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与《论我国革命》，是两篇作者不同、创作背景不同、看似不太相关却存在若干关联的文献。

　　第一，关于《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写作及发表情况。马克思为什么写这封信？1872年4月，由民粹派理论家洛帕廷、丹尼尔逊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在圣彼得堡公开出版。同年5月，马克思评价说：“这本书装订得很美观。翻译得很出色。”[1](P478)《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的出版，犹如投入当时俄国思想界的一块巨石，激起思想的千层浪花，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也遭到沙俄反动势力的封堵和攻讦。1877 年9 月，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庸俗经济学家茹柯夫斯基在俄国《欧洲通报》杂志上发表《卡尔·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对《资本论》展开讨伐，“批判”其所谓的内在矛盾、理论错误。1877年10月，俄国民粹派理论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发表《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竭力为马克思作辩护。在他看来，茹柯夫斯基对马克思这位“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权威”所作的“总鉴定”，“是一个由一系列小谎言组成的大谎言”，“毫无疑问，权威用这种方式是推不翻的”。[2]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他站在民粹派立场对《资本论》所作的辩护和解释，包含着一些严重错误。例如，他提及《资本论》所描述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并推论说：“我们将会紧随欧洲去经历整个过程，对于这一过程马克思已经有所描述并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但区别在于，我们不得不重复该过程，也就是自觉地完成它。至少，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确信不移的俄国人应该认识到这一点”。[2]这就将俄国必将尾随西欧而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大约在1877年10—11月，马克思在了解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以后，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澄清了后者对《资本论》所作的错误解释，表明了他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明确反对把《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发出这封信？对于个中原因，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大致形成了如下有代表性的观点：“担心给刊物带来危险”论、“俄国革命形势消退”论、“观点尚未成熟”论、“担心引起思想混乱”论。[3]后三种观点，各有其道理，但多半是以今人的眼光来揣测马克思的想法，史料依据有待充实。在我们看来，依据恩格斯的解释而得出的第一种观点，是可信的。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了这封信并抄写了几个副本。恩格斯将其中一个副本附在1884年3月的信中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并在信中说：马克思的信“看来是准备在俄国发表的，但是没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因为他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4](P123)

　　恩格斯可能还将一个副本寄给了丹尼尔逊，并要求后者在俄国的一个杂志发表。1885年8月，丹尼尔逊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约两年前您曾交来卡尔·马克思对米海洛夫斯基写的《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答复，要求在我们的一个杂志上发表。发表这个答复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几种杂志一个接一个地被查封了。”[5](P500)在这些遭受厄运的杂志中，就有1884年被查封的《祖国纪事》杂志。丹尼尔逊向恩格斯表示，被查封的杂志的几个撰稿人联合筹办了一个新杂志《北方通报》，杂志的编辑很乐意发表马克思的这封信，“将在杂志第二期即10月号上发表”。[5](P501-502)但由于各种原因，该杂志最终也没有刊登马克思的这封信。值得说明的是，马克思的这封信是用法文写的，最初可能由查苏利奇译成俄文，于1885年先后以石印、胶版誊写版的形式两次在俄国出版，但出版物大部分落入警察手中。1886年，该信以俄文发表在《民意导报》（日内瓦）第5期；后来，该信又由丹尼尔逊翻译成俄文，于1888年10月用俄文发表在俄国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

　　第二，关于《论我国革命》的写作及发表情况。列宁晚年在病榻上为何要口授这篇文章？十月革命发生后，第二国际理论权威考茨基、俄国科学社会主义开路者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理论家苏汉诺夫等人，纷纷发表观点，指责十月革命搞早了、搞糟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回应这些指责，论证十月革命的历史正当性，是列宁当时面临的重要理论任务。口授这篇文章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驳斥苏汉诺夫在《革命札记》中关于十月革命的责难与攻讦。这篇文章是列宁在1923年1月16—17日口授的，评论了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3卷和第4卷。《列宁值班秘书日志》有几次提到这件事。其中，1922年12月24日，“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取来了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3卷和第4卷”。[6](P471)12月2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读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3卷和第4卷）”。[6](P471)1923年1月17日，列宁让值班秘书“读了对苏汉诺夫论革命一书的评论并作了修改。用了10至15分钟的时间口授这篇评论的第二部分”。[6](P472)列宁口授完成以后，这篇文章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转交给《真理报》编辑部，刊发于1923年5月30日《真理报》第117号。原文无标题，标题由报纸编辑部添加。

