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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可以发现，“文明”是他们频繁论及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深刻回答了关于文明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文明的实质、文明的悖谬、文明的动力、文明的道路等，形成了内容丰富、自成体系的文明观。

　　中国人在古代社会书写了人类文明的辉煌中国篇章——中华传统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有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作理论指导，更应该在推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伟业过程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报告关于“本质要求”的属性定位，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我们党在文明使命上的责任与担当。我们党正是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文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以及西方文明的多重超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形成脉络

　　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悖论”的深刻批判、对人类文明走向的深层思考以及关于未来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创造性构想，共同形成了其内蕴丰富的文明观。这一文明观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具体包括对理性哲学拐杖的抛弃、新世界观的诞生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等。

　　（一）在冲破对理性哲学迷失的过程中孕育

　　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指出：文明是一个相对的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主要指人类物质需要的增加，后者则既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需要的满足，也包括砺智修德等精神境界的提升。这表明，福泽谕吉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来界定“文明”内涵的。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是资本主义文明极力向全世界延展的时代。如何从物质和精神相统一的维度来准确把握“文明”范畴，如何科学评价资本主义文明，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之问”。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试图从哲学上论证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永恒的合理性，把文明理解为某种精神运动的结果。比如，黑格尔就把历史诠释为一种自由意识的演化史。在他看来，“世界历史就是使未经管束的天然的意志服从普遍的原则，……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这表明，黑格尔是从文明的精神维度（即自由意志），用“一个”“有些”“全体”作对比，来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合理性和永恒性作辩护。

　　黑格尔的文明观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克思的大学时光是主要在柏林度过的，就读期间，他熟悉了黑格尔本人及其弟子的哲学思想，并同青年黑格尔学派建立联系，深受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试图以激进的民主主义来参与德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恩格斯于1841年服兵役来到柏林，从而也有机会参与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投身对谢林启示哲学的批判。1842年6—7月间，马克思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这一重要论述充分表明，马克思此时的思想正在矛盾中发展：一方面，唯物主义的因素在不断增加，表现出对自我意识哲学的不满，要求哲学要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要彰显时代精神；另一方面，理性哲学的拐杖还没有真正抛弃，强调人类文明的精华只能以思想样态（尤其是哲学）来呈现。总体而言，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主要是从思想文化尤其是哲学的维度来加以阐释的，带有很深的黑格尔理性哲学的痕迹。

　　（二）在新世界观的诞生中确立

　　以实现人类解放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纯粹书斋里的学问家，而是在积极投身社会政治舞台的过程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真正思想家。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开始敏锐意识到物质利益、经济因素之于文明发展的特殊重要性。在1842年10月《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深刻认识到，尽管法律本应是“公平正义”的代名词，但立法的真实内容，却不是由“公平正义”这样的抽象概念所决定的，而是由莱茵省议会的议员们所代表的有产者的物质利益所决定的，“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占有者的奴仆”。这表明，此时的马克思正开始与黑格尔关于“绝对理念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观点划清界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法治文明的极其虚伪性，走向对人类文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

　　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出发，深刻阐释了18世纪西欧的历史以及文明发展的趋势。这与青年黑格尔学派从抽象的观念出发来推演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论证方法，形成鲜明对比。恩格斯还在这篇文章中，深刻阐发了一个著名论断——“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这一论断的提出，标志着恩格斯的文明观已经开始挣脱资产阶级学者那种理性主义文明观的羁绊，自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来阐释文明的实质。在恩格斯看来，文明并非由纯粹抽象概念推演出来的精神产品，而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因而具有实践性和社会性。在文章中，恩格斯还科学论述了工业发展与文明发展的辩证关系，深刻指出，“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

　　同年，马克思恩格斯还合写了《神圣家族》，这是他们首次合作的思想成果，在他们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的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他们在思想上与唯心主义划清界限的重要文献，也是他们文明观孕育的重要文本。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鲍威尔等人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哲学”进行清算，强调物质生产是人类最根本的实践形式，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这种实践形式，人民群众是文明实践的真正主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从1845年到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再次合作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彻底清理了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集中阐释了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制定，也为他们的文明观提供了科学理论支撑。关于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以往的思想家们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具体的真知灼见，但从总体上看，都陷入了唯心史观的错误。《德意志意识形态》则从根本上克服了这种错误，正式宣告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因而是一本极具原创性的理论著作。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分析，考察了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的所有制形态1以及人类文明形态跃迁的根本动因，揭示了资本主义所有制阻碍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的严重弊端，明确了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成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其所需要消灭的“现成状况”，自然就包括了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阻碍文明发展的种种社会弊病。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是在告别青年黑格尔派精神哲学和费尔巴哈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新世界观的诞生而逐步得以确立的。

