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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斐伏尔《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的副标题叫“生产关系的再生产”（Lareproductiondesrapportsdeproduction）。书的主体（导言、第1—3章）也是列斐伏尔从1971—1973年间几次学术报告的汇集，显然，这是他思考空间的政治本质时，所聚焦的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难题的最新结果。同时，他也将已经出版的关于“红色五月风暴”反思的《楠泰尔的漫溢到巅峰》（L’irruptiondeNanterreausommet）一书的最后80页，嵌入于《资本主义的幸存》中（第4—13章），以作为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文化革命策略。我们这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此书导言和1—3章的内容。

　　可以看出，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和《空间与政治》中意识到的那个不可见的网络状的社会关系生产——空间的生产，已经被视作一个重要的理论新发现。更重要的是，这一新都市化统治关系和空间政治学拓展被直接断言为资本主义没有灭亡的救命稻草。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曾经预言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爆裂，而列宁在20世纪初也指认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的垂死阶段。这里，列斐伏尔既回答了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的原因，也十分巧妙地为马克思和列宁打了圆场。在此书的封面上（见下页），列斐伏尔得意地放了这样一幅照片：一圈不同面值的欧元围绕着的他，迎着灿烂的阳光，眯起右眼，像瞄准枪的准星那样，用两个左手的指头指向前方，意思是说：“打中了！”这里，survie一词的使用是独具匠心的，此词也可以译成苟且偷生的意思，我觉得，这有可能受到此时与列斐伏尔关系密切的法国诗人范内格姆的影响。在后者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一书中，范内格姆提出了与本真性活着（vivre）相异质的资本主义景观控制下的苟生（survivre）。

　　不过在开始对列斐伏尔的这一文本进行讨论之前，我需要做一个历史性的他性思想线索的学术谱系考古，即这里列斐伏尔“资本主义幸存”断言的构序缘起问题。在我对德波和情境主义国际的研究中，无意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思想交流片断。1962年4月，身为都市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的列斐伏尔写信给德波，就城市规划等问题向后者作“问卷调查”，德波写信回复了列斐伏尔，一上来，德波就坦率地说，问卷提出的问题大部分都不值得回答，可是有一个问题可以在方法论的层面讨论，这就是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走向的疑问。在德波看来，列斐伏尔看到的资产阶级城市规划问题已经触碰到一个更深的构境层，

　　在这个城市规划的尝试中，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规划思想的魔法，是它的伪-理性和它的去魔性（exorcisme）的功能。规划，本身就是一项绝佳的武器，用来避免经典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规划保证了运动中的静止（immobilite）。

　　在德波看来，列斐伏尔正在讨论的城市规划（计划）本身，已经不属于自由放任的经典-自由资本主义的态势，它似乎超越性地属于马克思展望的社会主义计划模型。所以，规划是一件维系经典资本主义的绝佳武器，它通过自觉的计划性，避免了资本主义的根本无序性，保证了这一生产方式在“运动中的静止”，幸存于经济危机的泥坑之中。德波认为，

　　这是当前妥协，混合了经典资本主义的幸存和它快速的官僚现代化（dessurvivancesducapitalismeclassiqueetsamodernisationbureaucratiquerapide）。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因为实际上，它的失衡、它的运动是永久的，并且增长地极快。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整个生活方式的必然的变动（uneinévitablemutationdetoutmodedevie）。生产的目标、消费的水平、现代世界人们所生活的方式，都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并且朝着完全不同的组织发展去。

　　这是德波的一段极其重要的表述。因为，他直接使用了dessurvivancesducapitalismeclassique（经典资本主义的幸存）这样的断言。在德波看来，资产阶级今天所发明的“城市规划”，已经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定改变，这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所揭露的内在矛盾的“妥协”，然而，虽然这种妥协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幸存，但这并不会改变它的命运。这是1962年，列斐伏尔与德波的一次重要思想交流。我并非想说，列斐伏尔的“资本主义的幸存”直接缘起于德波，但德波的观点肯定会启发列斐伏尔的积极思考。实际上，在列斐伏尔与情境主义国际这些先锋艺术家的密切关系中，他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激进思想酵母。

