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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满：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批判中的“宗教外衣论”
一段时间以来，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的论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学者影响颇深，列宁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2。随着对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深入探索和研究，两位思想家在宗教问题上的其他重要思想愈发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由此挖掘出“宗教异化论”“宗教文化论”等诸多论说。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将宗教言说为“外衣”,并依此对宗教展开阐述，对宗教在特定条件下的历史作用予以了客观分析和评价。
学界既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外衣”提法，也已经有学者将之归纳为“宗教外衣论”,但相对缺乏更加系统和深入的探讨。鉴于此，本文将对“宗教外衣”和“宗教外衣论”的概念进行界说，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中厘清宗教外衣论的理论基础、核心思想和基本方法，然后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应用“宗教外衣论”对历史中不同宗教外衣的批判。该项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认识，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进程，更好认识新时代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一、“宗教外衣论”的概念界说
厘清“宗教外衣论”,我们首先要就“外衣”一词的德文原词及其中文译法进行辨析。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以“外衣”言说宗教的论述并不罕见，中译本的“外衣”一词在德文原文中为die Verbr?mung3、die Verkleidung4等等。Verbr?mung有伪装、掩饰、修饰之意，Verkleidung也有伪装、化妆、假面之意，本文认为中文译本将之统一译作“外衣”是基本准确的。并且，Verbr?mung的动词形式Verbr?men犹指“用毛皮为……镶边”。而Verkleidung的动词形式Verkleiden,其词根Kleidung和Kleiden的涵义分别为“衣服”以及“为……穿衣服”,这皆与中文语境下“外衣”的内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结合原词的各种涵义，我们可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各种“宗教外衣”表述理解为：“宗教式修饰”“宗教式伪装”等等。诚然，“外衣”不过是马克思、恩格斯用以言说宗教的形象化修辞，直白、抽象地言之，“宗教外衣”便是“宗教形式”。
此外，就“外衣”一词本身，值得强调的至少有三点：其一，马克思、恩格斯用以表述“宗教外衣”的德文词汇并不统一，而中文译本将之统一译为“宗教外衣”,本身就是中文译本对马克思、恩格斯宗教外衣论的特色提炼。其二，马克思、恩格斯用以表述“宗教外衣”的语词本身情感色彩相对中性，不含明显褒贬倾向。其三，除“外衣”以外，马克思、恩格斯也曾使用过诸多类似提法5,但这些提法仍然意在言说“以宗教为形式”,与“宗教外衣”提法的意涵基本一致，亦当视作“宗教外衣论”的表述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直接明确提出“宗教外衣论”,而是我国学者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批判论述，概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成果。早在1982年，吕大吉在其《试论宗教的历史作用》一文中就注意到了恩格斯对“宗教外衣”概念的发掘，并提出“宗教外衣论”的提法。他认为“宗教外衣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关于宗教本质问题的基本观念6,并在回顾历史上宗教之作用后认为，宗教“在一定的条件下却可以为反映人民利益的社会政治要求披上一件掩人耳目的外衣；它不是人民自己的宗教，却可以被人民借过来作为工具”7。秦秋也对宗教外衣论有过重要审视，并指出：“‘宗教外衣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也是恩格斯晚年关于宗教社会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8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对“宗教外衣论”展开过一些探讨。总体而言，既往论述缺少对“宗教外衣论”的清晰界说。本文试综合“宗教外衣”概念，结合恩格斯对宗教本质的“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9的论断，将“宗教外衣论”的核心思想界说为：“宗教是人间力量修饰、伪装自身的超人间形式。”(为方便行文和阅读，以下省略宗教“外衣”和“宗教外衣论”的引号，简称为宗教外衣和宗教外衣论)
二、宗教外衣论的理论基础、核心思想和基本方法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宗教持否定态度，而恩格斯则以宗教外衣论强调宗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10。也有学者看到，尽管恩格斯着墨宗教外衣论更多，但马克思亦对此有所涉及，宗教外衣论实际上“最早萌芽于马克思而成熟于恩格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思想结晶”11。本文认为，宗教外衣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
(一)宗教外衣论的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此为其宗教批判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点明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2这已经点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以之批判整个德意志的那些将虚无、抽象、神秘的东西当作主宰的颠倒世界观时，则更为系统地、直接地阐述了这一点：“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3这类论述不胜枚举，相关研究繁多，不再赘言。
