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世纪初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进行初步酝酿和建构，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1.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学术发展提供重要方法论遵循

　　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与方法论，它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成为指导学术发展的重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意识形态在学术体系建设方面的重要指导作用。马克思认为，哲学与无产阶级关系密切，是推动无产阶级不断获得发展的重要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其可以为中国学术体系所遵循，而要发展中国学术体系，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作为理论教导和思想指南，才能真正揭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学术，使之更加适合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因此，唯物辩证法在该时期被广泛运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和方法论遵循。

　　2.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程中“学术建国”的高度自觉与自信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构伴随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程而正式开启，其实质就是结合中国实际打造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该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在学术体系建设过程中积极探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具体路径，他们在学术话语层面的努力探索，恰在学理层面深入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

　　进步理论工作者满怀“学术建国”的历史自觉，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生力军。他们在学术研究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引领，推动了“学术中国化”运动发展。当年李大钊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何干之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等理论研究著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学术创新，建立起崭新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学理基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启了中国史学界的唯物史观学派，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充分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的高度自觉和自信。

　　3.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领导提供了有力政治保障

　　重视并积极引领学术发展，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国情，出台了系列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建立与发展的举措，包括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和学术社团、制定科学对待学术工作者的方针政策等，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构。

　　发展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首要前提，是要有一批致力于学术研究的高水平专家队伍。1923年，党制定的《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指出：“文化思想上的问题亦当注意，这是吸取知识阶级，使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工具的入手方法。”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吸收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主张，后来中国共产党多次阐述将知识分子作为革命的重要力量，要加强“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等。中国共产党重视发展中国学术，强调其对于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的极端重要性，“马列主义是反对黑暗与落后，尊重科学与文明的……现在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抗战建国过程中，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当年毛泽东经常围绕学术问题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理论互动，互动内容涉及哲学、史学、文艺理论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各自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成就，造就了艾思奇、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等一批大师级学者，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人才支持。

　　4.契合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现实考量

　　近代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建立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20世纪初以来，中国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各种社会思潮汹涌而来。学术体系具有鲜明阶级属性，是不同话语主体维护阶级利益的重要手段。各种社会思潮展开了激烈思想交锋，它们基于不同立场从学理层面探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试图争夺中国学术体系建构的主导权。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进行了长期的学术论战和学术批判，在同各种社会思潮交锋中积极捍卫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设。

　　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其革命理论话语在中国广泛传播。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核心内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契合了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时代赋予先进马克思主义者以崭新历史使命，即全面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以最终服务于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客观需要。

　　该时期在推进学术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除了制定正确学术方针和明示学术方向外，还在学术实践中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以更好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

　　1.培养学术体系建构主体

　　学术队伍既是学术研究的主体，又是学术体系的建构者。进步理论工作者在学术体系建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学术，充分发挥了“智囊”和建构者作用。他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一是利用自身语言优势翻译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学术体系建构作了重要理论储备。二是积极撰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著述，创新中国的学术概念、学术语言和学术体系，展现了高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

　　20世纪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初步形成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恽代英、蔡和森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实际探讨有关中国革命的学术问题。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的发展时期，党在文化战线上相继领导成立“左联”“社联”等进步文化团体，凝聚了大批学识渊博的左翼知识分子，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正规化发展。“社联”的主要任务为“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艾思奇、邓初民、朱镜我、吴亮平、王学文、胡乔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但为社会科学研究作出重要理论贡献，而且依据社会历史和革命运动中的实际问题，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延安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蓬勃发展时期，党通过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吸引和培育了一大批活跃在理论、文艺、教育、新闻、科技等领域的学术人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构。

　　2.组建学术体系研究机构

　　研究机构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载体，该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组建各种学术团体，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成功探索出一条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途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组建了“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社会问题研究会”等专业学术研究团体，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每星期六晚举行讨论会；每月终举行讲演会一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加强调设立学术研究团体的重要性，重视学术团体在推进学术发展中的作用，引导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号召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政治经济学。除了各种学术研究会外，还有读书会、学社和书社等团体，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建立“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先后组建“社联”“左联”“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北平教育劳动者联盟”等大批学术团体，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学术步入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轨道。当年“社联”坚持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革命理论的研究与发挥”，“促进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延安时期，革命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积极制定实施相关方针政策，为学术团体研究提供重要制度保障。为深入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会、新哲学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党建研究会等涉及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军事学、社会学等多个门类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既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关注中国革命现实问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良好局面。当年延安中央研究院在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如文化研究室同政治研究室合编《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文艺研究室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纲》、历史研究室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教育研究室着重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等，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作出重要贡献。