　　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的导言里，列斐伏尔第一句话就说，“大写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LAREPRODUCTIONDESRAPPORTSDEPRODUCTION），作为概念和事实，并未被发现（découverte）：它自己显示出自身。”这里，他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全部用大写的字母标出，这有些刻意想要耸人听闻的意思。众所周知，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观点之一，但列斐伏尔这种特意的标识，应该是突显自己的“发现”与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通常构境中已经指出的相近观点的异质性。应该特别指出，列斐伏尔这里的大写的RAPPORTSDEPRODUCTION（生产关系），显然已经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初期思考中，那个在人与人在生产劳作中结成的“交往关系”，或者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正式确立的物质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这一话语能指，而已经是转喻为区别于物质生产过程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空间场境关系的所指。其实，在《空间与政治》中，列斐伏尔就刻意将这个“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中突显出来，并将其特设为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社会日常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并且，在此列斐伏尔还找出了一个重要的文献新依据，即1970年刚刚法译的马克思《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一册中的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此章并没有被马克思收入到之后公开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依列斐伏尔的看法，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文本片段中，突出强调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他有些神秘地说：“1863年，马克思发现了‘总体再生产’（reproductiontotale）概念。如果我们小心地去重新阅读马克思，就还有可能会发现别的一些文本中也有。这个表述出现在他（1863年）7月6号一封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列斐伏尔专门辨识出，马克思在这里“涉及的就不再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而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reproductiondesrapportssociaux）”。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5开始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叙事构境中涉及到社会生产方式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往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问题，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确立生产关系概念是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在后来的《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多处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雇佣劳动与资本剥削关系的再生产问题。可是，列斐伏尔仍然要强调这个在法国新翻译出版的被马克思自己删除的“第六章”的特殊性，因为，马克思在自己“研究和理论生涯的最后”，重新突显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在这个“第六章”中已经提出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问题，或者说，“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其概念和现实情况，以往均未曾被人发现（étédécouverte）”。实际的历史情况为，这一文本1933年已经问世，只是法国学术界在1970年重新“发现”了它，并掀起一股有趣的“再生产”热潮。布尔迪厄和阿尔都塞几乎同时写作和出版了“再生产”的书稿。在此，马克思的这一文本明显是列斐伏尔支撑自己观念的一个经典文献由头。

　　列斐伏尔指出，今天需要理解和阐发马克思这一重要的概念新大陆（continent），并且，这个观念新大陆在今天的现实事实基础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作为一种从未被系统化或完成的总体性（totalité),远未终结和完成（pleineetclose），而仍然在不断实现中”。这种没有完成的总体性，正是马克思关注到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问题，逐渐地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占据主导性地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刻意为之的过渡诠释。可以看到，列斐伏尔正是要将马克思正常表述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观点引向他自己哲学构境中那个具有逻辑张力的totalité（总体性）。在列斐伏尔眼里，它标志着当代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生产关系）的生产正在不断实现自身可能的发展。其实，这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断言：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反倒通过自我变革实现了新的发展空间。由此，对资本主义都市实践的关注将转换为空间生产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

　　列斐伏尔似乎看到了读者的某种惊愕和迟疑，他耐心地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他一时兴起胡乱瞎说的东西，对马克思这一文献的重新发现，像闪电一样照亮了他长期思考的理论道路。如果说，“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reproductiondesrapportssociauxdeproduction）这一概念，“它占据一个中心的位置，移动着（déplaçant）以取代那些经常被人所接受的概念的位置”,那么，晚期马克思高度关注的这个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恰恰是列斐伏尔一直以来理论探索的真正本质。可以看到，他一路走来的逻辑构序中的概念星丛（constelationdeconcepts）几乎都被提及了。他起用了本雅明-阿多诺反同一性体系的星丛概念，来表征自己这些看起来存在断裂的概念群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差异。列斐伏尔似乎有些心痛自己，他说，这一关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不懈努力“花费了相当长时期的工作”。这应该说是一个事实。

　　在正确地阐述这个问题之前，不得不通过近似的（概念）来详细阐述整个概念星丛：日常生活、都市（l'urbain）、重复的和差异的；策略、空间和空间的生产（laproductiondel'espace），等等。那些一开始出现并显示自身的东西首先引发了一种理论假设，并导致了研究的具体工作。

　　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微观批判、资产阶级的都市化实践再到全新的社会关系再生产为本质的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把自己的完整思路清晰地交待出来了。这是一个内在发展的自然而然的总体线索。这本叫作《资本主义的幸存》的书，其实就是马克思那里已经澄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论，它既是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直接基础的都市化实践的本质，也是不久后《空间的生产》所创立的元哲学新形态的前提，“资本主义的幸存”只是他剖析空间政治的元哲学完成后的一个大胆的政治断言。

　　我们先来看一下列斐伏尔理解马克思“社会关系再生产”思想的基本原则。

　　其一，生产的社会关系再生产（reproductiondesrapportssociauxdeproduction）是一个元哲学的总体性范畴。这显然是列斐伏尔对自己那个略显抽象的《元哲学》的逻辑填充。它将成为列斐伏尔不久之后着力去思考的空间的生产宏大理论工程的构序核心。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这一表述，开始在哲学建构中“具有一种整体的和综合（globaleetsynthétique）的含义”，并且，“它占据了中心位置，移除自身并代之以一些被广泛持有的哲学观念或科学专业化（spécialisationsscientifiques）”，比如，作为传统哲学认识论二元构架的主体（实体化的个人与集体）与客体（实体的物与符号），看起来已经十分精巧的功能与结构的概念，自然性、历史性、偶然性和无意识性等并不精准的规定性，以及“设备”“机械装置”“反馈”之类的机械的、超精密的确定性。因为，马克思指认出来的rapportssociauxdeproduction（生产的社会关系）本身是不可见的在场，它会通过日常生活背后复杂的社会活动不断重复地再生产出来，所以，“它表示着一个包含着矛盾的复杂过程（processuscomplexequientraînedescontradictions），此过程不仅重复和加倍这些矛盾，而且置换、改变和扩大它们”。列斐伏尔心中的那个摆脱不了辩证法情结还在起作用，黑格尔-马克思的抽象矛盾分析的方法仍然是理解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强力工具。在他那里，确证这种矛盾分析法是让我们把科学分析的重点再一次回到马克思的关系性场境存在论上来。