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简要表述：“……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4“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论断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石，而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自然也是建基其上，这也就构成了宗教外衣论的理论基础。有学者指出：“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宗教批判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并且用社会经济结构阐释宗教需要的社会根源时，这就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总体上形成。”15
(二)宗教外衣论的核心思想：宗教是人间力量修饰、伪装自身的超人间形式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强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前就已经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尽管马克思以“表现”(der Ausdruck)来言说宗教苦难之于现实苦难的关系，但其意在表述宗教是表达和反映世俗的一种颠倒形式。在此处，宗教之所以是“鸦片”,是因为这个苦难的现实世界“以宗教为精神抚慰”16。只有在这一角度，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本身既无本质也无王国”17的著名论断。
宗教本身无本质，其根源在世俗的现实世界之中。恩格斯用诗意的词句描绘了宗教基于现实世界而产生“彼岸之神”的逻辑，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本质的经典言说：“宗教按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从它的丰富宝库中得到一点东西。”18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论述道：“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19宗教的一切材料及其变化的根基都是其时代的经济关系及其变化，换言之，不同历史阶段的宗教外衣来自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和大自然的内容。究其本质而言，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20有学者指出这一论说“庶几代表马克思主义对宗教本质的概括”21。于是，宗教外衣论立足于此，着重于审理一切宗教对人间力量，尤其是社会中各阶级、群体的力量的修饰和伪装。宗教是人间力量修饰、伪装自身的超人间形式即是宗教外衣论的核心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的基本立场。
(三)宗教外衣论的基本方法：“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就要求从物质生活条件的角度去探寻社会意识的本质，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故而我们要“从地上升到天上”22。将之应用到宗教批判中，核心要义便是将宗教这种空悬的意识形态放到其实践层面的基础——亦即物质的、世俗的、经济的、现实的情况中去理解，换言之，便是将宗教视作外衣，溯根其所覆蔽的此岸活动一并加以批判，此即宗教外衣论的基本方法。
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言说这种宗教外衣论的方法。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23诸如此类的论述，无疑都是要求从世俗基础的角度剖析神圣。马克思还曾对此作出过再直接不过的论断：“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24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就以马克思发现的这一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解释“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的“各阶级利益、需要和要求”25。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宗教批判始终需要落脚在被宗教所掩盖的现实之中，这种宗教批判方法无疑就是宗教外衣论。
综之，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社会物质的、经济基础的东西去解释精神的、上层建筑的东西，而宗教也就无非是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亦根源于现实经济基础。宗教外衣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批判中的直接应用，它认为一切现实的力量均可能覆上神圣外衣，从而成为人间力量的超人间形式；反言之，宗教外衣论的宗教批判方法即是，我们须透过宗教这种超人间形式，剖析其人间力量的根源。
三、覆蔽社会异己力量的宗教外衣的基本类型
马克思、恩格斯言说覆蔽自然的宗教外衣相对较少，他们的宗教批判主要聚焦于覆蔽社会异己力量的宗教外衣，即社会历史中阶级矛盾、族群冲突的宗教外衣。恩格斯观察到，每个阶级都利用它认为自己适合的、符合自己利益的宗教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外衣26,而至于他们具体的宗教观念、组织以及活动方式何如，以及如何评价这些作为外衣的宗教，则须始终紧密联系着具体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宗教外衣所覆蔽的人间活动的主体来看，宗教外衣大致可归纳为两类：统治阶级的宗教外衣和革命者的宗教外衣27。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出发，我们应当回归到具体的历史条件讨论它们。例如，统治阶级的宗教外衣既包含(1)维护进步的统治秩序的宗教外衣，即各民族在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上升阶段中的宗教；同时也包含(2)维护反动的剥削阶级的宗教外衣28,即宗教的“鸦片”作用以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扩张时的宗教外衣等29。革命者的宗教外衣亦是如此，既包含(3)促进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抗压迫、变革生产方式的革命的宗教外衣30,例如资本主义上升阶段中的各种基督教异端思想；又包含(4)不改变经济基础的利益争夺，诸如中世纪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各种宗教外衣。其中，马克思、恩格斯言说得最多的是(2)(3)两类。
