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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唯物主义对“物”的科学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理论探索过程。在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之前，马克思学习和摘录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汲取了黑格尔、费尔巴哈、斯密等人对“物”(黑格尔眼中的对象，费尔巴哈眼中的感性直观，斯密眼中的劳动产品)的不同理解，形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的人本主义认识论。尽管它是不完善的，但是这一初步尝试构成了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一环。

　　从博士读书期间开始，马克思就在甘斯、鲍威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下逐步阅读和学习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给予了马克思重要的理论启发，所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在确定感性世界的主体性(伊壁鸠鲁)和客体性(德谟克利特)之间进行的认识论扬弃。让我们先简要梳理一下黑格尔对“物”的认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描述了在主客体打交道过程中自我实现为绝对知识的复杂历程，这也是将人类的整个认识过程本体论化的理论。对黑格尔来说，“对象是一个直接的存在，亦即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物”(黑格尔，第490页)。在《精神现象学》开篇，黑格尔就否定了直接将“物”当作对象的认识。他认为，对“物”的直接认识结果是感性确定性，感性确定性使“物”向人们呈现出最丰富而又最贫乏的理解，丰富性在于它的内涵有着无穷的外延，贫乏性在于它仅仅告诉人们:“这东西存在着(es ist)”(黑格尔，第61页;Hegel，S.82)，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它是”。

　　黑格尔继承了自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以来关于“存在/是”(Sein)的西方哲学思想史前提，承认存在本身的真理性和先在性，“对象存在着(ist)，它是真相和本质。对象存在着(ist)，不管有没有被认识到”(黑格尔，第62页;Hegel，S.84)，但是这一纯粹存在对于主体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当主体去认识和把握客体的时候，客体才能成为主体的对象。所以，黑格尔要将存在，或者说对“物”的把握转移到主体的认识活动过程中，即主体(意识)实现自我的认识过程:从感性确定性——“真理的力量依赖于我”(黑格尔，第64页)，到知觉认识到否定性和差异性，再到知性把握对象的“相(eidos)”，即在现象层面把握事物的本质，最终对事物的本质把握要转向主体性的自我意识。换言之，对对象的认识就是对自我的认识，以此来对康德的“物自体”进行超越。

　　尽管这一认识过程在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这种现象学式的认识论却深深影响了马克思的思考，无论是在《1844年手稿》中发现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还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从客观物质生产过程中重新发现主体性劳动对象化的创造过程，都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在有意识地扬弃黑格尔的这一认识方法。此外，黑格尔现象学式的认识论还体现在《精神现象学》中一个首尾呼应的观点:黑格尔在第一章中说:“当其存在的同时已经不复存在”(同上，第66页)，又在最后一章说:“对象已经呈现为一种对自主体而言转瞬即逝的东西”(同上，第489页)。那么，什么是黑格尔说的“不复存在”和“转瞬即逝”的东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来说，转瞬即逝的东西就是人类周遭世界何以形成的物质生产和劳动活动，以及在其背后更深层次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性建构，这在已经形成的周遭世界的“物”中是消逝了的，亦是曾经存在却不复存在的东西，这可能构成了马克思透视“物”的前提。

　　青年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的古典经济学研究中留下了第一份对《精神现象学》内容的摘要，即《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要》(以下简称《摘要》)，这不仅代表了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逻辑对黑格尔认识论的继承，也是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一次积极改造。《摘要》的主要内容是对《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绝对知识”章前半部分的逐字逐句的摘抄，而这一章也是黑格尔对整个《精神现象学》逻辑方法的回顾，讲述了意识如何一步步把握对象并自我实现的历程，即“对象的异己性是如何被克服而达到自己的真理——达到对象即自我的认识的”(张世英，第182页)。这帮助了青年马克思第一次勘破古典经济学语境的“物”。如果将《摘要》与《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部分结合起来研究，可以清晰看出马克思在客体和主体两方面确立了对经济学对象的透视。

