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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既体现在这一理论本身的理论逻辑中，也体现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已经有过不少阐释。但是，由于受当代学科建制的影响，以相对分化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十分普遍。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齐头并进，但各个学科研究成果的相加并不能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的有效阐释。甚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原则和总体性高度可能流失在这种分化解读之中。对经典理论的阐释不仅需要专业学科的细化研究，更需要达到原则高度的总体性洞察。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犹如一块整钢”，[1](P112)这个说法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部分与部分之间的拼接和组装，而是强调其融贯一体的理论总体性和有机性。当然，这不是说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可以不用依靠具体学科的支持，也不是说具体学科的科学性可以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而是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性的揭示可以为具体学科的研究提供基本视域，避免细化研究中原则性立场的消退和遗失。本文将从研究对象、方法论原则、理论体系和发展历史四个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特征，期望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总体把握。

01

研究对象的总体性

　　马克思主义以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有机总体为研究对象，社会和历史成为揭示人类存在的总体性范畴。它们分别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角度把握人类存在的总体性。研究人类存在就是研究人作为类的生存展开状态和展开过程，亦即研究作为总体的社会和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曾经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2](P50)作为总体的社会和历史概念是内在统一、相互关联的。我们曾经说过：“人类历史是有结构的，不同的结构要素构成总体，这就是社会；结构总体本身又是发展变化的，社会的演变就是历史。”[3](P26)因为这种总体性的社会历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象，使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对象上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代实证科学。

　　第一，马克思主义与抽象本体论的区别。传统形而上学最根本的研究问题是本体论或存在论。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追寻世界最初的本原、最根本的本质、最高的普遍性。这三者构成了本体概念的三重规定。本体作为不被限制的“绝对”以及不被规定的“规定者”体现为时间序列中的绝对起点，空间层面的绝对普遍，以及现象与本质关系中的绝对本质。从古希腊哲学的“水本原说”“逻各斯”“理念说”，到基督教神学的“上帝”，再到近代形而上学的“我思”，甚至是一般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等，都贯穿着这种本体概念及其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将绝对本原、绝对普遍和绝对本质这样的形而上学对象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将思想指向了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进而形成了从总体性视角研究人类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和“历史”概念分别从横向和纵向维度揭示人类存在的总体，意指人类存在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展开状态和展开过程，而不是抽象的同一性本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时明确指出：“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4](P528)由于这种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变化，哲学批判的任务业已转变为对现实、对工业、对经济等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任务不再是以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去批判唯心主义，也不是抽掉人类活动去理解物本身，而是转向对现实生活生产及其再生产过程的揭示。简言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历史，就是研究社会存在的总体，就是研究人类实践所建构的、在物性世界中超越物性的存在领域和存在过程。社会历史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象，将马克思主义同西方抽象同一性的传统本体论哲学区别开来。

　　第二，马克思主义与思辨形而上学的区别。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了“真理是全体”[5](P12)和“实体即主体”[5](P15)等命题，批判抽象的同一性哲学，在思辨哲学的框架中阐释了辩证联系的总体性。然而，黑格尔哲学的总体并不是现实实践过程的总体，而是绝对精神自我展开和自我完成的“圆圈”，是概念推演或相互联系所构成的逻辑总体。[6](P43)黑格尔思辨体系中的现实是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环节，遵循着绝对的逻辑必然性，因此不同于人类在现实生活的实践逻辑，不是立足于人类生活实践的现实。历史在黑格尔那里只是精神或者概念展开的历史，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拒斥黑格尔的这种思辨总体，深入研究现实生活的总体联系和总体过程。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7](P340)马克思以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状况和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扬弃了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与观念论。在马克思那里，人类历史发展与社会生产实践紧密关联。人类在实践中构成社会、创造历史，现实就是主客体在实践中相互作用的辩证循环状态和展开过程。“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P295)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人的实践概念把握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辩证的过程联系被理解为实践中介的现实过程，而不是思辨总体中的逻辑关联，从而超越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证科学的区别。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虽然也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但都是从局部的领域或现象去把握世界，而不是将社会历史看成是人类存在的总体，或者说不是从总体性的角度研究社会历史。具体科学研究社会历史的某一领域、某一现象，或者某一历史事件，囿于研究对象的局部性，总是停留于对具体现象的经验的、实证的分析，而不是对存在总体的把握。社会学强调对社会群体和人口分层等的社会调查和实证分析，历史学倾向于研究过去的或当下的、地缘的或民族的历史事件，它们研究社会和历史的视角不同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即使在研究某一特定领域和特定阶段时，马克思主义也总是将特定对象放置到社会历史的总体过程揭示对象在总体联系中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强调：“辩证的总体观能够使我们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2](P64)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社会历史被理解为对象性的总体过程，把握和揭示这一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历史存在论。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一般的经验科学和实证科学。

