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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与历史的冲突是从《形态》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关于历史概念的一个基本的解释视角。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自然与历史的冲突这一透视视角，清晰地揭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分立：“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把自然联系与社会—历史因素作为区分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的历史观念，早在十年前的《形态》中就已初具雏形。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自然与历史的冲突，提出了把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有机地贯通在一起进行考察的解释框架。从自然形成的性质和特征考察传统社会，从社会和历史视角出发考察现代社会，并基于自然与历史的冲突阐述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传统与现代相互对比的历史自觉，把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与现代工业资本明确地区分开来。他们考察了中世纪条件下城市与乡村的基本状况、城市各手工业团体既相互封闭又相互竞争以及行会制度、城市平民等的历史情况，认为中世纪城市特定的资本形态对考察现代生产方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是由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的，并且由于交往不发达和流通不充分而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计算的资本……而是直接同占有者的特定的劳动联系在一起、同它完全不可分割的资本，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等级资本。”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抽象地和非历史地考察资本概念，而是将其置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对比中加以考察：中世纪的城市资本是自然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表现为自然形成的实物形态，是交往不发达和流通不充分的、同特定劳动相联系的等级资本；而现代资本则是扬弃了中世纪城市的直接性、自然性和地域性并以货币计算的资本，是由于交往发达和流通充分而具有普遍性的、能够得到实现的资本。

　　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从织布业这个最早和最主要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历程中，考察了从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演变，强调由于织布劳动易于分化成无数部门的行业特性，而能够最早、最快地抵制和摆脱行会制度的束缚，并导致了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和商人阶层的产生：“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由商人的出现所促成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然形成的资本与现代资本加以历史区分，敏锐地注意到商人阶层的出现和商业交往的不断扩大是现代资本产生的一个标志；强调地产与动产、土地所有制与工业资本、等级资本与现代资本的历史区分，体现了自然与历史的冲突，标志着社会生产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这对于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的具体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把行会制度与现代早期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冲突，表述为自然形成的资本与活动资本的冲突，认为这种冲突对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演变具有重大意义：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而在那些没有受到刺激去扩大生产的行会里，自然形成的资本却始终没有改变，甚至还减少了。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产生了大资产阶级，而集中在行会里的是小资产阶级，现在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城市里占统治地位了，而是必须屈从于大商人和工场手工业主的统治”。自然形成的资本与正在兴起和扩大的商业、工场手工业的活动资本的冲突，导致了封建等级资本的衰落和现代资本的产生，导致了传统社会的消亡和现代社会的诞生。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自觉的历史意识和世界历史意识，通过自然与历史的冲突这一透视视角，不仅揭示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和秘密，而且阐明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逻辑和机制。社会历史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前提条件。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共同诠释了资本的现代史和资本的世界历史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自然与历史的冲突是为了阐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历史性对立。为了详细区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的重大差异，马克思恩格斯共八次使用了“在前一种情况下……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鲜明的历史对比形式，多方面地阐释了自然形成的具有地域局限性的民族历史与资本的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之间的历史性区分：前者表现为个体必须聚集在一起，后者则表现为人本身已作为生产工具而与现有的生产工具并列在一起，即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前者表现为个体受自然界的支配，后者则表现为人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前者表现为财产(地产)直接的、自然形成的统治，后者则表现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前者表现为个体通过家庭、部落和土地本身等联系结合在一起，后者则表现为个体互不依赖，仅仅通过交换集合在一起；前者表现为交换主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后者则表现为交换主要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换；前者表现为体力活动与脑力活动尚未完全分开，后者则表现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分工；前者表现为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后者则表现为这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即货币的形式；前者表现为小工业决定于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使用，没有不同个人之间的分工，后者则表现为工业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并依靠分工才能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资本携着大工业的强大物质技术力量，逐步消灭了自然形成的一切事物、关系和传统，凸显了自然与历史的冲突，展示了资本以自身的普遍性不断克服地域的和民族的局限性的力量和趋势：大工业“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它还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与资本的协同作战始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资本用工业革命的成果逐步消灭了自然形成的一切状态和共同体，消灭了自然形成的各民族的地域局限性，在终结传统社会、开启现代社会的同时，也由于资本扩张而在世界范围内塑造出全新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自然与历史的冲突意味着资本的世界市场的形成，意味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一个血腥的掠夺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在世界各地，大工业消灭自然形成的一切、消灭各民族的特殊性和局限性都不是同时完成的：“在一个国家里，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地域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那些或多或少是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