　　从客体方面来看，马克思要在“物”中发现主体。与黑格尔的逻辑相似，马克思也是从看似“漠不相干的存在”(MEGA，Band2，S.494)出发来阐释异化劳动的第一层级:他首先将“对象”改造为“劳动产品”，“自我意识”改造为“人(劳动者)”，劳动产品作为已经完成的结果不仅看起来与劳动者本身是无关的，而且作为独立的存在与劳动者相对立。马克思当然不满意这种停留在表象层面的解释，他其次要找寻的是劳动产品背后看不到的主体。在他看来，劳动产品其实是劳动者的对象化和现实化，两者通过劳动活动建构了对象化的主客体关系，但是这种劳动活动不仅在发生的时候就已经“转瞬即逝”，而且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关系建构也已经“不复存在”。所以经济学语境中客体的“物”(产品)只有在与主体(劳动者)的活动和关系中才得以存在，没有经过劳动活动改造的自然物是无法成为产品的。

　　从主体方面来看，马克思要在主体创造“物”的活动中确立自身。马克思不仅认为劳动产品是通过劳动活动创造的，而且还将黑格尔话语中的外化过程，改造为人确立自己类本质的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第53页)，前半句话看起来似乎已经接近新世界观的萌芽，但是其内在逻辑却是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来改造黑格尔哲学的结果。在《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通过外化创造对象，并通过外化在对象中确立自身。而此时的马克思虽然将外化直接改造为“实践”，但是由于此时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更趋向于费尔巴哈的所谓“至高无上的实践原则”(费尔巴哈，第350页)是人与人的爱，而不是在历史性工业物质生产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因此必然会与费尔巴哈一样走向价值悬设的类本质的确立。尽管此时的马克思没有摆脱人本主义的窠臼，但是其在认识论上有了重要突破:劳动活动的创造性是马克思此时理解“物”的切入口，以此透视到对象世界的背后是具有主体性的实践活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还区分了“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马克思，第53页)，这已经无形地表征了周遭世界的存在是资产阶级社会人类实践改造的结果，他极有可能由此走向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创造。

　　在深受黑格尔现象学式认识论的影响下，马克思必然与古典经济学家中的斯密产生强烈共鸣，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也推动了马克思在哲学方面进一步发现私有财产背后的主体性劳动关系。让我们回到历史情境中进行思考，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欧洲是一个被私有财产包围的世界，无论是大到房屋、机器，小到一把锤子、钉子，甚至是私有土地里生长的植物都是具有私有财产性质的。可以说，私有财产构成了马克思周围世界的存在，所以马克思在写作《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时就在思考私有财产的本质问题。当马克思在《巴黎笔记》遭遇斯密的时候，他摘录道:“在土地所有权和资本积累之前的原始状态下，整个劳动产品属于工人。他既没有所有者也没有主人，必须与之分享。”(MEGA，Band2，S.344)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资产阶级社会和封建社会之前，人们劳动活动创造的对象是属于劳动者的，而且这种“属于”是没有私有财产性质的，“物”是用来使用和分享的，这是马克思当时设想的“本真状态”。但是封建社会中的“物”被打上了王权所有的属性，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物”被打上了资本所有的属性，也就成为了令马克思气愤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拨开围绕在“物”之上的私有财产性质的迷雾，尖锐地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马克思，第70页)。尽管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看到私有财产的生产关系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但是他已经沿着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认识到私有财产的本质是人的主体性活动，是自为存在即完成了的劳动，而劳动活动本身已经在发生的时空中“转瞬即逝”了。并且，马克思更深刻地透视到，只有在工业时代中的劳动才能够创造周遭世界，这些“物”作为私有财产反过来完成对劳动主体的统治，即人对自身关系的异化，而前工业时代的人们尚没有能力“向自然立法”，所以农业的劳动产品主要还是自然的赠与，只能“在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中被认识”(马克思，第73页)。这种对不同时代周遭存在的认识方法，即在“物”中找寻主体性劳动活动以及本质性的存在形式，已经远远超越了费尔巴哈式的直观认识。但由于此时马克思的思考尚被人本主义所主导，还无法科学认识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内涵与缺陷。