02

方法论的总体性

　　研究对象与思维方法具有内在统一性，思维方法的不同直接导致研究对象的不同。思维建构观念中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之所以是总体性的研究对象，因为它立足于特定的总体性思维方式，将社会历史看成是人的对象性意识与对象化活动在实践中辩证展开的总体化过程。这种立足于实践的总体性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走出了抽象思辨的哲学基地，面向社会历史存在本身。马克思主义拒斥抽象的本体论同一性思维、思辨的总体性思维以及抽象的实证思维，要求在社会历史的辩证总体性中把握事物。立足于实践的总体性思维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萨特曾经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方法论特征：“马克思主义者用有普遍化作用和进行整体化的模式来研究历史过程”，[8](P24)“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和宝贵之处，在于它曾是整体性阐述历史过程的最激进的尝试”。[8](P27)马克思总是在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总体联系中揭示事物的具体性，是立足于实践的辩证过程。马克思曾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7](P340)黑人只有放到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才成为奴隶，纺纱机也只有在资本关系中才成为剥削工具。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事物具体丰富的社会历史性规定，而不是抽象的静止不变的绝对本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501)马克思强调在社会历史的总体过程中揭示具体事物和观念的对象性本质，而不是脱离总体性的辩证历史过程去追求绝对意义和绝对真理。马克思曾经批判斯密的“经济人”和卢梭的“公民”概念，认为他们没有揭示这种抽象个体观念得以形成的社会历史基础，没有意识到它们是现代市民社会发展的产物。马克思强调的是实践基础上内在于历史的具体的总体性方法。此种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优势。

　　首先，这种总体性方法论超越了抽象的还原主义。还原主义抽象地理解历史的、具体的差异性和对象性关系，试图探究非历史的绝对普遍的同一性真理和原则，缺乏内在于社会历史过程的辩证的总体意识。还原主义将存在和真理看成是没有时间性和空间性规定的先验绝对，而不是具体历史时间过程中展开的对象性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总体性方法则认为，一切事物和关于事物的观念都处在对象性关系和对象化过程中，存在和关于存在的真理都是对象化实践过程中展开的对象性关系。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那样：“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4](P500)这种对象性思维以实践为基础强调历史性和相对性，强调在总体联系中把握事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正因为这种辩证的总体性思维，马克思主义不再追问绝对存在，不再以探求绝对不变的真理为目的，而是强调理论回到现实，具体地揭示实践中展开的存在关系、存在状态和存在过程。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抽象的还原主义思维方式。

　　其次，这种总体性方法论超越抽象的科学主义。实证科学研究既定的事实，从某一个方面、某一个过程或某一事件着手去研究生活世界，通过经验分析的方法把握事物，而不是在历史的总体性关系中揭示事物的历史性本质。一方面，实证科学拒斥抽象的同一性思维，要求具体地、量化地把握具体的存在事物，不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拒斥形而上学。但另一方面则囿于对经验表象的实证分析，只抓住抽象的具体，而不是在历史的辩证总体中揭示事物的存在。可以说，这种科学主义只是与抽象同一性和思辨的总体性相对立的方法，并不能构成对以此二者为典型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它本质上还是抽象的“具体”方法。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批判并没有走向唯科学主义的实证方法，而是形成了辩证的总体性方法。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就明确反对将马克思主义阐释为一种实证科学，主张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总体性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哲学。[9](P32、71)科尔施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视为关于整个社会领域的社会革命的辩证理论，捍卫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辩证的总体性思维。我们不能按照现代自然科学主义的范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内在于历史的具体的总体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超越现代科学主义的根本之处。