　　（三）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发展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这一标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诞生的纲领性文件中，清晰展望了人类文明的光明前景——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这一美好文明前景的展望，是奠基在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文明深刻批判的基础之上的。一方面，他们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本主义文明的出现，迅速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创造了以往社会没能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悖论：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比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更具先进性，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经济危机的一再出现，表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价值和尊严，并没有因为生产力的快速增长而得到充分彰显，相反却“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东方落后国家也并没有因为资产阶级世界市场的开拓，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相反却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创造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继续从多维度对西方文明展开深刻批判。比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对西方文明展开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就在于榨取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对榨取剩余价值具有“狼一般的贪婪”，其无限度的压榨，“比西班牙人对美洲红种人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因为资本具有追逐利益的本性，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紧张、阶级对立严重。这也充分表明，资本主义文明内部具有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

　　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了人类文明演进所具有的复杂性：作为人类文明最高境界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建立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到来之前，不可避免会有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可避免会有“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恩格斯晚年继续文明问题的思考，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开展了人类社会早期文明的深刻分析，阐明了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辩证关系。

二、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核心要义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其核心要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文明的实质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是在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青年黑格尔学派唯心主义彻底决裂后，随着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诞生而得以确立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视野，来揭示文明的实质的。具体而言，这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文明是实践的事情”。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对对象、现实和感性”，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强调要从主体的实践方面来把握。黑格尔、鲍威尔等人的精神哲学，主要依靠思想观念（如“绝对观念”“自我意识”）的抽象演化，来论述文明演进的逻辑。与之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则是立足人们的社会实践，来揭示文明演进的深层逻辑。这样一来，马克思恩格斯就站在新唯物主义一边，与他们原先信仰的唯心主义的精神哲学划清界限，初步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明观，强调“从本质上说，文明是在实践活动中所展现的本质力量”。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观，恩格斯还深刻分析了英、法、德在社会发展、文明演进方面呈现不同特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相比法国革命（政治革命）、德国革命（哲学革命）来说，“英国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

　　第二，文明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文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还处于原始蒙昧的阶段。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开始分裂为不同阶级。由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导致了国家的出现。恩格斯认为，所谓“文明时代”，就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进入了“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的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社会和高级阶段。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不可能是思想观念逻辑推演的结果，而必须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条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

　　第三，文明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在阐释人类文明演进时，始终坚持“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相统一的原则。从物的尺度来讲，文明的诞生和文明的进步，都必须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条件的。从人的尺度来讲，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类解放史。人的彻底解放，要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变成现实，真正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正是基于文明发展的人的尺度，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人的发展三形态（“人的依赖”“物的依赖”“自由个性”）理论。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人的发展总体上处于“人的依赖”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的生存能力普遍低下。为了生存下去，个人不得不依附于原始部落、血缘家族等群体，因而其生存完全没有独立性可言。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这种生存的依附性表明，人的发展的第一种形态（“人的依赖”），还处于人类文明的起始阶段。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从法权上获得了自由，人在权利的形式上摆脱了社会的羁绊”，人获得了以往社会所没有的生存“独立性”。不过，马克思同时指出，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错觉”，因为这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一阶段，人的发展终于摆脱了前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枷锁（人的依赖），但又立即陷入另一种枷锁（物的依赖）之中。这充分表明，人类文明的演进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极具复杂性的过程。只有到了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才能真正进入马克思所憧憬的“自由个性”的阶段。只有到了这一阶段，由于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和资本对人的控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变成现实，“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以人类文明演进的视域而言，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个性”，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境界。

　　（二）文明的悖谬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既有对人类文明演进历程基本脉络的宏观把握（人的依赖—物的依赖—自由个性），也有对其中特定阶段——“物的依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文明的集中论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这一规律性的“文明悖谬”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尤为突出，其实质是西方现代化之殇，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作了精彩剖析。

　　第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与生产力发展空间受限的悖论。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积累了以往社会无法企及的物质财富，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制度性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扼杀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剥削现象，作为被剥削者也是消费者的工人购买力低下，生产的商品无法充分销售出去，而资本家宁愿把积压的商品销毁，比如把牛奶倒进河流里，也不愿意无偿提供给有需要的工人。这种社会上因“生活资料太多”而显现的“文明过度”，其造成的结果是生产萎靡、商品积压、工人失业和社会混乱。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文明过度”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从实质上来讲，则是一种资本主义本身所特有的制度性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之殇。

