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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七十多年前，当资本文明刚刚确立起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支配性地位时，《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就吹响了超越资本文明的历史号角。《宣言》不仅深入剖析了资本文明的内在矛盾，揭示其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而且为共产主义文明描绘了蓝图。一百七十多年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倡议，致力于为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提供中国方案。可以说，作为《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中国共产党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担当与历史自觉不断将《宣言》中的文明世界观创造性地转化为世界新文明，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为了充分激活《宣言》的文明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为了更加深入地领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逻辑，本文的主要议题就在于从文明形态变革的意义上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宣言》精神的继承与发展，着重探讨《宣言》在何种层面上实现了文明世界观的变革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何种意义上孕育着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宣言》诞生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了对资本文明的研究。这些研究，或者将资本主义文明看作是文明的终极形态，或者将资本主义文明看作是伦理道德的瓦解，又或者一厢情愿地要求消灭资本主义文明的野蛮面。与之不同的是，通过对资本文明的辩证审视，《宣言》开辟了理解人类文明尤其是资本文明的世界观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宣言》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史和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还是人类文明史上新纪元的一个新起点。

　　（一）资本“文明”：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及普遍交往

　　作为一个术语，文明表征着人类摆脱野蛮状态所取得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对文明问题展开学术化讨论，而是将其纳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视野中来考察。因此，《宣言》的文明思想能够为各异其是的文明观提供一个具有公共性的文明视野，以此作为衡量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尺。

　　其一，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上，文明意味着以工业为典型的生产力的发展。在唯物史观看来，工业不仅是一种物质生产方式，更是一种“人的本质力量”。工业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层次，表征着自然向人的生成以及人向自然的复归，“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从古老的民族工业到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新工业，这既意味着人类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又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巨大发展。因此，《宣言》强调，新工业的建立决定着每一个文明民族的历史赓续，“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在民族工业向世界性工业转型的过程中，《宣言》高度肯定资本及其人格化资产阶级的巨大文明作用——不仅推进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而且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社会整体文明化的历史进程，“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其二，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上，文明意味着社会交往的普遍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只是一定的狭隘共同体的外在附属物，并受到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的束缚，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经济上的禁欲主义以及文化上的蒙昧主义严重束缚着个人本质力量的自由发挥。这就使得个人被完全囚禁在不发展的、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这正是资本及其人格化资产阶级的另一重文明作用，不仅建立了“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而且“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正是由于日益扩大的社会交往，个体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独立性和个性，其能力和需要日益获得前所未有的全面性，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在经济上获得了充裕的产品，在文化上获得了丰富的滋养。

　　（二）“资本”文明：社会关系的资本化及“文明过度”

　　基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立场，《宣言》超出了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既对资本文明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又在这种肯定性评价中蕴含着否定性理解。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宣言》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资本文明的悖论，瓦解资本文明的进步神话，使无产阶级对自身所肩负的文明使命形成清晰的自我意识。

　　资本及其人格化资本家在推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也给文明打下了资本的烙印，其最为明显的特征就在于社会关系的资本化。其一，这种资本化普遍地体现在原子式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中。《宣言》强调：“它（指资产阶级——引者注）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工人与工人、工人与资本家、资本家与资本家，他们展开交往的根本原则就是自我利益最大化，根本目的则在于占有财富的一般代表——资本。正是这种无止境的自由竞争确立起资本对整个社会的支配性地位，致使人类文明陷入头脚倒立的拜物教之中。其二，这种资本化典型地体现在资本家与无产者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中。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必然要执行资本无限增殖的意志，必然要对无产者进行无止境的剥削与压榨，致使“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这种雇佣劳动关系使无产者普遍地陷入赤贫，贫困的积累远远超过财富的积累，将人类文明置于不可持续的困境之中。其三，这种资本化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文明格局。在开辟世界市场的同时，资本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不仅极力将支配与被支配、中心与边缘的文明秩序推行在世界交往之中，而且强制非西方的民族和国家采用资产阶级的文明形态及其生产方式，企图一劳永逸地确立自己的文明霸权。这样一种文明谋划必然招致非西方民族和国家文明传统的强烈抵制，最终带来持续不断的文明冲突。

　　可见，资本及其人格化资本家将人类文明看作发财致富的工具。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社会交往的扩大，所有的文明要素都被框定在资产阶级狭隘界限以内，正如《宣言》所强调的，“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在这个意义上，与以往文明危机表现为生活资料的稀缺不同，资本文明的危机表现为“文明过度”，即“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因此，资本文明并不是文明的终极形态，相反，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文明悖论。

