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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习近平）这在哲学领域的重要表现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指出《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著作”之一的同时，强调毛泽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0-41、48页）《新民主主义论》指出：“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页）这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首次出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造性成果。以往对《新民主主义论》的阐释和研究中，对此未有充分的重视，本文就此集中进行论述，深入揭示《新民主主义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七个方面的贡献。

一、确立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相统一的理论品格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既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概括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这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了新的理论品格。毛泽东在1936年至1939年阅读了当时一些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并吸收了这些教科书中的一些观点。但是这些教科书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并行分列的两大板块，那时最具权威性的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亦是如此。有研究者指出，从毛泽东对斯大林这本著作的“批注少，疑问多，标出原文的要点多，自己的说明发挥几乎没有等情况来看，他对斯大林的这个哲学体系评价不是很高”。（田松年，第81页）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相统一的整体性，应该是不满于斯大林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作出的回应。因此，它蕴含着构建不同于斯大林的新形态理论的世界性意义。此后毛泽东就明确地说：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不必抄斯大林”。（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07页）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强调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也是毛泽东对自己的哲学代表作《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品格的凝练和概括。《实践论》《矛盾论》脱胎于《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在这个提纲中，毛泽东指出机械唯物论忽视“思维在认识上的能动性”，而辩证唯物论“正确地指出思维的能动性”，是“辩证法的‘知行合一’论”。（参见《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19-20页）《实践论》《矛盾论》则进而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相贯通。《实践论》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2-283页）这表明了对于认识问题的观察贯穿着历史唯物论的立场，即不能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要以生产活动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注重阶级斗争的作用。《矛盾论》对于矛盾法则的阐述，也和唯物史观有着紧密联系。如在论述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互相转化时，毛泽东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同上，第326页）把握历史唯物论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观点，不能离开辩证唯物论。可以说，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把《实践论》《矛盾论》具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相统一的理论品格进行明确揭示，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概念。

二、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习近平）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作了如下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这是在《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一年多后提出来的，并非偶然。这不仅仅是因为《新民主主义论》提到了“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把“主张实事求是”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之所以是“科学的”的根本规定，强调“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2、707、663页），更重要的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已经成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毛泽东认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所以是“第一次”对意识和存在的关系作出“科学规定”，就在于这是“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为前提，把基于实践的社会历史、认识活动确定为对客观过程的反映、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从而唯物又辩证地解决了意识和存在、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说，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把对客观过程的反映、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和革命的实践这三个方面统一起来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经过对实际事物调查研究的社会实践，力求把握客观事物的固有规律，并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引出规律性的认识，而且以这种认识来指导实践。这意味着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哲学根据，后者必然要在一切工作中贯彻前者的基本观点。

　　当时艾思奇正是如此阐释实事求是的。他原本就重视实践活动作为主观和客观交互作用的过程，认为来自实践的思想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并指出“如果主观不能自动地去改变客观，思想也不会有的，即使有思想，也不会进步的。在这一点，我们又看见主观也同样重要”。（参见《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286页）1939年5月以后，毛泽东在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上批注：“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1页）真正的实事求是就是要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把对客观过程的反映、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革命的实践三个方面进行统一。艾思奇说：“主观主义的根本病源是不能‘实事求是’，对症下药的方法是调查研究。”（《艾思奇全书》第3卷，第295页）深入社会实践，但这不是简单罗列事例，“真正的实事求是”应注意事实的各个方面、从实质上来理解事实、依据事实所处的条件来确定其意义，从对事实的“理解和认识中求得指导行动，推动工作的方法”。（参见同上，第298页）正是有见于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艾思奇称《新民主主义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艾思奇全书》第3卷，第251页）。

三、体现了与中国哲学精华的有机结合

　　毛泽东1938年10月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总结、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遗产。这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思考中。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分析批判前人的相关研究，如指出发表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上关于老子、孔子、墨子哲学的文章，在引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的论述时，应当“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否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0页）；一是注重汲取有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思想资源，如指出孔子的中庸思想“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同上，第147页）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中国传统哲学，并使二者相结合。