　　总的来看，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费尔巴哈、斯密等人影响下初步形成了对“物”的双重透视。《1844年手稿》中对“物”的第一重透视是活动的透视，具体来说是主体性的劳动活动。在被改造的外部世界中发现已经消逝的劳动活动，是马克思结合黑格尔在对象中发现自我意识外化过程、斯密在私有财产的构成中发现劳动、费尔巴哈在上帝的对象化中发现人三者的结果，不仅深刻揭示了人面向自然界的存在基础，也是有可能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点的重要基础。但是由于缺乏对现代性物质生产的考察，这种“活动”本身还停留在斯密口中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化状态。在确定了“物”背后是看不见的主体性活动后，马克思通过异化理论形成了一种关系性的批判认识论，即《1844年手稿》对“物”的第二重透视是对资产阶级社会主客体异化关系的认识，具体分为三种关系:(1)劳动产品背后是人与感性外部世界的异化关系;(2)劳动活动背后是劳动者与自身的异化关系;(3)人的类本质背后是人与人的异化关系。这三种关系性透视是青年马克思运用现象学来认识主体外化过程中被私有财产物性遮蔽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构，但是其在方法论上仍具有强烈人本主义倾向，相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这里的“关系”既没有现实具体的历史性，也缺乏生产话语中的社会性。

　　通过对《布鲁塞尔笔记》A(参见孔伟宇，第16－21页)的摘录和研究、对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批判以及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再次研究和总结，马克思逐渐消解了无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异化劳动话语，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物质生产创造的新世界。在《提纲》中，马克思认识到，若想彻底超越费尔巴哈式的直观唯物主义认识论，就必须建立一种以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新世界观，而这种新世界观面对的正是物质生产建构的新世界。换言之，工业时代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类生活周遭的存在，人们认识世界就是认识自己的实践活动。

　　在具体研究马克思新世界观萌芽的理论创造之前，我们需要先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马克思新世界观萌芽的起源，那么这种“意识”的产生必然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即新的世界(周遭存在)决定了新世界观的萌芽。那么，马克思当时所遭遇的物“新”在哪里?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待新世界的“新”:一方面，客观世界是全新的存在方式。马克思当时遭遇的是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不断被人类实践改造的世界。与封建社会不同，人类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仅面对的存在是新的，而且人与物的存在方式也发生了质性的改变。在封建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臣服于自然，人不仅要向“天”祈求风调雨顺，而且还要从“地”里收获粮食，人们吃喝住穿的历史性活动全部依赖于大自然。也是在这样的人与自然的依赖关系基础上，产生了封建社会中人与人的依赖关系，即封建王权的统治关系，以及宗教信仰方式的建构。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萌芽和诞生开始，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尽管人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天气与土地，但人们不再屈服于天地自然对人类生活的限制，人们开始利用机器去征服和改造自然。虽然马克思也承认“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的自然存在形式，但是马克思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不是这些与人无关的自然，而是以“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为基础的“整个现存感性世界”(同上)。所以当马克思在1845年第一次与恩格斯实地参观曼彻斯特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时，他是十分震撼的。也是在这样的新世界中，具有协作活动和工业实践特性的新世界观才有了得以萌芽的现实土壤。

　　另一方面，主观世界是能够认识和改造周遭世界的能力。我们不禁会疑问，当马克思还在大学里研究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时候，他周遭的世界不也是这样的“新世界”吗?当时德国的唯心主义理论家们面对“新世界”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有创造出新世界观呢?笔者认为，马克思在《形态》中写下又删除的一句话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现象:“我对(zu)我的环境(Umgebung)的关系是我的意识”(广松涉编注，第28页)。这句话有两处理论激活点:一是在德语语境中的“环境”(Umgebung)既包括周围的物质世界，也包括周围的人和事，所以这个词也可以理解为“周遭的世界”。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曾摘录罗伯特·欧文道:“外部环境的影响通过每个人的独特结构以独特的方式进行调节，每个人的独特性格就这样在生命中形成、延续和保存”。(MEGA，Band5，S.175)而马克思在《提纲》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页)。“环境”不是与人无关的纯粹客体，而是已经包含了人的生产活动的世界，这正是马克思对以物质生产实践所构成的周遭世界的自觉性指认。二是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对”(zu)的方向性介词，也就是说，意识不是人“与”环境的盲目互动关系，而是人带着已经形成的知识体系能动地去认识被人类改造的世界，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人对同一件事物的认识必然是异质性的。这一重要的判断既是马克思对康德先验综合判断的批判性超越，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基础。在这一点上，科西克是十分敏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对社会的精神再现……既是一种‘反映’又是一种‘投射’。它记录着，同时也建构着和谋划着。”(科西克，第15页)从根本上来说，异化劳动话语中的马克思和科学生产话语中的马克思，所看到的世界和存在是不一样的。此时的马克思在第二次经济学系统研究和工艺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科学的生产话语，这也是他认识世界的新的棱镜。所以，广松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唯物史观并不是狭义的所谓‘历史’观，也不尽‘同时也是社会观’。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本身。”(广松涉，第43页)

