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主义能否健康发展事关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为此，就学科建设来说，发展好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厘清自身学科意识与问题意识之间的关系，融入“两个结合”所内蕴的民族的、历史的、时代的维度，以“六个坚持”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就成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应有的学术支撑。
一、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学科意识与问题意识的分歧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学界素有强调“学科意识”与“问题意识”的分歧，似乎二者是相互分立、彼此冲突的。对此，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首先，应该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看待“学科意识”与“问题意识”之间的关系。“学科意识”和“问题意识”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互不关联的，而是相互联结的。在今天可以说，没有离开问题意识的学科意识，也没有离开学科视角而敞开的问题。就问题对学科有着先行的制约性而言可以说，学科是为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而来的，学科依存于问题，并随问题的演化而发展。
当然，学科的发展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只不过这种独立性在锐化其看问题的视角的同时，也在使其失去对问题的整体性认知，以至于落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瞎子摸象”的境况。这也是诸多学者呼吁要求建立起“问题性”学术，而不是“学科性”学术的缘由之一。但是，学科发展必然呈现出一种更为专业化和精细化的趋势，这几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因而，如何在问题关切和学科发展趋势之间建立一种联结，以求获得对问题的真正破解，就成为关键所在。
从西方已经走过的学科化路子来看，其站在学科立场的解决路径就有诉诸跨学科、交叉学科、学科联合的方式，这的确是解决学科化发展的一个有效路径（至少就学科发展可能提出的路径来说）。但实际上，这种解决问题的可行之处恰恰建立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基础之上。在这方面，国家业已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正在努力通过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谋求跨学科发展、学科交叉发展、学科联合发展，来打破学科壁垒，缝合学科裂缝，以学科整合的方式实现学科的整体性推进和发展。对此，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布局一批体量更大、学科交叉融合、综合集成的国家实验室，优化配置资源，形成协同创新新格局，就是实现了学科联合且富有前瞻性和国际视野的发展举措。
其次，“学科与问题”之争也暴露出如何正确理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以及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的问题。从本源上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尽管各有侧重和界分，如人文学科是对人类文化遗产进行学习和研究，探求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而社会科学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发展方向、组织形式等进行分析研究。前者侧重于对“人”的研究，后者侧重于对“社会”的研究。但笔者以为，二者在本质上都属于人的精神现象的问题，都是关涉人的主体性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问题。重要的不是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进行界分，而是避免将二者与自然科学混为一谈。
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已越来越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将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无批判地应用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将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越来越失去其内在所具有的“人性”。即使“人性”被揭示出来，所揭示的“人性”也常常是与“物性”相共通的“理性”，而作为“人之常情”的“情”即便不是被赋予动物般的“情欲”，也难见人之为人的“情”，以至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情感”“道德”缺失。人在人文科学中成了“机器”，而社会则成了“机器的集中营”。也因此，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其不断发展的学科化过程中，越来越难以“照料”人的内在世界，越来越难以问诊“人的境况”，难以问诊现实中存在的深层问题，以至于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在一些普通老百姓都认为是常识的问题上，专家所讲的学科内的“行话”，有时竟成了一种难以触及现实的“学科化天真”与荒谬。显然，这样的学科化所敞开的问题常常难以摆脱其片面性，其自认为行之有效的对问题的解答也常常是打折扣的；其自认为发现了“问题”，也极可能是在一种畸形的学科化视角下发现的假问题。
当今时代的问题越来越不是一种基于自然科学视角所能解答的问题，人已经远不像“人是机器”那么简单，昔日的形而上学或机械论在过往时代尚有解释力，时至今日则显得捉襟见肘。正如黑格尔、马克思、卢卡奇等人所意识到的，理解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精神现象的问题）已经不是形而上学所能诠释，而只有辩证法方能开启。只不过辩证法不可能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而必须是唯物辩证法，不可否定的一个事实，就是现实的人必定栖居于国家与社会之中，而对于现实存在的国家和社会，不宜简单将其理解成人的内部世界的外化或对象化，而是与人的内在世界相互关联但又不依赖于此的外部世界，对这一现实的外在世界的正确把握，只能诉诸唯物辩证法。而这一方法的准确运用的前提之一就是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在今天就是人民立场，即“人民至上”的立场。
最后，马克思主义因其善用唯物辩证法，故能揭示当今人的问题，对当今的哲学社会科学能给予价值引领和方法论指引。这一思维方法使其能以整体性、过程性、历史性、相关性的思维特性探讨“人的问题”，回应当今的时代关切。
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研究社会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也属于社会科学，因人就处在社会、国家之中，国家、社会就是人的生存方式，故马克思主义必定研究社会，且主要从物质生产的视角去研究社会。这一点使其明显不同于马克斯·韦伯。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是研究人的，是属于人文科学的，只不过研究的是现实的个人，而不是离群索居，脱离现实生活的人。
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马克思注意到同样是“人”，却被剥夺了人的生存条件的无产阶级。工人本该拥有作为人的生存条件，但其条件在“一切皆为商品，一切皆为资本”的商品化、资本化世界中，却难以确保、难以维系。正是基于无产阶级境况与人的生存条件的相通性，马克思透过后者看到了前者，同时透过前者看到了后者。无产阶级的存在方式昭示着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人类不消除无产阶级的生存困境就无从解放。为此，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直接指示着人的生存条件，无产阶级的抗争因而也就是人的抗争，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就是人类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解放成了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
二、以唯物辩证法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两个结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可以说，富含唯物辩证法的“两个结合”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是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正确理解和运用“两个结合”就尤显重要。
首先，“两个结合”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是对“一个结合”的进一步推进。“两个结合”是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是对“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一步明晰，是对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进一步凸显。“两个结合”同“一个结合”并不存在冲突，因“两个结合”中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蕴含在第一个结合之中，“两个结合”是“一个结合”的拓展。如果借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话，可以把中国的具体实际视为原本，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副本，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国具体实际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之前不被提出或强调，不是它未曾发挥作用，而是其重要性还未发展到需要加以独立提出或着重强调。而之所以未曾被着重强调，只因中华文化曾一度被视为需要加以批判和扬弃的对象。在将中华文明视为农耕文明的产物，西方文明等同于现代文明的视角中，中华文化不仅很难被重视，而且极易为诸多失败与落后背书。因而，即使中华文化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是“日用而不知”，也很难被着重强调或独立提出，没有人愿意展示其“不中用”而自取其辱。现在明确提出，则与中国在世界的崛起，以及对中华文明的重新审视有关，即一个“站起来”的中国和与之相伴随的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密切相关。而这一切也是凝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成熟与自信。“两个结合”传递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认知与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重要标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至此才充分展示了文化的本源性力量。这一点正应了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只有发展到今天，我们才能真切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作用，才能较为清楚地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其次，“两个结合”拓展并创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传统文化维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强调“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凸显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体现与应有之义。舍弃民族的、文化的维系，很难说是“中国的”，因此对“中国化”的强调，中华传统文化必定蕴含其中；而对“时代化”的强调，则一方面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破既有的刻板印象，获得创新性理解创造了条件。