　　1939年毛泽东指出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参见同上，第140页）列宁曾认为赫拉克利特的一些论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参见列宁，第395页）赫拉克利特认为要把握“逻各斯”即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犹如“找金子的人挖掘了许多土才找到一点点金子”。（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页）墨子与赫拉克利特确有相似性，墨子在名实关系上具有将名视为实的反映的唯物论，在力命之争上强调以“力”“非命”，注重人力的能动性。毛泽东肯定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是观念论（唯心论），但包含着“片面真理”，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5页）这表明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提出，与自觉吸取墨子、孔子的长处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为了针对毛泽东提出的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遗产，王明说道“不能以孔子的折衷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不能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而要以马列主义来了解和开发中国文化”。（《王明言论选辑》，第638页）毛泽东上述论述实际上是对王明的回应，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植根于中国古代哲学精华之中。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显然是对孔子、墨子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树立了运用辩证逻辑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指出，“对立统一的法则”既是客观事物的根本法则，“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6页）《新民主主义论》以阐明“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6页）为宗旨，中国和外国、特殊与普遍、新与旧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表明《新民主主义论》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逻辑思维的根本法则贯穿于其中，在逻辑思维上体现了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冯契指出《论持久战》运用了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其中包含三个环节：“第一，必须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现状和历史，把握变化发展的根据”；“第二，通过对矛盾的分析来指出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并且揭示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三，阐明如何创造条件，使有利于人民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冯契文集》第7卷，第598-599页）这同样体现于《新民主主义论》。

　　首先，《新民主主义论》考察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为帝国主义所不容，但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新民主主义论》还考察了中国社会内部新经济与旧经济、新政治与旧政治的对立，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旧的经济、政治力量；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新的经济、政治力量。综合这些基本要素，就能够把握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5页），整篇《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正是由此而展开的。

　　其次，《新民主主义论》通过对中国国内外矛盾的分析，指出“中国向何处去”的不同可能性。它先是区分了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虚假的可能性），如果走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老路，“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同上，第679页），是“完全的梦呓”（同上，第680页）。它还区分了现阶段可以实现的可能性和以后阶段可以实现的可能性，指出“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路”在现阶段“也不可能”（同上，第683页），现阶段可以实现的可能性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但是这两个阶段又有联系，“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同上，第685页），这两个阶段紧密衔接，造成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同上，第686页）的最高理想的可能性。

　　再次，《新民主主义论》十分具体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政策和方针。这篇文章15小节中，第5至第15节都是论述这些方面的，意在阐明中国人民如何创造条件，以正确的方法，促使上述的现实可能性变为现实，完成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要把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目的，须要通过一定的中介环节，即创造可能性得以转化为现实的条件和方法。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政策和方针正是这样的中介环节。冯契认为《论持久战》的上述三个环节，就是黑格尔在《小逻辑》中阐述的“开始、进展、目的”。（参见《冯契文集》第7卷，第600页）无疑这也适用于《新民主主义论》。不过，这并非只是步黑格尔之后尘，如冯契所说，黑格尔“他只是猜测到的，作了抽象的而且是唯心主义的说明。《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则非常清晰而完整地体现了辩证逻辑的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过程。可以说，继《资本论》之后，毛泽东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运用辩证逻辑的典范”（《冯契文集》第7卷，第600页）。这体现了《新民主主义论》运用唯物史观阐明中国革命道路时，始终贯彻了辩证唯物论，鲜明地展示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相统一的理论品格。

五、谱写了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总结篇章

　　毛泽东指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史进程的产物，并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在这条道路上探寻的先驱人物。（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近代哲学进程中萌发、展开的，因此，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积极成果，也是对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总结。

　　《新民主主义论》以“中国向何处去”开篇，这是中国近代的时代课题。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指出，中国近代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课题，必须认识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如何从过去演变到现在、又如何向将来发展的历史规律性；同时又面临着如何把从西方学来的先进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付之于实践，因此，历史观和认识论成为中国近代哲学最突出、最主要的方面。这构成了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进程的主线：历史观上由道器之辨到进化论再到唯物史观；认识论以知行观为中心而展开，与经验论、先验论、理性主义、直觉主义等相联系，也与反对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相联系，最后达到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在这历史进程中，认识论和历史观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表现出把认识论上关于思维与存在、历史观上关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论争结合于“心物之辩”的发展趋向。于是“中国近代哲学的演变以历史观和认识论的心物之辩为中心”。（《冯契文集》第7卷，第584页）而“《新民主主义论》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来概括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规定，同时也用它来概括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规定”。（同上，第17-18页）这就对中国近代哲学的中心问题，即历史观和认识论的心物之辩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所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提出，标志着实现了一个革命的飞跃”。（同上，第584页）

　　这样的飞跃是继承和超越的统一。简言之，在知行观上，从魏源的“及之而后知”（既讲“革虚而之实”，又讲“事必本于心”）到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既讲“行先于知”，又讲“知而后行”）；在历史观上，从龚自珍重提公羊“三世”说，强调“我”（主观精神）造天地，到孙中山论说宇宙进化三时期（“物质进化”“物种进化”“人类进化”），提出以“人为力”实现“突驾”欧美、日本，达到后来居上。总之，中国近代知行观的主流是面向现实，注重认识活动的能动性，而历史观的主流是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强调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参见《中国哲学史》下册，第299页）显然，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继承了中国近代知行观、历史观主流，同时又克服了缺乏对意识与存在、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分析的局限性。中国近代哲学的历史观由传统哲学道器之辩发展而来，认识论由传统哲学的知行之辩发展而来，这两者所聚焦的心物之辩也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因此，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总结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同时，也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与中国哲学史血脉相连的光辉一页。