　　其二，再生产中的社会关系不是物，而是不可见的场境存在。也是在这里，列斐伏尔提醒我们特别注意，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是传统斯大林教条主义那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社会关系被‘不知不觉地’赋予一种能把它们转变为物（choses）的惰性（d'inertie），尽管‘辩证的’标签被礼貌地贴到了这种所谓的唯物主义（毋宁说是虚伪的哲学）之上”。列斐伏尔是尖刻的，他还是忘记不了自己二十多年之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证伪。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物”是最难理解的，它并不是直观中的对象物，而是以社会关系的场境存在为本质的社会定在，在这一点上，列斐伏尔的强调无疑是深刻而正确的。在这里，列斐伏尔明确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狭义社会历史观，特别是实证的社会生活“局部过程的描述”（descriptiondesprocessuspartiels）的分析，比如“生命再生产（reproductionbiologique，孩子的繁殖，人口问题），物质生产（productionmatérielle，量的计算和系数，技术和劳动的组织），或者消费和它的各种形态（需要，对象，‘话语’和‘符号’，和各种其他操纵）”。列斐伏尔说，必须把历史唯物主义重新放回到对非直观、非实体的生产关系的深入理解（approfondie）之中。这是对的。

　　重要的是彻底分析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应当在马克思的意义上理解，不仅指货币和商品（资本的先决条件，由资本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所导致），也不仅指工资和利润（剩余价值），而是指土地—劳动—资本（Terre-Travail-Capital）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上，三位一体（troistermes）。

　　关键在于去发现社会生活中非直观的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关系只能在马克思的意义上理解，并且，列斐伏尔特意纠正了一种看法，即将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分析恰恰停留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真实结构是“土地—劳动—资本的关系”，这是一个被忽略的“三位一体”。这其实是列斐伏尔留下的很深的伏笔。以后，这个“三位”一体会成为空间生产的重要构境缘起。可列斐伏尔没有更深一层地剖析马克思从《1844年手稿》到《资本论》一直揭露的这个“三位一体”的假象性。

　　其三，生产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历史性突现。列斐伏尔之所以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看作一个新的发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一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近原则的重复或者是复活，而是它属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列斐伏尔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再生产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生产资料（moyens）的再生产”（劳动力，劳动工具），这是物质生产特别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关键性前提；二是“扩大再生产”（reproductionélargie，生产的增长），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超出简单再生产的基本条件，也是资本增殖的决定性因素；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是一个社会再生产的总体，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生产。列斐伏尔指出，

　　对马克思来说，没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持续便不能进行，没有日常运动和活动的重复（répétition）任何生命自身便不会发生。它们是一个过程不可分的方面，这个过程同时包含线性的和循环的：也即因果链条（线性的）以及结果重新创造它们自身的条件（循环）。

　　这里列斐伏尔突出强调了两个重要的一般社会定在和发展的前提：一是没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一切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生产资料的再生产都是不可能的；二是没有日常生活中惯性行动的重复发生，那么，人的生命存在就是不可能的。从中我们可体知的是，这里列斐伏尔所指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恰恰是重复发生的日常生活的本质。列斐伏尔说，如果再生产意味着生命和社会生活的重复（répétition），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则是这一生产方式的重复发生。在他看来，作为重复的再生产，开始出现在资本主义早期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在那里，出现了“被分割成无限小碎片的分工劳动领域中的运动和操作的大规模重复”，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身，就是将传统社会中独一无的“作品”变成重复生产中同一性的产品，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就可以被指认为“可再生性的或重复性生产”。这倒是一个关于生产质性独到的历史性的见解。其实，列斐伏尔忘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再生产，从一开始就是为不断地超出简单再生产（人的生活直接需要）的扩大再生产。所以，这里的重复性生产的本质决不会是简单的“重复”，否则，资本的增殖就会落空。

　　并且，列斐伏尔告诉我们，在原来马克思的那个“竞争的资本主义”再生产总体中，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并不是在全部历史进程都具有决定性的主导地位。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历史认识论的观点。他说：“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的问题及其再生产的问题，既不与生产资料（劳动力、工具）的再生产问题同时发生，也不与扩大再生产（生产的增长）的问题一起出现”，因为，在资本主义过程中，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新问题”（nouveauxproblèmes）突显出来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一直到19世纪末前后，再生产的最后一个方面，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才对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占优势”。这也是说，马克思直到经济学研究的最后，才高度关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新出现的这一特殊现象。实际上，依我的看法，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什么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对生产资料再生产的“优势”，这完全是列斐伏尔自己的逻辑放大。目的是为了将马克思的这一文本中的观点，导引到自己关心的资本主义当代发展的新问题上来。他的意思是，到了列斐伏尔这个时代，差一点真的垮掉的资本主义却靠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获得了自己的新的发展空间——空间的生产。其实，列斐伏尔忘记的文献学细节是，在《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的时候，马克思恰恰自己删除了这一章。更有趣的是，由于列斐伏尔忙于发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却没有留心正是在这一被删除的文本中，内嵌着马克思晚期经济学研究中重新确立的重要的科学劳动异化理论。

