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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构建新一代货币体系提供了技术基础和历史契机。2021年7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目前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已扩大至17个省（市）的26个地区。准确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数字货币的社会历史性本质，对我国建设新的货币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作为新型货币形态，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是依托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而形成的数字形式的当代货币。数字货币最早出现并广泛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涉及数字技术、货币金融和主权信用等多重维度的当代资本主义产物。货币的数字形态对基于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货币理论提出了挑战。面对这一亟须回应的理论难题，可以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以“价值形式”“货币符号”“货币权力”为节点，从“逻辑前提”“历史生成”“本质透视”三个递进的维度来审视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的逻辑前提：商品价值的形式化

　　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看到，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矛盾体现为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先天分裂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只有经由商品交换的社会抽象机制才能实现私人劳动的社会化，从而使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达成短暂且脆弱的综合。交换的“惊险一跃”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就是生死攸关之事，而抽象的社会劳动所形成的价值则意味着商品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不可捉摸的”关系物，商品的价值无法在商品自身之中得到把握。因此，商品必须与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将后者的使用价值作为自身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才能回溯性地把握其价值。交换价值便是价值的必要表现形式，没有交换价值就没有价值本身。只有在凝聚了“全面的社会关系”的货币形式中，商品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与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的价值才能在货币身上获得充分而统一的表现。所以，同商品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就是货币形式。

　　货币形式作为商品中劳动交换关系的物性结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必然产物。一方面，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具象性化身，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颠倒地表现为市场交换中物与物的关系，这种颠倒将进一步发展为对商品和货币的物性崇拜。另一方面，货币“归属于社会构建与组织的范畴”，它构筑了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结构。商品价值的具象化运动实质上是为资本主义寻找合适的社会关系的形式结构。当人们被强制拉进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关系网络之中时，就已经默许了货币可以作为“万能之物”，资本可以作为理性行为的逻辑座架。

　　资本主义步入数字时代后，为了维持并巩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仍然需要在数字空间中嵌入资本逻辑。“货币物不是物，而是它所替代的关系场境。”就此而言，需要构建一个与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欲望着的崇高对象”，数字货币的历史出场便具有逻辑应然性。尽管数字货币借助于数字技术完成了从物理有形到电子无形的形态跃升，但它依然是商品价值的具象化表现形式，依然占据着一般等价物的位置，依然遵循着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框架。“一切物化都是遗忘”，一切形式化都是对本质的蒙蔽。数字货币以数据形式再次遮蔽了价值与劳动的真实关系，以“无形之形”遮蔽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操控和盘剥。

　　数字货币的历史生成：货币形态的符号化

　　货币虽然创造了解决商品内在矛盾的条件，但同时也造成了商品与货币的外在对立，现在“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两重性被内化到了货币本身的交换价值当中”，造成了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与流通手段职能之间的矛盾：在变化不定的交换过程中，一方面必须保持货币品质以真实代表价值，才能真正体现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必须生成货币符号以充分润滑交换，才能完美适应资本主义的增殖需求。这一矛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构成了货币形态符号化的根本性动力，使得货币与社会劳动的现实联系越来越稀薄。以金本位时代为例，货币基本职能的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升格为“特里芬难题”，即主权国家无法在扩大货币储量以满足经济全球化需求的同时保持币值的稳定。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为先声，新帝国主义摒弃黄金对于货币价值的锚定作用，助推以国家信用为背书的主权货币霸权。当货币的可兑换性在事实和观念上都不复存在时，货币就不再附着于物的定在，而是走向了一种非实在的象征符号。

　　随着货币形态的符号化，资本主义将货币基本职能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不同货币之间的层级关系，形成庞大的货币金字塔，而数字货币则位于这一金字塔的塔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新发展。正如齐泽克所言，只有数字化的“赛博空间”才能为“无摩擦的资本主义”提供框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进入一个由数字符码编织起来的空无的符号王国，在这里，实体空间中的劳动、知识、技能都可以转变为数据编码再度复现到数字空间当中，其中数字货币充当着数据商品世界的“大他者”，主导万物的存在意义。但数字货币的狡计在于不断将自身掩盖在数字符码之下，以理想化的“平等”“和谐”的形式消解人的主体性存在，避而不谈形式之下剥削和压榨的悲惨境况。但实际上，数字货币却深重地导致了人类本真关系的丧失和主体个性的阉割，使得人只能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而存在。

