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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691与恩格斯界定马克思学说的方法论蕴含非常类似的是，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问题解决功能：“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2]17。不难看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高度重视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功能。就此而言，探究马克思的方法论意蕴，并且从方法论视域考察包括“从后思索”在内的马克思方法，对于在理论上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体系，在实践上强化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论指南，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始终处于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位置，它为人们深刻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们把握人类社会进步方向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伟大的认识工具和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近年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关注和重视却与它的重要作用并不相称。一方面，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方法的内涵及其表现形态的深度研讨和有效交流不够，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究竟包含哪些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一些学者即使对上述问题作出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是学界仍然远远没有取得研究的共识，导致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的学术积累和学术进步的效果比较有限。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很多论著，尤其是本学科培养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撰写的学位论文中，往往会列出论文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但很多论文展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运用流于标签化的显示和虚无化的应用，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对学术论著和学位论文的有效支撑和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与学界、学者和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的相对忽视是同时并存的现象，这一现象制约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的实质性推进，不利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认识工具价值的实现。马克思针对《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人们的理解状况作出过评价：“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3]19比如，德国资产阶级学者在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的企图没有实现后，就开始批评《资本论》的文体和叙述方法。又如有的俄国学者割裂了《资本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有机联系，认为《资本论》采用了严格的实在论的研究方法，而叙述方法则不幸是德国的辩证法[3]20。正是基于对这些互相矛盾评论的澄清，马克思觉得有必要正面阐述自己写作《资本论》所使用的方法。马克思在谈到一位俄国学者关于《资本论》方法的文章时指出：“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3]21在这段论述之后，马克思集中阐述了自己所运用的辩证法的内涵、渊源及其与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区别，这些是我们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文本依据。

　　考察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解和研究状况，我们很难说马克思在150年前的忧虑已经被中国学界所克服。当前学界尚未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系统研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亟待克服的不足之处。针对这些现象，我们应当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内涵、表现及功能，并且最终要落实到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运用上。毫无疑问，这些工作是系统工程，而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基础性工作便是探究马克思的方法论阐述。因为马克思的方法论阐述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领域的经典文本和基础理论，如果不厘清马克思方法的内涵、指向及其内部关系，那么对其他方法的研究就会缺少根基，或是陷于南辕北辙的境地。

　　在马克思关于研究方法的众多阐述中，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从后思索”的理论性质应当如何把握？一般方法的步骤往往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历史到现在的认识论路线，“从后思索”则采取了从复杂到简单、从成熟到不成熟、从现在回到历史这一相反的认识论路线。马克思对“从后思索”的经典表述有两段：一是“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4]47二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3]93第一段论述采用了“人体”“猴体”比喻的形式，将认识后来形成的事物成熟态，即“人体”作为理解先前形成的事物未成熟态，即“猴体”的前提。这些比喻虽然揭示出“从后思索”的精髓要义，但是还没有实现方法表述的具体和明晰。第二段论述明确地提出了方法表述，即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学界一般把这种方法称为“从后思索”[5]。马克思“从后思索”揭示的道理是理论研究者只有以对事物的整体理解和成熟理解为前提，才能理解事物得以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形态。简言之，理论研究者只有以对事物的现在成熟态的理解为前提，才能理解事物的历史未成熟态。这种从成熟态到未成熟态、从现在到历史、从复杂到简单的认识论路线，明显地与常识、经验以及朴素唯物主义、进化论等认识论路线不一致，乃至截然相反。后者认为只有先行认识事物的未完成态、未成熟态，才能为认识事物的完成态和成熟态奠定基础；只有先行认识历史的事物和简单的事物，才能为认识现在的事物、复杂的事物奠定基础。由此可见，马克思提出的“从后思索”明显颠倒了常识、经验和朴素唯物主义、进化论的观点，那么作为方法的“从后思索”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它的理论意蕴是如何体现的？

　　理解“从后思索”的理论性质，首先需要从这一方法的实践运用层面来切入。马克思揭示的“从后思索”，深刻地展示了人们认识事物过程中的一个始终存在又长期被忽视的层面，这就是对事物完成态、成熟态的整体理解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的真实作用。人们经常从常识的观点出发，把符合事物历史发展顺序的认识顺序看成是正确的认识论路线，即既然事物的历史发展是从未成熟态到成熟态、从未完成态到完成态、从历史到现在，那么采取与之相一致的认识论路线就是正确的，常识的认识论路线可以称之为“从前思索”。例如，人们学习代数时总是先学习较为简单的10以下的1、2……等整数，再去学习10以上的11、12……等整数，最后学习100、1000……等较大整数，最终实现对正整数的比较完整的理解；人们学习几何时总是按照点、线、面、体的顺序来进行，最终实现对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的认识；人们学习语言时同样按照单字、词汇、简单语句、复杂语句、段落和文章的顺序来进行，最终实现对语言的习得和认识，这些现象证明了常识观点的正确性。

