际上占有劳动的一切。由此，资本开始最彻底地执行推动生产力进步的任务，同时也对劳动展开最彻底地统治。在具体生产过程中，这种统治通过资本的代表—物的劳动条件—而得到表现：独立劳动演化为协作、分工、应用机器的社会劳动，它通过协作中的统一、分工中的结合、大规模机器的应用，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独立劳动变为社会化劳动，科学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生产。从来源上说，科学技术是劳动的产品，是“一般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精华”，代表着人类社会的一般生产力。然而，就连这种一般生产力也被资本并入自身，同样表现为物的劳动条件的生产力。

　　总之，在资本对劳动实际上的统治下，由劳动发展出的东西——劳动社会形式、劳动社会生产力、社会一般生产力——都作为某种异己的、物的东西，构成资本对劳动本身的统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统治劳动的基础，但它却是历史的、暂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许会部分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性，但永远不会承认其暂时性。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资本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永远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对于以往的生产方式，资本生产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效力确实最强大，但是，在对价值增殖无休止的追求过程中，资本会不断遇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造成的限制。本质上说，这种限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支付能力的限制：为使问题简单化，可以假设世界市场已饱和，再进一步假设个别资本间的交换能兑现生产中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那么，从社会总资本的角度讲，这就客观上要求（与新创造出的财富价值相对应的）财富使用价值不能够全部来自生活消费品，否则就会造成生活消费品生产过剩危机。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逃避的法则的一部分。

　　除去再生产的劳动工资，新创造出的财富价值的剩余部分是增殖价值，如果忽略资本家将增殖价值用于个人消费，那么增殖的价值只有取得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形式，才可能通过资本间的交换达成价值实现。这意味着，再生产规模特别是物的劳动条件规模必须扩大。但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生产力也进一步发展，这又意味着扩大的物的劳动条件所需要的活劳动相对减少了。正是在物的劳动条件占比增大的生产规模扩大中，资本开始了新一轮财富价值增殖运动，而由于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欲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该运动将无限循环下去——每一次成功的运动，都意味着资本侥幸逃过了一次生产过剩危机。

　　随着价值增殖运动的深化或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创造物的劳动条件（生产资料）所需要的活劳动不断减少。当减少到临界点时，对活劳动的需要就会发展成为绝对减少，由此导致无法逃脱的过剩危机。创造财富价值和价值增殖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在资本对活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的条件下，活劳动的绝对减少意味着增殖价值绝对减少，至此，资本已经无路可走，无法逃避生产资料过剩的危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本所推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虽一次次拯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灭亡。正因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青春永驻”的，“它正在衰老，越来越过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永远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其历史使命终将结束，因而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也终将结束。

　　在“青壮年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甚至有些偏执，即“为生产而生产”，不顾任何事先决定的和事先被决定的需要来发展人类劳动生产力，尤其表现为力图将单个财富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但是，切莫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感叹资本的这种“壮举”。实际上，资本的一切行为都与增殖价值的最终目的分不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某个时期，总增殖价值和总资本之间存在一个平均增殖率：对个别资本而言，平均增殖价值只是增殖的底线，在欲望指引下，它会率先提高个别生产力水平，使财富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平均价值，从而获得额外增殖价值。之后，个别资本的个别行为必将促使其他资本积极效仿，最终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但却表现为单个财富社会平均价值的降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达阶段，降低财富社会价值的途径是改变财富的生产方法，即增加物的劳动条件的投入同时减少活劳动的投入，也即减少单个财富使用价值承载的劳动量，使相对减少的劳动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使用价值。对单个财富使用价值而言，改进生产方法要保证其劳动条件的增量小于活劳动的减量。但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却为资本自身带来了麻烦：活劳动投入的相对减少、对象化劳动投入的相对增加。这意味着资本平均增殖率降低，迫使资本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以保证增殖总量增加；当生产规模集聚到一定程度，再一次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再一次降低资本平均增殖率；如此周而复始，当资本平均增长率降低到临界点时，资本最终无力回天，难以用扩大的资本量抵消掉平均增长率的降低，于是，资本过剩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一样失业了。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只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终将走到历史尽头。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到历史尽头，资本就会失去统治劳动的基础，对劳动的统治也是暂时的。