　　其四，作为空间生产本质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列斐伏尔十分明确地说，他对社会关系再生产问题的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一个重要进展。并且，这个新发展也可以命名为空间的占有和生产。这是列斐伏尔下一本原创性大书《空间的生产》的标题。他直接说：“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个概念解决了在马克思那里不可能显现为矛盾的矛盾。”不过，列斐伏尔自己也知道，生活在20世纪的他比马克思“高明”，根本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在时代中的新变化。在他看来，“马克思批判的分析适应于竞争资本主义（capitalismeconcurrentiel）。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他的后继者，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没有清楚地阐明竞争资本主义在没有它的建构性关系（rapportsconstitutifs）这种实质发生作用的情况下为什么以及如何能走向灭亡”。言下之义，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观点只是适应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在那时社会现实的基础上，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不断把它们推向现存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特定界限（bornes），这样革命将跳过这些限制。局部危机将变成总体危机；工人阶级焦急地等待这一刻临近，而且将进入到政治革命之后的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他也认为，在生产力增长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有它自身的使命；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内在于它；一旦一种生产方式已经极大地解放了它所包含的生产力，那么它将只能消失。

　　我觉得，这个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相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危机重重的capitalismeconcurrentiel（竞争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走向消亡和垂死性的政治断言无疑都是正确的。然而，列斐伏尔说，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想到的实际情况是：“资产阶级没有成为雕像（statufiée）”！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断言。因为，资本的确是一种客观的经济力量，资产阶级也的确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存在，但是，现实社会历史中真实存在的资产阶级绝不是石化的消极存在，如同一座静止不动的雕像，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作为历史主体的资产阶级不得不改变自己，并且已经真的改变了自己。这恐怕是一个客观事实。

　　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资本主义在今天的重要改变有两个主要方面。

　　一是人们已经看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虽然，马克思和列宁都曾预言了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的客观历史趋势，然而，我们看到的历史现实却是资本主义的“垂而不死”。那么，“垂死的资本主义可以幸存吗？又是什么使得这种重构得以可能（Commelecapitalisme，blesséàmort，peut-ilsurvivre？Qu'est-cequipermetcettereconstruction）？”在列斐伏尔看来，今天资本主义之所以“垂而不死”，恰恰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影响。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判断。列斐伏尔说：“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影响不在于是理论的蓝图——在理论上它似乎是不可还原的——而是在于实践的计划中，在实践上，它启发了国家对社会的计划（planification）和操纵。”这里被马克思主义启发的“国家”，是指今天体现资产阶级意志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体说，这是指20世纪自“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的“干预主义”政策，这使得原先马克思和列宁预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现的计划经济，被异位挪移和内嵌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由此生成的所谓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模式，成为资本主义获得生存空间的可见方面。列斐伏尔说：“在19世纪，每个资本家靠自己的力量并为了自身的利润而生产；他是拥有企业的企业家。他向市场提供他的产品。市场则作为盲目的力量而起作用。”对于这种商品生产和交换中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的致命性的普遍社会危机，马克思和列宁都曾预见到这种“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失败”，这是对的。然而，今天“资产阶级对自身困难的经验已经使它获得高度的政治意识和运用策略的能力，一直足够灵活地吸收马克思的思想”,这也意味着，正是依据马克思和列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矛盾的剖析，不是statufiée（雕像）的资产阶级竟然“灵活地吸收马克思的思想”，并且有效地调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现在，斯密曾经透视的那个“看不见的手”已经转换为国家在对经济生产和分配关系的干预中的“看得见的手”，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不仅要对增长负责，而且是它的决策人”，由此，资本主义“经历了资本的集聚和集中”，生成了列宁已经看到桅杆的“垂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马克思和列宁都不会想到，“正是这个过程赋予了资本主义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弹性和组织能力”，由此使“资本主义不断抵抗着危机”。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幸存空间的第一个方面。

　　二是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的生产获得幸存。这当然是列斐伏尔自己的新发现了。他充满信心地宣告：

　　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发现它能缓解（如果不是解决的话）它的内在矛盾，结果便是，自从《资本论》写作以来的一百年间，它已经成功地实现“增长”。我们不可能估算花什么样的代价，但我们确实知道手段：通过占有空间，通过生产空间（enoccupantl'espace,enproduisantunespace）。