　　然而，常识只是揭示出人们认识事物顺序的明显而突出的一面，却未能揭示出人们认识事物顺序的隐秘而被遮蔽的另一面，即人们总是带着对事物的整体理解来认识事物的历史过程和局部细节，从来没有脱离事物之整体的历史过程和局部细节。换言之，如果不在事物的整体性框架中理解事物的历史过程和局部细节，那么关于事物的任何认识都将不可能，尽管人们经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例如，从来没有脱离10的1、2等整数，也从来没有脱离面和体的点、线，更没有脱离语句的单字与词汇，一个不懂代数、几何和语言学的儿童从来都是带着对数字的整体理解、带着对纸张（一个平面）和皮球（一个球体）的常识认识、带着对日常语言的实践习得，去学习和认识整数、点与线、单字与词汇。如果儿童缺失了对事物已经达到的成熟态、整体态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总是以背景知识、默会知识的形态存在，那么儿童将无法理解任何一个简单的整数、点与线、单字与词汇。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从后思索”揭示出人们认识事物的极为隐秘的普遍方面，即人们对事物完成态和成熟态的整体理解时刻支撑着人们对事物作出的任何具体理解，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便是作为事物成熟态的“人体解剖”对于作为事物未成熟态的“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4]47。

　　从实践运用的层面来看，马克思揭示出的“从后思索”与常识所显示的“从前思索”在实质上共同构成人们认识事物的完整路线。就人们认识事物的显性顺序而言，因为事物的未成熟态、未完成态等历史形态，相比于事物的成熟态、完成态等现在形态，具有认识上的易感受性、易把握性和易理解性，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采取从简单到复杂、从历史到现在的“从前思索”方法。然而，就事物内在层次的丰富性、内在形态的联系性而言，事物的任何一个具体层次、任何一种具体形态都是在与事物整体的其他层次和形态的关联中，亦即作为事物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着，所以人们对事物某一层次或形态的理解，无不先行地蕴含着对事物整体的其他部分的理解，至少已经蕴含着对事物整体的初步理解。就此而言，马克思指出的从事物完成态出发认识事物的“从后思索”揭示出人们认识事物的隐性顺序，而人们认识事物的显性顺序正是建立在隐性顺序的前提之上，才能现实地表现出来。

　　“从后思索”涉及到事物的成熟态和未成熟态、现在和历史、整体理解和局部理解的关系，这些关系在方法论层面上关涉的重要问题便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关系。众所周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黑格尔的首创，黑格尔指出：“在哲学历史上所表述的思维进展的过程，也同样是在哲学本身里所表述的思维进展的过程，不过在哲学本身里，它是摆脱了那历史的外在性或偶然性，而纯粹从思维的本质去发挥思维进展的逻辑过程罢了。”[6]55“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7]34可以看出，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中的统一是指哲学史与逻辑规定的统一，不过他的哲学史是以逻辑形态所展现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对历史发展的逻辑思维体现，因此这里的统一在本质上是历史发展与逻辑规定的统一。从这一统一关系的内容来看，黑格尔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包含着两个层次：一是历史与逻辑是不是相互联系、相互照应？黑格尔哲学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二是在坚持历史与逻辑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究竟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还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或者说是逻辑服从历史，还是历史服从逻辑？黑格尔坚持的是后者，即历史发展、哲学史服从于逻辑规定，这就构成了他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问题上的失误。虽然他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透露出巨大的历史感，但是这种历史感总是运行在严丝合缝的逻辑之下，总是在头上笼罩着逻辑这样一个强制性的结构。这个统一关系的历史感在多个地方即将要突破逻辑的结构而喷薄欲出之时，终究又被逻辑规定给掩盖，这与黑格尔坚持历史服从逻辑的观点有着直接关系。