　　3.发行学术研究重要刊物

　　学术报刊是党领导建立的以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术为主要目的的学术阵地，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发挥了重要桥梁作用。该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大量学术报刊，如创办的“党的第一个机关报”——《向导》，“突出地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列宁有关中国问题、中国革命的论述和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革命的理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报刊在学术体系建构过程中作用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增强，涌现出办刊办报的热潮，如1934年被称为“杂志年”。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创办《布尔塞维克》《党的建设》等刊物，出版各类左翼文化报刊资料，成为宣传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主阵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进一步构建与发展。还有“创造社”主办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社联”机关刊物《社会科学战线》《研究》，“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等，发表了艾思奇、胡乔木、郭沫若、成仿吾、徐特立等人撰写的许多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的理论文章。这些进步期刊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同各种反动思潮进行坚决斗争，通过报刊载体提升了唯物辩证法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革命报刊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了《解放日报》《共产党人》《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宣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红色报刊，刊登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介绍和学习的文章，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的指导地位。

　　4.出版学术理论研究著述

　　为从更深程度上系统、完整地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艾思奇、朱镜我、吴亮平、许涤新、王学文、柯柏年等人为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哲学与生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张如心的《辩证法学说概论》《无产阶级的哲学》，吴亮平的《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沈志远的《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瞿秋白的《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马克思主义之概念》，陈唯实的《通俗辩证法讲话》等，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李达、艾思奇、沈志远、朱镜我等人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方面著作影响甚远。在哲学方面，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代表作，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成就显著，从1934年到1937年，撰写了《思想方法论》《哲学讲话》《民族解放与哲学》等哲学专著。在《哲学讲话》中，艾思奇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活泼的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用民族化语言把马克思主义“四大理论板块”作了详细说明，成为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读书目。

　　5.创办学术发展教育机构

　　教育机构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该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中国共产党创办的职业教育、正规教育、社会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机构逐渐齐全，领导创建的教育机构主要包括党校、夜校、政治院校与军事学校等，为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还未真正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教育机构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通过建立各类工人劳动补习所、各级党校等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个《决议》中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方针，专门设有“工人学校”一节。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成为第一所干部学校。1925年1月，党的四大决定设立党校、工人补习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等，以重点加强党内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当年国共合作创办的以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著称的上海大学，主要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如瞿秋白讲授社会哲学、施存统讲授社会思想史、萧朴讲授唯物辩证法、李季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其办学方向和教育方针紧跟中国革命实际。这些教育机构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初步发展奠定重要人才储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机构进一步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创办各种训练班、夜校、政治和军事院校等教育与研究机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进一步发展。1933年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等课程，在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方面作出重要探索。

　　延安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逐步走向系统化和规范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众多政治、军事、专业技术院校和研究机构，如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等。这些学校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教学重点，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走向初步成熟。陕北公学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教育、军事教育、劳动教育等，始终把马克思主义革命教育和政治教育放在首位。马列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加强革命理论教育，学院设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哲学、马列主义、历史研究室等相关研究部门，主要开设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如“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学院还重视党员干部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等。

　　6.积极开展学术话语争辩

　　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该时期围绕“中国向何处去”发生了各种“主义”之间的学术论战和学术争辩，各派试图争夺中国革命的学术话语权。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通过严密理论论证和学术建构，最终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

　　毛泽东指出，无论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都要始终保持战斗的姿态，没有对错误思想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健康发展。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三次论战。通过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在中国的传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进步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如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托落茨基主义及机会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关于唯物辩证法、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三大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构。其中，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五四运动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错误思潮论战中最为重要的一次，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学理资源。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围绕“三民主义”展开论战，表现为“三民主义”的真假辨别、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争论和“两个中国命运”的斗争，通过论战，最终使中国共产党获得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通过学术批判，有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对各类社会思潮的引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奠定重要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初步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术体系研究范式。

