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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对于这一难题，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给出的解答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表征民族文化基因、体现民族历史传承、彰显民族精神追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此之时，就尤为需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按照习近平关于“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追本溯源，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方法论提示，深入理解马克思传统文化观的历史演进、精神实质与当代价值，不断增强文化自信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

一、马克思传统文化观的历史演进

　　以“什么是传统文化”和“怎样对待传统文化”为根本指向的传统文化观问题，是现代文明演进过程中极为重大的思想事件和历史主题。作为一个思想事件，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发端于15世纪，无论是文艺复兴对希腊罗马的热爱，还是马丁·路德向奥古斯丁的回归，都反映出这一时期的人们已经自觉意识到古今之间巨大的时间分野和观点断裂，并尝试通过“以古代批评现代，使现代复归传统”的方式来弥合分歧，谋求解放。到了18世纪，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引爆了声势浩大的“古今之争”，欧洲思想界逐渐形成了两种迥异的思想路向——“批判传统以推进现代化”的进步主义立场和“肯定传统以抨击现代性”的历史主义取向。作为一项历史主题，传统文化问题与宗教斗争、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乃至所有制斗争紧密相关。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的欧洲，正面临着一场席卷一切传统势力的世界性骚动。封建主义行将就木仍负隅顽抗，资本主义方兴未艾但危机四起，社会主义崭露头角却耽于空想，这是一个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种社会力量公开较量，新旧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更迭演进，现代和传统两种宗教观念、哲学观点、革命主张争相搏斗的时期。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交锋与现实冲突中，马克思深层次省思“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古今融通”这一关乎欧洲乃至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命题。以哲学世界观和革命立场的转变为理论支点，马克思超越了以往“传统或现代”非此即彼的思想藩篱，锚定了传统文化批判的最终靶向，揭示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整的传统文化观体系。

　　第一阶段，以宗教为传统文化批判之靶向。1837年，马克思加入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黑格尔迅速代替康德和费希特为他指明了“生活的新方向”，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哲学传统也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传统文化批判的鲜明底色。青年黑格尔派的核心政治诉求是以自由理性精神建立新型的资产阶级王国，而在他们看来，实现这一使命的最大阻碍不在政治，而在宗教。1840年威廉四世继位对自由和民主作出伪善的表态后，青年黑格尔派更是对这一判断持普遍的乐观态度。马克思很振奋，他甚至以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为理论底座向卢格撰稿，提出“把国家看作道德理性的最高实现，是调节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他深信社会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有赖于对国家和法律所实行的改革”。在确认了政治改革的任务应赋予国家之后，马克思一度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宗教，将之视为束缚国家发展的落后力量和传统文化批判的核心。1841年11月，马克思开始和鲍威尔合作，准备以鲍威尔的《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为思想前提，续写一本研究黑格尔宗教哲学的著作，同时一起筹办《无神论文库》。这是青年马克思为贯彻自己以宗教批判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观所推行的哲学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在与鲍威尔短暂合作之后，马克思随即意识到《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使“辩证的运动成了没有内容的、形式的运动……而批判则最后蜕化为自我目的、空洞的游戏”，而这种叙述方式无疑是应该被取代的。这预告了马克思传统文化观从宗教批判向政治批判的必然转变。

　　第二阶段，以政治为传统文化批判之靶向。《莱茵报》至《德法年鉴》时期，受魏特林、赫斯、青年恩格斯的影响，尤其是借助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飞跃。概括来说，这一时期促使马克思传统文化观发生转变的关键事件有二：其一，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的辩论使马克思碰触到掩盖于理性精神之下的物质动机。在普鲁士国家的立法原则中，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成为了左右机构的灵魂，马克思这样揭露道，“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一旦确立了物质利益支配国家立法这一现实，马克思已然进入了告别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前夜。他意识到“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然而，这种结束只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仅仅在思想层面倡导“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根本在于“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就此，马克思不再仅仅将传统批判的矛头对准宗教，而是将尘世、政治和法一并纳入自己的批判视域。其二，现实的政治斗争使马克思开始关注到“最低下的、备受压迫的、无组织的群众的权利”。1843年，马克思应卢格之邀来到法国首都巴黎。不同于德国只是作为“现代国家的未完成”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片面的、不充分的发展，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历经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已经出现了一支人数众多、不容忽视的工人队伍，甚至成立了“家族社”“四季社”等政治性团体，展现出颠覆旧社会的力量。这给正处于世界观震荡期的马克思以极大的振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末尾，他热情宣扬无产阶级的特殊历史地位和伟大变革使命，提出将无产阶级作为实现人类解放和战胜传统力量的“物质武器”。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这一时期，对无产阶级实践的考察和经济史实的关注使马克思逐步体认到围绕财产的所有制才是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基础。这无疑为马克思传统文化观的真正成熟准备了条件。