　　我以为，这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中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和学术断言。前面提及的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观点，不是错了，而恰恰是资产阶级自觉意识到了自身的内在矛盾，他们用以缓解这些矛盾的重要增长，不仅仅只是通过人们已经注意到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并且还通过占有空间，通过国家干预和直接生产空间，这个空间不是自然的物理的空间，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建构起来的全新社会空间场境存在。由此，列斐伏尔将自己关于都市和空间问题的研究，上升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的高度。之后，列斐伏尔在《论国家》一书中，提出了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的问题。对此，索亚评论说，列斐伏尔已经意识到，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规模上通过资本的集中和积累而产生的益愈增多的过剩产品”，正在通过“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增长的空间，即通过占有空间、生产‘减少’（如果不是解决的话）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内部矛盾”。这是准确的历史定位。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列斐伏尔比较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占有和生产空间的三个方面。在列斐伏尔看来，第一，是资本主义都市化进程中“第二自然”对“第一自然”的替代。这一观点缘起于前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并在《都市革命》中得到阐发。在后面的《空间的生产》中，这个第二自然正是社会空间的产物。列斐伏尔认为，可以通过马克思的人化实践的图式（Leschémadelapraxis）的观点进行反思，因为在马克思那里，Leschémadelapraxis（人化实践的图式）的核心中以对自然的取用关系为前提的，而在资本主义追逐财富的生产实践（pratique）中，“对物质自然的统治（domination）永远相通于对它的侵占（l'appropriation）。根据‘人’（包括人的自然性：它的身体，以及它的需求和欲望）的欲望和需求，这种侵占把自然物质转变为人类实在（réalitéhumaine）”。这里的“把自然物质转变为人类实在”，这促发了资产阶级疯狂的生产主义，这是列斐伏尔赋予黑格尔“第二自然”概念新的构序意义。列斐伏尔认为，这种以统治和侵占自然为核心的经济pratique（实践）的观点，其实不过是“19世纪工业理性主义的表达”，到了20世纪后半叶，这种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生产力的实践图式已经破产，因为，“自然，比如被毁坏的，已经不得不在另一个层面上重建，‘第二自然’（natureseconde）的层面，比如，城镇和都市”。这是我们在上面的讨论已经遭遇的都市化实践问题。他认为，资产阶级正是利用了都市规划和都市主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和国家的战略工具，用来操控碎片化的都市现实和被控制的空间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以都市化实践为核心的空间的生产，取代了粗暴的物质生产主义，都市化空间中的新的natureseconde（第二自然）进一步取代了已经死去的第一自然。在列斐伏尔看来，

　　城镇，反自然或非自然（anti-natureounon-nature）也是第二自然，预示着未来世界，都市普遍化的世界。自然，作为相互外在并分散在空间中的特殊事物的集合体，死去了。它让位于作为产物的空间，都市（l'espaceproduit：l'urbain）。都市被规定为集合体和各种矛盾，它与各种社会存在（existesocialement）并存（是社会存在的中心）。

　　都市，那个资本主义城市中心对乡村甚至整个世界的复杂支配关系网络，就是全新的空间生产的产物，都市作为第二自然的新形态，现在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中心。如果我们把列斐伏尔这个都市的空间生产变成一种关于地理学、城市空间的科学研究，并断言发生了一种空间学科转向，列斐伏尔估计会欲哭无泪的。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自动化到空间自动化生产。列斐伏尔说，过去，“自然不劳动；它创造（Lanaturenetravaillepas；ellecrée）”，所以，自然有自己的天然作品。这像是诗句，所以，列斐伏尔也不解释为什么自然进化就是创造作品，犹如神创世。可后来，人用劳动代替了自然，人通过生产，制造了第二自然的产品。

　　劳动已经改变了自然，自然的创造过程。通过谋杀自然，生命和死亡，愉悦和痛苦之间的差别显现出来。生产劳动（travailproductif）在自然中作用并作用于自然；对于劳动而言，唯一自然的事情便是自然力的消耗。这种分工化和社会化的生产劳动已经用“工作”和劳苦取代了自然的喜悦，用产品代替了作品（leproduitsupplantel'oeuvre）。

　　这是过于浪漫主义的说法。将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视作“谋杀自然”，这有可能会颠覆历史唯物主义最一般的基础性原则，这是列斐伏尔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支配列斐伏尔的那个人本主义价值构境仍然还在起着影响，这使他在人本主义逻辑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构境之间来回摇摆。当然，这一表述并非列斐伏尔此处要重点讨论的问题。关键在于，他要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中在生产自动化问题上的进一步改变。这就是今天的“劳动产生了非劳动的可能性：一种自动装置生产，没有体力付出。而且它实际上是第二自然，一种‘自动化’了的第二自然（natureseconde，《automatisée》），城镇和都市都显示出这一点”。请一定注意，这里列斐伏尔所指认的“自动化”并不仅仅是马克思已经关注到的现代化工业生产中的自动化机器，而是在资本主义都市革命带来的空间生产自动化。这是比较难进入的一个构境层。一方面，从马克思已经看到的机器化大生产过渡到当代资本主义的自动化生产，体力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急骤下降，看起来像是“非劳动”的智能劳动和服务性劳动逐渐占据经济生活的主流，并且，这种非劳动主要面对的生存领域正是物质生产过程之外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是在资本主义的都市化实践中，作为第二自然的空间生产表现出极强的生活自动化特征，人们乘坐地铁和公交汽车上下班，行走于街道和城市建筑的预设空间，穿梭于贯穿世界的公路、铁路、航行和航空，生成一种惯性日常生活模式中对资本的隐性自动臣服，这种无形的日常关系场境中发生的自动化奴役机制，正是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空间生产秘密。我注意到，也是在这一点上，哈维埋怨列斐伏尔没有能够说明资本主义怎样通过空间生产得以幸存。我认为，哈维的疑虑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上面列斐伏尔给出的具体分析中，很难真正看到他所指认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空间的生产获得新的发展空间的证据。在这里，抽象的逻辑推论多于事实。列斐伏尔特别指认，这里他所创立的空间生产理论不是见物见人的空间科学，而是以辩证法的历史抽象才能发现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空间的认识。传统的“空间的科学（数学、物理学）生性喜爱逻辑，总体的、系统的和同一性理论。但关于生产过程的知识（Laconnaissanceduprocessusproductif）把最一般的产品——空间——引入了社会存在，它喜欢抓住空间矛盾的辩证法思想”。显然，这是列斐伏尔始终坚持的辩证法立场中的矛盾分析法。这又是一个难入境的观点。依我的理解，列斐伏尔此处所说的Laconnaissanceduprocessusproductif（生产过程的知识），正是他上面试图证伪的资本对第一自然的全面统治和侵占，这表现为资本主义工业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主义，然而，在第一自然转向第二自然、劳动转向非劳动之后，他说，资本主义的这种作为第二自然的新型都市化的社会空间，开始进入到整个社会存在之中，正是：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它叠加于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之上）之场所（lieu），它同时是一种计划化[土地使用的安排布局（aménagementduterritoire）]、一种增长逻辑（logiquedelacroissance）的契机（occasion）和工具（instrument）。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蕴含并包括了知识、逻辑（寻找连贯一致性）、一种凝聚力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些整体范围上的矛盾。