　　在厘清了马克思新世界观萌芽的现实基础后，我们来看一看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式唯物主义认识方法的批判。从马克思思想史发展的过程来看，马克思对理论的阐释常常伴随着对同时代理论家的批判，或者说，马克思正是通过扬弃和超越同时代的重要理论来完成自身理论的建构，这恰恰是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和时代性所在。在《提纲》中，马克思从三个方面批判了费尔巴哈式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缺陷:

　　第一，费尔巴哈眼中的“物”没有能动性。马克思在《提纲》中说:费尔巴哈“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在马克思的话语里，从“客体”

　　(Objekts)的单向度出发是不够的，其代表了费尔巴哈直观想象中的主客体关系，因为尽管与主体无关的纯粹客体是人类存在的先在条件，但是纯粹客体在当代社会已经几乎不存在了，经过一代代人的实践改造，主体性历史地蕴藏在了现代周遭世界之中。用马克思的话语来说，“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同上，第50页)不再存在了。而“对象”(Gegenstand)(事物)则与“客体”概念全然不同，因为Gegenstand一词代表了主体对外部世界进行的实践改造，虽然这种实践活动在一定的情境中发生并转瞬即逝了，但是其创造的对象化关系却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在场。所以，对象本身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对对象的认识必须从实践的能动性出发。

　　第二，费尔巴哈眼中的“物”没有历史性。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费尔巴哈试图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宗教的起源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但是如果抛开历史性去看待人的本质，就将再次落入唯心主义的窠臼。所以，尽管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都是从人出发去看待“物”，但其根本性的区别就在于作为费尔巴哈出发点的人是抽象的、非历史的，而作为马克思出发点的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是进行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个人，而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必然是在以往历史发展基础上、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历史性是马克思从实践观点理解“物”的必然性特征。

　　第三，费尔巴哈眼中的“物”没有社会性。在费尔巴哈的理论中当然是有社会的，但是他眼中的社会“是‘市民(bürgerliche)’社会”，而马克思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gesellschaftliche)人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页;MEGA，Band3，S.21)。这两者有什么区别?简单来说，这里的“市民”(bürgerliche)也可以翻作“资产阶级的”，而这里的“社会化了的”(gesellschaftliche)也可翻作“社会性”。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对人的抽象的、孤立的理解是具有资产阶级特性的，这既是资产阶级启蒙精神消灭神话、彰显主体性的体现，也是启蒙运动再次创造一个永恒的新神话的辩证法，“一切基本概念都会变成纯粹形式的外壳”(Horkheimer，S.30)。这样的理论来源导致了费尔巴哈对“物”的理解是僵化和永恒的，这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试图将自身永恒化的观点不谋而合。而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社会性是建立在历史性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一定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它反对一切将自身永恒化和本体论化的企图。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当马克思言说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上)时，他认识到的不仅仅是肉身在场的人，而且是看不见的、变动不居的多重关系性存在。