　　那么，列宁是否知晓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换言之，《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对列宁思想产生过什么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曾做过一些初步的考证工作，认为列宁是知晓马克思晚年设想的。近来，有学者基于文本学考证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7]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判断。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就多处引用这封信的原话并作出阐发。列宁在该书第一编中指出：“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这样不了解马克思，竟然认为马克思准有某种一般哲学的理论；因此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答：他是找错人了。”[8](P162)列宁在该书第三编中引用了这封信的一段原话后接着指出：“马克思是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没有理由把他看做是俄国特殊发展观的反对者，因为马克思对赞成这种观点的人也很尊敬，而克里文柯先生却曲解成似乎马克思‘承认’这种特殊发展。”[8](P231)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还在其他文献中关注过马克思这封信的内容。例如，1906年，恩格斯的《1871—1875年论文集》在圣彼得堡出版。对于这本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恩格斯的著作，列宁进行了认真阅读，并作了批注。其中，恩格斯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所写的跋中引用了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一段话：“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列宁在这段文字旁批注了“注意”。[9](P231)基于上述分析，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表述的观点，极有可能构成了列宁《论我国革命》一文未明确征引的思想理论依据，作为“默会知识”影响着列宁晚年在口授该文时的思维活动。

　　第三，关于两篇文献相互关联的简要总结。从前述关于两篇文献的写作与发表情况来看，《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与《论我国革命》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历史的、逻辑的关联。其一，相似的写作动因。前者是一封马克思亲自写的书信，主要是回应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解读，着力澄清其错误观点。后者是一篇列宁口授的评论，是列宁在病榻上阅读了孟什维克理论家苏汉诺夫《革命札记》后的理论回击，意在驳斥其对十月革命的攻讦。两者都有回应错误观点、澄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认识方面的动因。其二，相同的思想主题。两者回应的对象不同，但事实上都论及了如何看待俄国现代文明发展道路问题，都深刻回答了西方发展道路是不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通往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这个深层次问题。就此而论，两者反映的思想主题基本一致。其三，相继的理论探索。两者反映了马克思和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现代文明发展道路问题前后相继的探索。前者反映了马克思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初期，以回应俄国人的有关争论为契机，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现代文明发展道路问题的深入思考。后者反映了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以驳斥十月革命“早产论”为标靶，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现代文明发展道路问题的接力探索。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与《论我国革命》不仅存在着写作动因、思想主题、理论探索方面的关联，而且在基本主张上相互贯通、基本观点上高度契合，存在跨越时空、彼此呼应的思想共振。

　　第一，反对将西方现代文明发展道路普适化。马克思注意到，米海洛夫斯基抓住《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增补材料中一段针对俄国作家、民粹派先驱赫尔岑的批评性插话，来推测自己关于俄国人为其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发展道路的态度。米海洛夫斯基在其文章中振振有词：“从马克思的评语中可以看到，我们要避免这样的尝试到底有多困难。事实上即便不进行类似的尝试，俄国人民也会经历同样沉重的苦难”。[2]对此，马克思明确表示，他对赫尔岑的评价无论对错，都不能成为揣度他对俄国文明发展道路意见的根据，“决不能根据这点来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等等”。[10](P728)马克思还对《资本论》有关内容作了说明：“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10](P729)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81年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对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演进作了进一步说明，将“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10](P839)对于俄国民粹派而言，能够将《资本论》中的相关概述应用到俄国的，“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10](P730)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推论，他试图将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泛化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10](P730)对于这种错误做法，马克思极其无奈又非常明确地表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0](P730)

