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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是一切价值的前提。弘扬和平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三层含义。第一，维持稳定有序的国际环境。正如习近平所说：“没有和平，一切都无从谈起。和平是我们最大的共同利益，也是各国人民最大的共同期盼。”和平稳定，不发生动乱，不遭遇恐怖袭击，没有战争侵扰，是和平的最底层内涵，也是世界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要求。因而，弘扬和平，就是要坚决维持来之不易的世界稳定局面，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第二，保障安宁的发展环境。安宁是比稳定更高的价值，要求保持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保障自身制度和文化发展道路的独立自主，这要求各个国家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遵循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第三，珍惜友好互助的美好情谊。友好是稳定与安宁的升华，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互通有无、彼此支持、相互帮助而形成的理想状态。要弘扬和平，就要大力弘扬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友好互助的深情厚谊，进而形成各民族、各地区、各国人民之间相知、相亲和相融的局面。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对于发展，我们要辩证把握其以根本矛盾的解决来促进事物的前进这一内核，即各个主体依靠自身基本矛盾的改变来实现社会的发展繁荣。弘扬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第一要尊重每个国家自身具体国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自主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要增强人民的发展能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发展环境”，创造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的发展局面。第二要弘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可持续的全球发展共同体。第三要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要通过改革来释放发展的潜力，通过开放来增强发展的动力。

　　公平是一切国家、民族和个人都应享有的发展权利。公平内蕴了平等和无偏私的内涵。受到公平对待，是每一个个体、族群和国家都在追求的基本价值。在人类追求公平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要弘扬公平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第一，必须直面贫富差距、发展鸿沟等重大问题，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公平和效率、增长和分配、技术和就业的关系，使发展既平衡又充分，发展成果公平惠及所有国家、阶层和人群。第二，尊重每个民族或国家的平等主体地位，坚持公平包容理念，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推动各国发展合作、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第三，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种族歧视，克服冷战思维，摒除意识形态偏见。

　　正义是一切制度的首要美德。顾名思义，正义是指正其本义，即一切事物是其所是，得其应得，受其应受的社会价值，是所有民族、国家、群体和个人都追求的全人类共同理想。由于多样性的事实，弘扬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在多样的正义诉求中形成共识，求得最大公约数，这只有依靠共同的制度建设。弘扬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第一，要承认和尊重各方主体应有地位，在承认各方特殊价值基础上探寻共识，保障相关各方的参与权利。第二，在承认的基础上构建正义的制度规范，尤其是在全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上不断完善相关国际规则，确保国际秩序公正合理。第三，坚持公正协商，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以强凌弱。

　　民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要素和基本价值，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的共同价值。民主，顾名思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民主应是人民在历史中自主选择的民主，而不是外来强加的“民主”；应是大多数人实行权力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操纵的民主；应是贯穿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过程的民主，而不是仅仅选举时的民主；应是为了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而不是为了少数人利益的民主。弘扬民主的共同价值，第一，就是要弘扬民主的人民主体性、人民目的性及其全过程性，从始至终体现民意民智；第二，要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尊重各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人民利益的政治道路，克服其中的强权政治；第三，要反对多数人投票少数人操纵的虚假民主，反对以“普世价值”凌驾于多样文明的虚伪民主。

　　自由是个人、社会和国家追求的终极价值。自由，就是从各种压迫支配中解放出来，自主选择所向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自主实现价值的思想与行为。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一的自由应是世界各民族从不平等压迫中获得现实解放的自由，应是人们在共同体中通过特定实践自由交往彼此联系的自由，应是个体自由选择、自主担责、自我实现的自由。弘扬自由的共同价值，第一，就是尊重每个民族和国家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行为原则，承认世界各民族所享有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行为的权利，并建立促进这种自主意识和自主权利的体制机制。第二，就是反对非法剥夺他人自由权利、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错误行为。中国在国际交往实践中，始终坚持共商共享共建的全球治理观，反对西方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与价值形态，在保证自身独立性、捍卫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的同时，积极促进各民族国家及地区在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基础上自由自觉地参与国际事务,以保障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追求。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个系统工程。六种价值之间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构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有机整体。其中和平与发展是作为基础的条件性价值，为公平、正义、民主与自由的实现提供前提和基础，弘扬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价值就成为这个系统工程的地基。公平与正义是作为中介的规范性价值，为其他价值的实现提供制度规范和保障，弘扬公平与正义的共同价值就成为这个系统工程的顶梁立柱。民主与自由是作为目的的人本身的价值，是其他价值最终实现的根本目标，弘扬民主与自由则成为这个系统工程的大厦空间，是整个系统工程的完结。