　　第二，“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与“卑鄙的贪欲”[5]62之间的悖论。因为资本扩张的本性，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和四处掠夺而打破不同民族间的封闭状态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资本主义文明也随之延伸到世界各地。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讲，“世界历史”所揭示的全球化进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资产阶级在此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只不过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在资本主义文明所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扩张所及的国家和民族，不管其乐意与否，都事实上被“卷到文明中来了”。不过，资产阶级在这一文明传播中的动机，绝非出于其善意的馈赠，而是基于资产阶级卑鄙的贪欲，是为了“填满他们那无底的欲壑”。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殖民扩张者在他们的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但其贪得无厌的狰狞面目，在殖民地国家“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第三，人的发展与人的物化的悖论。相比以往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发展有了明显进展，一是因为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社会物质财富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体现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二是因为人们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独立和自由。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人的发展与人的物化的悖论。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分配很不公平，财富的创造者却不是财富的拥有者，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在摆脱血缘等纽带的束缚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真正的自由，而是重新陷入了一种新的依赖关系，即受资本、货币等物化关系的支配，表现为“死劳动”（资本）对“活劳动”（工人）的支配，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在全社会盛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个体的独立性，“只不过是错觉”。

　　（三）文明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是一个未解之谜。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标志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经典文献，深刻揭示了社会不断发展、文明不断演进的内在动力——社会基本矛盾。这种动力发挥作用的机理，则是两条基本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在相互关联中共同发挥作用。正是这两条规律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发展进步和人类文明的阶梯演进。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起点和归宿的。“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从事物质生产，解决人的吃穿住用的基本问题，是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的前提。人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社会生产力也是在不断满足人的新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提升的。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为自身的新发展创造新条件、开创新空间。但生产关系一旦形成，就会有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就会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原有生产关系的变革就是无可避免的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变更，并最终必然带来上层建筑的变化。社会基本矛盾的这一连串运动过程，实质上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导致社会形态变革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在社会形态变化过程中不断演进的过程。

　　（四）文明的道路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种经济唯物主义，不是一种机械决定论，而是一种历史辩证决定论。比如，在人类文明的发展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明道路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所谓文明道路的统一性，从五种社会形态的视域来看，是指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一般都会依次经历原始社会文明、奴隶社会文明、封建社会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以及社会主义文明；从技术社会形态的视域来看，是指各个国家和民族，一般都会依次经历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等发展阶段。所谓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则是指一些国家和民族，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在由一种社会形态的文明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文明转变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跨越一个（甚至几个）社会形态文明的情况。由此可见，文明道路的统一性，并不排斥文明道路的多样性。人类文明发展所呈现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是历史发展中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性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晚年花费很大精力研究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在给《祖国记事》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明确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文明起源的历史概述，上升为人类文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还依据自己对俄国实际情况的最新了解，认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俄国国内普遍存在的农村公社，有可能使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成为新社会、新文明的“发展的起点”。马克思的研究表明，不同国家和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选择的文明道路，并没有单一固定的模式，而是体现了文明道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一个国家和民族所选择的文明发展的具体道路，要真正实现行稳致远，就必须在遵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同时，又真正切合自身发展的历史实际。

三、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指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亲身实践，其关于未来社会文明发展的前景只有原则性的阐释。列宁在新的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他的帝国主义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理论，他的新经济政策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新探索，蕴含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初步构想。列宁逝世以后，苏联社会主义继续发展，但之后却陷入一种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显著特征的僵化模式，最终在多重原因的作用下，苏联解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大任，从此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中国共产党不辱使命，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新形态既不同于西方文明，也不同于中华传统文明，还与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不同，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

　　（一）创造性地以“五大文明协调发展论”破解西方文明所固有的“文明悖论”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文明演进的动力之源，生产力是人类文明发展中起最终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文明悖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在历史上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本身固有的悖论，包括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与生产力发展空间受限的悖论、“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与“卑鄙的贪欲”之间的悖论、人的发展与人的物化的悖论，等等，日益暴露出来。上述文明悖论的实质，是资本逻辑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全面危机，具体包括经济危机（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导致的周期性经济金融危机）、政治危机（金钱选举下的虚伪民主导致的政治失灵危机）、社会危机（“物”对“人”，即“物”对“社会成员”全面控制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普世价值”幌子下进行“颜色革命”的文化霸权危机），等等。

　　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新形态之所以能克服西方文明所固有的文明悖论，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了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总体性文明。具体而言：

　　第一，在物质文明建设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则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在发展方法路径上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其发展的落脚点和归宿点是共享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共享”发展，实质上是具有人民性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文明物质主义逻辑所导致的物对人的统治和异化。

　　第二，在政治文明建设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确保人民依法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权利。这就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仅仅停留在单个环节（民主选举）上的形式民主。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还在很多方面不同于西方民主：“最广泛民主”不同于西方少数人的民主、“最真实民主”不同于西方依靠金钱的虚假民主、“最管用民主”不同于西方作摆设的民主。

　　第三，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根铸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着力培育时代新人，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换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所要实现的解放，是双重解放，不仅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要解放和发展人自身，其最高价值理想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文明单向度发展所带来的弊端。