　　第三阶段，以所有制关系为传统文化批判之靶向。从反思费尔巴哈开始，通过《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马克思彻底清算了以往的哲学信仰，实现了他在哲学世界观上的第二次转变，即向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跃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彻底宣告了与旧哲学的“最终诀别”，确立起基于实践原则的唯物主义体系，他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这表明，伴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马克思彻底抛弃了以往将宗教和政治视为传统社会之基础力量的抽象观念，转而认识到，只有在物质基础的变更之上，才能实现对运动于其中的传统文化的真正扬弃。这就阐明了传统文化背后的物质根源。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最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其富有彻底批判精神的传统文化观，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需要指出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是推进现代社会变革、合理继承传统文化的前提，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是一个虚无历史的反传统主义者。这就需要我们分析把握马克思传统文化观的丰富意涵和当代价值。

二、马克思传统文化观的精神实质

　　客观来说，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传统文化观的著作，相关看法散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本之中。围绕“如何认识传统文化”“如何处理古今之争”“如何应对中外之别”这3个传统文化观的重大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马克思形成了如下思考。

　　第一，传统文化是建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借助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首先明确了传统文化在整个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宣告了传统文化的本质，即作为“上层建筑”树立于经济基础之上，并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结构相适应。也就是说，现实的物质基础对传统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代文化即使披上了古老的服装，讲着远古的语言，拿起“宝剑和袈裟”，仍然只是社会实践发展的观念反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否定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以“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宗教”之名对共产主义展开的种种责难，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既然不存在永恒的、终极的传统文化与伦理规律。那么，又该如何来解释世界历史中不断涌现的“召唤亡灵的行动”呢？马克思指出了隐藏在传统文化反复出现背后的意识形态规律与现实政治图谋。“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换言之，在“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敕令”等传统的形式之下，隐藏着当代社会实践的新的内容。一旦新的社会形态形成，新的政治诉求满足，“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都消失不见了”。那么，是不是可以说马克思始终从虚假批判的意义上来看待借用传统文化为现实运动张目这件事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先后以宗教改革中的路德、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为例，称赞他们为解除封建桎梏、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作的努力。由此可见，评判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借用了古老的幽灵和神圣的传统，而在于现实运动的性质、方向和任务是否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大势与经济基础变更的需求。

　　第二，传统文化是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活着的思想文化遗产。马克思首先从必然性的角度指出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既定条件和特定前提，对于现实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他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先辈所铺设的道路隐喻了今人前进的方向，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奠定了当代生产活动的地基，传统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情感样式凝结成当代人最深层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传统文化由此超越狭隘的时间边界和古今对立范畴，具有了面向现实和未来的文明意蕴。马克思就曾以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为例，指出后起之秀的光辉巨著无不建立在先人的成就之上，是传统与现实、社会与个人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莫扎特的《安魂曲》大部分不是莫扎特自己作的，而是其他作曲家作的和完成的；而拉斐尔本人‘完成’的壁画却只占他的壁画中的一小部分”。既然传统文化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是否意味着人们只能原封不动的照搬传统呢？马克思“以资产阶级经济镜鉴古代经济”的论断或许能给我们以启示。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可见，历史意识究其本质是一种当代意识。一切理解、解释与运用传统资料的旨趣从不在过去，而在于以活着的当代人为核心，将契合现代生活本质的客观的价值观念与现实相对接，以实现发展与解放。