　　基于上述内涵，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如下主要特征。其一，既然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最大公约数，那么弘扬这些价值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要求，具有普遍性。其二，它是世界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追求美好生活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社会历史性和合规律性。其三，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并不是空洞的，而是特定主体为了满足特定需要而追求价值的活动，因此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要与这种特定需要的满足相适应，具有合目的性。其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由弘扬具体的各种价值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动态的社会实践系统，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发挥重要作用，具有系统性。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当前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时代要求，又是人们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然结果，因此是时代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它既植根于各种特殊文明的价值追求中，又内蕴了各种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因此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它既是各国人民实现自身生存发展利益之策略所需，又是全人类应对共同挑战的长远战略选择，因此是策略性与战略性的统一。

　　在两个大局交织叠加的语境下，中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尤其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中国为引领力量，以世界各国人民为主体，对全世界各种机构、组织和个人展开弘扬。它需要遵循唯物辩证法与现代科学方法相结合的思维方法，以解决全球共同面对的严峻问题为出发点，以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基本框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道路，以抵制“普世价值”论和“文明冲突”论作为着力点，坚定不移地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1.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应以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基本框架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虽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却蕴含着人类文明的普遍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虽是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大同提出来的中国方案，但是需要我们站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高点来展望实现世界美好价值的康庄大道，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与世界文明创建的深度融合。“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内涵上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部分，人类文明新形态模范践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中国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了更高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现代化实践中是辩证统一的。

　　其一，在新型物质文明建设中弘扬和平发展的共同价值。尽管人类文明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然而物质文明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当前世界面临着严峻的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问题，威胁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贫困和发展不平衡。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这两大赤字，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创建更高的物质文明。正如习近平所说：“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通过物质文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可以减少甚至消除贫困，促进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发展的平衡。新型物质文明不是通过武力侵略和扩张而形成的“殖民主义式”文明，而是通过共同发展而形成的合作式物质文明。新型物质文明建设就是在和平中发展生产力，在发展中建设共同富裕的文明新形态。它也不是通过垄断和独占而形成的“帝国主义式”文明，而是通过公平合作、开放共享而形成的共赢式物质文明，其财富的增长方式超越了以资源掠夺为基础的积累方式，是以科技创新为根本动力的集成积累方式。可见，新型物质文明建设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路径，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应有之义。

　　其二，在新型政治文明建设中弘扬公平正义民主的共同价值。“政者，正也”，正义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弘扬正义的价值需要建立公正无偏的政治制度。真正的民主制度就是这样的制度。马克思指出：“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就国家是政治制度来说，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在民主制里，人民与国家实现了统一。民主是现代政治的基石，现代政治文明往往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其特定的正义原则，因此创建真正民主的国家制度就成为新型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习近平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作为一种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新型民主，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它是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它所蕴含的平等的规范向度、增进人民福祉的目标向度、体现人民意志的政策向度以及扩大人民参与的实践向度，分别从规范、分配、决策以及治理的维度，全面有效地推进着正义价值的实现。同样，要在全球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也需要尊重各国的民主制度和道路，构建民主的国际关系秩序。民主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每个国家都有基于自身条件追求民主的权利和方式。各国之间需要共同捍卫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每个成员的政治制度及其国际参与的权利，在不断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共同努力中推进人类政治文明现代化。如此说来，创造新型政治文明是弘扬公平正义的根本道路，而公平正义的共同价值则是创造先进政治文明的价值指引。

　　其三，在新型精神文明建设中巩固多样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弘扬自由包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新型精神文明建设在凝聚共同价值过程中具有多种功能向度，承载着塑造共同的理想信念、凝聚共同的价值理念、弘扬共同的道德观念等功能。共同价值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价值指引，精神文明建设为共同价值提供精神动力。全世界一共有2000多个民族，190多个国家，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定的精神样貌和价值诉求，正是这些独特的文化和价值形成了全人类多样文明争奇斗艳的百花园。这要求我们在民族和国家之间承认多样文明的独特价值观，在合作中尊重差异，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斗争中求同存异。