　　在列斐伏尔这里，都市化第二自然中作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空间，是在征服第一自然的“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之上出现的新的社会关系再生产lieu（场所），原先我们提及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的“计划性”，现在新生于都市空间的“安排布局”和“计划化”，这就是都市规划的实施，并且，生产主义转变为新的logiquedelacroissance（增长逻辑），这里的增长，已经主要不是经济指标的增长，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科学技术知识和意识形态的积累和增长。这构成了空间生产中新的矛盾关系。因为，

　　（资本控制的——引者注）生产力让那些使用生产力的人可以掌握空间，甚至让他们生产（produire）空间。这种生产能力铺展到整个地球空间及其之上。自然空间（L'espacenaturel）被技术整体摧毁并转化为了一种社会产品（produitsocial），这种技术包括了从物理技术到信息技术的整体。然而，这种生产力的增长也不断地产生出一些特定的矛盾，生产力的增长也同时再生产出、并加剧了这些矛盾。

　　这是说，第二自然中的增长基于资本生产力对第一自然的统治，全球物理空间是被技术工具理性整体摧毁并从自然作品转化为占有性的实践产品，社会空间中的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都市化和日常生活中再生产成为资本主义新的幸存方式，同时，物质生产力的增长与私有制的矛盾，也会升级为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增长与空间关系的矛盾。这也就是说，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生产中的幸存，仍然是在新的悖论（nouveautéparadoxale）和矛盾中发展的。依列斐伏尔所见，在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中，“一些旧关系退化或解体了（比如城市、自然物与自然、民族、日常的贫困、家庭、‘文化’、商品和‘符号世界’）。另一些关系（比如都市、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差异［différentiel］）则被建立起来，以致社会关系的生产处在了再生产的中心处”。自然与自然物、日常的经济贫困和商品生产关系，都是早先竞争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主义相关的，而都市空间、日常生活场境关系则是资本主义国家干预中新的空间生产的核心关系，正是在这些新生成的空间生产中，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得到再生产，生成新的统治中心。现在，

　　不仅仅整个社会（lasociétéentière）变成了再生产的场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不再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而且整个空间（l'espaceentier）都变成了再生产的场所。空间被新-资本主义所占领、所部门化，它被还原为一种同质然而碎片化的环境（milieu），它被碎屑化了       (émietté)（只有作为空间碎屑，才能被卖给“客户”），这样，空间就变成了权力的中心（siège）。

　　空间生产的本质已经不再是过去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的“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而成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在整个空间中的再生产，空间本身被资本所占领和部门化，在被变卖的地产、航道和公路中，空间被切割为空间碎屑，入序于金钱的逻辑，这也形成了资产阶级统治世界全新的权力中心。

　　对于这种都市化实践中出现的新型资产阶级的空间权力关系，列斐伏尔列举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都市化运动中空间权力中心对边缘支配和统治。列斐伏尔指出，

　　国家资本主义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都需要“城市”来作为中心（决策中心，同时也是财富中心、信息中心和组织空间的中心）。与此同时，它们又让作为历史地建构的中心、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碎片化，并使之消失。中心性解体在了它自己所产生出来的空间之中，也就是说，解体在了既存的生产关系及其再生产之中。

　　在传统社会中，原先的城市是宗法和宗教势力控制乡村的政治中心，资本主义的都市化却以看不见的空间组织让旧式的政治城市中心崩溃，资产阶级新建的“中心围绕着自身而组织和布置边缘，并使之等级化。位于中心并支配权力者，根据一些有效的原则和知识来进行管理”。都市化实践中建立的空间权力中心不仅仅是政治决策中心，同时也是财富中心，这一中心以知识和信息支配和管理边缘。远离中心的边缘有地域性关系，也有更加复杂的因素。比如，“在法国，有布列塔尼、巴斯克地区和奥兰西塔尼亚（Occitania）；在英国有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在意大利，有西西里和南部地区”，像巴黎和伦敦这样的中心城市都有贫困的“郊区居民，贫民窟中的侨居工人等”，然后，还“存在着社会和政治的边缘因素——尤其是青年和妇女、同性恋者、铤而走险的人、‘疯子’、吸毒者”。这是列斐伏尔比较明确地界划这个在都市化实践中生成的空间边缘。在他看来，这种新型的空间权力中心对边缘的支配关系，一是政治统治关系中的新殖民化。他说，