　　因此，马克思在《提纲》中对“物”的认识同样呈现出双重的透视: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建构了周遭世界，人们认识“物”要从认识自身的实践活动出发，而每个人也是通过过去完成的和当下发生的实践活动，构建了自身的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认识人自身就是去发现其背后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显然，这里的双重透视同样是通过“活动”与“关系”概念完成的，但是与《1844年手稿》中相同的概念有了质性的区别。此时的马克思不仅不再停留在非历史性、非社会性的关系，而且超越了前资本主义理想化的对象化活动，建构了认识新世界的理论雏形。但是，由于《提纲》本身只是马克思试图建构新世界观的雏形，篇幅较短，而且此时的马克思可能还没有开始《布鲁塞尔笔记》B和《曼彻斯特笔记》的摘录学习，也尚没有到曼彻斯特亲眼目睹机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所以《提纲》中的实践话语并没有凸显出物质生产活动及其背后的关系性建构，新世界观的正式出场仍需再次回到经济学研究。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也第一次科学认识了周遭世界的存在，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这一认识论中，“活动”与“关系”的双重透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历史唯物主义之“物”的中介，两者既有区别也相互关联。如果将可见的物性对象当作认识存在的第一层级(直观认识)，那么“活动”就是认识存在的第二层级(第一重透视)，当活动发生的时候，活动本身是可见的，但是它当下发生当下消解。譬如在手工生产一个螺丝钉的过程中，一个工人用锤子敲打螺丝钉的动作当时是可见的，众多工人在流水线上完成各自分工的活动当时也是可见的，但是当螺丝钉制作完成或者进入下一个工序后，这些活动就已经成为了黑格尔话语中的“转瞬即逝”。再譬如在商店购买商品时，消费者购买的行为、店家销售的行为都是当时可见的，但是当购买完成时，买和卖的活动就都消失了。在此基础上，“关系”构成了认识存在的第三层级(第二重透视)，在活动发生的时候，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被同时建构了出来。关系本身是不可见的，当活动消失后，关系却转变成一种看不见的“方式”烙印在人的身上，尽管这种关系常常以颠倒的形式呈现。我们还以刚才的两种活动为例:工人在用锤子敲打螺丝钉的时候，建构了工人与锤子的上手性关系、工人与螺丝钉(以及背后作为自然属性的铁)的劳动塑造关系、流水线上工人与工人之间合作与分工的关系，当生产过程结束，工人与物、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就以这种活动的“方式”保存下来，形成了这个工厂生产的功能水平，也在工人和螺丝钉上烙印上了“生产者”与“产品”的属性。同样，商店中买和卖的活动结束后，“消费”和“售卖”的社会关系属性被凝固在人和物的身上，由此，人才能成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活动创造了物，也反向建构了关系，而一定的活动又是在一定的关系之上开始的。这种双重透视的认识论也是通向《形态》中生产力与交往形式辩证关系的钥匙。下面，让我们分别剖析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这两重透视的具体阐释。

　　第一重透视:发现物背后的活动。“物”何以成为“物”?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可见的周遭世界存在的背后是看不见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参见广松涉编注，第16页)从他们表述的内容来看，“活动”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历史性。周遭世界不是开天辟地就存在的纯自然物，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客体，而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经过一代代人改造自然外部对象的产物，是“第二自然”。而且人类进行改造的对象和水平都是在上一代人类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发展的，所以在每个时代人们面对的“物”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变化而进行变化的。正如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对俄国经济学家斯托奇(Henri Storch)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概括:“如果没有以前生产的亚麻布，我们将永远无法生产帆布。”(MEGA，Band3，S.238)至此，物具有了主体性，主体性又以过去主客体实践的结果为基础进行新的实践，从而形成了主客体关系的历史时间性。二是社会性。人类世界并不是个体劳动的结果，而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之上的客观社会性实践的结晶，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绝不是单纯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功能水平上的社会性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布尔迪厄在精神层面提出的场域理论或许是这种复杂现实关系的继续言说。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关注的是社会历史的一般性发展，只有每个社会个体扮演着社会分工的不同角色，从事各自的实践活动，进而构成生产时，社会整体才会形成一种客观集合，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实践的客观结果。同时，周遭的感性存在又是在一定时空下建构的产物，一定的实践活动受到特定的时空条件的制约，因此“活动”是历史性和社会性共同作用的产物。

