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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无产阶级解放，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为什么需要解放的问题。随着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状况，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开始不断地成长、壮大，形成了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相抗衡的阶级力量。此时，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誉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3]684与“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4]392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就开始思索无产阶级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它的命运与出路。

　　圣西门在写于1821年的《无产阶级》一文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概念，并试图对什么是无产阶级作出界定。他认为，无产阶级是“构成实业阶级的基本群众的非熟练工人”[5]8。圣西门所说的“实业阶级”,乃是一个大杂烩，它主要涵容三大部分：一是工厂主、农场主、商人、银行家等人，称为“实业家”;二是学者、科学家、技术人员和艺术家等人，叫作“理论实业家”;三是工人无产者。圣西门把三部分人糅合在一起，可见他对阶级的理解是混乱的、错谬的。同时，圣西门之所以把由实业阶级基本群众的“工人无产者”构成的无产阶级称为“非熟练工人”,是因为他认为，随着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下，无产阶级难以掌握科学技术，“这些非熟练工人已被实业阶级中的一切有实力的人士所抛弃”[5]8。因而，圣西门把无产阶级视作极同情怜悯的对象。对于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出路，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设置一笔巨额基金，帮助工人就业劳动，以免他们坐以待毙。

　　在阶级问题上，傅立叶把社会划分为“穷苦阶级”“生活拮据的阶级”“中间阶级”“富裕阶级”“富有阶级”[6]122五大阶级，这表明他对阶级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阶级并非按照富有程度来划分。尽管如此，相比圣西门来说，傅立叶更接近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有着两大阶级：一个叫“工人阶级”[6]86,一个叫“工厂主阶级”[6]117,即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工厂主阶级差不多只做些领导工作和监督工作，但这并不是生产；工人阶级则是肩负全部劳动重荷的阶级，终日劳作而吃不饱、穿不暖。傅立叶详尽考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研究了雇佣劳动给工人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深刻地指出：“工厂主阶级所关心的是，削减工人的工资和掩盖他们的贫困。”[6]117他得出的结论是：“文明制度的结构在拥有若干巨大的财富的同时，只能生产种种骇人听闻的事件和无数的赤贫者。”[2]187而且，无产者的贫困将随着生产的发展程度而增长，变得越来越贫困。傅立叶与圣西门一样，认为工人阶级最终连获得令人厌恶的工作机会都没有了。

　　欧文生活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就的英国，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对立，比起圣西门和傅立叶，他看得更清楚一些。他尖锐地指出，财富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变成了奴役大众的根源和人人竞逐的对象，成为各种各样的虚伪、暴力、不义和压迫的原因，从而把人们分成各个彼此仇视的阶级”[7]53。社会的一极，是集中了巨富的少数人——资产阶级；另一极，则是沦为工资制度奴隶的大多数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却完全被工厂主、商人、银行家、经纪人、收租者、食利者以及社会的达官贵人所攫取。对此，马克思在评述欧文的这一思想时称赞道：“老罗伯特·欧文向有教养的绅士们声明，不管用什么仲裁办法，用什么圈套或诡计，都永远不能填满那条把英国和任何一个国家里的两大主要阶级分割开来的鸿沟。”[8]尽管欧文对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意识到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性，但是，他没能认识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竟认为“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是人为地造成的；这种差别是人们在蒙昧无知、没有经验和缺乏理性的时期构思出来和确定下来的”[7]33。他也始终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历史的主动性。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三大空想家已初步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充分感知了无产阶级所处的悲惨境遇，也察觉和认识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形成尖锐的对立。但是，三大空想家的阶级观存在着偏见和弊端：一是他们不能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二是他们不能说明划分阶级的标准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实质是什么；三是他们不能说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有的地位和作用。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予以科学的论述后才得以解决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进行深刻的经济、政治、历史分析得到的重大成果，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确切的历史资料正确地指出，人类社会并不是从来就有阶级的，一切民族的发展在其历史上都曾有过没有阶级的时期。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只是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只有两性之间的自然分工，还没有形成社会分工，没有剩余产品，就不可能产生人对人的剥削，也不可能产生阶级。马克思指出：“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占有者阶级。”[9]585后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劳动分工和剩余产品，产生了交换，促使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的出现，社会才有了阶级。这说明，阶级的产生，首先是以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其发达程度又不够高，社会出现了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但又不能完全满足全体成员需要为前提的；其次是出现了劳动的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造成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占有，私有财产的占有和巩固催生了私有制，使人类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级。在这些条件中，生产力是根源，分工是基础，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是必要因素，而私有制是直接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而是“生产关系的总和”,“都是阶级关系”[10]。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资产阶级的产生。他们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1]402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初期的城市。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进入城市后，变成了有自由的城市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1]401。后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对商品需求的不断增加，封建行会手工业生产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代替封建行会手工业，工场手工业主代替了行会师傅。商品需求总是不断增加的，工场手工业生产也不能满足需要，引起了工业革命。机器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现代资产阶级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主。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里本来是被压迫的等级，随着经济的发展，它在政治上相应地取得进展，资产阶级在议会制的国家里终于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资产阶级的产生，是为了科学地说明无产阶级的诞生。“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1]407,无产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而形成、壮大的。资本主义生产经历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相应地，无产阶级也经历了由手工工场工人到产业工人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出现的雇佣工人，从事手工劳动，他们中的大多数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所以还不是现代无产阶级，只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前身。现代无产阶级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形成的，这是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制度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手工工场的革命。这次产业革命同时又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现代无产阶级的形成是产业革命最重要的社会后果之一。无产阶级已不再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已经完全丧失了生产资料，被迫遭受资产阶级的长期奴役。