　　马克思恩格斯把民族历史日益转化为世界历史这一历史进程，与各民族的地域性市场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密切联系在一起，并用殖民地的开拓和世界市场的扩大来规定世界历史的内涵、性质和特征。自然形成的具有地域局限性的民族历史的逐渐消失与资本的世界市场的开辟和普遍交往的逐渐形成，是始终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概念的内涵及其具体性特征的关键视角之一。

　　与黑格尔把世界精神、理性、自由，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观念、批判等作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基础和本质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从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基地出发，将社会生产力、分工和交往形式的日益扩大，大工业、科学技术和铁路交通业的形成和发展，资本的殖民扩张、自由贸易的扩大和世界市场的开辟，等等，看作消除地域和民族的局限性、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本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资本及其殖民扩张的历史—时间和世界—空间两个维度，生动而深刻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和特征。在这里，我们主要从资本的殖民扩张导致地域和民族局限性的逐渐消失这一世界—空间维度，考察和阐释《形态》中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考察和研究，是在物质生产、社会分工、交往形式、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等现实的历史基地上展开的。在考察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诸现实基点中，社会分工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之所以是一个基础性范畴，是因为它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它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阶级结构的重组、社会形态的演变以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都是起基础作用的强大推动力量。

　　（一）资本与地产的分离：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生与资本的世界市场的开辟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起源与动力追溯到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上，把他们的历史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奠基在社会经济基础而非上层建筑的现实基地上：“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 “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把现代市民社会的辩证法与资本的殖民扩张历史地贯通在一起加以考察，把作为社会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统一的市民社会作为全部历史的发源地和舞台，与从绝对精神、意识、自我意识、国家、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和伟大人物出发去解释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区别开来，并由此规定了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唯物主义性质。

　　社会分工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和世界历史理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把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同城市与乡村的分工和分离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把这种分工和分离看作全部文明历史演变的一条主线，并体现在上层建筑、阶级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机构……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都导致了一系列变革和演变，而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马克思恩格斯从城市与乡村分离、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的历史进程出发，首先考察了这一过程与所有制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矛盾和对立，批判了社会变革问题上的唯心主义意志论观念：“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城乡对立与私有制密切相关，并导致了城市利益与乡村利益的持续对立，而劳动则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异己的力量。因此，消灭城乡对立作为未来共同体的首要条件，取决于许多现实的物质前提而不是观念和意志。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城市与乡村分离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意味着资本与地产的分离，而后者又是现代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产生的基本前提：“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是资本和地产发生分离的前提条件，而资本和地产分离，则意味着以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确立，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产生。现代市民—资产阶级社会的诞生，又意味着资本进行殖民扩张、开辟世界市场具备了基本的历史前提，意味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正式开端。

　　1846年12月，马克思在写作《形态》期间，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有一段关于奴隶制、世界贸易和现代文明相互关系的文字，可作为其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及其辩证法形态的一个旁证：“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用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机器大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让奴隶制消失，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马克思对北美奴隶制进行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把奴隶贸易与现代工业、世界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存亡，置于一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辩证法结构中加以考察，表明马克思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并不是一套抽象法则，而是从对世界各国具体的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中提炼和创制出的活的哲学法则。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辩证法形态，处处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过程的具体考察和生动分析之中。

　　由此可见，把资本终结传统社会而开启现代社会、消除地域的和民族的局限性而开辟世界市场的历史观点，与资本剥削、支配和奴役劳动的阶级观点始终结合在一起，塑造了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辩证结构，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