　　1.以扎根中国实际、探求中国发展道路为研究旨归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性。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构以民族复兴为价值关怀，核心目标在于探求“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政治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构与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相关，该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的重要任务是适应革命形势，在学术阵线上助力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最终完成。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当年胡乔木、艾思奇、朱镜我、吴亮平、陈伯达、王学文、潘汉年、邓初民等进步知识分子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学术创作，从学理层面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合理性，助力革命任务的实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将学术研究运用于社会实践。何干之指出：“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以新的观点来重新估量中国社会的性质。这一尝试不只使人们相信新哲学是世界的最准确的反映，而且使人相信，只有应用这方法，方才可以解剖谜的古国。”

　　当年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陈独秀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之我见》、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瞿秋白的《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等，都是扎根中国实际、探求中国发展道路的代表性著述，为革命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其中，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以近代史上重大问题为抓手，在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基本国情与基本矛盾基础上，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历史发展规律方面的探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提供了历史借鉴。陈启修的《新政治学》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宣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重要方法论指导，提出只有通过实际调查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才能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抗战时期，毛泽东的“两论”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抗战具体实践，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

　　2.以唯物史观为重要方法论遵循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唯物史观与学术研究相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思维范式。进步知识分子积极撰写理论研究著述，推动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与传播，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中国社会特点和革命发展规律，把中国当作客观对象加以分析，对中国革命作出全新阐释。金灿然认为，唯物史观“这种科学的历史观输入中国，已有廿年左右的历史；近十多年来，它更依靠着革命的实践与理论的斗争，在中国史学界取得了压倒的支配的地位”。叶蠖生也指出，“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它正走向独占中国历史园地”。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重视对唯物史观的运用，这是中国学术生命力的源泉所在。在20世纪初期，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实践中学会初步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和探索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被学界称为“五四时期唯物史观启蒙的处女之作”。李达在湖南大学任教时，撰写了《现代社会学》。该书既是一部立足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社会学著作，也是一部重要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代表作。他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该著作提出了“实践的唯物论”命题。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分析经济基础发展变化，阐释中国官僚体制的出现与演化过程。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知识分子通过发动“学术中国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提供坚实理论基础。他们强调以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阐释唯物史观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瞿秋白将辩证法译为“互辩法”，指出它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认为“互辩法的考察一切现象，第一要看现象之间的不断的联系，第二要看他们的动象”。艾思奇在《辩证法唯物论怎样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关于“怎样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和“怎样用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对唯物史观进行了详细阐述。

　　3.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原初动力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其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了丰厚渊博的文化典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文化渊源。这些珍贵文化遗产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优秀学术思想，如古代形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惠民富民的民本思想、“为政以德”的治国思想、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史学思想、德法兼治的治国理政思想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提供了重要学理依据和强劲原初动力。

　　20世纪初以来，当“德先生”“赛先生”“自由”等西方国家主流价值观在中国盛行10余年后，中国思想理论界发现简单照搬西方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无法真正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社会科学界相继掀起了关注传统文化思潮的“中国本位文化”运动和学术中国化运动，呼吁重新审视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自己的固有学术。在立足于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重大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又体现了我国文化发展的民族特殊性。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既满足了人民大众呼吁复兴我国民族文化的实践诉求，又契合广大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统治的理论诉求。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成为推动中国学术现代化建构的重要环节。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优秀文化遗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的必然选择，进步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为范式系统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从文化传承层面保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正确发展方向。吕振羽指出：“我们要珍重民族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其优良传统，吸收其积极的、进步的、有生命力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学术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继承性，进步知识分子以“去其糟粕，吸其精华”为原则，在吸取传统文化精华基础上，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创新与发展。陈伯达的《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尹达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源》等，都重视对儒家思想的学习，主张从历史文化传统中继承有助于抗战的思想武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传承，最终找到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契合之处，从而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学术相结合，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