　　通过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划分阶级的标准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深藏于社会的经济事实中：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后来，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中加了一个注，指出：“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1]400这就明确地说明了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阶级划分的标准取决于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对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占有。恩格斯提出的划分阶级的标准，从根本上划清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两大阶级，即占有生产资料以及能够占有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阶级是剥削阶级，丧失了生产资料以及靠出卖劳动力从而被生产资料占有者攫取了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阶级是被剥削阶级。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标准的确立，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实质问题，即把它归结为经济所有制的问题，资产阶级不可能放弃私有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势不两立，矛盾不可调和。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伴随着机器大工业出现的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者。它生活在社会底层，是受剥削最重、受压迫最深的阶级，这样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决定了无产阶级具有其他劳动阶级所不具有的优秀品质。第一，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无产阶级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社会化大生产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可以容纳并不断应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无产阶级代表着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因而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第二，无产阶级是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阶级。处于资本主义底层的社会地位，迫使无产阶级不得不起来革命，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才能摆脱剥削和压迫。由于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没有后顾之忧，革命最坚决勇敢，也最彻底无畏。第三，无产阶级作为私有制的对立物，它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私有制度，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解放全人类。“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435无产阶级若不解放全人类，也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透彻阐释，说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整个人类的长远利益相一致，从根本上解答了无产阶级为什么需要解放的问题。

　　为了拯救无产阶级于水火之中，实现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自身的解放”[11]132,三大空想家费尽心机，提出五花八门、各具特色的措施策略，但归结起来无非是“宣传、教育、典型示范”三部曲：一是进行宣传启迪，祈求国家的统治者、达官贵人、资产者以及一切有钱人发善心，回归理性，放弃统治和剥削；二是进行教育帮助，对无产阶级多方施救，提供从物质到精神的各种支持，提高他们的知识、能力和水平；三是进行典型示范，热衷于制定关于构建理想社会的详尽、周密的计划和方案，甚至创办了试验区，开展空想社会主义实验活动。

