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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费尔巴哈人本学的生成过程中，对德国唯心主义核心概念的“理智直观”的批判是最为关键的理论环节。费尔巴哈曾经是德国唯心主义的拥护者，他主张理智具有独立性：“理智是一种通过自身而存在的、绝对独立的行为。理智所把握到的，只是从它自身而出并且通过它自身把握到的。”“理智就是尺度，是它自身的原则。理智是自因的（causa sui），是人里面的绝对。”[1](P163)但是，费尔巴哈在与学界同仁的学术争论中逐渐认识到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局限，并以此为动机，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一文中首次提出区别于黑格尔哲学的“感性直观”，并将“感性直观”与黑格尔及其理论来源的费希特哲学的“理智直观”对立起来。因此，从费尔巴哈人本学的生成过程出发，对比“理智直观”与“感性直观”之间理论实质的异同有助于我们把握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理论内涵。

　　“理智直观”是德国唯心主义发展历程中的关键概念。“直观”概念最初在康德哲学中被理解为“获得表象的能力”。康德说：“通过我们被对象刺激的方式获得表象的能力（感受性）叫做感性。因此，借助于感性，对象被给予我们，而且惟有感性才给我们提供直观”。[2](P45)康德认为，感性能够获得表象，知性能够借助纯粹统觉统摄表象，进而给人提供知识。但是，把“感性直观”理解为“获得表象的能力”会导致如下的理论困境：能够获得表象的感性预设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因为对象给感性提供的仅仅是表象，而无法提供对象的本质，因而也就导致了“现象”与“物自体”的区分，而“物自体”是不可穿透的，“物自体”的存在实际上预设了人类理性无法通达事物的本质。

　　费希特为了解决康德哲学中的二元论问题提出了以“自我”为核心的知识学。费希特的知识学的核心命题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理智直观，而理智直观就是对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的预先设定。“绝对的主体、自我不是通过经验直观给予的，而是通过理智直观设定的；绝对的客体、非我是与自我对立的客体。”[3](P421)基于费希特“自我”设定“非我”的理论，可以得知，理智直观是在思维之中对思维主体以及思维客体的同一性的确证。费希特取消了康德哲学中感性的基础地位，而是将理智直观看作基本规定，因而，费希特将感性的对象（“非我”）看作是由“自我”的直观活动所设定的对象。[3](P636-638)谢林与黑格尔继承了费希特的“理智直观”概念，并将其作为他们哲学研究的出发点。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以费希特哲学的“理智直观”概念作为其理论的核心概念，他称费希特的理智直观是“一种绝对自由的知识活动”，并且还是一种“同时创造自己的对象的知识活动，是一种总是自由地进行创造的直观”。[4](P37)

　　由于费尔巴哈以黑格尔作为批判对象，因而需要阐述黑格尔对“理智直观”的理解方式作为校准。黑格尔在《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一文中详细阐述了他对“理智直观”的理解方式，指出“费希特体系的基础是理智的直观，纯粹思维本身”，[5](P34)“哲学的绝对原则、唯一实在的根据和坚定立场，不仅在费希特哲学中而且在谢林哲学中都是理智直观，如果为反思表达一下的话，那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5](P83)黑格尔将理智直观等同于纯粹思维，并将纯粹思维表达为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所谓的“客体”并非经验客体或感性客体，而是观念客体，并且，这种观念客体并非存在于客观的自然界之中，而是由认识活动本身所设定的，“就知识成为先验的而言，知识不仅设置概念及其条件（或两者的二律背反），即主体，而且同时设定了客体，即存在”。[5](P26)因此，“理智直观”在黑格尔哲学中指的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同一，也即概念与存在的同一，这里的“概念”与“存在”都是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的。