　　资本的自由或资本的自由运动是资本统治劳动的客观要求和客观范围。然而，这个客观要求和客观范围同样是历史的、暂时的。正如崇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同样崇信资本主义自由永恒性。从本义上讲，资本主义自由以资本的私利为出发点和目的，不受限制地使用劳动进行的财富价值增殖的生产活动。从资本的历史起源看，资本主义自由表现为对以往生产方式的否定，也即否定以往生产方式的限制或否定以往生产方式使用劳动的限制。在以往的生产方式下，资本被捆绑住了手脚，处于被统治的、被限制的、屈从的、从属的地位。通过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之类的限制，以往生产方式严格地控制和束缚着资本，阻碍了资本自由使用劳动进行财富价值增殖的生产活动。资本的首要目标是争取不受限制地使用劳动进行财富价值增殖生产活动的权力，因此，对以往生产方式来说，资本是一种意在否定其统治、争取自由的革命力量。资本自由的实现，标志着资本建立了其所渴望的财富价值增殖的生产方式。在争取自由的革命过程中，资本并不是将以往生产方式全盘革命和否定掉，而是继承了它们对财富生产活动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自由就是革命和否定掉以往生产方式统治者统治并使自身成为统治者进行统治的自由。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是资本自由得以彻底实现的前提。在资本确立起其统治地位后，社会财富的生产领域成为资本的自由王国，在其中任何个别资本原则上都可以平等、自由地使用劳动。资本的自由表现为：一切个别资本都可以无条件地进入或退出任何一种特殊的财富使用价值生产领域。对于从事何种特殊的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本从不挑剔，其进入和退出的标准只有一个：该生产领域是否带来资本价值增殖。从抽象的理论层面进一步言之，资本自由可以理解为：任何一个特殊财富使用价值生产领域，一旦出现阶段性超额价值增殖，那么一切个别资本都可以不受限制地选择进入；相反，若不能带来阶段性超额价值增殖，那么一切个别资本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地选择退出。资本自由进出在形式上表现了资本的选择自由和机会平等。

　　然而，资本的自由终究是形式上的，不是实质上的。在资本的国度，一切个别资本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这决定了资本间的常态不是和谐共处，而是相互竞争。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资本不需要任何道义、教养的伪装，可以完全自为地、自觉地、自由地追求私利。资本奉行的是自身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因此资本的国度没有团结，而只有无休止的争夺并在争夺中相互施加威胁和强制。个别资本只有不断扩大规模和提高生产力水平，才有可能保证在竞争不败。日积月累的自由竞争，会使大多数特殊财富使用价值生产领域的个别资本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进而使大多数特殊财富使用价值生产领域对个别资本最低限量的要求不断提高，最终导致众多中小资本在自由竞争中失去形式上的选择自由和机会平等。

　　自由竞争是资本自由的存在形式，“由此也产生一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这种看法之所以“荒谬”，根源在于不了解“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资本的自由不是个人的自由——这里的个人既包括劳动者，也包括资本家。一方面，资本的自由不是劳动者的自由。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以独立的物的劳动条件的形式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劳动者以活劳动的形式被并入资本，处于绝对从属地位，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手段。是资本使用劳动，而不是劳动使用资本，资本吮吸着劳动一切可能对象化出来的东西。劳动者失去了完整的个性，让自己被一种异己力量的物的劳动条件统治着。劳动者之所以屈从于资本的统治，只是为了获得生存的权利，而资本的统治则不断使劳动者的劳动简单化，不断巩固它的统治。在这里，资本的完全自由意味着劳动者最彻底地失去自由。另一方面，资本的自由同样不是资本家的自由。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人格完全物化和异化，隶属于资本的物的劳动条件，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完全被资本的物的劳动条件所控制。价值增殖追求是资本家的生活理想，他们的快乐和痛苦取决于增殖的成功与失败。因此，资本家只是资本形式上的主人。事实上，资本才是资本家的主人。他们和劳动者一样，都沦为资本的奴隶。不过，资本家麻木到不知道自己是奴隶，而劳动者知道。一旦资本走到其历史尽头，那么摔坏的不是不能感觉到疼痛的物的劳动条件，而能够感觉到疼痛资本家。总之，资本统治和使用劳动的自由绝不是自由的终极形式，因而不可能代表人类自由的最终实现，而只是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的暂时的东西。

　　总之，不可否认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极大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将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进步界定为资本的历史使命，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给出的科学评判。对于资本而言，这个评判也许会让它感到受宠若惊，因为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并非它的本意。事实上，资本不需要修饰也从未加以修饰的本意是：永不停息地追求最大化使用劳动，以实现自身财富价值增殖。如果认为社会生产力进步是资本实现其本意过程中的一个意外，这评价不够客观公正的话，那么社会生产力进步是资本实现其本意的一个手段，这一认识就足够科学客观了。为实现财富价值增殖，资本对社会生产力进步的要求近乎苛刻，是一种贪欲导致的非清醒状态下的极端体现，即不顾自身的界限和约束，为生产而生产。当资本走到自己生命尽头之时，才会猛然惊醒——恰恰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埋葬了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是资本自身的掘墓人。

　　资本实现财富价值增殖，依靠的是对劳动的绝对统治。它将活劳动并入资本，将活劳动当作它自行增殖的源泉。资本苟且于、窃喜于每一次社会生产力进步对其统治地位的巩固，然而，社会生产力每一次进步，都会淘汰劳动。淘汰由相对发展到绝对，直至“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也就是说，直至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不再需要人的劳动。这对资本来说将是毁灭性的，因为它失去了价值增殖的源泉。由此，资本成为失去被统治者的统治者。资本衰老了，应该灭亡了，它已经走到了无力也无法延续其统治的终点，“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届时我们可以说：永别了资本！但还是要感谢资本！这是因为，在资本所推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人类开启了一个革新财富生产方式的新纪元。

　　（作者简介：钱智勇，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帏冉，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