　　圣西门把宣传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的唯一手段。他努力著书立说，专门从事宣传教化工作。圣西门把自己的著作献给拿破仑皇帝、路易十八国王，也呈送给元老院、国务会议和法国科学院，幻想得到和依靠他们的支持和赞助，企望他们主动交出权力，“把精神权力交给学者，而把世俗权力交给实业家”[12]302。圣西门十分关心无产阶级的命运，他提出要建立“能够直接满足大多数居民的利益的制度”[5]12,其中主要是为了“人数最多的工人阶级”[5]60,他在《致工人先生的一封信》中说，要“尽可能改善你们的处境”[5]1,称赞工人“必将成为民族中的最重要、最有用和最有才能的人物”[5]5。要让工人得到生活必需品和高级享用品，并能够随意地到处去旅游。圣西门构思的理想社会叫作“实业制度”,他从社会的变革应当用和平方式而绝不能采取暴力行动的观点出发，把实现实业制度的途径，具体规定为争取舆论和扩大宣传。在实业制度下，实行有计划的组织生产，制定并实行明确的和配合合理的工作计划，通过有组织的分工把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有效地实现科学、艺术和工业等一切工作的结合。圣西门的实业制度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掺和在一起，把社会主义思想和非社会主义思想也融合在一起，从根本上说，是荒谬怪诞和可笑的。

　　和圣西门一样，傅立叶一直幻想着能有一位明智仁义的富人，对他建立“法朗吉”协作社的和谐制度试验予以慷慨的解囊相助。为此，他到处刊登广告，给社会各界名流写信，定下专门的约会时间。他每天中午12点，都在家恭候富翁的光临。可等到老死的那一天，也一直无人问津。傅立叶顽固地认为，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绝不能采取暴力手段。他把革命看作是最坏的一种社会灾难，主张只有通过和平改造的方法，才能解救无产阶级和受苦的人们，实现全人类的和谐。他认为，只要在一个小村庄中建立一个“法朗吉”,经过四五年的时间，就不仅可以吸引本国的广大居民，而且能够吸引全世界的居民群起仿效，从而和平、顺利地完成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计划，实现建立全人类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当然，这不过是傅立叶带着良善愿望的痴人说梦。

　　欧文同圣西门、傅立叶如出一辙，竭力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鼓吹阶级合作。他拒绝采用一切革命行动，主张通过和平道路实现社会变革。欧文竟然宣称：“富人与穷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实际上利益是一致的。”[13]175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携起手来。他甚至要求无产阶级同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讲理性、慈善和博爱。通观欧文一生，曾不知疲倦地进行上千次演说，发出约五百次呼吁，给报刊写过两千多篇文章，他还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美国总统、法国临时政府、英国议会以及“神圣同盟”的各国君主上书，恳请他们真心诚意地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欧文还不遗余力地进行共产主义试验，他于1824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哈蒙尼地区购买了三万英亩土地及地面上的建筑物，创办了一个约一千人参加的“新和谐”示范公社。按照《新和谐公社组织法》,欧文建立了人人劳动和按需分配制度，把公社建设成为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在工作和娱乐中通力合作”“财产公有”[7]187的新社会。但好景不长，四年之后新和谐公社就以失败而告终。

　　三大空想家虽然绞尽脑汁、想尽方法，试图解放无产阶级，但他们的空想计划和方案，终究是水中月、镜中花，根本无法实现。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找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钥匙，科学地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他们开辟和确证的无产阶级解放道路也构成一个三部曲，即宣布革命、夺权、改造社会。

　　第一，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组织建立共产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早在1842年11月，恩格斯就从政治学维度分析了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已经“意识到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14]411。接着，恩格斯从经济学维度分析指出：“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像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14]411-412由此揭示了革命的深刻根源在于经济物质利益，革命正是为了解决人数最多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物质利益问题。1859年，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维度分析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冲突和解决。他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5]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155

　　要成功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必须组织建立共产党并依靠党的领导。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16]这个特殊、自觉的阶级政党就是共产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党的性质、特点、目的和策略原则，提出了党的建设学说的基本要点，充分说明了只有共产党才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才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才能为无产阶级解放奋斗到底。

　　第二，夺取国家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一切阶级要建立自己的统治，其首要的目标都是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更是如此。由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通过暴力方式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提出的正确论断。采取暴力方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所谓暴力方式或暴力革命，就是指某些阶级或集团为了进行社会变革所采取的武装行动，它包括武装暴动、武装起义和革命战争。马克思、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过暴力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1]412。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435。在《资本论》和《反杜林论》中，他们都把暴力看作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4]564。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决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同以往的一切革命不同，它不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革命，它要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消灭维护私有制、为剥削和压迫制度服务的旧国家机器，因为旧国家机器不可能为公有制和社会制度服务。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社会制度，才能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成果，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使命。