　　费尔巴哈批判的正是黑格尔所理解的“理智直观”也即纯粹思维。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把“思维”与“表达”区分开来，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仅重视“思维的表达”也即形式的原则，而忽略了“思维”本身的实在性根基。费尔巴哈并不否定“思维”，他认为“思维是一种直接的活动，因为它是自我活动。任何别的人都不能替我思维；我只有通过我自己才能确信一种思想的真实性”。[6](P54)但是，费尔巴哈认为“表达”并不能等同于“思维”，借助于语言与文字的“表达”“并不是自在的理性形式，并不是内在的思维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形式；它们只是一些传达的方式，表达的方式，只是思想的表达、表象和现象”。[6](P56-57)正因为如此，费尔巴哈认为思想的“传达”方式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让对方进行思想活动，因为“证明者所传达的东西，并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手段”。[6](P59)费尔巴哈进一步指出，黑格尔的体系哲学正是将纯粹思维的“表达”错认成“本质”了，“把形式当成本质，把思想的为他的存在当成自在的存在，把相对目的当成最终目的”。[6](P60)实际上，费尔巴哈所指认的黑格尔哲学的“形式”正是在思辨中自我运动、自我实现的观念。费尔巴哈认为，要想获得“一般哲学的真理性和实在性，而不是单单这个逻辑的真理性和实在性”，就必须要以“感性直观及其代言人——理智”[6](P62)作为思维的基础。也就是说，费尔巴哈认为具有实在性的客体必须是感性客体，而不能仅仅是观念客体。

　　然而，费尔巴哈无意抛弃黑格尔所说的“理智直观”，而是试图改造“理智直观”，为“理智直观”增加感性维度作为其成立的前提。费尔巴哈认为，真正的理智直观应当是对经验的、具体的存在的直观，因为真正的理智认为“只有一定的存在才是存在”。[6](P62)对此，费尔巴哈提出了“经验的、具体的理智直观”[6](P66)一词，试图改造黑格尔所提及的纯粹的理智直观。因此，费尔巴哈实际上想要反对的是黑格尔哲学的纯粹思维，是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感性的基础这一理论局限。

　　进而，费尔巴哈为了强调自己的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方法的差异，也没有再使用容易与唯心主义哲学混淆的“理智直观”，而是使用自创的“感性直观”一词来表明自己的哲学方法不同于唯心主义哲学。但是，从费尔巴哈的理论意图来看，“感性直观”实际上正是“经验的、具体的理智直观”，只是在德国唯心主义的“理智直观”的基础上增加了感性的维度作为“理智直观”得以成立的前提而已。

　　费尔巴哈提出“感性直观”一词，强调他的哲学方法是以感性为前提的，由此提出了以感性为基础，通过理智这一思维能力把握事物本质的“感性直观”理论。

　　然而，费尔巴哈在其另一本著作《基督教的本质》中，提出了一个以类本质为基础的新思路，并在此基础上颠倒了感性与理智之间的关系，这一推论与他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提出的思路完全背离。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开篇就规定了人所先天具有的三种类本质即“理性、意志、心”，[7](P27-28)他认为这三种类本质是“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7](P27)也就是说，这三种类本质才是人的最为根本的规定。费尔巴哈不仅反过来将类本质看作是人的最根本的规定，还将人的一切对象看作是人的类本质的显现。“你由对象而认识人；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出来：对象是他的公开的本质，是他的真正的、客观的‘我’。不仅对于精神上的对象是这样，而且，即使对于感性的对象，情形也是如此。”[7](P30)也就是说，费尔巴哈认为人所感受到的感觉现象不仅不是客观的感觉经验，反而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人的本质藉由感性对象的自我显现。

　　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感性直观”理论中存在着两种思路。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费尔巴哈不满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以纯粹概念为基础的“理智直观”，要求以感性为基础，并通过理智这一思维能力把握事物的本质；而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却又从作为人的根本规定的三种类本质出发，将人的感性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结果。虽然费尔巴哈从未区分过不同种类的感性，但是在他的上述两个文本中却仿佛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感性”：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感性是作为理智直观得以成立的前提存在的，感性的存在是为了给理智提供客观的感觉材料，因而感性是先于理智这一思维活动的；而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感性却仅仅是人的本质在对象上的显现，因而感觉经验仅仅是主观性的存在，它因人的本质的不同而有差异。