　　其四，在新型社会文明建设中进一步打造民主有序的全球治理体系，弘扬民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新型社会文明建设是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那就是“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建的活力社会彰显民主的价值，共治的良序社会体现善治的价值，共享的互动社会展示团结的价值。这样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仅对于中国应是如此，对于全球来说亦是如此。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由于深受资本逻辑和霸权政治的驱使,在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规则、治理价值等层面日益暴露出违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内在缺陷,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阻碍。要消除这些障碍，就要通过现代化的社会文明建设，充分发扬民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全球建立活力与秩序相统一的社会治理体系。

　　其五，在新型生态文明建设中合力构建全球生态命运共同体，弘扬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上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首先，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和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生态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生产生活与自然生态的对立统一问题，在当前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一方面是人类的过度利用和改造自然造成的污染等问题，另一方面是自然环境的气候异常等剧烈变化给人类带来的破坏。尖锐对立的后果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生态文明建设当前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科技发展和制度建设来推动人与自然从尖锐对立向和谐共生发展。其次，以绿色转型为驱动，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可以缓解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还可以推动物质文明向更高阶段发展。生态平衡可以与发展优势协同增效，生态不平衡会阻碍发展。再次，以人民长远福祉为中心，促进生态公平和代际正义。一方面，随着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不平衡加剧，落后-发展-发达之间的生态不平衡日益造成了生态的不公平。发达国家凭借生产优势不仅缩减生态成本，还不断转嫁生态危机，而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承担日益繁重的生态负担。人类赖以为生的地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等生态问题面前，促进全球生态公平已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可逃避的共同使命。那种转嫁危机的做法只可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最终都会共担后果。另一方面，随着污染加重和不可再生资源面临枯竭，代际不公平问题已逐渐凸显。人类必须着眼长远，为子孙后代留下清洁美丽的环境。最后，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生态治理体系，解决生态帝国主义所产生的问题。正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人指出的，帝国主义资本全球积累的生态债务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生态平衡和未来经济发展条件，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非正义。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必要以国际法为基础，推动构建全球生态系统的平衡机制，以解决由于生态帝国主义所带来的生态债务等问题，进而促进公平合理的国际生态治理体系的形成。可见，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内蕴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价值，而且成为弘扬生态公平正义共同价值的重要路径。

　　上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五大方面，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种基本面向，也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内容；它们既蕴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指向，也构成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框架。

　　2.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道路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人类大同的双翼，因此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要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融合推进。具体说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根本道路。没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是盲目的；反之，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就是空洞的。

　　第一，通过构建安全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来弘扬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价值。安全就是无危险、无威胁，是特定主体对周遭环境或他者关系的正向判定，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时至今日，人类已经发展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各国各区域只能同舟共济、安危与共。那种传统的基于军事的领土安全观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了。为此，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为了构建全球安全共同体，“我们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是构建全球安全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与之相反的则是单边、片面、对抗和暂时的旧安全观。新型安全观既以和平协商为手段，又以和平安宁为旨归，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道路，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共同体。在和平基础上谋发展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事业，在构建全球安全共同体的同时要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发展并非仅仅一些国家的事情，而是全球各国各地区的共同愿景。发展面临的资源匮乏、气候异常等严峻挑战并非单个主体可以战胜，只有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发展的价值。这要求全球各个国家、各个经济体以及各种组织在价值选择上坚持发展优先，在发展目标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对象上坚持普惠包容，在发展动力上坚持创新驱动，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坚持和谐共生，在发展路径上坚持行动导向，将分散对立的力量团结起来，形成真正的人类发展命运共同体。

　　第二，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来弘扬公平与正义的共同价值。世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这里，每个成员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每个成员的利益都应该得到维护，每个成员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构建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担当有为的责任共同体成为维护每个成员合理利益、实现公平与正义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指出：“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各方需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尊重《联合国宪章》等基本的国际法则，充分发挥体现公平正义的各种国际组织的作用，审查其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规则，建立与发展利益相一致的责任机制，同时建立生态、卫生、信息等领域的利益损害补偿机制，确保普惠共享的愿景能够得以实现。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不仅在国内团结各方力量，形成了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先富带动后富的生动局面，推动各族人民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使得各民族、各地区、各领域、各群体形成了互利互惠包容和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国际上，中国积极构建了与各方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开展了亲诚惠容的团结合作，汇聚了发展中国家的自强合力；建设性参与应对全球挑战，向全球提供了大量优质公共产品，充分展现了大国责任担当；坚决反对霸权霸道霸凌行径，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了国际公平正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与自由的共同体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现实支撑，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亦可促进诸种共同体的发展与完善，二者互促共进。