　　（三）共产主义新文明：中坚力量与核心原则

　　通过对资本文明的辩证考察，《宣言》不仅廓清了文明的基本内涵，将其规定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交往的普遍化，而且揭示了文明对立统一的发展规律，破除了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迷梦。以此为基础，《宣言》对共产主义文明新形态展开了科学的论证，不仅指明了创造新文明的中坚力量，而且制定了新文明的核心原则。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因此，只有瓦解雇佣劳动关系，才能瓦解资本文明，而雇佣劳动关系的瓦解则需要“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但在《宣言》看来，工人之间的“革命联合”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其一，资本及其人格化资本家总是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剧工人之间的自相竞争。比如机器大工业的推广不仅将工人分化为产业现役军和产业后备军，还将产业现役军分化为普通士兵和军士。其二，工人之间的自发联合并不会产生革命性的历史效应，往往只局限于眼前的经济利益，比如保卫工资、缩短劳动时间等。其三，工人之间的自发联合往往具有地域性和暂时性，并不能形成对抗整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力量。正是基于此种考量，《宣言》强调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意味着，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在于，不仅要在理论层面上使无产阶级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还要在实践层面上使无产阶级真正成为阶级，从而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因此，只有在思想解放以及组织改造的意义上，工人们的自发联合才能成为“革命联合”，从而真正成为瓦解雇佣劳动关系，进而瓦解资本文明的革命力量。

　　在指明谁是创造新文明的中坚力量的基础上，《宣言》对未来新文明的核心原则作了科学的说明。一方面，在所有制的层面上，共产主义文明要消灭私有制。正是私有制的存在，才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因此，共产主义文明不是要消灭某一种私有制，而是要消灭私有制本身，具体而言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因为它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需要澄清的是，消灭私有制并不是要“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另一方面，在社会关系层面上，共产主义文明强调以人与人的自由联合代替人与人的自由竞争。如上所述，自由竞争确立起资本的统治地位，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狼与狼一样，其后果只能是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即另一方所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人自由发展的障碍。但在消灭私有制的“联合体”中，情况正好相反，参与联合的每个人都是“联合体”的有机构成部分，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必然环节，他们之间共同处于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之中。这就意味着，在“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文明世界观的形式向人们打开了一本关于人类文明构想的大书，从而对资本来到世间之后的文明图景作出了历史性的“预言”。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文明的现实境况无一不在证实着《宣言》的科学性。可以说，人类文明真正走到了十字路口，它向世界各国发出了重新审视自身文明的时代之问。这正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意识，换句话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文明之问的时代回应。

　　（一）资本文明向何处去：资本增殖的无限性

　　《宣言》指出，资本文明必然会陷入“文明过度”的危机。“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实际上，从工业资本到生息资本再到生态资本，资本形态的“创新”演绎过程尽管凸显了资本释放生产力的历史潜能，但是每一次的“创新”都会带来范围更广的文明危机。

　　依托机器体系，工业资本确立起对自然以及工人的绝对统治。为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工业资本不仅对自然力展开掠夺式的开发，而且对劳动力展开破坏性的压榨。自然资源的枯竭、生态环境的污染以及劳动者的赤贫早衰成为工业资本的后遗症。当影响到资本增殖时，资本就会放弃机器大工业而转向生息资本，“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可见，生息资本不仅可以摆脱物质生产而直接从事钱生钱的游戏，还能解决劳动者消费不足的难题。但生息资本以融资借贷的方式进一步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张，这不仅制造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而且使劳动者陷入消费主义的狂欢之中。为应对环境保护的巨大压力，资本又一次地演绎出生态资本的新形态。生态资本似乎不再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甚至鼓吹一种生态中心主义，试图赋予生态以某种固有的和内在的价值。然而，在资本增殖的框架下，生态产品的生产同样会出现“文明过度”的危机。这必然会促使资本找寻下一个利润增长点，留给文明的将是一片自然主义的生态荒野。

　　由此可见，资本文明的增殖本能不断地促使其代言人到处开发新的增殖空间，直到全部社会生活都被打上资本的烙印，就像《宣言》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但是，这种“奔走”的实质无异于“西西弗斯推石头”，在“增殖—危机”的循环往复中陷入黑格尔意义上的“坏无限”，它将人类文明从“本质主义的肆虐”推向了“存在主义的焦虑”。因此，资本增殖的无限性迫使人们追问：资本文明向何处去？