　　（二）分工与交往的不断扩大：地域局限性的逐渐消失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必将导致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贸易关系和交通状况发生相应改变，社会的阶级结构、政治关系、文化状况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这种分离不仅在传统的城市里继承下来，而且也很快出现在新兴城市中。而建立更广泛贸易联系的可能性能否变为现实，则取决于现有交通工具、政治关系所决定的社会治安状况，以及交往所及地区内的文化水平所决定的比较粗陋或比较发达的需求。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形态演变的考察，不仅考察资本的生产力、大工业、分工、殖民扩张、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等经济领域，而且也考察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中世纪晚期以来，随着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日益发展，必然导致一系列新的经济因素和经济关系的产生，导致新的分工的出现。随着交往日益集中在商人阶级手中，促成了城市近郊以外地区通商的扩大，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由此迅速地发生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交往的日益集中推动了商人阶层的出现和商业革命的发生。14至18世纪初期，影响深远的商业革命就是自然与历史发生冲突、自然逐渐从属于历史的变革过程。生产和交往、生产领域与商业领域的相互作用是这种冲突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不仅引起城市之间新的分工的发生，而且更导致了地域和民族局限性的逐渐消失。这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主要因素之一。

　　由此可见，《形态》中的分工不是一个抽象范畴，而是与世界各国的具体的历史发展状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变革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把作为城市间分工结果的工场手工业与世界市场的出现联系起来，认为不同城市之间分工的直接结果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越出行会制度范围的新的生产部门的产生。工场手工业初期繁荣的历史前提，一是同外国各民族交往的不断扩大，二是人口特别是乡村人口的不断集中和资本的不断积聚。“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者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商业、交往、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和发展，不仅逐渐消灭了国内旧的经济和阶级关系，而且引起国际关系特别是欧洲与美洲之间的贸易发生重大变化，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工这一范畴，描绘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空图式：国内城市之间的分工推动了机器的发明和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并进一步推动了资本的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形成。社会分工、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是一个与所有制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革有内在关联的辩证发展过程。他们一方面把大工业、分工、普遍交往、商业斗争和竞争关系等看作现代生产方式的要素和世界历史的动力，并以此规定世界历史时代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性质和特征，另一方面又总是把现代竞争与工人阶级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并因此一再作出消灭劳动、消灭分工、消灭竞争的论断，体现了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辩证结构。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制高点上，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对比，考察了生产力特别是科技发明等文明成就在历史上能否得到传承这一重大问题。在他们看来，地域性的生产力特别是科技发明在历史发展中是否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状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独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陷入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前现代时期，由于交往和商业处于不发达状态，一旦发生诸如入侵、战争等偶然事件，已有的发明会遭到彻底毁灭，每个地方都必须从头开始，都需要独立地重新发明。分工的发展和商人阶级的产生，特别是范围广泛的城市之间分工和交往的扩大，会带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个客观后果，即地域局限性的逐渐消失。而地域局限性的消失、交往的扩大特别是世界交往的形成，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和文明成就得以长久保存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马克思恩格斯把古代的生产力和交往与现代生产力、普遍交往和自由竞争放在世界历史制高点上进行对比分析，就是为了阐明资本与世界市场对于现代文明成就的保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即只有在由大工业推动的交往成为普遍交往、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且所有民族都卷入普遍竞争的世界历史时代，人类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科技发明等一切文明成果，才能持续地保存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在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相互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自觉地站在世界历史一边。

　　马克思恩格斯以西方与中国和印度的相互关系为例，强调社会分工和普遍交往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论断，而是对中国和印度等落后国家由于西方的殖民扩张而从传统向现代、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演变进行考察的、包含丰富历史内容的具象图式。集经验的历史与哲学的历史于一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生产、分工和交往形式的发展引起整个社会变革的历史观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组成部分，直接地体现在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具体的、历史的和经验的考察中。大工业、分工和交往日益消灭着自然形成的各民族的地域局限性和封闭状态，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个转变实际上是西方列强向落后民族进行血腥扩张的历史过程，意味着自然与历史、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深刻对立。数百年中此起彼伏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中展开的。