　　那么，黑格尔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与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有什么关系呢？两者的关系就在于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尤其是从逻辑高度看待历史发展的思想给予马克思“从后思索”的启示，这种启示是：只有在一定的历史理解的逻辑制高点上，才能理解历史进程；只有站立在事物成熟态、完整态的维度上，才能理解事物先前的历史过程。黑格尔指出：“方法就是关于逻辑内容的内在自身运动的形式的意识。”[8]36黑格尔的方法实质上是在概念逻辑的层次上对事物本质的考察，尽管马克思对黑格尔将历史归结于逻辑的做法给予了坚决批判，认为黑格尔建立的历史“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9]602，这是“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9]602，但是，黑格尔将历史归结为逻辑的做法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它蕴含着正面的意义，即只有在一定的历史理解的逻辑制高点上才能透视以往历史的秘密和本质。黑格尔以“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10]16为喻，揭示出历史理解所依据的逻辑制高点：“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10]16在黑格尔看来，“实在世界的实体”对于常识思维和知性思维来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隔膜，只有借助于概念思维和思辨思维去认识，才能揭示出“实在世界的实体”，即“实在世界”的概念形态和理想形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把握了现实事物完成自身发展的成熟形态之后才能实现，而对事物成熟形态的把握，就是对历史理解的逻辑上的制高点。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关于概念与历史、哲学与现实的关系的思想，从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从后思索”：“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3]93。依据对事物“完成的结果”的制高点理解，不仅可以理解历史的成熟形态和不成熟形态，而且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从不成熟形态向成熟形态的演化、进步和展开过程。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阐述“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时候具体地展现了“从后思索”的理解和运用。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把“抽象上升到具体”当作了事物“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4]25，将历史按照“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9]602，即逻辑的展开当作了历史本身的产生，这无疑是“陷入幻觉”[4]42的唯心主义谬误。但是，这个错误的方法蕴含着合理的方法论意义，即它可以转化为“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4]42，并且马克思认为它“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4]42换言之，“抽象上升到具体”实质上是以“抽象”这样一个对事物完成形态的初步的整体理解为出发点，将众多“抽象”规定综合起来的思维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从“抽象”规定开始——“抽象”正是对事物完成形态的考察，来把握事物的认识过程。具体来说，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理性“具体”实质上并不是最终的静止的点，而是多种“抽象”规定的综合的过程，是多种“抽象”规定的全面展开和相互联系的整体化实现。就此而言，理性“具体”在人们的思维中借以构成自身的元素、借以再现自身的尺度正是“抽象”。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即是“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4]49而“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及其“内部的结构”正是用考察以往历史的理论的“抽象”规定，也是“具体”借以构成自身的元素、借以再现自身的尺度。尽管经济范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及其“内部的结构”是传统社会经过历史长期发展之后的产物，但是根据“从后思索”的方法论原则，只有依据前者，才能科学地理解后者，即通过对表现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才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4]46。由此，马克思批判性地改造了黑格尔将历史归结为逻辑的做法，将黑格尔从逻辑制高点理解历史的观点转化为“从后思索”的思想，这体现出马克思“从后思索”的深刻理论意蕴。

　　与“从后思索”的实践运用相似的是，人们在理解历史发展的问题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从历史的完成态出发这一同实际发展相反的认识路线。需要注意的是，“从后思索”中的历史理解的逻辑制高点，并非表明只要站在历史完成形态的出发点上就能理解历史。马克思指出：“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4]47即使实现了对历史理解的逻辑制高点，也要对这一逻辑制高点保持严格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如此“从后思索”中的“后”，即历史完成形态，才能成为历史理解的合理的出发点。

　　按照“从后思索”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研究往往会体现出一种以对事物的成熟理解为依据来把握事物的历史过程的特征，我们将体现于研究过程中的“从后思索”称为逆向的研究路线，这一研究路线鲜明地体现在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中。

　　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时，并没有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从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着手，而是从人类社会最复杂的资本主义形态切入，在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4]46的内部结构和本质规律的基础上，再回过头去研究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而揭示这些社会形态的性质和演化规律。例如，在马克思从1843年至去世的40年时间里，他陆续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及其手稿等著作，这些著作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运行机制。然而越是接近晚年，马克思越是毫无预兆地将研究视野突然转向了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例如，在1879—1881年间，马克思研究了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约翰·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以及亨利·萨姆纳·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82年，马克思在阅读约·拉伯克著作《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的基础上作了详细的摘要笔记。这些研究成果在1972年被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纂整理成《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后又被广泛称为《人类学笔记》。除了《人类学笔记》，马克思晚年还整理了内容更加庞大和深邃的《历史学笔记》，共计4册165万多字，几乎倾注了马克思晚年的全部心血。至此，一个倾注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晚年马克思形象逐渐显现。