　　（今天的资本主义——引者注）社会空间变成了政治性的，它一方面集中并固定在政治性的中心；另一方面，它又专门化、区块化。国家决定了并固定了决策中心之所在。与此同时，相对于中心，空间又被重新分为了一些被等级化的边缘。与此同时，空间也就贫瘠化了。空间的殖民化（colonisation）过去只是作为工业生产和消费的场所，现在它被推广开了。围绕着这些中心，从此只有了一些臣服性的、被剥削的、依附性的空间——一种新殖民地（néocoloniaux）。

　　这是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一书形成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空间的政治本质，这种政治性的空间也生成了等级化的空间结构，即空间生产的权力中心对贫瘠化边缘的奴役和支配，这也生成了列斐伏尔所指认的空间colonisation（殖民化），在这里，“权力分布在任何地方，它无所不在，并被指派给存在。在空间中无所不在”!这个空间殖民化的观点，显然受益于德波的日常生活殖民化的说法。

　　二是更深一层的空间碎片化里空间权力中心对边缘的支配。在列斐伏尔看来，

　　中心-边缘关系既非独有的也非本质的矛盾关系，尽管它很重要。它附属于一种更深层的矛盾关系：一方面是空间的碎片化（不仅是它在实践中的碎片化，既然空间已经成为一种批量买卖的商品，而且是它在理论上的碎片化，既然它被划分为科学专业）；另一方面，生产力和科学知识在整个星球范围上生产空间，甚至在星际间。

　　如果资产阶级空间的生产有一个统治中心，这个空间权力中心对边缘的支配并非完全表现为地域上的等级关系，而恰恰是一种看不见的支配关系。因为这种中心对边缘的支配构序也是一种通过生产力和科学知识的无形的远程摇控。“在社会（都市）空间中，每一个点和中心的周围，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暂存的还是长久的，都有一种近端构序（ordreproche），地区的构序，在更大范围来看，还有一种远程构序（ordrelointain），社会作为整体（生产关系、国家）的构序。”用知识和经济实效来控制碎片化的社会空间，是不用直接派出打手的。

　　第二，空间生产中知识翻转为隐性支配的权力。这不算是新观点了，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同时代的福柯，都已经深入讨论过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异化为奴役人的权力问题，这里，列斐伏尔只是将这种知识与权力的同谋关系引申到空间生产中来了。列斐伏尔在此指认说，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知识（connaissance）变成了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而不仅仅是通过中介），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极有可能，“纯粹”知识会变成了国家（技术官僚统治的）资本主义以及国家（技术官僚统治）社会主义的中轴和核心（l'axeetlecentre）。这样，这种知识就将充当公共的标准，而成为“真实世界”（mondevrai）。它保证了从一个操纵社会（对人、需要、目标和目的的操纵）向更精于操纵的另一个社会过渡。这样，它就将服务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些生产关系超越于生产关系诞生于其中的生产方式。

　　这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已经讨论的重要观点，即以科学技术和一般知识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从征服自然和启蒙的解放力量异化为直接奴役社会的统治权力。在今天的空间生产中，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知识充当起“公共的标准”，替代了mondevrai（真实世界），以价值中立的样式“操纵社会”，成为资本支配世界的最大权力。也因此，列斐伏尔指认“资本主义积累改变了它的性质。它不再是简单的积累财富或生产资料的问题，而是广泛地积累技术、信息和知识的问题（在发达国家，这些都完全资本化了）。国家保证这种集权化的组织，并使之处于决策中心”。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此书中，列斐伏尔举了一个技术浸透和支配空间的精细设定产品寿命的“人口计量学”的例子。列斐伏尔分析说，在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经济活动中，已经不再是传统工匠式劳作所追求的不朽性作品，而恰恰是精心预估和设定产品的有限寿命，产品一经产出，对资本家而言，它最关心的事情是这一产品何时“死亡”，因为这是新产品出场并迅速卖出的重要条件。他说，今天的资产阶级世界中，

　　有一种关于物品的“人口计量学”（démographiedesobjets），记录对这种或那种产品的估计寿命，市场是按照物品的估计寿命组织起来的，每一样物品的“估计寿命”都经过推算：一辆汽车可用两三年，一间浴室可用十二年。科学充当了死神的角色。它推算物的死亡和人的死亡，与人寿保险公司的账目一模一样。所有资本家的资料都在死亡统计（tablesdemortalité)基础上起作用。它是这一制度的基本要素之一。

　　这是一个有趣的观察。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科学技术的精准性，被用来故意设定产品的使用寿命，到技术设定的有效界限时间，产品则立刻成为废品。对此，我自己真的遭遇过这样的事情，我所购买同一品牌的耳机和耳塞，在使用一定的年限后，几乎同时发生脱胶和断裂现象，为此我不得不购买新的产品。“物品的人口统计学，这一从物品制造那一时刻起就对这些物品的过时淘汰和估计寿命进行推算的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科学的方面；它把科学和破坏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深刻的观点。其实，在我们目前使用的智能手机和电脑中，人为地通过升级造成装置的滞速、通过软件换代造成完全可用的东西成为废品，使人们不断地奔波于购买新产品的虚假换代时尚浪潮中。