(一)进步社会秩序的宗教外衣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们先是为自然，然后是社会，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对于原始社会的人们而言，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他们只能依靠宗教解释世界与自己的生活，换来巨大的慰藉和虚幻的满足，也使得原始部落藉此能够拥有团结和统一的秩序。经由分工和阶级分化，宗教逐渐转化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外衣，但在统治秩序尚处于上升阶段、助推生产力的发展时，它们以及它们的宗教外衣就并不完全是反动的。譬如，罗马在其帝国化进程中将各族神祇吸收到其神灵体系之中，试图以一种多神的世界宗教来神圣化其多民族的世界帝国，后来，历史事实表明，基督教是适应世界帝国需求的最终宗教方案，并逐渐与中世纪西欧社会封建制度相生相成31。中世纪，基督教成为了西欧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在资产阶级尚未兴起、而封建制度仍促进生产力发展时，“中世纪的强烈信仰无疑地曾以这种办法赋予这整个时代以巨大的能量”32。可见，宗教外衣对统治阶级所起的主要作用无非是维护社会秩序，而当社会秩序处于进步上升阶段、其生产关系有利于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巩固这样的统治阶级统治及其社会秩序的宗教外衣也应是值得肯定的。
(二)反动统治阶级的宗教外衣
早在1842年，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一文中就指出封建贵族仍在利用宗教外衣掩饰其政治意图：“这些先生在现代国家中的现实地位远不符合于他们想象中的地位，由于他们生活在处于现实世界彼岸的世界里，由于他们用想象力来代替头脑和心脏，所以他们就不满意实践，就必然求助于理论，不过这是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然而，他们这种宗教具有浸透着政治倾向的论战性的辛辣色彩，并且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为十足世俗而又极其虚幻的愿望披上圣洁的外衣。”33有学者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史上最早对宗教外衣论的明确表述34。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宗教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都可以是剥削和压迫阶级的外衣35。不过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宗教外衣作用更为凸显，且其超人间形式的神圣形象更具迷惑性，故而在意识形态中占据着主要外衣的地位。我们可以就此注意到，宗教作为一种扭曲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常常与以宗教为世界观的经济、政治等此世的理论混合发生作用，其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张力。
马克思著名的“鸦片论”,其实意在指明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外衣麻醉人民，为其提供“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36。确切地说，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矛头直指十九世纪德国宗教，而批判它是为了批判这一外衣之下的德国世俗社会，打破当时德国虚幻的“自信”和“想象”37,将其用以遮羞的宗教外衣彻底撕下，驱散宗教在经济生产和政治制度中造成的迷惑氛围。但马克思、恩格斯也直接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38这正是宗教外衣论的内在涵义：宗教仅仅是一层外衣，宗教批判是推动人们革命、改变经济基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方式，经济基础的改变改变了覆蔽其上的宗教外衣的形态，而宗教外衣的消亡亦需要以经济基础的高度发达为前提。
(三)阶级斗争的宗教外衣
宗教不仅是反动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工具，在“被压迫的生灵”那里，宗教也具有“抗议”“叹息”的作用。尽管在历史中，不少“抗议”“叹息”仅仅发生在意识领域，从而助长了事实上的麻醉效果，但也有一些情况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将之付诸斗争的实践。
恩格斯通过分析基督教的发展历程后指出，基督教在其早期阶段便已经表现出了外衣作用，也充当了联结利益各异的被压迫者一同进行革命的纽带。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中，恩格斯指出：“为了使所有这些人都卷入一个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必须找到这样一条出路。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现世。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39“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原始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但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40恩格斯提醒我们，不仅要透过宗教的外衣洞察其现实的利益矛盾，也要注意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作为外衣的作用与价值。在早期基督教以及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异端那里，被压迫者出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只能以宗教为外衣来进行斗争，并且宗教外衣为这些斗争提供了神圣化的形象，使之对内可以团结斗争力量、对外可以同其他同样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利益集团相抗争。可以说，直到启蒙时期以后，人们才逐渐开始以自然神论、无神论作为理论武器进行社会革新运动，从而削弱了宗教作为斗争外衣的必要性。