　　我们必须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活动”的分析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和工艺学研究基础之上的，活动不仅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工业和商业活动，而且是建立在工业机器大生产上的新世界观。在农业社会和部落社会中，周遭感性存在的循环式特征导致其时间性是相对停滞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的“巴纳手稿”中所指出的“像德国这样一个只有很可怜的历史发展的国家”(广松涉编注，第161页)一样，这里的“可怜”在于德国“没有蒸汽机和精纺机”(同上，第160页)，而这里的“历史”并不是自然时间中的历史，而是人居于主导地位并不断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的“以工业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张一兵，2020年，第480页)。所以，农业和部落社会中生产方式的同质性导致了生产力发展的停滞，这种非历史性的周遭世界并不是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重点。但是进入工业时代以来，机器生产使得人的生产力大大提高，机器带来的生产力变革每天都是崭新的，人们从农业时代屈服于自然变成了主动改造和奴役自然，周遭世界成为了工业的产物，所以马克思曾在《布鲁塞尔笔记》中摘录西尼尔:“力学/机械上的每一项伟大发明都伴随着更大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每一次增加反过来又带来了新的机械发明”。(MEGA，Band3，S.171)正是在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中的“活动”才得以出场，才能成为“物”背后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现实支撑。所以，“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广松涉编注，第26页)，在历史唯物主义所面对的工业社会中，这种活动哪怕只停止一年，周遭世界包括人本身都会不复存在。

　　第二重透视:发现活动背后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客观的经济活动视域中完成了对“物”的第一重透视，有力地批判了费尔巴哈式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形成了全新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但是我们也可以认为，众多的古典经济学家、工艺学家、国势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了“物”背后的现实活动，他们只是不自觉地将其作为理论出发点，例如劳动价值论就是从劳动活动出发的。很显然，马克思恩格斯不会止步于此，基于在布鲁塞尔和曼彻斯特所做的经济学和哲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客观经济活动中完成了对“物”的第二重透视，即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认识论展开。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写道:“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马克思在手稿中于这句话后面作了补充:“人和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Verhltnis)”(同上，第50页)。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对周围物质世界的根本性透视不是停留在客观的经济活动之上，而是要剖析其背后的历史性关系建构;历史唯物主义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看法不是单纯的外部环境决定论，而是重视主体能动性的创造“物”的新秩序;历史唯物主义眼中的关系建构既不是单纯的主客二元关系，也不是关系本体论的结构，而是社会性实践活动背后的运动着的现代性社会关系，是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论。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将现实生活背后的实践活动看作“关系”?为什么以生产话语支撑这种关系建构?其实，“关系”就是实践活动如何表现为物的看不见的中介，“活动”是即时在场的，“物”是持续在场的，而“关系”是由当下在场的实践和交往活动创造的不可见之物，但它却连接了这两种在场性，构成了“物”以什么方式成为“物”、“活动”以什么方式进行“生产”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这种生产方式(Diese Weise der Produktion)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eine bestimmte Art der Tatigkeit dieser lndividuen)，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eine bestimmte Art)、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bestimmte Lebensweise)。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同上，第25页)在原始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段中对“生产方式”“什么”“怎样”都做了下划线标记，这表征了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在“关系”上落地的原因。具体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再一次反对了仅仅从可见的存在的再生产来考察“物”的认识论，因为“方式”是看不见的。每个人的一定的活动特质决定其生活表现出来的特质，同样也构成了一定的生活方式。这种最基始的活动其本质是生产活动，即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作为人们生活方式基础的生产活动，其主要理论支撑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和曼彻斯特进行的古典经济学和工艺学研究。从古典经济学的内容来看，萨伊、斯托奇、罗西、麦克库洛赫等人都是从物质生产入手，物质资料是人进行生产性活动的先决条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也说:“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同上)，即活动是以物质条件为支撑的。此外，马克思曾在《布鲁塞尔笔记》中评论意大利经济学家罗西(PellegrinoＲossi)道:“在生产现象中包含三个要素:l)力，2)应用方式(eine Weise der Applikation)和3)结果。或1)原因;3)结果和2)从原因到结果的转换，通过原因必须发挥的作用才能产生效果。有直接的生产手段和间接的生产手段，即中介。”(MEGA，Band3，S.366)马克思从《布鲁塞尔笔记》开始就特别关注这一“中介”，即如何从原因变成结果的怎样生产问题，从而引导他们去思考是什么将“活动”变成了“物”。从工艺学内容来看，尤尔和拜比吉的研究则是工业时代中如何生产的微观问题，特别是机器构成了现代工人生产和分工的特质、技艺，这种对“上手性关系”(海德格尔语)的早期探索有可能对马克思重新看待人之存在的全新方式产生影响。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对“关系”的具体阐释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关系性建构是在现代社会中人“对”自然创造的全新秩序。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曾经提到“按照物(Dinge)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物”(广松涉编注，第18页;译文有改动)。那么，什么是物的本来面目?他们认为对“人对(zur)自然的关系”(同上)这一问题的解答就是揭开物的本来面目的例子。笔者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用人与(und/zwischen/mit)自然的关系，而是用的人对(zur)自然的关系，这个“zur”是具有“向…/往…去”之含义的，带有一定的方向性。而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使用这个词汇，正是在近代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由被动变为主动的基础上，沿着康德“人向自然立法”话语的延续，也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生活决定的必然意识。同时，马克思在手稿中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补充解释为“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同上，第18页)。在他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历史对自然的关系，历史是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产物，而自然则是作为历史性人类活动的外化表现，两者是分不开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这一段旁边补充道:“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同上)，他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斗争，然而其实在前工业社会中，人根本无法与自然斗争，就像平民必须匍匐在天子面前一样，农耕的农民必须匍匐在天地自然面前。只有到了近代以来，人们通过工业和机器，能够逐渐改造和征服自然，人才有资格与自然斗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物”之本来面目的揭示，正是对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而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同上，第20页)的结果。