　　第三，作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空间生产中的日常生活批判。这是列斐伏尔将自己新提出的“都市革命”到“空间的生产”理论革新，与自己原先的日常生活批判重新链接起来的尝试。他直接说，这里讨论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概念，其源头隐藏在《日常生活批判》之中”，虽然，在《日常生活批判》并未言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但在对资产阶级今天的日常生活批判中透视的日常事物，正是资本主义占据空间，进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微观社会生活基础。因为，这里的

　　日常事物，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了，它是新-资本主义得以建立于其上的平台（niveau）。新资本主义建立在作为沃土（sol）的日常事物上，也就是说，建立在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上，这种稳固基础是各种政治立场共同维持下的社会实体（substancesociale）。

　　在列斐伏尔看来，今天的资本主义不再仅仅依存于经济发展，更依托于日常生活之上的空间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于是，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就不仅仅发生在物质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中，今天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广义的市场中，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庭里，在市民中，才会再生产出来。它们也在社会的全部剩余价值得以实现、分配和消费的地方，在社会的普遍职能中，在艺术、文化、科学和许多其他领域（包括军队）中再生产出来”。这也意味着，马克思所关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盘剥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只有日常生活的“广义市场”才被再生产出来。“日常生活承担着最沉重的压力。如果权力占据着它所生出来的空间，那么日常生活就是这种空间的土壤（lesol）。在日常生活之上，一层层排列着政治和社会的各种巨大建筑。”这样，列斐伏尔就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批判与空间理论链接起来了。当然，列斐伏尔明确说，他的这些努力并非是要建构一种抽象的理论体系，“空间概念、日常生活概念、都市概念、差异概念，并不是体系的组成部分——也不是被战略所统治的空间的组成部分、程序化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同质化过程的组成部分”。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在今天“垂而不死”幸存现象。

　　可是，人们还能不能从这种资本主义的幸存中获得解放呢？列斐伏尔对此是乐观的。但是他给出的解放道路与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道路显然是不同的。“根据我的分析，所谓最低限度的革命已经是一种革命形式，它包括劳动的解放和生产关系的转化。最高意义的革命是完全改变生活，包括家庭关系和劳动本身。”马克思、列宁原先的社会革命被定位为“最低限度的革命”，列斐伏尔的理由是，“如果没有家庭和日常生活的改变，生产关系能够改变吗”？新的解放道路必然为列斐伏尔所提出的改变日常生活！列斐伏尔认为，面对今天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将其直接转化为国家社会主义是不现实的，只有走工人自治（l'autogestion）的道路。1978年，列斐伏尔还与维克多·费耶一起发起成立了一个叫“工人自治”的团体，起初关注的是工厂的自我管理，后来转向区域地方民主。他认为，“自治的实践及其概念向马克思首次提出的生产资料社会化问题提供了原创性的回答”，这是由于，“今天，工人阶级的自治是把自身从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所熟知（由于并不相同的原因）的生产主义意识形态所衍生出来的各种意识中分离出来”。它会是对空间生产的一种解构，是对社会空间的重新自我管理。“自我管理暗含着对市场的操控和消除市场的支配地位”，更重要的是，“普遍的自我管理必须有理论装备（préparethéoriquement）”，这个理论装备当然就是列斐伏尔基于日常生活批判和都市革命的空间生产的理论。他说：“自治很显然也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革命过程以动摇日常生活状况为始，而以重建（rétablissement）日常生活为终。正是通过把它与‘非日常生活’（non-quotidien）相隔离从而将其加以能动的颠覆，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建设，粉碎与消灭了日常生活。”列斐伏尔甚至说：“专心致志地与仔细地研究五月风暴事件仍然会令人大吃一惊，这里有不确定的、不平衡的自治努力。”在那场文化革命中，

　　冲突、罢工与社会运动的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动摇着根基(ébranléleterrain）；但后者又再一次确立起来。还有一切它所支持的事物：等级制、梦想、言词。日常生活无法一步登天，但作为维持日常的切实可行的社会基础的分裂，可以通过一个过程而得到解决：即自治（l'autogestion）。

　　似乎在列斐伏尔看来，红色五月风暴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革命方案，虽然它并不直接颠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但却从日常生活的微观转换中动摇着整个资本主义统治的基根，并且，也无形中确立了一种新的改变生活的现实道路——人对自己的生命存在和日常生活的autogestion（自治）。列斐伏尔激动地说：“自治指出了日常生活转变之道路。这就是‘改变生活’（《ChangerlaVie》）的革命过程的意义。”我觉得，当索亚说：“1968年以后，列斐伏尔围绕着空间生产的‘知识’，一种切实的理论建设，从本体论、认识论到社会解放的实践，开始了批判思想本身的彻底重建工作”,这基本上是一个正确的判断，然而，这个重要的重建工作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列斐伏尔的努力有成功的理论进展，也有对现实问题思考中的不足。在这里，他关于资本主义何以幸存的提问和指出的研究方向都是有意义的，但他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中给出的答案却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逻辑预期。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求是学刊》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