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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马克思构建其理论大厦的筋骨，贯穿于马克思社会理论体系的始末。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注意到时间概念蕴藏的丰富理论价值。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专门设有一章来讨论时间，提出了时间是人的感性活动的形体化反应的观点，进而把时间、感性和现象世界紧密联系起来。虽然在马克思后来的理论中，我们很少看到关于时间问题的专门论述，但时间作为一个潜在线索始终蕴藏在其理论展述中。马克思对时间的重视“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过去的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界划开来，也使他的视野真正地超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牢笼的本质所在”。在《资本论》中，时间构成了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概念工具，这里的时间与早期哲学层面的时间内涵已有了某种区别，这时马克思关于时间的论述已经转换到以政治经济学为语境的物化时间上来。时间成了衡量社会劳动的度量，而不只是人的感性形式。在此，时间的物理特性和心理特性在实践中取得了统一，从而发展出“劳动时间”“自由时间”“闲暇时间”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可见，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时间并不是历史之外的存在，而是内在于历史之中的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延展。“历史”一词不能被曲解为外在的、平均化的抽象时间，而是感性的、能动的时间，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类实践活动的时间性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存在。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性问题，对于我们梳理当下繁杂的时间社会理论，重塑马克思主义解释当代社会现象的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

　　时间的社会特征为认识人类行为提供了全新视角。在马克思之后，学者们充分重视时间所蕴含的丰富理论价值。学者们更加明确地区分了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的不同，并细致地区分物理时间、社会时间、心理时间等概念。在具体研究中，涂尔干将时间和社会事实相结合，明确了时间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涂尔干指出，时间是一种由社会所建立的制度，用以促成集体行动的发生，同时这种制度也会构筑出有相应韵律的社会集体生活。涂尔干研究的实际是建立在“时间历法”等独特时间点上的社会制度而非时间本身，强调“年月日时分秒”等不仅是一种物理度量的划分，还是一种制度，会对人的行为产生结构性影响。挖掘这些结构性力量，就成了时间研究的主要任务。这些研究一类是建立在时间流变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理论，把社会看作特定历史（时间）条件下的结果。如社会转型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等。另一类可概括为关于“时间秩序”的研究，关注社会行动的时间序列，构成了时间的社会形式。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时间与权力的关系，构成了时间政治学的研究脉络。这些研究已形成丰富的理论成果，对于当代社会的具体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但是既有的时间理论要么是在形而上的层次上讨论玄妙的时间哲学，要么是对与时间相关的具体社会现象的研究，本质上是研究那些与时间相关联的社会事实，关于时间概念的使用相当随意。这与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已经相去甚远，有些研究已经脱离了客观时间的唯物性特征，也脱离了主观时间的历史辩证性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实际上，马克思社会理论中关于时间的深刻论述并不过时，不仅能够而且应该为解释当下一系列社会新现象提供思想资源。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时间性议题可以概括为宏观和微观两重意蕴：在宏观层面，马克思是时间政治学的集大成者，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使时间成为了证成社会历史的尺度。在微观层面，时间被视作为衡量商品价值，标志人之解放的尺度。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是以量化的劳动时间为度量的，物化劳动时间使劳动产品成为商品，成为可比较的交换价值，而货币就是其表达的形式。作为一种死的无差别的劳动时间，物化劳动时间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通约性的坐标。马克思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社会内容和历史特征，区分了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内涵。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自由时间”内工人才能真正超越必需和外在目的的制约，把时间占为己有，成为真正的自由的社会主体。在自由时间概念基础上，马克思又将其区分为“一般闲暇时间”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用以说明工人阶级自由时间的消极状态。从以上理论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时间的认识与其社会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特征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时间观以批判性特质，其本质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虽然马克思研究的是工业社会的特征，其时间概念更多在工厂化的“标准时间”层面，但对于以“弹性时间”“碎片化时间”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在西方左翼学者当中，许多学者继承了马克思的时间观，演化出具有启发性的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例如，哈维提出了“时空压缩”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为了加速资本周转的流通以增加获利。吉登斯提出了“时间的虚化”问题，说明现代社会时间与空间的分离现象及其带来的影响。卡斯特尔提出了“无时间的时间”概念，说明在现代信息化的网络社会，社会序列秩序正在变得混乱，社会生活出现了越来越普遍的不连续性与韵律的解构。罗萨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归纳并指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是时间与空间去同步化的“加速”，而且由于速率的差异，人类的日常生活与世界的运行出现了脱节，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异化形式。科恩探讨了时间在行使权力中的作用，把时间直接置于政治进程的核心位置，将其作为具有政治价值的主要因素。