　　最后，这种总体性思维超越了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方法关注的不是自在世界，也不是按照逻辑的必然性展开的思辨总体，而是实践活动中发展变化的历史总体。在开放的实践过程中，理论和实践、事实和价值、主体和客体等都是构成总体过程的环节，因此只有在这个辩证的总体中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辩证的总体性思维意味着克服抽象的极端主义以及建立在抽象极端对立之上的二元论。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已经借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在本体论问题上的两极化表明了自己的总体性思维方式。他指出：“任何极端都是它自己的另一个极端。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唯灵论。”[10](P111)二元论不过是抽象极端主义的一种变化形式，因为抽象极端之间的对立是以极端的抽象为前提的。放弃抽象的思维方式，放弃追寻绝对根据的思维旨趣，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中看待实践的过程性和中介性，坚持辩证联系的总体性思维，抽象的二元论也就瓦解了。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抽象的个人主义，也不是抽象的集体主义，而是在实践的总体过程中理解个体与社会相互规定和相互构成的关系。在理解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不坚持一种抽象的绝对先在性，或者说抽象的二元论，而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互规定的辩证总体性。

03

理论体系的总体性

　　由于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总体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有机整体。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性贯穿，马克思形成了一种以资本现代性批判和超越为主题的总体性批判理论。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方法把握其理论体系，避免专业的分化解读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误解和曲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性的理论逻辑，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问题的阐释。

　　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来源。在吸收这些思想成果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走向分化的学科研究，而是贯穿了这些相互分化的学科领域，使之相互克服，相互扬弃，形成了全新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在这三个领域分别实现了理论的革命，而是通过这三个学科的思想成就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成就远远超越了也在做同样努力的蒲鲁东。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习惯将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机械地进行拼凑，形成了色调复杂的调色板，而没有实现真正的贯穿和融合。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严肃批判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中蹩脚的总体观，并强调单凭一些逻辑公式或范畴表等无法表达社会存在的有机性。“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4](P603)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生硬地将黑格尔的逻辑学应用于经济学，从而将经济学的范畴等同于黑格尔的逻辑范畴，经济学成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马克思真正实现了三个学科之间的批判性贯穿，形成了有机的理论总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内在贯穿的理论总体，并没有独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等相互并列的理论板块。这些不同学科的理论资源作为理论要素辩证统一于这个理论总体中，并扬弃各自的抽象独立性和局限性，成为辩证总体的内在要素。所以，在研究马克思著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种理论的总体性视角。即便是像《资本论》这样看似专业经济学的著作，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体中才能把握其理论性质和理论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来看，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是马克思主义的总问题。这一总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核心。在这一总问题的统领之下，马克思主义构成一个有机的总体性理论，各个学科进路的研究都服务和服从于这个根本的主题。资本现代性批判贯穿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政治制度批判、经济批判等几乎所有的方面。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就是“以物的依赖的基础”的时代，是资本作为客观化了的抽象关系进行普遍统治的社会形态。“商品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本身产生于资本的普遍抽象。所谓的生态危机、全球化、种族文化的冲突等等，本质上都是由资本中介的历史存在论问题。”[11](P173)马克思通过资本现代性批判揭示了现代人生存的异化，并且指明了人类社会超越现代性的未来方向。正是因为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资源的批判性吸收，所有问题汇聚到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这一总体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总体。对于传统本体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使马克思主义从抽象的观念论哲学回到了生活的现实本身，社会历史现实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对象，传统哲学被超越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吸收了哲学辩证运动的观念，从而打破了将资本主义看成永恒状态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解剖现实社会历史的基础存在论；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现代文明的社会历史基础、人类生存状况和超越现代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定在了科学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资本现代性批判这一总问题展开。