　　第三，通过全面的社会改造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必须对政治、经济、文化实施一系列社会改造。一是在政治方面，要坚决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打击一切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敌对分子。同时，必须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421无产阶级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争得属于自己的民主后，必须大力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二是在经济方面，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去剥夺剥夺者，要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414,同时，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的无产阶级手里，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只有促进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并随着生产力总量的不断增加，阶级和阶级差别才会逐渐消亡，各种旧的社会关系才会随之消失。三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421。所谓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批判、克服和战胜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排除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旧习惯势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主、科学、进步、文明的新文化，形成共同的理想、道德和价值观，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充满自由、平等、公正、幸福和“共产主义的博爱”[17]。

　　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政治、经济、文化一系列的社会改造，概括起来就是，无产阶级解放必须经历“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三个进程：一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即无产阶级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革命，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达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18]。二是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即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致力于促进生产和发展经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追求。三是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19]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剥削阶级的消灭，所有阶级与阶级差别的逐渐消亡，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和形成，使社会的道德和观念不再打上阶级对立和私有制的印记，而真正成为人本身的文化和道德，因而就彻底破除了一切旧的思想观念、旧的社会关系，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也是所有人的解放，如恩格斯说的：“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20]经过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就实现了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也就实现了人类的最终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论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必然性与历史进程，而且还考察了造成无产阶级解放的极为重要的条件——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由此预测了无产阶级自身在科技发展中发生的演化，揭示了无产阶级朝着自主劳动和全面自由发展的趋向而解放。

　　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科技革命包括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应用于工业，科技革命引发了工业革命，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基础和支撑；工业革命的发展不断地为科技革命提出新的难题和课题，反过来又推动了科技革命的发展。对科技发展史所作的研究表明，迄今为止人类已发生了四次科学革命：16世纪的哥白尼天文学和17—18世纪的牛顿力学；19世纪的法拉第电磁力学；20世纪以普朗克、玻尔、海森堡、薛定谔、玻恩、费米、狄拉克、爱因斯坦等人为代表的量子力学；21世纪的智能科学。四次技术革命是：18世纪的蒸汽技术；19世纪的电气技术；20世纪的信息技术；21世纪以来的智能技术。以上四次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造成了四次工业革命，形成了四大产业：18世纪的蒸汽革命，形成蒸汽化产业；19世纪的电气革命，形成电气化产业；20世纪的信息革命，形成信息化产业；21世纪以来的智能革命，形成智能化产业。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二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到了当代，科学和技术的融合甚至已经很难再把它们截然分开。正是科技革命造成了工业革命，由此产生了无产阶级，因而无产阶级也必然和科技革命密切联系，并且当代科技革命愈加深入的发展，也必然给予无产阶级以愈加深刻的影响。

　　本文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说明，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动和进展，产生了无产阶级，随着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必将经历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但这些论述还未涉及科技革命与科技发展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所起的作用问题。科技革命与发展对于无产阶级解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三大空想家就曾作出明确的论述，把它纳入考察无产阶级解放的研究范畴。