　　这一现象恰恰表征着马克思“从后思索”这一逆向的研究路线。当马克思尚未具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认知时，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往往停留于原则性的层面，即马克思还无从获得审视人类历史的研究基础，这正像马克思在1859年回忆自己早年参与政治争论的那样：“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11]591只不过伴随着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才真正具备了评判人类历史的基础与视角，由此在研究路线上体现为一种从资本主义研究走向包括前资本主义研究在内的人类历史研究的逆向路线。

　　然而，不少西方学者撇开“从后思索”在马克思研究路线上的逆向特征，只是依据马克思不同年代的不同研究内容，炮制出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相对立的观点，称马克思是对“现实问题研究的无力”，所以一头扎进原始社会的研究中成为“怀旧的思想家”。[12]不难看出，这些看法是对马克思晚年研究过程的扭曲和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无视。马克思研究领域的转变和研究方向的改变，绝不是像诺曼·莱文等西方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是晚年马克思反对青年马克思、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等观点，而是马克思越来越自觉体认到“从后思索”的深刻意蕴、越来越贯彻“从后思索”的研究路线的自然表现。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达到一定程度，“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4]453之后，才能够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过程中科学把握人类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本质规律。例如，马克思借助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研究成果，揭示出氏族社会中的家庭和血缘亲属制的关系，“亲属制度以各种不同形态的家族为基础，这些制度也是它们所经历过的各种不同形态的家族存在过的证据”[13]10。在谈到雅典国家的形成过程时，马克思指出，伴随着人们对土地关系的变化，雅典人社会制度的单位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就表明土地等财产占有的差异是导致氏族成员之间对抗关系得以产生的重要根源。[13]191如果没有先行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剖析，很难想象马克思能够从原始时代诸多表象的遮蔽中看出一个时代的经济问题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从后思索”不仅体现出马克思研究路线的逆向特征，而且也是我们科学理解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不同研究领域的方法论指针。

　　实际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这一标志着马克思初登学术舞台之作，也同样表征着马克思所采用的“从后思索”研究路线。表面来看，马克思将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一主题有着明显而充分的哲学史色彩，这似乎表明马克思在自己最初的学术道路上是以希腊哲学史这一哲学早期形态为研究起点的。然而这是片面的假象！完整的事实是：马克思逆向地通过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和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观念这一“后”的出发点，去审视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思想历程，从而探索和确定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发展历程。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哲学发展和黑格尔以后的青年黑格尔运动有着某种历史的类似性，像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论派等希腊后期哲学，都属于黑格尔所谓的“自我意识哲学”，而“自我意识”正是青年黑格尔派以及马克思所高度自觉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是黑格尔之后哲学发展的精神负荷者。简言之，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直接的研究对象是古典的，但问题意识是现代的。由此可见，基于探究青年黑格尔运动的未来方向（当时的马克思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这个运动）这一表现为“后”的问题意识，马克思才产生出研究希腊哲学史发展历程的必要，这正是马克思博士论文所体现出的“从后思索”研究路线。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无论是在马克思学术研究的起点处，还是在马克思历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多年之后转向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无一例外地表明马克思基于现代问题意识或是基于事物成熟态研究的逆向研究路线。马克思只有站在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基点上，才能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面貌，“从后思索”的逆向研究路线为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研究主题的变换、进而破除“两个马克思对立”等学术观点提供了方法论线索。

　　在人类历史研究领域，克罗齐曾断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14]2。这一论断与马克思指出的“从后思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前资本主义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15]458。作为蕴含着大量过去历史的“残片”和“遗物”的存在，“现代”既是过去历史发展的延伸和相对完成态，又蕴藏着未来社会的先兆和内部因素。以现代为视角，能够获得人类历史研究的合适的观照视角，这是运用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来贯穿人类历史、现实和未来研究的重要路径。

　　历史作为一种具有反思性的存在，从来不是外在于人、与人不发生关系的存在，而是必然经历后人以“现代”为基点、从历史之“后”向着历史之“前”的回溯性建构。换言之，只有在“从后思索”的视域下——无论人们是自觉的抑或是不自觉的，历史才能够成为对人们具有价值与意义的历史。马克思方法论视域中的“从后思索”，其要义既不是以对“后”的思索来代替对“前”的考察，也不是撇开对“后”的思索而单纯埋首于故纸堆的“前”中，而是以历史之“后”的自觉意识返回到历史之“前”的考察，又将对历史之“前”的探究转化为把握历史之“后”的基础，从而达到现实研究与历史研究、“从后思索”与“从前思索”的内在融合。习近平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2]16探究马克思方法论视域中的“从后思索”及其意蕴，不仅对于我们完善马克思方法论体系、把握唯物史观的真实内涵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透视历史本质、掌握历史主动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的重要路径。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