　　3.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应以反对所谓“普世价值”论和“文明冲突”论为着力点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人民所追求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其对立面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片面强调普遍性而忽视其特殊性，会形成抽象的“普世价值”论，在现实中其实践形式主要表现为以西方资产阶级价值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切价值，实现“普世价值”就等同于尊崇西方价值观；另一方面片面强调特殊性而忽视普遍性，则会形成狭隘的“文明冲突”论，在现实中其实践形式主要表现为以追求本土利益为先，过度夸大文明差异，主要通过对抗来获得自身利益。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键着力点就在于反对和抵制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论和“文明冲突”论及其实践。

　　“普世价值”论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与具体的丰富的社会生产生活相背离。对于“普世价值”论，康德不仅提出了“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主张人的普遍自由，还描绘了“世界公民状态”，主张世界的永久和平。然而，当这样的“普世价值”论落实到现实世界时，他却在种族问题上将西方白人人种置于非白人人种之上，在性别问题上贬损女性，这些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暴露了其普遍主义、平等主义及其世界主义的构想与现实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与此相应，弗朗西斯·福山曾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将西方“自由民主”视为“普世价值”，而迫不及待地宣告历史将终结于西式“自由民主”。他说：“我们此前构建普世史的努力，产生了两种平行的历史过程，一种由现代自然科学和欲望的逻辑引导，另一种由寻求承认的斗争引导。这两种过程都很微妙地达到同一个终点，即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然而，历史证明这是错误的，世界没有全盘西化，没有实现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是更加多元化，社会主义中国日益走向繁荣富强。尽管这样的“普世价值”论是明显错误的，但是依然长期被西方政客所利用。他们打着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旗号，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其“普世价值”，其后果必然是落入他们构设的西式“民主陷阱”和“自由陷阱”之中，造成社会混乱动荡不安的严重后果。如若不接受所谓“普世价值”，则会遭受颜色革命、单边制裁、孤立围困甚至武装干涉。

　　所谓“文明冲突”论是塞缪尔·亨廷顿等所主张的忽略价值的普遍性而过度夸大特殊性的价值观。他们反对将西方价值观普世化，认为世界发展的趋势并不会是西方价值普世化，而是非西方价值对西方价值的抵抗和冲突。亨廷顿说：“日本、中国、印度、穆斯林和非洲文明在宗教、社会结构、体制和普遍价值观方面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很显然，他过度夸大了价值的特殊性，过度强调了非西方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冲突及其后果，而忽视了其普遍性，没有看到个体、民族、国家或跨国集团基于客观的社会交往及其社会关系而在价值上形成的共同属性。这种理论往往被政客们装扮成“民族优越论”“国家优先论”或各种例外论，其实践形式往往表现为打着本国或本民族价值的旗号，抵制经济全球化，逃避共同责任，运用单边威胁、强权政治等手段，对竞争对手极限施压来实现自身利益。

　　在今天，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论和“文明冲突”论已成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要障碍，因此要以反对和抵制它们为着力点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其一，我们要不断揭示所谓“普世价值”论和“文明冲突”论及其实践的实质、错误及其危害。其二，基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探索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话语和践行方式，形成弘扬的话语体系和解释方式，掌握国际话语主动权。其三，敢于善于和“普世价值”论与“文明冲突”论的实践形式作斗争。总起来说，既不能以西方压倒东方，也不能以东方压倒西方，而应该承认他者平等地位，以我们视角尊重彼此多元化独特价值，求同存异。我们既不能各自为政、画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也不能没有立场，跟在西方价值观后面亦步亦趋，丧失自身存在的根基，应该牢牢立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我为主，既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价值观的独特性，又明确与其他价值观的共性，在共性中尊重特殊价值，在个性中弘扬共同价值。

　　在明确“弘扬”的内涵、“弘扬”的路径之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还需要构建有效机制才能得以实现。当前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还存在着主体责任不明确、传播路径不通畅、话语共识难达成、认同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对此，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着重构建如下社会机制。

　　第一，建立担当有为的主体责任机制，确立先进政党领导、中国引领、世界各族人民积极参与的弘扬主体结构。首先，先进政党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和为世界谋大同，在百年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经验。正如习近平代表党所允诺的，中国共产党将做到“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发展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中国共产党将责无旁贷地继续领导中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其次，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以中国力量为主导。经过10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已经逐渐从落后走向富强，为世界发展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除了拥有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外，中国还拥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而追求天下大同的天然文明基因，拥有最完备的现代生产体系，拥有稳定高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拥有以56个民族为基础的最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作为经济总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拥有大多数国家双边或多边的友好支持。因此，中国能够成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导力量。最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要以全世界人民为主体。在世界大同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关乎每个国家每个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世界各族人民的积极参与。