　　列宁承继了马克思的前述思想。他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指出：“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8](P162)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的理论家动辄拿德国革命经验来教训布尔什维克，强调德国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俄国就不应该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讥讽道：“甚至其中的优秀人物一听说要稍微离开一下德国这个榜样，也要持保留态度，至于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整个革命中充分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性，就更不用说了。”[11](P775)关于现代文明发展道路，一些人动辄拿西欧发展道路来框套其他国家。列宁深刻指出：“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作某些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做榜样。”[11](P776)

　　第二，论证俄国现代文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19世纪60年代前后，俄国知识界围绕俄国现代文明出路曾展开过反复探讨。其中，民粹派思想先驱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都倾向于认为俄国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发展道路。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现出的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和一些接近唯物史观的可贵观点，马克思多次表达了尊重和赞赏。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米海洛夫斯基既然可以根据自己同赫尔岑的“争论得出我不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结论，那么，他至少也同样有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10](P728)可能是觉得这样的表述略显隐晦、不够直接，马克思接着表示自己不喜欢像米海洛夫斯基所说的那样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而“准备直截了当地说”。[10](P728)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俄国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就必须利用特殊的历史机遇。否则，如果俄国继续沿着它在1861年所开始的道路前行，那它就必将“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0](P728)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俄国特殊发展观”没有直接表态，但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指出了俄国现代文明特殊道路的可能性和条件性，为其后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有关思想的拓展开辟了理论空间。

　　俄国现代文明崭新道路是通过十月革命开辟的。在《论我国革命》中，列宁对苏汉诺夫等人提出有力的质问：“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11](P778)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表现出特殊性，是因为它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必然由于战争而带来一些新的特征；俄国是介于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国家，这“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11](P776)如果人们还停留在对“德国榜样”“西欧道路”的迷恋当中，那么他们注定难以理解这种特殊性。“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11](P778)这段话，充满着对考茨基等人的讥讽，充满着对东方国家革命的期许，事实上也被后来的中国革命所证实。

　　第三，辩证看待生产力因素的决定作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现代文明发展必须以现代生产力为基础。这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结论。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一些人对此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其中，有人将生产力放大成唯一决定作用，忽视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作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都曾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面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类似观点，马克思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2](P599)强调自己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1890年致布洛赫的信中解释道：“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2](P604)如何看待生产力之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现代文明道路的作用这个具体问题，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也有所涉及，只不过较为隐晦。他反对米海洛夫斯基将自己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泛化为历史哲学理论，反对他提出的“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10](P730)这一推论。

　　相比《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而言，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的有关思想更加集中、更加明确。这主要是因为驳论的需要。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缺少生产力发展等方面的前提，因而“是违反马克思的这一学说的：即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13](P398)普列汉诺夫强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俄国生产力正处于发展状态，“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那么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14](P420)苏汉诺夫反复抨击十月革命缺乏生产力条件，斥责布尔什维克“想在我们这个破败的、半荒凉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崩溃的国家里这样做……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15](P541)针对诸如此类的攻讦，列宁直言道：“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11](P776)正因为如此，苏汉诺夫等人把“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当作口头禅，“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11](P777)毫无疑问，这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理解，恰恰偏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列宁通过一系列有力的反问，深刻阐明了十月革命是俄国人民的历史选择——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特殊革命形势，“发展到有条件实现像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11](P777)所能作出的革命抉择时，必须奋起斗争为自己寻求一条文明发展的新路。