　　费尔巴哈也注意到了其人本学的内在逻辑存在上述不一致性，进而在《未来哲学原理》中，将人的本质在对象上的显现看作“表象直观”，它将为理智提供客观的感觉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把用理智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看作是“感性直观”。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有一段话最能说明“感性直观”与“表象直观”的区别：“人们最初所看见的事物，只是事物对人的表现，而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并不是在事物中看见事物本身，而只是看到人们对于事物的想象，人们只将自己的本质放进事物之中，并没有区别对象与对象的表象。表象在未受教化的（ungebildeten）、主观的人看来，要比直观易于接近；因为在直观中他被排除于自己之外，在表象中他却保留于自己之中。”[8](P326)也就是说，费尔巴哈认为，在宗教的“表象直观”中，人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所以人通过“表象直观”看到的对象并不是对象的本质，而是人自身的本质，人将自己的本质与对象的本质混同起来了。而在“感性直观”中，人能够清楚地区分人自身的本质与对象的本质。要想把“表象直观”提升为“感性直观”——正如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所演示的那样——需要“懂得以前被当作是某种客观物的东西其实乃是主观物”，需要“认识到以前被当作上帝来仰望和敬拜的东西其实乃是某种属人的东西”。[7](P39)也就是说，需要把神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因为“上帝之意识，就是人之自我意识；上帝之认识，就是人之自我认识”。[7](P38)

　　通过对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中“表象直观”与“感性直观”的区分进行文本分析，我们可以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分为两个环节：

　　首先，费尔巴哈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宗教就是将原本属于人的本质对象化并固定为外在于人的独立的本质，感性因为受到宗教表象的污染，沉浸在对宗教表象的崇拜之中而无力于为理智提供客观的经验材料，因而首先要批判各种形式的宗教表象，进而将各种宗教表象还原为属人的本质。

　　其次，经过人本学还原后的感性由于已经清除了宗教表象的污染，因而能够作为理智的基础为理智认识事物的本质提供可靠的感觉材料。

　　可见，费尔巴哈虽然没有直接区分两种不同的“感性”，然而实际上给出了“感性”的两种不同的状态，即未经批判的感性与经过批判的感性。这里所谓的“经过批判”实际上正是经过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批判，也即能够自觉地、有意识地将宗教表象还原为人的本质的思维方式。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声称“一切对象都可以通过感觉而认识”，[6](P173)但是费尔巴哈说完这句话后开始区分不同种类的感觉，“即使不能直接认识，也能间接认识，即使不能用平凡的、粗糙的感觉认识，也能用受过教化的（gebildeten）感觉认识，即使不能用解剖学家或化学家的眼睛认识，也能用哲学家的眼睛认识”。[8](P324)在这段话中，“哲学家的眼睛”一词暴露出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理论的重大缺陷。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一文中指出，“感性”也即感觉经验是“理智直观”得以成立的前提。然而，根据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所说，对事物的感觉可以分为“平凡的、粗糙的感觉”与“受过教化的感觉”，哲学家所具有的感觉不是普通的感觉，而必须是“受过教化的感觉”。费尔巴哈隐秘地将“哲学家的眼睛”与普通人的眼睛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哲学家的眼睛”才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而普通人的眼睛有可能落入到对事物的幻想之中。费尔巴哈在这里想说的实际是，只有经历过他的人本学思维方式的教化才不会落入到对事物的幻想之中，因此这里的“哲学家的眼睛”实际上就是作为哲学家的费尔巴哈的眼睛。

　　进一步思考，费尔巴哈人本学思维方式与德国唯心主义所主张的“理智直观”具有同质性。我们在上文中提到，德国唯心主义的“理智直观”的核心命题是预设了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的同一性，区别在于费希特是将这种同一性设定在“自我”之中，而黑格尔是将这种同一性设定在“概念”之中。通过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分析可以得知，费尔巴哈也同样设定了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的同一，这种同一性被费尔巴哈设定在“人的本质”之中。费尔巴哈认为，“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7](P29)也就是说，对象（客体）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产物，是由人的本质（主体）设定的。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维方式要求我们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对象不过是人的本质的设定，进而有意识地使外部对象返回到人的本质之中。可见，与德国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相同，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思维方式也预设了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的同一性。