　　在这样一个理论主题的指引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停留于对世界的解释，而是将对现实世界的理论阐释看成是变革社会历史的基本环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纯粹的事实科学，也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理论，而是将科学性和规范性，或者说事实与价值辩证统一起来的总体性理论体系。社会历史是由人类实践建构的总体过程，揭示和把握这一总体过程的理论就不可能只是抽象的事实科学，也不是揭示价值应当的规范性科学，而是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总体性理论。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常常被称为批判的历史科学，甚至直接被称为批判理论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的内在统一。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不合理性、不科学性，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必然陷入经济危机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公正，不道德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和压迫本质。正是这种事实层面的不科学性和价值层面的非正义性，使对资本现代性的超越成为一个统摄客观规律性和主体能动性的总体性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揭示这一过程的总体性理论，而不只是描述性的实证科学，或者说与之抽象对立的价值科学或意识形态理论。

04

发展历史的总体性

　　马克思主义以历史性的眼光看待事物，理论认识被看成历史实践中的对象性意识，而不是一种抽象的脱离具体时空关系的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提出的理论，拒绝教条化立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批判与发展、同一与差异并存的历史总体，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发展着的动态总体。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活的灵魂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总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基于现实并且向未来敞开的这样一种开放性特征，使得它能够在特定的土壤中落地生根，适应特定的时空条件不断实现自身的创新和发展，同时又保持着一以贯之的理论原则和理论品质。

　　马克思理论本身的发展就是不断自我批判，不断自我反思的过程。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再到《资本论》，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和转变过程。每一个时期的理论探索常常体现了所处时代的特点，在理论任务、表述风格等方面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探索中，既有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和理论主线，也有阶段性的变化和差异。既不能只强调其思想发展的抽象同一性而忽视了差异，也不能将这种差异夸大为根本的断裂或者对立。同样的，我们也应该用这样的观念看待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既不能将恩格斯与马克思抽象地等同起来，看不到二者之间的差异，也不能将两者之间的差异夸大，导致主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抽象对立论。正是因为缺乏历史的、辩证的总体性思维，只看到差异性而忽视同一性，以至于放大差异而片面夸大某一部分理论；或者只看到理论体系的绝对同一性，忽视理论自身的发展或差异，以至于陷入教条主义。这种非此即彼的立场在学界并不少见，比如说关于马克思早期和晚期思想的争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诺曼·莱文指出自身“著作的核心的确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对立论”[12]）、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对立论等。正如卢卡奇所言：“马克思主义正统绝不是守护传统的卫士，它是指明任务与历史过程的总体的关系的永远警觉的预言家”，[2](P75)马克思主义是向社会历史敞开并在历史中发展着的辩证总体，我们要在历史的总体过程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将马克思主义看成历史发展的辩证总体。

　　我们只有坚持这种历史的总体性思维，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比如就革命理论而言，虽然有对东方发展道路的探索，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真正提出一国革命论，原则上主张总体革命，至少是东方革命引发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同时革命论。列宁和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显然与此不同。列宁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13](P8)列宁的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在有所差异的情况下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现成的、一成不变的革命法宝和解放方案，而是主张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为根据，调整方案。由于时代主题、时代任务、时代条件等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动态开放的过程中完善自身、发展自身。但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又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和精神原则的指引和统领之下展开的。因此，我们不能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本”否定生动的现实，同样也不能用现实的变迁抽象地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本身。

　　今天，将马克思主义本身理解为辩证发展的历史总体，对于正确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世界历史方位，有利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产物。它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社会主义都存在着明显差异。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模式和特殊形态是由当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语境决定的。今天的中国显然还不具备经典作家设想的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消灭市场经济的客观条件，它还需要一定程度和范围的私有经济、需要有效的市场机制、需要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因素的存在，还需要吸收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传统的典型社会主义形态。但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价值立场和未来的理想目标，保持着批判和超越资本现代性的方向。资本原则只是作为一种完善和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的有效且有限的因素被纳入社会主义的体系之中。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正是在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之下取得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总体中的一种形态、一个阶段。

　　今天，我们要从这样一种辩证总体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史，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立场，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丰富形态和多样性。这样才能深刻理解不同马克思主义形态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加强对话与沟通，而不是以封闭的教条主义态度来看待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在处理同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和理论阐释的时候，不能唯我独尊和唯我独“马”，陷入教条和封闭。只有博采众长，综合创新，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生命力。

　　（作者：罗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唐解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