　　两篇重要文献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较多的共振点，但归结到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将之称为“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11](P775)从理论上看，苏汉诺夫等人之所以对十月革命的正当性口诛笔伐，就在于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这两篇文献，闪耀着革命辩证法的思想光辉，蕴含着认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现代文明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第一，现代文明发展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发展，马克思在高度肯定它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深刻批判了它的内在矛盾和片面性。对于那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而言，它们是否唯有步西方国家的后尘才能走上现代文明之路？《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蕴含着这个问题的答案。马克思反对米海洛夫斯基将《资本论》有关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泛化为一般历史哲学的做法，强调“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10](P730)这实际表明，从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来看，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就个别国家和民族而论，资本主义并非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列宁深谙现代文明发展道路的辩证法。“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16](P558)这是列宁1915年对一般与个别辩证关系的理论抽象。“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6](P374)这是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阐述的现代文明发展道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在列宁看来，必须“丢掉那种认为这种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11](P778)的“傻瓜”思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开始掌握世界现代化研究的话语权，推行按照所谓欧美经验编写的现代化理论“教科书”，造成“科学领域中最强烈、最野蛮的思想干预之一”。[17](P662)以之为理论依循的许多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不仅没有如愿实现现代化，反而遭遇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事实上，早在1957年，美国学者保罗·巴兰就提出了关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何难以实现现代化的“巴兰之问”，[18]发问尖锐，令人深思。“巴兰之问”代表了国际左翼学者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单一性解释的反思，引发了人们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现代文明出路的思考。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特别提及马克思晚年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的重要启示，强调落后国家“不一定要走欧洲走过的道路，不一定必须经过同样的阶段，它们甚至可能‘躲过’资本主义制度的灾难，创造一些独特的历史形式”。[19](P293)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探索，重温马克思、列宁的有关文献，对于我们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现代化道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逻辑。“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20]

　　第二，非西方文明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与现实性。马克思尊重俄国民粹派为寻求不同于西方发展道路的努力，但反对民粹派不讲条件、不切实际的发展幻想，对其宣扬的所谓“共产主义的黄金国”，“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21](P421)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0](P728)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俄国有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文明发展道路的可能，但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的前提在于抓住历史所能提供给它的最好机会。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马克思指出了俄国农村公社有通过资本主义与不通过资本主义的两种结局。“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0](P824)可见，在论述俄国现代文明发展道路时，马克思非常注重可能与现实的辩证法，注重对历史条件的具体分析。列宁开创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新路，但他的思想根本区别于片面宣扬落后优势的俄国民粹派，是基于对可能与现实、困难与容易的辩证把握，表达了“开始容易完成难”“夺权容易建设难”的深刻见解。[22]列宁深刻认识到，要“把半亚洲式的国家真正变成文明的、社会主义的国家”，[6](P155)将是一条漫长而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他在1918年《给美国工人的信》中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并接着指出，“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一帆风顺”，“革命的道路必须宽阔、畅通、笔直”，“谁就不是革命者”。[23](P563)这表明，列宁既充分认识到革命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但又始终坚信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发展意识开始觉醒。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大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原殖民地国家成功摆脱了殖民统治，纷纷宣告独立，面临着尽快改变落后面貌、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历史任务。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同时并存、相互竞争的大环境，也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两种主要的现代文明发展道路选择。其中，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绝大多数国家并未将发展的可能转化为发展的现实。一些国际有识之士从各方面探究了其中的原因。多斯桑托斯等人主张将“未发展”与“不发达”区分开，将“未发展”理解为前资本主义，而将“不发达”视为现实世界“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性和联合性的结果”。[19](P10)德国学者弗兰克进一步指出：“目前的发达国家过去虽然可能经历过未发展状态，但是绝没有经历过不发达状态。”[24](P162)这些发达国家最初大多依靠海外殖民、对外掠夺的方式来发家致富，并以“中心—外围”为主导框架构建起剥削性的世界体系。因而，发达是以不发达为条件的，不发达是发达的代价。在这样的世界体系中，不发达国家难以实现向发达国家的身份进阶。它们“要建立一种能够达到今天已是发达国家所达到的那种发展阶段的社会，这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是绝不可能的”。[19](P238)这些观点，反映了国际有识之士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道路、发展现状的深刻反思，从侧面印证了马克思、列宁关于非西方文明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辩证方法的科学性与现实价值。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成果。这一重大成果，直接印证了马克思、列宁有关非西方文明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辩证思考。“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2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25]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用科学的方法、切实的努力、顽强的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够将强国蓝图变为强国现实。

　　（作者简介：孙来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