　　综上所述，为了将《黑格尔哲学批判》与《基督教的本质》中理论出发点与逻辑推论均有所差异的两种思路阐述清楚，费尔巴哈将两种思路分别概述为“感性直观”与“表象直观”，并将“感性直观”看作能够把握到事物本质的直观而将“表象直观”看作仅能看到事物表象的直观。但是，我们通过分析了解到，费尔巴哈对“感性直观”与“表象直观”的区分实际上制造了“感性”的两种不同的状态。感性在未经人本学思维方式的教化即把宗教表象还原为人的本质时，感性无法给理智提供感觉材料，而是会陷入对宗教表象的崇拜之中，唯有在经过人本学思维方式的教化后，感性才能够扎根于人的本质，进而为理智提供可靠的感觉材料。而人本学的思维方式本质上就是德国唯心主义的“理智直观”，它同样预设了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的同一性。

　　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成功地以“自然-感性先在性”取代了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先在性”，进而成功地“从黑格尔哲学外部打破其哲学体系”，[9]并“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10](P275)费尔巴哈在批判“理智直观”的时候明确地说，感性直观有权反对逻辑，“理智直观”只有以感觉经验作为基础才是有效的；但是，他在批判“表象直观”时，却要求人必须获得“哲学家的眼睛”，必须接受人本学思维方式的教化也即接受“理智直观”的思维方式与逻辑前提，然后才能正确地使用“感性直观”，这使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理论陷入不可调和的逻辑悖谬。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哲学时指出，费尔巴哈为了排除“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而不得不求助于一种“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的“二重性的直观”。[11](P528)

　　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二重性的直观”实际上就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二重性的直观”一词指认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其目的在于揭露费尔巴哈所谓的“感性直观”方法的内在矛盾，并揭示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理论的唯心主义实质。“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就是费尔巴哈的“表象直观”，这种直观由于没有受到过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批判，因而不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而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本质上是“理智直观”，这种直观在费尔巴哈人本学中固然是以“感性”为基础的直观，但由于这种“感性”必须先经过费尔巴哈人本学思维方式也即“理智直观”思维方式的洗礼才能够有效地使用，因而这种直观本质上来说就是“理智直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哲学的问题在于：费尔巴哈在面对矛盾的社会现象时，只能够退回到哲学家的理论世界中去，而不能进一步指出解决现实矛盾的路径与方法。比如，当他看到“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11](P530)这一需要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加以改造的感性的社会现象时，只能够用他的高级的哲学直观即经过人本学思维方式洗礼过的“感性”去排除感性世界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11](P528)也就是说，费尔巴哈面对现实世界的种种矛盾时，也像其他理论家一样，希望通过改变头脑中的观念进而改变社会现实，以为只要改变了人们头脑中的观念，现实中的种种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而以“感性活动”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1](P502)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至多只能把握“单个人和市民社会”，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可以把握“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结合上文所说，费尔巴哈由于强调“直观”，因而仅仅把人看作“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其理论根源在于费尔巴哈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与他们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也就是说，费尔巴哈仅仅从个人的“直观”出发，将自然与人看作是个人所直观的对象，而马克思、恩格斯则是从作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实践中形成的“关系”出发，从人如何生产与再生产整个人类社会这一视角出发，因而能够超越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进而建立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这一全新的理论视角可以称为全面生产理论。[12]

　　具体地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面生产理论从三个方面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理论：