　　（二）人类文明向何处去：“中心—边缘”的文明格局

　　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人类文明还不是真正的“人类”文明，它只是在狭隘的地点之上孤立地发展着，因而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正是由于资本增殖的幕后推动，历史才转变为世界历史，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发展才拉开帷幕。但在资本逻辑的掌控之下，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只具有形式的意义，其内部充满着资本增殖逻辑与国家主权逻辑的对抗与冲突。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对抗与冲突表现得极其充分。

　　资本增殖逻辑具有绝对同一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与之相反，国家主权逻辑则具有绝对排他性，它强调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以及自身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因此，资本逻辑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将《宣言》描述的“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中心—边缘”文明格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最终使人类文明陷入整体性的虚无之中。作为绝对的支配性中心，资本主义国家以文明优越和文明至上自居，将非资本主义国家当作自己的政治经济附属物来看待，不仅将非资本主义文明记入另册，剥夺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合理性，对其社会关系进行资本化改造，还打破了非资本主义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将其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瓜分剩余价值的文明体系之中，最终使得非资本主义国家蒙辱、文明蒙尘、人民蒙难。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中心—边缘”的文明格局，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享受着全球化的红利，却拒不承担全球化的责任，在政治上奉行霸权主义，在经济上推行保护主义，在安全上实行单边主义，在文化上宣扬民粹主义，在生态上实行殖民主义。这不仅使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伸张和维护，还使得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处于朝不保夕的威胁之中，使得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岌岌可危。

　　可见，尽管资本文明开辟了人类文明整体性的新境界，但它却将人类文明的整体变成展示自身霸权的舞台。在资本文明的把控下，所谓的人类文明只不过是资本文明的代名词和遮羞布而已。这就意味着，人类文明还必须从资本文明强加于其上的“中心—边缘”的格局中挣脱出来，进而去构建真正属于全人类的、能够为全人类带来幸福的新文明。这就引申出另一个文明的时代之问：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这个时代之问处理的就是文明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问题，就是如何打破文明成见从而实现不同文明之间“重叠共识”的问题。就此而言，《宣言》的文明构想无疑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意义，但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必须在21世纪的今天获得时代化和主体化的表征。

　　（三）“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中国方案

　　面对“资本文明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其把握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并在对其进行破解的过程中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历史的当下进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不是《宣言》中的“自由人联合体”，但其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秉持不同文明观的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平台。

　　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鲜明地标识出世界历史进程逻辑层次的跃迁，即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单边依赖逐渐被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所取代。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将自发形成的服从于资本逻辑的“利益共同体”历史性地提升为自觉构建的服务于人类福祉的“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从“利益共同体”到“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因循守旧，而是要在深入研判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坚持历史的具体的唯物主义原则。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立足于各个国家的民族性，充分认可每个国家保持历史文化传统、选择合适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平等权利，又要超越各个国家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消除霸权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得以滋生的土壤。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利用资本逻辑的文明面，充分释放资本刺激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潜能，促进其自我扬弃的历史进程，又要限制资本逻辑的野蛮面，以驾驭资本的方式将其锚定在为人类造福的正确轨道上。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看到文明的地域性和历史性，认识到“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又注重人类文明的统一性，看到文明的超越性和整体性，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展现了“天下为公”的博大情怀和“美美与共”的远见卓识，以强烈的文明意识指明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科学回答了“资本文明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就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着眼于全球重大风险与挑战的全球合作观，还是一个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成就之上的世界文明观。因此，如果说回答“资本文明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意识，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则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逻辑。可见，从构建全球合作新秩序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中国共产党以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自觉与文明担当将《宣言》的文明世界观稳步而全面地推向了21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中。

　　（一）生产方式的内涵式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基础

　　《宣言》以资本文明为“人体”，解剖了人类文明的核心表征——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及其基础上的社会交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宣言》指出资本不仅促进了生产力及交往的跨越式发展，而且还推进了世界历史的文明化进程。但是，资本的拜物教特质必然使人类文明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西西弗斯式的运动中陷入虚无主义的深渊，它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就像《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因此，超越资本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必须谋求人类生产方式的内涵式发展，以不同生产方式的相互统一超越其相互对立，从而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辩证统一。