　　可见，在中西方两种世界中，马克思的时间观均不过时。马克思通过将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对立，提出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时间观念：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问题正是从这种时间的维度上展示出了可能性。受所处时代的限制，马克思虽然未预料到自由时间的异化，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理论，对于解释和改进当代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意义。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飞速发展的当下，劳动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时间支配权的争夺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的不平等变得更加隐蔽。“996”“穷忙族”等社会流行现象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主体状态，也反应了资本主义的深层次困境。本研究将沿着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的讨论，开发一个关于时间不平等的概念工具，在经验材料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建立有意义的对话，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时间观对于当代社会现象的批判性认识的发展。

　　（一）自由时间与不平等问题

　　对自由时间的阐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时间观的核心内容。要理解自由时间，必须先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时间概念。所谓劳动时间有两种类型，即作为对象化劳动存在的“物化的劳动时间”和与之相对应的作为活劳动存在的“主体的劳动时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建立在对物化劳动的批判之上，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本质就是这种物化劳动时间在空间延展的历史，资本逻辑就是以全面的物化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一切的逻辑。而作为活劳动存在的“主体的劳动时间”，是一种“作为对象化价值的价值非存在，是价值的观念存在；它是价值的可能性，并且作为活动是价值创造。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是单纯抽象的形式，是创造价值的活动的单纯可能性，这种活动只是作为才能，作为能力，存在于工人的身体中”。马克思将这种主体劳动作为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认为只有当异化的、可计算的物化劳动时间被主体性的劳动时间所替代，并被人类所支配时，人类的自由王国才会真正来临。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自由时间的获得不可能随心所欲。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时间分配是不平等的，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把自己的主体性劳动时间同资本家手中的物化劳动时间相交换，工人得到货币，而资本家则获得了作为主体而存在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沿着“自由时间”的产生和分配这条线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交换价值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基础，劳动时间对于交换价值具有决定性意义。资本家为获取更高的交换价值，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创造更多的社会剩余劳动，并且为其他社会成员自由时间的产生创造条件。“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因此，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由此可见，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一方面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更深刻地建立在具有本体论的时间尺度之上，认为时间权力的争夺是影射劳资双方斗争的一个重要场域，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时间背后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马克思以自由时间想象为基础，勾画出未来社会的形态，即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延长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成员创造了大量的自由时间。马克思认为，当生产力高度发达时，人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不仅包括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时间，还包括自由探索时的非强制性劳动时间。这些时间都是积极创造、可以自我支配的时间，“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的实践。然而，受时空环境的限制，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想象是高度抽象的。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自由时间确实增加了，但这些自由时间在性质上却并未呈现出“积极性”的一面；相反，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更深地隐藏于时间之后，构成了自由时间的新异化。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展现出一些新特征。生产力高度发达，特别是当代互联网经济、智能社会的兴起，“机器换人”以及劳动时空场域的分离，使人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劳动的形式，从而更多地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享受时间。劳动者获得了大量的非劳动时间，且不必要用这些自由时间去交换货币。然而，就主体感受上来讲，当代社会的闲暇时间并未展现出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时间的幸福；相反，时间的荒废与焦虑正成为现代人的“背景乐”，人们普遍感受到的不是自由的临近，而是自由的新焦虑。对于这些问题，一些国内学者区分了从事积极活动的自由时间和“随意消闲、无所事事”的闲暇时间，以此来解释自由时间概念的内在张力。但这些研究并未说明自由时间“不自由”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没有从马克思主义时间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层面出发去揭示闲暇时间的本质。而在这样一种看似自由的时间样态下，实际上深刻隐藏着社会的不平等。事实上，当代社会大量闲暇时间和自由时间的产生并没有彻底摆脱不平等的社会控制，相反随着市场经济与个体化趋势的加深，劳动过程中主体意识的觉醒，传统的劳资不平等正在转向更为隐蔽的、多元的形态，且自由时间下不自由的生活状态已成为社会不平等的映射。