　　第四，在社会文明建设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共享发展，彰显公平正义。资本主义文明之所以要被社会主义文明所取代，从价值评价的尺度来讲，就在于资本主义文明普遍存在人剥削人和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公平正义缺失。社会主义文明则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新型文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优越性之所在。人类文明新形态所秉持的共同富裕逻辑，从根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而避免了西方文明资本逻辑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的社会问题。

　　第五，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这就从根本上摒弃了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发展老路。

　　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总体性文明，彰显的是人民至上的人本逻辑。这种逻辑把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关于文明创造者和文明享受者高度统一的观点变成现实，与资本逻辑主宰下的西方文明形成鲜明对比，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文明悖论。

　　同时还应该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超越了西方文明，而且超越了中华传统文明和苏联模式传统社会主义文明。这两种“超越”，都可以从上述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总体性文明的视域得到说明：比如，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中华传统文明超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在精神文明上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根本指导地位，而中华传统文明在漫长封建社会中则是以儒家思想为价值引领的；又比如，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苏联模式传统社会主义文明超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在物质文明上强调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高质量发展，而苏联模式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在经济领域采取的则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二）创造性地回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关于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判断，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所处的时代特征。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调整、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新型大国关系面临重大挑战、地缘政治风险增加、代理人战争频现、气候变暖、世纪疫情等不稳定难预料的因素增加，所有这些都是“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的具体表征。凡此种种，都说明人类现代化和人类文明都走在一个十字路口。是合作共赢还是零和博弈？是和平发展还是称王称霸？是和谐共生还是竭泽而渔？需要人类作出正确选择。

　　正确的选择，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正确指导。这一文明观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命题，强调人类理想社会将以真实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来取代以往剥削社会的虚假共同体。

　　在“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中关于未来社会真正共同体的思想，始终坚持胸怀天下，“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等现实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方案，站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义制高点上，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主张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和谐共生，强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给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三）创造性地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文明发展道路的全新选择

　　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也是人类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带来的变革，不只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是世界性的社会变迁。西方文明在资本逻辑制约下，有不断向外扩张、谋求资本增值的冲动，导致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代化后果。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的高歌猛进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升，在一部分人心中形成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现代化迷思。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特别是其中关于东方社会文明发展道路的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正是从这一原理出发，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在发展道路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强调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走出的成功道路。在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把中国的前途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注重文明互学互鉴，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神话。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反复发生的金融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等多重危机，用铁的事实一再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方文明局限性的重要论述的正确性。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既想实现现代化，又想克服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和文明发展问题上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言，昔日这些被殖民的国家在“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从而迫切希望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化道路。作为“后发国家，我们有条件也应该避免西方现代化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亲合力，给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和实现文明跃迁，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路径选择与方法论启示。

　　（四）创造性地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一种全新思路

　　从古至今，人类文明总是在不断变迁之中的。当今世界，多种文明共存于地球村。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正确看待其他文明，如何与其他文明正确交往，是必须回答好的关于“文明之问”的时代课题。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人类文明新形态时，以“一个尊重、三个超越”作出了科学回答：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这里，“一个尊重”，是总体性回答；“三个超越”，则是“尊重”的具体表现。

　　首先，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同样，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文明形态，也是各不相同的。在特定历史阶段，一个国家或民族选择什么样的文明形态，是其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文明具有差异性，是文明社会的一种常态。正如习近平所言：“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因此，在对待其它文明的问题上，任何高高在上、指手画脚的做法，都是错误的，相互尊重才是文明交往的正确之道。

　　其次，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习近平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开放性是系统的基本特征。文明作为一个系统，也是如此，如果画地为牢，文明将会枯竭；只有坚持开放性，在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中，文明的发展才有活水源头。

　　再次，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与西方学者的文明冲突论不同，习近平强调文明包容互鉴，强调美美与共，“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中华文明之所以经久不衰、从未中断，而且历经数千年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拥有博大的文明胸怀。从历史上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上和平相处，到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再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而在新时代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无不说明了这个道理。而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新时代的“一带一路”，都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成功实践。

　　最后，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文明要实现共存，必须平等相待。习近平强调：“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西方文明戴着有色眼镜，秉持西方中心主义。西方发达国家常常以文明“教师爷”的身份自居，对异域文明指手画脚，甚至策划“颜色革命”，造成的后果不是文明的进步，而是地区的动荡。与西方文明不同，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文明平等观，摒弃了文明问题上的无知、傲慢与偏见，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对话交流、和谐相处。

结束语

　　总而言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文明创造上的使命与担当。中国传统社会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书写了光辉的中国篇章。新时代共产党人则以更加自觉的文明担当，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成功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了“四个创造性”（创造性地以“五大文明协调发展论”破解西方文明所固有的“文明悖论”，创造性地回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创造性地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文明发展道路的全新选择，创造性地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的新贡献，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3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