　　圣西门生长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作为经历了第一次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空想家，他曾经花了三年时间专门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以“天才的远大眼光”[4]646对于科技问题予以特别的关注并作出许多精彩的阐述。圣西门出版的两卷本专著《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涵盖了从16世纪到当时的自然科学，其中涉含哥白尼的日心体系、牛顿的万有引力、拉格朗日的函数论和微分，以及拉瓦锡的化学、林耐的植物学和拉普拉斯对月球的研究理论等，对此作出了十分详尽的介绍。圣西门高度评价了以哥白尼、牛顿为代表的“科学革命”,认为只有“加速科学进步”“才能改造欧洲各国的社会和改善人类的命运”[12]86。他正确地指出，正是科技革命引发了工业革命，“当蒸汽的弹力被公认是可以用作机器的新动力以后，也是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使这项发明直接促进了工业发生一系列改革”[5]143。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圣西门认为，它将给国家带来繁荣富强，给人民带来改善和提高生活的福利。圣西门说“艺术、精密科学和实业”“这些科学的进步又促进了最穷苦阶级的福利的提高”[21]。晚年的圣西门对无产阶级的看法有所转变，他明确指出，在科学革命和工业体系时代，“无产者已用充分可靠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具有足以能够管理动产和不动产的知识和高明远见”[5]298。“被统治者阶级具有高度的才能。”[5]304圣西门还指出，科学革命推动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也推动着科学革命的发展，“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交替进行的，一个接着一个，彼此互为因果”[12]83。这一见解无疑是深刻的。但是，圣西门没能说明科学革命为什么引起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对无产阶级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傅立叶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认识，虽不及圣西门那样具有远大、敏锐的目光，但他能够着眼于社会发展的大势，以独到的观察视角分析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明显变化。傅立叶对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十分推崇，以至于他把自己发现和创立的学说称为“情欲引力论”,并冠之以“第一种科学”[6]11与“精确科学”[11]287的称号。情欲引力，指的是人的性情、爱好和本能产生的情感需要以及得到的满足，是人处于最好、最理想的状态。傅立叶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就源源不断地来自于人类的情欲引力。他指出：“牛顿在物质引力计算上的成就，乃是其他部门获得成就的预兆。”[11]288借助着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傅立叶断定人类社会将快速地进入它的情欲引力的“成长时期”,必然促成“劳动者的解放”[11]139。

　　欧文从1789年开始，先后担任纺织厂的股东、管理者。特别是在1800年，他成为新拉纳克纺织厂的厂主，领导企业二十多年，有着亲身的实践与丰富的经验，直接感受和认识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对于社会及无产阶级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欧文盛赞“哥白尼学说体系”是“真理”[13]169;盛赞工业革命造成新的巨大的生产力，只要“一小点蒸汽的帮助就可以做一千个人的工作”[13]168,电报机“在一秒钟内就能把人的思想传到二十万英里以外”[6]71;盛赞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的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他说：“这一新奇的生产力是由一个人口还不到三千万的国家发现和实现的。”[14]51这里说的人口还不到三千万的国家，指的就是当时的不列颠(英国)。欧文阐述道：“由于欧洲和美洲工业中普遍使用机械，主要是不列颠工业中使用机械的结果。在不列颠，这一变化由于阿克赖特和瓦特的发明而大大加速了……这样一来，机器的改良便一个推动一个地迅速出现。在几年之间，非但联合王国的工业普遍采用了机器，而且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也争先恐后地加以采用。”[14]178难能可贵的是，欧文还把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与人的进步、富裕及幸福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利用以往的经验和近代的无数发明，从而能够用上得到很好利用和控制的蒸汽力和电力……这样就能够轻易而简单地为人们创造出最好的条件，就能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成为有理性的、善良的、明智的、和睦的和幸福的人，并能把世界变成人间天堂。”[7]126