　　（二）时间不平等的社会表现

　　第一，时间占用。与资本主义早期劳资双方围绕劳动时间进行的争夺不同，在发达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严格的劳动分工和时间控制被解除，劳动者拥有高度自主的控制权，从而能够灵活应对劳动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状况和顾客动态，进而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这种劳动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马克思“物化劳动时间”和“主体劳动时间”的边界，创造了一种脱离机器的、创造性劳动的新形态。人们可以更便捷地从事生产活动，并为“弹性工作”时间创造可能。随着互联网以及智能时代的到来，时间和空间的去同步化带来了广泛的社会转变，物化劳动时间与主体劳动时间，以及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边界都变得愈加模糊。这种转变更好地适应了个体化时代劳动者自主意识增强而带来的对时间自由的强烈诉求。然而，享有灵活的劳动时间并不意味着资本主动出让了劳动时间的控制权；相反，资本以赋予劳动者工作时间灵活性的方式换取了劳动者的“甘愿”。但甘愿不等于满意，灵活也并不意味着自由。不平等的时间控制权让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被大量模糊地占用。比如，在权力不对等的背景下，劳动者可能无法拒绝来自上级随时随地的指令，特别是在微信等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主体时间在不平等的占用中已然支离破碎。同时，劳动主体的自主性幻象使其很容易陷入布若威所描述的“赶工游戏”中而不自知，让劳动时间进一步延长。

　　第二，时间消费。与工业化时代广大劳动者缺乏必要的“自由时间”不同，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发展使“机器换人”成为一种趋势，劳动者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非劳动时间。然而，正如马克思对自由时间中“一般性消遣活动”和“较高级活动”的区分，劳动者主体自由时间的支配实际是分化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福特主义之后，“让工人消费得起商品”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压榨工人剩余劳动时间向自由时间“殖民”转变成为一种新趋势。如果说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提高生产率是为了“节约时间”获取更多剩余价值，那么此时的资本逻辑强调的则是消费得掉才有新的生产。西方左翼学者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不是闲暇时间”，他将“闲暇时间”理解为一种不平等的强制时间，说明了自由时间的内在张力。大卫·哈维认为，当资本过度积累后，必须要通过消费才能修复资本的循环机制，因此，一定要开辟专门供人消费商品的时间。德波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间应分为劳动的与非劳动的部分，前者是商品生产时间，即不可逆时间的抽象化，后者以消费时间的补充形式存在着，是商品生产时间的副产品，是作为异化消费的“景观时间”，如“金色海滩旅游周”“黄金度假周”等等。总结而言，当代社会的劳动者虽然获得了大量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但这些时间仍然是被资本占用的。例如，现代社会的网络游戏、娱乐平台等，很大程度上已经主导了我们的闲暇时间。此外，资本派生组织通过信用机制、金融机制等实现了“时间转移”，从而强化了时间消费机制并更隐蔽地推动了资本循环的修复。

　　第三，时间失序。在马克思的时间哲学里，时间本质是主体的实践感受。“由于那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觉是时间本身，这就不能超出时间的界限”，就如同时间变量在量子物理层面没有确切的意义一样，如果脱离了具有感性知觉的主体，那么时间的重要性就无从谈起。所以时间在一定意义上与人对生命的感知是分不开的，对生命时序的认知塑造了人的时间感，这也是生命历程理论立论的基础。与传统静态社会人们复刻自然循环时间观念以及不可预知的生命历程不同，现代社会的时间观念进入了不可逆的进程，并且人的生命也成为了可以被规划的形态。这种关于生命的单向度认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压缩的时空共同塑造了一种难以抗拒的时间秩序，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然而这样的时间结构并不是平等的共识，而是建立在资本主导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上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高度紧张的时间结构。因而，自由时间所带来的自主性幻象让我们饱受苦恼，因为我们不得不在紧张的时间结构中来规划自己的生命，并产生生命历程的混乱。例如，笔者在以往研究中指出，当下职业女性不得不面临现代社会“生命时间表”的加速与拖拽，其与传统社会时间表会产生结构性冲突，并造成主体生命历程的多重时间纠缠。表现在现实社会中，不仅体现为婚姻时间推迟的时间焦虑，而且还容易产生“催婚”等影响幸福感的代际冲突。这些例子只是现代社会时间失序的冰山一角，在不平等且紧张的时间结构下，我们的时间感知变得混乱且无奈，这或许也是人生“躺平”的根源之一。