　　另一方面，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同上，第26页)，这里的“活动”并不是第一重透视所使用的活动(代表主体性的Tatigkeit和代表整体发展运动的Aktion)，而是Zusammenwirkens，该词在德语中具有协作、合作的意思，词根即“共同的(zusammen)+工作(wirken)”。如果将其翻译为“合作”，那么就可以明显看出，这里讲的就是工业社会机器化大生产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方式。所以马克思在手稿侧栏补充道:“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同上)。马克思在这里以关系性的认识论扬弃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的解释:斯密认为生产力来源于分工，西尼尔将其看作一种活力，罗西将其认定是土地、劳动、资本的力量，马克思在此基础上，从分工引向了机器大生产中特殊的生产力，也就是将古典经济学与工艺学进行创造性的融合和扬弃。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曾摘录尤尔道:“在工艺学上，英语中的工厂制度这个术语是指，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coopération)”(MEGA，Band3，S.348)。马克思在这里摘录的是法语的“合作、协作”，他正是在工厂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去讨论人与人的全新关系，而这种人与人协作的水平则被定义为生产力。由此，人与人协作的方式和水平(生产力)决定了人与人在活动中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其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建构了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这双重关系通过人的活动生产出了周遭世界的存在，从而形成了在生产领域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初步认识。在此意义上，人在其现实性上才会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还初步认识到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颠倒关系，即“个人力量(诸关系)(Verhaltnisse)由于分工而转化为事物性(sachliche)力量”(广松涉编注，第120页;译文有改动)。在他们看来，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被颠倒地表现为一种事物性关系，原本属于人的力量在分工条件下变成了与人无关的统治性力量。分工使原本可见的生产活动被掩盖在了机器生产之下，使原本直接性的人与自然的改造关系、人与人的协作关系被遮蔽于奴役关系之中，使虚假的事物性力量和虚假的意识形态力量统治了个人，形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原则下，“个人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同上，第124页)，每个人看似都是自由的，每个个体在工厂的劳动、在市场的交换似乎都是自愿的，但是这种表面的自愿却是最大的不自由!资产阶级用以统治的不是锁链，而是利用可见的存在(货币)，来进行看不见的奴役(货币背后的资本关系)，所有人(包括资产阶级)都拜倒在事物性的关系之下，受到事物性关系看不见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已经敏锐地发现由于关系性的颠倒而导致“物”对人的统治，但是只有到了马克思中晚期的经济学研究中，他才进一步认识到这种颠倒其实是更为复杂和隐秘的，资本关系已经化身为“普照的光”。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断深化，马克思恩格斯对“物”的认识也将进一步转换为批判性的话语。

　　（作者简介：孔伟宇，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哲学研究》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