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标准，以之审视中华传统文化，大凡能够经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挑选的就可以冠之为“优秀”，反之，就在“优秀”之外。这似乎也有其理。因马克思主义是对近现代西方文明的扬弃，有其科学性与真理性，而作为“原理”更是其“硬核”，因之，以马克思主义原理审视中华传统文化，甄别其优秀，似乎合理。但是，这样的审视意味着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置于一种不对等的地位，即将马克思主义置于评判者的角色，中华传统文化置于被评判的对象。而在这样的评判关系之下，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很难充分彰显，其被甄别而出的“优秀”也成色有限，且中华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也会被视为早有定论。显然，这样的审视并不是一种历史的辩证的态度，恰当的方式和态度应该是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平等对话”。
马克思主义自有其超越特定历史境域而指向人类共同关切的价值，但也有其赖以产生的历史背景，这一点决定了不宜将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视为超越一切历史境域的僵化的教条；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如此，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面相有着源于农耕文明的深刻印记，但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同样有着超越其历史境域而指向人类共同关切的价值，就这方面而论，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契合性，只不过中华传统文化的立场与方法并不尽同于马克思主义，而正是这一不尽相同才有了“平等对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且唯有通过“平等对话”，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华大地上现实地扎根和发展，而中华传统文化也能经由马克思主义而介入对当代问题的具体思考。因此，以“两个结合”的要求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就有必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要实现“两创”，就需要依据已经发展的时代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理解。
最后，对于“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还有必要从现实中不断生成的中国具体实际去理解。以这样的视角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不至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为木乃伊式的、缺乏生命力的文化存在。
“两个结合”的基准都是中国具体实际。就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主观必须与客观相结合的原则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属于精神形态，这一形态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接受中国具体实际的比照和检验。而中国的具体实际却一直处于时代的生成与发展之中，并在这种发展中不断获取其生机和活力。就此而论，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中华传统文化，都应面向实际，精研时代问题，在理解、把握和解决时代问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结合与发展，以此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
三、把握“六个坚持”蕴含的唯物辩证法精神，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发展，不仅需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且有必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六个坚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来指导。因“六个坚持”既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和方法，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其所贯穿的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首先，“六个坚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指明了必须遵循的世界观和价值立场。“六个坚持”中的“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和“坚持胸怀天下”深刻指明了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方向，并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去进行建设，而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其中，“坚持人民至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诉求；“坚持自信自立”表明我们所要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是扎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能守护中国精神、彰显中华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是体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马克思主义；“坚持胸怀天下”则是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苍生于一身的价值诉求。集这三者而论，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在价值诉求上就必须追求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人类文明进步三重维度。
其次，“六个坚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指明了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未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便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如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如果缺乏问题意识，如果只是在一些范畴、论断上“较真”，或自娱自乐自恋于自己的所谓的“象牙塔”，对现实问题和真正的理论问题也是于事无补，即使试图对一些现实问题进行“专家式诊断”，也难免误诊，或沦为学者的天真。为避免此种情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有必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最后，“六个坚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指明了必须遵循的基本方法：“守正创新”与“系统观念”。前者是对待理论应该持有的态度和方法，后者是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必定要采取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都有必要“坚持守正创新”。一方面，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传统文化，都有其针对各自时代问题的适应性的一面，但也有其超越特定时代境域的一面，而这种超越特定时代指向人类共性的这一面，就常常是我们所要守的“正”，当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对其时代问题的关切（面向问题本身）也在我们所要“守正”之列。但另一方面，当今的时代问题已经不是先前问题的再现，而是发生了流变，这就需要有理论的创新，以适应已经变化的问题。就此而论，不仅马克思主义需要创新，中华传统文化也需要创新，唯有创新了的理论和文化才能有效面对当今时代的问题。毕竟，“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而“系统观念”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是唯物辩证法的集中体现，更在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问题都不是某种有可能孤立存在的物质世界的问题，而是与人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存在于国家、社会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涉及党和国家事业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是孤立自存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以及各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绝不是某一领域的单打独斗，任何一个领域的发展都有可能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的密切配合。为此，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与推进，才有可能有效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作者简介：林进平，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进平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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