　　时间成为前台，而资本隐居其后，已成为当代社会运行的潜在特征。自由时间支配权的争夺正成为日常生活领域的重要事件。时间的占用、消费及生命历程的失序也在主观世界决定着人们的认知，进而在实践中影响历史的轨迹。要揭示这一过程就要回归马克思另一个重要理论，即阶级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尽管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现代社会面临许多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阶级分析方法已成为社会分析的一种基本范式，并对于当代许多新社会现象的分析具有深刻的思想穿透力。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主要包含三个层面，即基于生产资料归属关系的阶级归属、阶级成员利益一致的自觉意识、阶级成员间的普遍联系和组织化。在马克思的时代，激烈的劳资冲突和经济利益的分化让阶级差异变得显著，但在当代社会，社会的分化与归属已然超越经济决定论，呈现出更多元和隐蔽的特征。时间就是影响社会归属和实际感受的重要变量，在一个自发运转的社会系统中，我们都可能沦为时间的奴役，从而呈现出一种动态的阶级归属与社会认同。虽然这里沿用阶级概念并不准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沿着马克思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来呈现当代社会的时间困境与社会认同。

　　（一）时间统治：自由困境下的社会归属

　　“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的论断，这里的“抽象”是指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它表征着个人从属于以抽象劳动为核心的普遍交换和社会生产的统治形式，而完成这种抽象统治的关键正是时间。不断延长的劳动时间形成了最直接的人身支配，使得个人意志在抽象的时间统治中显得微不足道。在机器大生产的时代，无论是“皮鞭”之下的强迫劳动，还是通过流水线的科学管理来实现对工人劳动过程的控制，抑或是通过“制造同意”来实现劳动者身心的妥协，对于劳动者生产时间的统治都是社会支配的主要方式。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决定了这个时代支配权力的归属，并由此形成了马克思笔下的阶级归属。在当代社会，虽然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弹性工作”制的出现让劳动者从固定的生产模式下解脱出来，但这并不代表时间统治的资本逻辑发生了变化。有研究者就指出，当前大量平台经济中，虽然工作环境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物理空间，劳动者逃离了流水线上工头们无时无刻不在的监视，但在“责任自治”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双重控制下，劳动者反而处于更加严密而精细的监控体系之下。那些因为向往自由而选择弹性工作时间的人，最后得到的只能是虚假的自由。而且弹性工作制下的待命时间也因为工作任务的“时间占用”而变得碎片化，甚至都难以称得上“闲暇时间”。那么，对于那些从事“较高级活动”的工作者而言是否更好一些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劳动脱离了空间的限制，被占用的劳动过程变得越来越抽象化，“时间占用”更加频繁；同时由于时间消费的普遍化，人们在时间上的消费，如玩游戏、看电影等活动无不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大量“闲暇时间”呈现出“虚假自由”的特征。事实上，资本在消费活动中通过文化的建构、人们生活习惯的培养，把消费者烘托为“上帝”，其本质不过是资本逻辑对人们的变相控制。可以说，基于消费的时间统治正是资本在消费领域施展统治的时间体现，是资本通过时间控制从而服务于自身增殖逻辑的外在表征。总之，对自由时间支配权的控制已经成为时间统治的主要内容，反应了当代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资本逻辑精细化、数字化的过程。对于自由时间的掌控与支配已经构成了社会归属的区分标准，它与主体的自觉意识和人格化特征紧密结合起来成为新的社会归属。真正拥有时间控制权的群体仍是资本的所有者，但资本的所有者在获得时间支配权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被控制的角色，最终在时间控制与被控制的过程中统统沦为时间的奴隶。