　　4.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提供重要学理支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过程中，相继建立了旨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为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艾思奇、李达等进步知识分子，撰写了大量哲学研究著作和文章，推动了哲学的学理性研究，为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出重要贡献。他们写的《哲学讲话》（艾思奇）、《辩证法学说概论》（张如心）、《马克思主义之概念》（瞿秋白）、《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吴亮平编译）、《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沈志远）、《通俗辩证法讲话》（陈唯实）等著述，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发展。历史学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学科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伴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初步应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逐渐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作主要有恽代英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简史》、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以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王学文、何干之和王亚南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批判改造旧经济学说、建立和发展新经济学方面较有建树，为建立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出重要理论贡献。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方面，进步知识分子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以之抨击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和无产阶级教育理念，代表作主要有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教育史ABC》等。社会学方面，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社会学学科性质等方面理论研究，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系建构步入初步发展轨道，如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柯柏年的《社会问题大纲》、许德珩的《社会学讲话》等。此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法学方面，“社联”主席邓初民编写的《政治科学大纲》“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中探索有关政治学的指导思想，考察了政治科学的历史发展，研究了政治学的对象”，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先河；等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过程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其不仅仅是作为一门学科，更重要的是为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体系建构提供重要方法论遵循，以唯物辩证法指引着这些学科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从该层面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他各门学科建构与发展的源头活水，有力推动了该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构与发展。

　　该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初步建构，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重要历史影响，其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蜕变

　　马克思主义开创了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新视野，是中国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石。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体系是在“西学东渐”语境下逐渐发展与建构的，其主题主要围绕西方科技、民主制度等领域展开，目的在于师夷长技。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主张吸收西学，当时西学译著的出版发行推动了西方学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我国传统学术体系产生了较大冲击，造成了文化层面国民自信心的逐渐丧失。在20世纪初，我国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原动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社会的文化危机对当时主张学习西方学术体系的中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该时期国人展现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对西方文化的质疑，其典型标志是当时“西方的没落”“东方文明的复活”“东方化”“中国化”等大量学术话语的出现，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体系开始逐步走出国人视野。当时进步知识分子通过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入分析，深刻意识到西方学术体系并不是中国的救世良方，中国还应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去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学术体系。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理论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最终完成了由中国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蜕变，使中国学术真正走上了现代化发展道路。

　　2.在学术领域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话语权是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借助丰富话语载体，确立其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指导地位。

　　该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进步知识分子在同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术论战过程中，通过学术体系建构，为马克思主义由知识理论话语上升为意识形态话语奠定重要学理基础。当年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通过创办报刊、出版论著等方式，深入“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学理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作出积极贡献，彰显出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蕴涵着全新话语系统，为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提供了有力学术支持和崭新思维范式，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伴随着同各种思想、思潮的论争，主要有来自国民党御用文人的严重攻击，以及其他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消解等。李大钊、李达、艾思奇、范文澜、何干之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坚守马克思主义学术担当，以马克思主义话语阐释革命理论，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作出重要贡献。

　　3.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丰富学理资源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构既蕴含着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又体现了极强的理论选择性、现实目的性和应用工具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提供了丰富学理支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过程中，重视推进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从历史与理论的发展脉络看，毛泽东思想就是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研究的重要体现。

　　中国共产党通过系统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术，为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养料和丰富学理资源。当年李汉俊、李大钊、施存统等早期共产党人提出了要产生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定可以在中国实行的，不过如何才能实行，却全靠我们底努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本身蕴涵着统一战线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妇女解放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学理来源。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实际，写出系列经典名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中，有对中国革命总体形势作出详细分析的文本，有对中国革命中军事战略、党的建设、政权问题等进行专题阐述的著述，从各方面阐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问题，最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具有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属性，学理研究服务于政治功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共同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促进了其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既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政治功用，又在实践中推动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

　　4.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大众化普及，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意识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构，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大众化普及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通过在根据地和国统区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方面的理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思想理论基础。

　　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普及，通过决议、训令、指示等方式，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1929年在《宣传工作决议案》中指出，要提高党员理论水平，使“党必须在群众中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为让苏区更多群众认识和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央规定宣传马克思主义要贴近群众、贴近现实。当年中共在苏区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过程中，采取报刊、理论书籍等多样化宣传方式，使广大民众的革命意识和阶级觉悟普遍提高。延安时期，党中央还通过秧歌、戏剧、诗歌、文学等各种方式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大众化。理论工作者借助大量文艺社团和文学刊物，建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话语平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在抗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大众化早已为一些前进的社会科学家所提倡，并且也有些微的成绩表现出来”。这深入提高了他们对先进革命理论的认知，唤醒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