　　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携着大工业的巨大威力开辟世界市场、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表述为落后民族自然形成的传统生产方式与欧洲现代生产方式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过程。这是一个在自然与历史的冲突中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

　　（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向英国集中与世界市场的形成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视野中，英国由于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而在开辟世界市场、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在消除一切地域性的封闭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中世纪城市行会制度的情况和特点，阐明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所产生的结果，即新阶级的出现、城市之间分工和交往的扩大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分工和交往的扩大推动了地域局限性的消失，创造了历史向世界转变的基本条件，资本的新时代的曙光由此出现在世界历史的地平线上：世界历史时代的先行序曲最先谱写在西欧、首先是英国这块资产阶级王国迅速成长的土地上。这是以大工业、分工、交往、竞争、科学、航海、殖民、革命等为主要元素的立体组合的交响乐曲。而这些交响乐队的每一位成员，都仅仅是现代资本这一生命有机体的构成要素和表现形式，它们都只是资本殖民扩张、追逐利润的载体和工具，资本的内在本性和需要构成了它们的生命原则和内在灵魂。

　　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历史概念是对世界各国历史进行具体考察和哲学分析的产物。《形态》阐明了率先发生在英国的变革过程：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向英国集中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开辟，而工场手工业日益扩大的需求，又导致了大工业的产生、更广泛的分工、自由竞争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适应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关系变革要求的政治革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其他条件——国内的自由竞争，理论力学的发展……等等——在英国都已具备了。”商业和工场手工业向英国集中的历史结果是世界市场、产品需求和工业生产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最大成果又导致了作为现代生产力产儿的机器大工业的产生。这是首先发生在英国而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一个重大时刻。大工业、自由竞争、世界市场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作为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经济和政治要素，规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和“世界历史”范畴的基本内容。

　　（二）大工业与资本联姻：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的消灭和世界历史的首次开创

　　资本与大工业强力联姻以及自由竞争，成为消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威力巨大的革命力量。大工业不仅使自由贸易普遍化了，而且通过普遍竞争消灭了旧的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一切观念上层建筑的传统势力。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是包括农耕社会在内的一切前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大工业在塑造现代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把一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变成现代工业资本，在塑造现代个体的生存方式、消灭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消灭一切落后国家自然形成的地域局限性、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都发挥了无坚不摧的革命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大工业消灭自然形成的一切、消灭各民族的特殊性和地域局限性的历史变革进程，并不是在一国之内或在世界各地同时完成的，而是在资本的殖民扩张中逐渐展开的。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日益扩大的普遍竞争，不仅会引起国内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且还会把那些处于地域局限性的封闭状态的落后国家推入普遍交往的世界市场中。关于地域局限性逐渐被消灭的问题，在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和50年代的著述中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在个人书信中也常常谈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和现象：“我在第一篇论印度的文章中……把英国消灭当地工业当做革命行为来描述。”“很难想象亚洲的专制制度和停滞状态有比这更坚实的基础。英国人虽然已经使这个国家大大地爱尔兰化了，但是打破这种一成不变的原始形态毕竟是欧洲化的必要条件。只靠税吏是不能完成这项任务的。要破坏这些村社的自给自足的性质，必须消灭古老的工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印度欧洲化的论点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具体案例。

　　资本的大工业和自由竞争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开启了意义深远的世界历史时代：竞争迫使不愿丧失自身历史传统的国家为保护自己的工场手工业而采取关税措施，并在保护关税之下兴办大工业，但“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大工业不仅推动了普遍竞争、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在把所有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变成工业资本的过程中加剧了资本的集中。这是资本主义的青春时期，是大工业（生产力）与资本（生产关系）强力联姻而凸显巨大潜力和生机勃发的历史时期，也是资本进行血腥的殖民扩张即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期。