　　（二）“打工人”话语：新劳动者的意识自觉

　　阶级自觉是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且已在理论层面形成了广泛的讨论。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阶级意识的觉醒是无产阶级从“自在”状态转换为“自为”状态的关键，也是伴随资本主义的深度发展逐步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觉醒过程。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工厂中分裂的社会结构不同，二十世纪末信息技术的兴起，使劳动群体内部职业分工越来越复杂，大量商业、管理和技术岗位从业者持续增加，“工人阶级”内部呈现出巨大的分化，越来越多的人处于缺乏生产资料而靠劳动换取工资生存的境地。“工人阶级”的理论话语在事实上逐渐淡化并处于被不断塑造的过程。如米尔斯等人提出“新工人阶级”概念以囊括经理、销售和服务人员、掌握专业技术的工人、办公室职员等。一些新兴经济业态使雇佣模式发生根本变革，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弹性工作机制成为主流，劳动形态更多元化，“工人阶级”被描述为“不稳定的无产阶级”、“数字劳工”等新概念。然而，这些被知识分子概括的“工人阶级”新特征并未成为劳动者自觉的阶级意识，相反阶级意识在分化的劳动体系下变得愈加模糊。近年来，在青年劳动者内部逐步形成了“打工人”的自嘲性语辞，且成为网络流行现象。“我们都是打工人”“穷忙族”“打工人不为难打工人”“打工人要团结”等成为一种超越职业类型和社会分层的、泛在的群体意识。如果说传统工人阶级的意识自觉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而产生的，那么当下的“打工人”意识则更多植根于时间统治的焦虑。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分工制度使全体劳动者必须以受雇佣的方式进入社会系统，这样的社会系统正是由资本精心编织的。资本通过对时间的严密支配建构了新的生产关系，并在自由的幻象中使劳动者陷入被动和焦虑，看似自主性的创造活动实则充满被控制感。另一方面，在时空高度压缩的数字时代，劳动者在各种各样的“时间竞赛”和“全景畅视”的时间监控下，正沦为超速运转的系统“工具人”。“工具人”的角色和身份是多元化的，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有文化创造者也有体力劳动者，虽然他们被系统从现实的群体联结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但他们的自我感知却是相似的。这些自在的感知通过互联网的形式成为自为的群体意识，构成了新劳动者的意识自觉。

　　（三）“躺平”“摸鱼”“佛系”：去组织化的时间抗争

　　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除了讨论经济条件和基于经济利益形成的共识对于阶级产生的重要性外，他还强调阶级成员间的“普遍联系”和一定“政治组织”的领导等政治条件。这一点在马克思关于法国农民的论述中尤为显著。只有形成一定的政治组织，才能促成阶级间的共同活动和政治斗争。围绕劳动时间的抗争是阶级斗争的重要主题，这不仅体现为关于劳动时间长短的量的争夺，还体现为对建立在单位劳动时间之上劳动强度的抗争。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性使得组织化的阶级抗争成为可能。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劳动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个体化趋势，传统的、组织化的普遍联系在日趋个体化的社会关系中变成了“无根的浮萍”。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中，劳动者的个性得以充分彰显，劳资二元矛盾变得更加多元化，直接导致了传统阶级归属的模糊性，但这并不代表阶级斗争的理论已失去了生命力。“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传统阶级斗争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中呈现出新的形式，且这种新形式的抗争与劳动者个体化趋势相一致，是以去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的。斯科特最先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在研究马来西亚农民反抗斗争的日常形式时指出，农民会使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磨洋工等“弱者的武器”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以反抗不平等。所谓的弱者武器，实则正是以时间的武器对抗时间的不平等。这在互联网技术充分发展的今天变得更为便利，普遍觉醒的“打工人”意识可通过网络发酵产生自我认同，也会通过网络共鸣形成超越个体特征的集体行动。“躺平”“摸鱼”“佛系”“00后不奉陪”等网络热词从线上的流行文化，进一步扩展为劳动者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的行动。如有研究者发现，外卖骑手会通过与顾客的情感实践，与监管者的“共谋”以及“用脚投票”等方式对抗不平等的时间控制。而“躺平”的职业态度正成为一种流行的职业文化并获得了某种合理性。以上现象表明，去组织化的时间抗争形式也成为了对抗时间不自由的新武器。