　　符号编码固然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结构的重要支柱，但是，“符号性化蝶”实质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障眼法，符号编码并非真能离开作为社会存在真正基础的客观物质生产。因此，作为价值符号象征的数字货币必须通过信用机制不断确证自身存在，这也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研发央行数字货币对于各个主权国家而言何其重要。以数字货币Libra为例，每Libra数字货币都会有对应价值的一揽子货币和资产做信任背书，被标榜有望成为“超主权货币”。但是，从货币篮子的构成来看，美元占一半比重且刻意回避人民币，Libra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数字货币的背后是隐而不显的政治博弈和国家角力，其数字外壳下包藏着新帝国主义的霸权野心。

　　数字货币的本质透视：货币权力的普遍化

　　马克思在对货币拜物教的批判性分析中，已经发现货币具有“似乎先验的权力”，这是一种外在于人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制力量。作为商品交换的普遍中介，货币展现了“万能之物”的迷人魅力，进而成为“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直至今天，货币金融体系依然是主宰商品世界的“统治者和上帝”，有效建构起“抽象成为统治”的资本主义治理秩序，凭借种种吊诡的经济手段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和掌控。从这个角度审视数字货币可以看到，挣脱了物质属性束缚，实现“无摩擦”自由流通的数字货币实质上为货币权力的普遍发展和全面统摄消除了形式障碍。数字货币作为“符号的符号”“象征的象征”，是马克思笔下资本主义妄图使“抽象成为统治”的极致体现。

　　货币之所以具有至高无上的独特地位和社会权力，是因为它占据着“欲望的不可能——实在界的对象”的位置，即一般等价形式中的一般等价物的位置。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同理，货币之所以是货币，不是因其内在的物质属性与众不同，而是因为它在价值关系中成了等价形式的填充物，从而成为一种神秘莫测的“崇高对象”。这种不可能的欲望对象实际上揭示出了人的社会性维度的缺失：正是因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物化为独立于人之外的货币，人们才会疯狂追逐货币，企图弥合自身私人性维度与社会性维度之间的裂缝。因此，重要的不是某物成为一般等价物，而是那个任由某物填充的空白位置。但由于货币拜物教的遮蔽，人们遵循等价原则，潜意识地认可货币本身就拥有将世界上任何绚丽多彩的存在物同一化的神奇力量。“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人们没有意识到货币是如何将日常生活形塑成商品世界，但是却时刻在感受金钱的力量，时刻在期待财富的增长。当代资本主义货币体系构筑了强大抽象权力的神坛，燃起人们心中对社会地位、权力威望的欲望之火，使得人们深陷资本逻辑的围城。

　　数字货币将货币的抽象统治权力延伸至数字空间，推动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统摄。传统货币体系的升级与数字货币形态的创新都是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限扩大其统治权力的手段。未来的数字货币从发行到应用必将形成一个丰富的产业生态，看似自由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控制和奴役。正如当今互联网金融所体现的那样，资本借助于数字支付平台的数据传输和处理功能，以算法的形式分析人们的投资偏好和消费水平。数字时代看似赋予我们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利，但是它从一开始就已经将我们的行为模式纳入它的统治秩序中。恰如德勒兹所言：“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再通过监控运作，而是通过持续地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

　　货币所代表的社会权力的形成、普遍发展和无限扩展都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恶无限”，一个高度商品化和货币化的世界最终指向的是一个充斥象征意义的单一、空洞、虚无的符号世界。经济现象的背后总是伴随着政治因素，各国积极研发数字货币的现象背后是主权国家、区域组织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较量。数字货币本质上反映的是数字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关系的深化。因此，要打破新帝国主义霸权制造的技术壁垒，有效建立新型世界货币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不被形式所蒙蔽，把握货币与价值的真实关系，在全球经济中积累壮大社会主义因素。在此意义上，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既顺应了历史发展和时代需求，又体现了创造更加合理、平等和多元的世界秩序的大国担当。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