六、提出了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基本观点

　　《新民主主义论》原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意味着“中国向何处去”，也是指向文化的。近代以来长期存在古今中西之争，如何立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反省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如何向西方学习，使之与中国传统结合起来，这都是思想界不断探讨的问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新启蒙运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全盘西化”论以及文艺领域的“民族形式”等争论，是古今中西之争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这些争论涉及的问题，在延安也有很多讨论。毛泽东把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问题归结为：“我们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但是这种新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文化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而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必须从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观点出发，此即《新民主主义论》所说：“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同上，第664页）

　　要回答中华民族新文化是什么样子的，必须把握建立这种文化的根据是什么。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同上，第663-664页）因此“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同上，第664页）前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和经济，后者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则体现了这种新政治、新经济所要求的社会变革。所以，新文化的“样子”是对后者的反映并为其服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同上，第708-709页）

　　要回答中华民族新文化是什么样子的，必须指明这种新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什么。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包括上述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论争），新文化的内涵众说纷纭。毛泽东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同上，第706页）作为新文化的基本内涵。“民族的”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同上），坚持新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同时要吸收外国文化，将其化为自己的食粮，这是由新的政治、经济融入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同上，第667页）所要求的。“科学的”表示“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同上，第707页），主张新文化的内容应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包括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由于“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同上，第708页），因而新文化对传统文化“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同上），区分出精华和糟粕。“大众的”表示“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同上），体现了新文化的价值取向，这样的价值取向在性质上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一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同上，第705页），但整体上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显然，这三方面内涵，是对新文化以新的政治经济为根据的观点的深化和具体化。

　　要回答中华民族新文化是什么样子的，必须认识这种文化要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认为，一定形态的文化由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所决定，一定的文化“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同上，第663-664页）。这种影响和作用是什么呢？《新民主主义论》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同上，第708页）正是有见于这样的影响和作用，“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就成为必须承担的使命。上文提到毛泽东强调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不同于机械唯物论的地方在于承认精神、社会意识、上层建筑对于物质、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精神、社会意识、上层建筑甚至会“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5页）。显然，《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运用这样的观点来阐明新文化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和作用。

　　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正确回答了什么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样子”，也就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思想领域那些争论进行了科学总结，也意味着是对近代文化领域古今中西之争的科学总结。

七、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贯彻于共产党人理想人格的培养锤炼

　　毛泽东指出费尔巴哈把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看作“不变状态的统一”（《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7页），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同上），因而不同于费尔巴哈消极的、被动的、直观的反映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强调认识世界是为了“改变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同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是统一的。因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进入到价值领域就体现为：塑造一种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理想人格。对客观过程的反映、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和革命的实践这三个方面，就推演为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理想，又创造条件使理想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实现。《新民主义论》反映了这一点。它指出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国情为依据提出了社会理想，并为之奋斗。同时指出，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应“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5页）这就提出了造就共产党人理想人格的问题。这也是毛泽东当时十分关切的问题。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人格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建设理论的奠基人”，“概括形成了党的‘三大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习近平）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标志，也就是崭新的人格形象的标志，因为表现于外部行为方式的作风是内在人格的德行修养的集中体现。1939年4月毛泽东就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道德教育问题”发表意见：“今后教育要注意人格的教育与人格的陶冶，人格的教育即思想意识的锻炼。”（《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19页）这意味着德性修养是人格培育的本质。培育三大作风的理想人格就是共产党人的德性修养，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贯彻于其中。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把认识运动的总秩序概括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的前进。将此贯彻于人格培养，必然要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其德性内涵有两大方面：一是把“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1893页）相统一，如愚公移山那般，将坚守理想的节操和艰苦奋斗的实干相结合；二是把“忠实”看作比知仁勇“更重要的态度”（《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7页），强调道德认知和道德践履相统一。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认为认识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体现于人格教育，自然是培养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即具备“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09页）。其导向是：在义利之辩上，做“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4页）；在群己之辩上，“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由此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还必须树立始终“跟工农劳苦群众在一块”的“永久奋斗”的精神，“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2、191页）十分重视对意志专一的道德淬炼。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认为，人们的认识难免会有错误，而“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6页），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将错误转化为正确的重要环节。实现这样的转化需要如下三方面的德性修养功夫：一是坚持不懈地经常反省自己的不足，毛泽东将此比喻为如同天天需要“洗脸”“扫地”一样；二是批评他人的错误既要不留情面又要与人为善，毛泽东称之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三是对待别人的批评意见要有虚怀若谷的气度，毛泽东对此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格言来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的结尾，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习近平）这段话充分表现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精神。我们要在新时代继承发展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作者简介：陈卫平，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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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