　　尽管时间的抗争无处不在，但就当代社会普遍化的时间控制机制而言，这些反抗因资本对自由时间的统治而显得微不足道。德波指出，在异化的时间环境中，主体通过自我迷失以达到自我实现，通过变成他样而成为其自身的真理。那些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占用、消费以及个体生命的失序，无不建立在劳动者自愿的行动之上。现代性的自由承诺在系统化的时间模型中变成了每个人自我奴役的开端，自由时间的愿望也在现代化进程中落空。面对时间的统治，人道主义式的批判或是行为主义式的吐槽都是无效的，只有重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切中时间统治背后的资本逻辑、权力逻辑，并以之作为分析视阈，才能找到走出时间困境的通途，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获得自由时间的解放。根据马克思的预测，在共产主义的时代，劳动者将能够在自由时间里从事创造性的生产活动。虽然马克思没有预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动主体的时间同样存在异化的可能，但他仍然向我们描述了自由时间的理想形态。因此，我们只有戳破自由时间下的自由假象，批判资本主义不切实际的自由承诺，才能摆脱现代人的时间焦虑和由此而来的新的奴役形态。这为马克思主义重新出场创造了机会，在马克思自由时间的理论启示中探讨时间自由的可能，将为我们重塑当代社会的自由叙事。在自动化、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发展的今天，自由时间的解放不仅应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而且已经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且本身就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早已描述过的，“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遗憾的是，受所处时代的限制，马克思并没有对如何更好地运用自由时间以及面临的具体困境作出说明，而这些问题正在成为困扰当代人的新境遇。虽然后现代学者用解构的视角给出了反抗这种困境的答案，但这些批判与行动显得弥散和无力。那么，如何摆脱时间的困境呢？实际上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思考，这些思考给予了我们启示。

　　首先，在劳动过程已经和主体能动性深度结合的时代，劳动者的自觉将成为摆脱困境的首要条件。虽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社会意识的产生与创造本身也是劳动过程。只有劳动者的精神生产、精神劳动自觉才能为日常生活中磨灭的时光赋意，才能更加主动地重塑时间的运用逻辑。比如，列斐伏尔为解决当代社会人异化问题所提出的“总体的人”的方案，归根到底也就是需要人的自觉。马克思认为自由时间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观为我们提供了自我觉醒的武器，主动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观是摆脱时间困境的基础。其次，如何在现代性“铁的牢笼”中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会制度以改变时间不平等背后的社会关系，是时间自由的客观基础。易言之，如何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制度，限制日常生活中无限度的系统殖民，合理控制经济活动的速度，遵从自然规律，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至关重要，而这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再次，对自由时间的合理组织成为对抗时间统治、获取时间自由的重要手段。实际上，在马克思关于自由社会的畅想中，人们并不惧怕劳动，劳动不是负担而是快乐。这时劳动将与休闲融为一体，劳动者不仅会获得对劳动过程的决定权和支配权，而且能够正确认识自身需求和劳动行为的社会意义，从而获得时间的真正自由。这也说明了自由时间并不是人的主体性消耗的时间，而是积极的自由的劳动时间。因此，将现代社会中大量虚耗的闲暇时间以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是推动时间自由的重要途径。科西克就提出了“作为有组织的闲暇的自由时间”概念，认为“自由时间与闲暇不同，后者可以是历史性异化的一部分。自由时间的存在，不仅假定劳动时间的缩短，而且还以物像化的扬弃为前提”。马尔库塞也认为，“闲暇时间必须组织起来，甚至被治理”，“因为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一种闲暇的事情。自由时间是属于自由社会的，而闲暇时间是属于强制性社会的”。这些理论都深刻洞见了自由时间不自由的事实，如果自由时间不能够合理组织起来，劳动者就必将接受系统的殖民而沦为历史性异化的一部分。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观蕴含着人类实现自由解放的理论前景，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重要维度。深刻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时间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考察当代社会的时间困境，科学分析时间不平等的类型与实践机制及其带给日常生活的各种影响，对抗因时间不平等造成的新异化现象具有积极意义。现代性带来的时间困境已经引发了人们的种种不适，并表现为各种暴力的宣泄和语辞的抗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破解这些现实难题仍然是需要当代学者持续研究的问题。

　　（作者简介：王阳，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许皖豫，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