　　第三，传统文化是应对世界历史潮流的民族文化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人类社会进入了“世界历史”时期。借助现代化的先发优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势控场世界历史，以“西方制度”“西方文化”“西方技术”将其他民族和国家全部卷到了资本主义文明之中，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有关“传统抑或现代”的历史争论也被转化为“东方抑或西方”的文明选择，甚至演变出“东方=传统=落后”和“西方=现代=先进”两组相互对立的价值评判。马克思指出：“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由此，藏匿于传统文化观所指涉的第3个核心问题——“中外之别”背后的意识形态图谋，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获得了清晰的呈现。那么，应该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民族基础失落的风险呢？马克思在这里主要做了两点思想提示：一是“每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都具有某种优点”，而挖掘和应用这种根植于传统文化内部的优点就成为抵抗资产阶级“民族同化”的万里长城。二是对以殖民主义（文化殖民、经济殖民）为主要目的的民族利己主义进行尖锐批判，认为它“表现为非常阴暗的、掺杂着血和肉的、自发的利己主义”。

三、马克思传统文化观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立足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尤其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概括来说，深刻理解、全面把握马克思传统文化观的当代价值主要有3个方面体现。

　　第一，在“马克思如何看待传统文化”问题上，有助于科学回应种种片面认识。近代以来，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势差，我国社会一度泛滥起“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洪水。这种拒斥传统的激烈心态与马克思有关传统文化的批判性见解相互激荡，就极易造成对马克思思想的片面认识、局部认识与歪曲认识。完整把握马克思传统文化观，首要的价值意蕴就在于正本清源、澄清误解。其中，最主要的任务莫过于回应“两个彻底决裂”这一最具代表性的争议性观点。长期以来，一些人以《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彻底决裂”为由，认为传统文化在马克思这里是一个带有否定性、虚假性的批判范畴，不具备传承和追溯的价值。实则不然。如上文所述，沿着“宗教——政治——所有制关系”这一马克思开展传统文化批判的靶向推进路径，不难发现：以唯物史观的发现为契机，马克思最终将精神生产的改造诉诸于社会生产的彻底改造，将传统文化的批判聚焦于与传统所有制关系的彻底决裂。换言之，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里，要想真正实现对传统文化的超越和扬弃，根本不在于为反对“词句”而斗争，或为维护“词句”而辩护，而在于与其赖以生存的所有制关系相决裂。一旦废除了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依附于特定传统文化之上的旧意识形态内核也就随之消散。这就是马克思说的“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洪宪帝制”“丁巳复辟”等历史闹剧就是这一论断的鲜活明证。一旦传统文化挣脱了旧意识形态的束缚，有关其继承与改造的讨论也就具备了可为的空间。这就启示我们，“两个彻底决裂”既表明了马克思之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立场，更厘清了传统文化问题的批判重点与决裂范围。

　　第二，在“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问题上，有助于正确理解党思想认识与时俱进、一以贯之的理论品质。如何看待、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必须解决好的历史难题与时代课题。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一种“传统文化工具论”的文化政策解读模式逐渐兴起。某种程度上，这一认识范式看到了从“革命—斗争”向“改革—发展”转化的历史大势中，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由“激烈否定”“基本否定”到“理性看待”，再到“高度评价”的历史性转换，却也将这种差异和转变视为某种政治性的调适和暂时性的解读，视为社会变迁背景下文化领域的应对性策略，这无疑忽视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转变背后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忽视了马克思传统文化观之于当代中国传统文化观的理论指导与价值规定。当此之时，只有以马克思传统文化观为思想基点，才能打破传统文化领域所谓“前后不一、彼此矛盾”的理论偏见和思想桎梏，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传统文化的观点理解为一以贯之的理论整体；只有在正确理解、充分贯彻马克思传统文化观的基础上，才能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类文明意蕴，才能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才能充分彰显“精神命脉论”“突出优势论”“文化基因论”“两个结合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重要论断的现实意义和理论贡献。

　　第三，在“如何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上，有助于有序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一度呈现出一种矛盾纠葛的奇特景观：表面上的“历史偶像主义”和骨子里的“历史虚无主义”鲜明对照，慎终追远的集体心理与虚构故事的逃避态度互为表里，传统的泡沫与传统的本质相互杂陈。应当说，如何继承传统，如何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仍然是深刻困扰中国社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坚持马克思传统文化观，就在于破除近年来时有抬头的“儒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治国”等唯心主义幻想，讲清楚合理的继承只有通过生产方式和所有制结构的更迭演变才能真正实现，而不是一味寄希望于作为上层建筑的传统文化本身；坚持马克思传统文化观，就在于超越以往“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线性发展的思想观念，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两个大局出发，积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精神特质。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