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基于宗教外衣论对近代德国基督教异端外衣下的农民运动进行了分析，他直言：“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也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后来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些阶级斗争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么，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不难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41因为彼时欧洲的封建制度以基督教为外衣维护其统治，一切意识形态都统摄在宗教的神圣旗帜之下，要打破封建制度的神圣性，人们就势必需要借助另外一种神圣性与之抗衡，“披上宗教的外衣，把矛头首先指向教会”42,这就使得各种各样的宗教异端应运而生。
恩格斯分析了闵采尔、路德、胡斯和塔博尔派等以神学异端的形式表达其利益诉求的宗教改革和革命运动，他指出彼时许多社会运动都纷纷披着一层宗教外衣43,并且“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44。因为，宗教乃是当时条件下最好的思想武器，当时任何阶级之间、阶级内部的斗争几乎都反映在宗教之中45,“统一德国”的政治思想也以宗教的形式被提出46。
在分析闵采尔、吹鼓手小汉斯等人的起义时，恩格斯认为，宗教外衣在当时为团结民众、宣传革命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譬如他指出：“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预言，闵采尔就用这种语言对他们进行诱导……。”47这说明，恩格斯已经注意到了宗教外衣的作用不仅仅是形式的、表面的，其内在的神学思想和唯灵论色彩的理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促进了人们的起义和革命：“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紧密相连的；……正如他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共产主义。”48就这一点而言，闵采尔披着宗教外衣的革命实践，比起纯粹意识领域的批判更具有改造现实的意义。虽然这些思想仍然还停留在宗教神学的框架之中，但我们仍要客观肯定其进步的色彩。
最后看一下马克思的论断：“当时，农民战争，这个德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事件，因碰到神学而失败了。”49这看似脱离了宗教外衣论的范畴，但实际上马克思同时指出，“新教即使没有正确解决问题，毕竟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只是彻底的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50。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时市民阶级既不够强大又不够发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反叛等级——城市平民、下层贵族和乡村农民——联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贵族首先被击败；农民举行了起义，形成了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城市背弃了农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这些君主攫取了革命的全部果实。”51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外衣论对德国农民战争的评说：导致德国农民运动失败的原因不仅仅是“神学”,还包括其他更多更复杂的因素。
(四)不改变经济条件的权力争夺的宗教外衣
恩格斯指出，除了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斗争，还须注意到不改变经济条件的斗争，在特定历史上，它们都披上了不同的宗教外衣，“波斯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起义，情况也相同或大致相同。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让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52。马克思也对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作出过评述，他指出，太平军披着“魔鬼”的外衣进行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然而“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这场革命也属于“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不改变经济条件的斗争，它披着一层基督教异端的外衣53。
综之，在历史上，各民族、阶级创立或改造出各种宗教作为自身的外衣，但这些外衣为其所披覆的世俗活动提供的只是辅助作用，剥削阶级的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反抗……诸种世俗活动的兴亡成败，其根源在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中。宗教外衣既可以团结原始社会的人们、为中世纪赋予强大精神动力，也可以作为“鸦片”维护反动的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的剥削；既可以促进和助推早期基督徒和德国农民的反抗斗争，也可以为不改变经济条件的权力争夺作辩护。我们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看待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宗教外衣的作用。换言之，对宗教外衣的价值判断应当是以其所掩藏的那个现实关系及利益诉求为基础的，是否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衡量宗教外衣进步还是反动的标准。回到社会存在的基础中研究宗教，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宗教外衣论的基本旨归。
四、余论