　　在自然与历史的冲突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封闭传统与乡村部落的孤立状态，旧的所有制关系与民族的传统和界限，地域性的阶级关系和劳动形式，等等，统统都沦陷在以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资本扩张的血腥历史中。资本的殖民扩张所导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重大变革，意味着地域性的生产方式向普遍交往的生产方式的世界历史性转型。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意味着历史与伦理的悲剧性冲突：一方面，资本的生产方式和世界市场客观上促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另一方面，落后国家封闭的社会结构导致了其被西方列强血腥殖民的悲惨命运。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关涉两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关于历史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即资本携着大工业的威力消灭了落后民族自然形成的乡村和城市，消灭了一切自然形成的事物、性质和关系；二是关于阶级与民族的对立和冲突，即阶级关系决定着民族关系，阶级矛盾的解决是民族矛盾解决的先决条件。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世界历史理论之所以充满革命生机和永恒魅力，就在于它包含着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历史主义与自然主义、民族观点与阶级观点等多重而又复杂深刻的辩证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概念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的批判性考察，绘制了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之内在贯通的历史图式和理论结构。他们基于对世界历史特别是欧洲各国历史演变的丰富知识和哲学分析，基于自然与历史冲突的透视视角和解释框架，阐述了社会历史从传统向现代演变、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规律和机制，阐明了通过社会革命消除社会关系的异化形态以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历史趋势，展望了以个体自由和人类解放为本质特征的共产主义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个人活动转变为世界历史性活动以及个人转变为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内在联系。尽管现代私有制使这种转变过程始终受到异己力量的制约，但私有制及其异己力量终将由于它的自我否定的历史辩证法，而被变革现存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革命历史进程扬弃。

　　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有机统一在历史唯物主义和世界历史理论中。他们揭示了现代异己的个人活动成为世界历史性活动在经验上必然具有的历史辩证法的双重性质：在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单个人的活动一方面日益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受到日益扩大的世界市场的异己力量的支配；与此同时，扬弃现代私有制及其异己力量的革命因素也同时在形成和发展中，这种批判的革命的否定性力量也具有同样的经验基础和历史根据。那种一直威慑和驾驭着人的完全异己的资本力量，将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变为人们可以自觉控制和驾驭的对象。世界历史性个人生成的历史辩证法，始终存在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变革进程中：“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这种对德国理论家们来说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将被消灭；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资本的世界市场和普遍交往的历史辩证法，把个人的活动与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个人转变为世界历史性个人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贯通在一起，阐明了个人的解放与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的消灭的有机统一，强调只有消灭现代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把这种异己力量重新转化为人们可以自觉控制和驾驭的社会力量。

　　《形态》作为一部论战性著作，其中的社会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始终携手并肩相向而行。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总是伴随着对现代德国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把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异己力量“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用思辨的、观念的方式，也就是用幻想的方式解释为‘类的自我产生’……从而把所有前后相继、彼此相联的个人想象为从事自我产生这种神秘活动的唯一的个人”。他们在批判和嘲弄布鲁诺关于“自我意识”、施蒂纳关于“唯一者”等思辨唯心主义“胡说”的过程中，凸显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深刻对立，自觉而鲜明地展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和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品质。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之内在贯通的历史图式和理论结构的创制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初具雏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趋于成熟，而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等文本中，越来越具有了科学而完整的经典形态。也就是说，这一历史图式和理论结构贯穿于马克思全部资本—社会历史理论中。

　　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具有具体性和丰富性的特征。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自然与历史的冲突这一透视视角和解释框架，一方面在历史—时间与世界—空间两个基本维度上，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作了自觉而明确的界分；另一方面在自然形成的地域局限性的消除和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开辟的理论语境中，阐明了由于资本与大工业、科学、分工、自由贸易和普遍交往的协同作战而为共产主义社会奠基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并把资本与劳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对立和冲突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也扩展到全世界，从而确立了资本的生产方式和世界市场这一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的历史性中介形式。马克思恩格斯由此绘制了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之内在贯通的历史图式。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的基本内涵，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自觉而具体的历史意识和世界历史意识。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