　　显然，三大空想家对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取得的成果以及给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所有人带来影响的思考，富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但是，由于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他们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这些思考又是很不够的，并且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他们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作用及其意义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模糊的，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把握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以及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二是他们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究竟对无产阶级解放起了怎样的帮助和促进，并没有清晰的、可靠的论述，也根本不清楚无产阶级在未来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将要发生怎样的演化，朝着什么样的趋向发展，会实现怎样的解放。毫无疑义，空想家留下的这些悬而未决的难题，都被马克思和恩格斯逐一破解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革命及其工业革命作出了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他们指出，科学本身和工业一样是生产力，每一次的科学革命造成的工业革命，都创造和形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产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生产力的结构，他们阐明，生产力是由多元因素组成的一个系统，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主要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马克思说：“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22]94这是因为，到了大工业时代，人作为生产力中的劳动者，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作为劳动资料的生产工具，如机器，则完全是应用科学技术制造出来的。因而，科学技术理所当然地构成生产力的一部分，而且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对此，邓小平曾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3]特别是随着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能量。马克思最重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曾这样说道：“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4]1003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强调了生产力构成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奠定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坚实基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是衡量和区分各个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不同阶段的界标。正因如此，他们才时刻注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最新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是因为它深刻地影响着无产阶级的劳动方式，从而引起无产阶级结构性、整体性的演化。无产阶级是一个人数庞大的队伍，它除了丧失了生产资料、一无所有、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成为雇佣劳动者这一共同性外，其内部结构是丰富多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划分了阶级的前提下，结合着如职业、教育、收入、财富等多元因素，还要对阶级的内部进行阶层划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划分为“产业无产阶级”“商业无产阶级”“农业无产阶级”等。尤其是他们把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称作体力劳动无产阶级，把受雇从事社会公共事务如行政、司法以及医务、科学、艺术等行业的管理人员，律师、医生、学者、教授、作家、诗人、画家等雇佣劳动者，称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24]487,这一划分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在马克思有生之年，随着大机器工业体系的发展，他已经看到了：“操纵机器的工人所完成的这些动作的特点，是它们的被动性，它们对机器本身的作业和运动的适应性和从属性。这种被动性的专业化，即作为专业化的专业化本身的消灭，是机器劳动的特点。”[25]154这就是说，在机械化的生产过程中，工人已不再扮演生产的主力军角色，变成了“对总机器体系的从属”[25]155,只需要被动地完成几个简单的、重复性的动作，而就连这样的动作，也会为“机器代替劳动”[25]173。在完全“自动化”的生产过程中，马克思说：“[机器本身体现出：]生产的连续性(也就是原材料加工所经历的各阶段的连续性);自动化(只有在排除偶然故障时才需要人)。”[25]65-66马克思所说的“自动化”即是“无人化”的生产劳动，这在智能化时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当今一系列智能化的“无人工厂”“无人商店”“无人驾驶”等越来越多“无人化”行业开始涌现，甚至在故障出现时，也无需用上人了，它的监控、发现和排除都由机器人来完成，因而体力劳动无产阶级注定要消亡。鉴于此，1893年恩格斯在致信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时就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24]487恩格斯的这段话十分明确地预示了，原来主要由体力劳动者构成的无产阶级，将结构性、整体性地转变为具有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或知识化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要解放，就要解放劳动，无产阶级只有摆脱繁重、枯燥的体力劳动，摆脱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从而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归于消失，能够从事创造性、快乐型的自主劳动，才能获得真正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性在于，只有依靠着科技革命和科技发展提供无比强大的生产力，使社会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地涌流，才能保障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要在未来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26],这是消灭了一切阶级，消除了阶层差别，人与人之间形成广泛的、普遍的内在性和谐关系的共同体。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9]683,人最终脱离了动物界，成为自由的、全面的、发展的人。这样的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4]817人实现了全面自由的发展，也就实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最高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并且具有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而这只有科技革命与发展才能造成如此强大的生产力，否则，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天方夜谭。

　　在当代，随着人类社会跨入智能时代和智能化产业的飞速发展，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已经不仅能够代替人类的体力劳动，甚至可以代替人的一部分或大部分的脑力劳动。机器人是现代经济社会智能化变革的关键工具，是人类社会加速智能化的显著标志。据报道，2022年中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稳居全球第一大市场，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万名工人392台。特种机器人在物流、医疗、建筑等领域大显身手，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应用[27]。这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人类为生产自身生存发展的物质财富的必要劳动时间会大大减少，从而为自身赢得更多的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和空间。马克思早就指出，机器体系的发明和应用，“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22]97,它“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22]103。毫无疑义，当代的科技革命与发展，为无产阶级解放趋向于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能力。展望未来科技革命与发展的宏伟愿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需要指出的是，科技革命与发展是无产阶级解放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它却不能替代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机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使用，不仅没有促成无产阶级解放，反而成为加深加重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只有在获得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同时，循着科技革命与发展的轨迹，才能实现最终的解放。

　　（作者简介：许耀桐，男，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研究”(22&ZD005)）

　　网络编辑：丹心

　　来源：《中州学刊》 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