我们已经基本说明了“宗教外衣”的概念内涵，阐明了“宗教外衣论”的提法来源、理论基础、核心思想和基本方法，并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应用宗教外衣论对覆蔽社会的不同类型宗教外衣的分析。以下将宗教外衣论与学者们总结出来的其他论说的关系略作探讨。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宗教作出了诸多著名论断，除“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外，还有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宗教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54等等。这些经典论断为后来学者总结出“宗教鸦片论”“宗教异化论”等论说提供了基础。前文已经对“鸦片论”进行了分析，发现马克思对宗教麻醉人民、抑制反抗的阐述，并非仅仅是对宗教本质的言说，而且还是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宗教外衣的批判；对宗教本身是“被压迫生灵”对世俗的一种“抗议”和“叹息”,以及由此爆发的种种斗争和革命实践的言说，则包含对斗争的阶级和革命者们的宗教外衣的分析。“异化论”亦与宗教外衣论不相冲突，它无非是对宗教作为人反映此岸世界的一种颠倒意识的言说，阐述了宗教超人间力量的形式的本质，实质上是关于宗教外衣中宗教意识部分的生成的理论。但正如本文所述，宗教不仅是作为意识，更是作为组织、作为人的实践形式存在于社会之中，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用更为全面的理论去分析宗教。
随着传统形式的政教合一制度的瓦解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理念的普及，宗教借以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也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宗教外衣的多样化。面对当代社会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宗教外衣，我们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将外衣下的人间力量与其特殊宗教形式结合起来认识。当代社会中存在如此多的宗教外衣新形式，其重要原因仍在于各种群体的世俗诉求仍未得到满足。而宗教则因具有超越性的“理念”和“名义”、极具感染力和号召力的行为体系、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等特征，使得这些群体可以披上宗教的外衣来使自身诉求“神圣化”,并加强群体的凝聚力，以追求其世俗利益。以此观诸今日中国社会，就会发现党中央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关于宗教的重要研判，即“宗教问题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有一定的群众性，在许多地方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还受到某些阶级斗争和国际复杂因素的影响”55,实质上就是应用宗教外衣论对当代中国宗教状况的分析。由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断，故而宗教仍将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但由于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故而尽管这些宗教仍然是超人间形式的外衣，但信教群众在性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宗教外衣论要求我们在制定宗教政策、推进宗教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既应充分保障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也应注意到其宗教外衣下的合法合理现实诉求。在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下，推进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建设，既是对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保护，也是尊重和保护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现实利益。此外，通过宗教外衣论，我们就能发现打着宗教旗号的各种犯罪活动，如“三股势力”、以及境外宗教渗透势力等，其本质是不法分子和敌对势力侵害我国人民利益的世俗活动，只不过它们也披上了宗教外衣，从而具有更强的迷惑性和煽动性，故须严厉遏制、打击和抵御。
自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问世以来，其宗教外衣论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已然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检验。尽管囿于时代之故，他们不可能对各种当代宗教现象加以分析，也无法直接指导当代中国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但其基本观点仍然历久弥新。宗教外衣论至今仍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科学性。全面回顾和分析宗教外衣论，我们就能更好理解为什么应当坚定不移地贯彻九个“必须”:“必须深刻认识做好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性，必须建立健全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必须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坚持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必须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必须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56宗教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时代关注现实、研究理论，以此助力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不断提高我国宗教治理现代化水平。
（作者简介：丁满，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 2023-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