　　第二，建立畅通无阻的价值传播机制，铺设全面有效的弘扬传播网络。传播是弘扬的最直接体现。在国内，全人类共同价值已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扬深入人心。然而，在国际上，当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仍面临着传播环境阻滞、传播主体协同性不够、传播受众针对性不足、传播媒介影响力不强等多元困境。为此，应通过优化国际传播环境、整合国际传播主体、对国际传播受众进行细分和策略选择、打造国际传播媒介矩阵等多维路径协同推进，全面提升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效能。除此之外，还应在如下方面加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机制建设。其一，在国内外加强建设优质有效的传播平台和介质，打造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融媒体和全媒体。要综合运用纸媒、电视、广播等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新媒体，有针对性地科学使用传播媒介。在必要的前提下，要创建传播设施，如帮助落后地区建设网络平台，搭建沟通桥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等大平台和大通道，搭载国际贸易、人文交流等交通工具，进而优化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路径。目前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主要依赖官方政治、经贸往来、教育教学、公共论坛等主题化路径，其受众往往是少数人，还需要优化日常生活中润物细无声的传扬机制。其二要强化传播主体意识，提升其传播能力，实现其传播文化、促进合作、推动文明互鉴的世界期许。虽然政党、国家等宏大主体在共同价值的传播中起着引领和支撑的作用，但它们往往以宏大叙事为基本的传播方式，在这之外，更需要加强个体作为传播主体的功能与作用。特别是针对不同的受众需要有意识培养不同的个性化传播主体，加强个体在语言、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知识和能力的提升，以促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跨文化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分为显性传播和隐性传播两个方面。政党、国家等作为主体的传播是显性的，直截了当旗帜鲜明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比如习近平代表中国向世界发出的三个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都是在向世界主题化地传播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此同时，日常生活中普通个体往往不自觉地传播着这些价值，其虽然是非主题化的、隐性的，但也是细水长流的、深入生活的、生动活泼的、易于接受的传播。与此相应，需要分别建立显性传播机制和隐性传播机制。

　　第三，建立理性适当的话语沟通机制，促进弘扬话语的表达和理解。传播是单向的，在有效传播之后更需要双向的有效沟通。不同主体之间的话语表达和理解，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键，因此构建理性有效的弘扬话语机制至关重要。它包括确立公平的话语承认机制、有效的话语表达机制、民主的话语协商机制和普遍的话语共识机制。其一，在国际话语交往中，话语规则机制受到利益主导机制的制约，往往由大国主导，经常出现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凌现象，这就需要推动主体承认机制的建立，即建立尊重每个参与者平等的话语主体身份和权利的承认规则。其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确立主体的理性话语原则，即要求参与者具备理性交往的有效表达能力。其三，当话语表达引起争论时，需要遵循民主的原则，通过话语协商解决分歧。其四，在所有参与者充分表达意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识往往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凝结，因此，推动话语共识机制的完善、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共识，成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要求。

　　第四，建立合理有效的社会认同机制，打通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后一公里。认同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目的，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来确认人们对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否认同，并且运用这些机制来追求这些价值。根据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的路径，我们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机制分为事实认同机制、利益认同机制、身份认同机制和情感认同机制。事实认同机制是关于所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否为真的事实上的认知机制，利益认同机制是关于所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否与特定利益相一致的评价机制，身份认同机制是关于所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否与自身身份相一致的确认机制，情感认同机制是关于所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否满足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心理需求的认同机制。从目前来看，国内外还没有自觉地去创建这样的机制，但并不表明这些机制就不存在，还需要去发掘和完善。

　　从主体责任到实际行动，从价值传播到话语沟通，从事实认知到价值认同，这些实现机制既逐层递进，又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弘扬机制。其中，明确主体责任是前提，价值的有效传播是基础，理性的话语沟通是关键，有效的认同是目标。只有将这四种机制有机统一起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真正实现。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处在十字路口的世界人民紧迫的时代责任，也是人类文明漫长历史进程的必然趋势。为了实现这一理念，我们要确立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的弘扬框架，遵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弘扬道路，以破解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论和“文明冲突”论及其实践为当前的抓手，建立和完善担当有为的主体责任机制、畅通无阻的价值传播机制、理性适当的话语沟通机制和合理有效的价值认同机制。

　　(作者简介：杨礼银，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