　　首先，生产是全面的活动，而直观是片面的活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11](P162)而全面的生产需要全面占有人的本质，“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11](P189)可见，马克思尽管此时还尚未脱离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但已经认识到直观活动仅是人的各种活动之一种，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也就是说，人需要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并通过这些生产活动占有对象以及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11](P530)而他们所主张的全面生产理论已进入实践的领域中了。实践的领域不排斥理论活动，实践的领域包含了感性直观这样的理论的活动。但是，不像感性直观在费尔巴哈哲学中具有核心的地位，理论活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并不具有特别的地位，作为理论活动的直观只是人的全面的生产活动中的一种特殊的活动。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感性活动”，进而把“需要”理解为人的实践的生产活动的基础，而费尔巴哈主张“感性直观”，因而仅仅把“需要”理解为人的固有的理论能力的基础。费尔巴哈有时也把“感性”理解为人的实际需要，他认为“只有感性的实体需要有在它以外的其他事物才能存在”，[6](P125)但是，费尔巴哈由于满足于对外部世界的直观，因而未能进一步发挥出以“感性活动”为基础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而是倒退回仅仅满足于对世界进行理论把握的唯心主义哲学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把“感性”理解为需要，更是把“感性”理解为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的活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1](P531)正因为费尔巴哈不把“感性”理解为“活动”，他只能把人的各种需要固定为人的本质，认为人不仅仅有物质需要，即“需要有空气才能呼吸，需要有水才能喝，需要有动植物的食料才能吃”，[6](P125)而且人还有思维的需要与情感的需要，“思维是头脑所需要的，直观感觉是心情所需要的”。[6](P111)费尔巴哈仅仅把人的各种需要看作是人的本质的需要，也就是说，只寻求在理论上把握人的本质，而并不寻求在实践上满足人的实际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在现实中实现人的自由，因而将人的“感性”看作是生产活动的结果，是对特定生产方式下的、特定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感知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首先需要生产的乃是物质以及物质生活，是“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需要生产的是“物质生活本身”，其次，“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1](P531)可见，人的全面的需要是由于基本的物质需要的满足产生的，因此，人的各种需要的满足本身就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展开的。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看作是生产活动的产物，而费尔巴哈却把“意识”仅仅看作是感性直观的产物。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认为黑格尔错把语词本身看作是实在者，“对于感性意识来说，一切语词都是名词，都是Nomina propria（专有名词）；它们对于意识本身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它们对于意识来说只不过是一些符号，是以最简捷的方法来达到意识的目的的”。[6](P68)费尔巴哈认为只有通过感性直观把握到的感性对象才是具有实在性的对象。“难道逻辑有了它的那些最初的概念，就不与感性直观及其代言人——理智——相矛盾了？感性直观难道没有权利反对逻辑？”[6](P62)“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的实在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用我们的鲜血来打图章担保的真理。”[6](P68)正因为“意识”是感性直观的产物，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发明了“感性意识”一词，以强调他所谓的“意识”不同于黑格尔的纯粹思维的意识，而是对感性对象进行感性直观而产生的意识。

　　但是，费尔巴哈停留于对感性对象的理论性的认识，而没有进一步追问人与感性对象之间的实践性的关系。因而在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方法中，可以被直观到的只有人的“本质”与自然的“本质”，而不存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费尔巴哈关注的仅仅是人对人本身以及自然界的固有本质的理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指出，由于意识本身就是对关系的意识，一定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就决定了人的意识，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人的感性意识是完全不同的，“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意识，因为他的感性存在还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存在”，这种感性意识完全是由“人本身的劳动创造出来”[11](P231)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基于全面生产理论指出，意识“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1](P533)也就是说，“意识”是社会活动的产物，“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1](P533)并且，“意识”本身就是对“关系”的意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面生产理论中，关系被划分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根基于人的生产活动中，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11](P532-533)

　　综上所述，虽然费尔巴哈同样也把握到了人的“感性需要”与“感性意识”，但费尔巴哈仅仅将片面的“感性直观”看作是人的根本规定，而没有将全面的生产活动看作人的根本规定。费尔巴哈只能从理论上把握人的本质，因而他只能将人的各种本质看作是人的固有属性，并将人的各种实际需要看作是人的固有的需要。费尔巴哈不知道人的各种本质并非先天固有的，而是通过历史性的生产活动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不只是由理论性的“直观”所把握到的“本质”，而是由实践性的“活动”所建立起来的“关系”。自然的本质与人的本质都是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因而自然与人没有固有的“本质”，而是必须由特定的实践活动决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基于全面生产理论才能把握人的本质以及自由的实现路径。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