　　与资本主义文明导致文明失衡形成鲜明对比，求平等、谋合作、促发展、图共赢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追求的共同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坚持平等、开放、包容、惠普、共赢的合作理念，同各国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消解其固化的资本逻辑利己本性、剥削本性，充分利用人类几千年来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和物质文明来缩小南北差距，弥合各国发展的不可通约性，实现全球共同富裕。”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积极构建开放型世界市场体系，积极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坚持各国均有共同制定国际贸易规则、共享全球化发展成果的权利，并呼吁西方发达国家充分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只有基于互相尊重和共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才能“超越资本逻辑的逐利性、片面性、利己性的基础上实现开放、共享、全面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真正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有力地驳斥了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文明冲突论，以共同繁荣的文明发展路径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为中心的狭隘发展路径，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了新内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基础上加快发展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的是一种“坚持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生产方式的内涵式发展为根本动力，以实现人类的整体发展为根本目标，准确把握诸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而以和谐稳定的方式实现人类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跃迁。这不仅打破了生产方式变革的资本主义模式，而且扬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支配性，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

　　自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以来，由于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以资本文明为典型代表的西方文明曾一度成为人类文明的中心。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资本文明的中心地位受到动摇，而瓦解资本文明则成为最强的文明呼声。但是，资本文明中心地位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不再有中心，更不意味着每一个文明形态都能以中心来自居，这只不过是资本文明中心论的同路人而已。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打破资本文明赋予文明中心的思维定式，超出地域或空间的局限性，在更高的逻辑层次上对其进行创新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找到了人类文明的中心，它既不在西方，也不在东方，而在于世界历史背景下全人类所共同拥有价值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首次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作为人类文明的新中心，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不是一种支配性的地域中心，而是一种引领性的理念中心，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凝聚了价值共识，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了思想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其一，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事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条件。不同于以制造对抗的方式维护自身发展霸权的资本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辩证统一，真正打破了近代以来“国强必霸”的文明痼疾，扬弃了近代以来文明与野蛮一同增长的“文明悖论”。其二，公平正义的“共同理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在唯物史观看来，理想不是一个有待于实现的“应然”，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地沉入于现实的“实然”。以此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将公平正义持续不断地转化为变革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当下实践，以实际行动真正迈开了超越资本文明的历史步伐。其三，民主自由的“共同追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归宿。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民主自由不是资本及其人格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体的民主自由，即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体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外在强制力量的干涉和支配。可见，民主自由具有鲜明的共产主义价值意蕴，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精华，更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活的灵魂。

　　（三）“五个世界”的总体布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前景

　　在生产方式内涵式发展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引领的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五个世界”确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呼吁：“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可见，“五个世界”的总体布局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产物，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生动实践。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图景，“五个世界”的共同建设必然会将人类文明的发展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为最终建设一个普遍的、真正的、能够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的共产主义文明打下坚实基础。

　　“五个世界”总体布局囊括了政治领域、安全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以及生态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国际版。其一，在政治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西方式的对抗性政治和霸权政治，主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平等政治观，尊重每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倡导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其二，在安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凌驾于世界之上的特殊安全观，主张普遍安全观，它要求树立共同安全的新思维和新法则，“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其三，在经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资本增殖主导的虚假合作观，倡导一种建立在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之上的真实合作观，主张在拥抱全球化的过程中抵制逆全球化，在利用资本的过程中驾驭资本。其四，在文化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文化霸权，抵制文化渗透，主张文化的交流互鉴，凝聚荟萃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共同打造人类文化的百花园。其五，在生态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生态殖民，主张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携手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宣言》的继承与发展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它既涉及对《宣言》精神的时代化和中国化的阐释，也涉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意义的深入挖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经成为世界性议题的当下，从文明形态变革的角度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宣言》的继承与发展显得尤为必要。经过上述分析论证，本文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根本上继承了《宣言》的文明世界观，在其基本主张中蕴含着深刻的文明逻辑，总体上构成了对资本文明的前提性批判和决定性超越。其一，生产方式的内涵式发展不仅合乎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而且更合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全面发展规律，它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能够有效避免社会的动荡不安。其二，“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一种特殊文明形态所特有的价值理念，而是所有文明形态所共有的价值追求，它能够成为不同文明形态交流互鉴的“重叠共识”。其三，“五个世界”的总体布局揭示社会交往各个环节的有机统一关系，以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的基本坚持勾画了未来世界文明的新图景。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其鲜明的文明逻辑真正激活了《宣言》的文明思想，使其完成了时代化与中国化的思想蝶变，并在21世纪持续释放出耀眼的文明之光。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23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