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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文献述评

马克思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系统剖析阐释了贫困与“国家制度”“资本积累”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贫困治理也同样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实践和发展。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对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为中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及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为什么脱贫、怎样脱贫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扶贫开发“两个确保”目标、“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六个精准”方略、“五个一批”实践路径、“六个坚持”基本经验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内涵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从而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围绕贫困、乡村振兴等问题，国外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产生了诸多理论、路径等。主要包括：一是在理论方面。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可行能力”理论，认为个人为追求“一个人所享有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自由”所拥有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动态贫困理论认为，贫困个体在不同的时期或状态下所呈现的贫困程度是动态的，Jalan和Ravallion把贫困分解为慢性贫困和暂时贫困；2000年世界银行(IMF)提出“益贫式增长”减贫的理念，认为减少贫困不仅要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还需要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ADB)首次提出以“机会均等”与“公平共享”为核心的包容性增长减贫理念，即共享型增长减贫理念；Scoones提出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思想，强调反贫困不仅要注重贫困人口收入的提高，还应关注贫困人口是否具有可持续的维持生计的能力；玛莎·芬曼(Martha Fineman)提出脆弱性理论，认为贫困脆弱性取决于贫困人口或家庭对于风险的抵御能力以及未来陷入贫困状态的概率；罗纳德·纳克斯提出恶性循环理论，分别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阐释了贫困恶性循环的作用过程；等等。二是在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研究方面。Ellis F(1998,1999)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家庭生计与贫困之间的关系；Kay Cristóbal(2009)、Islam N(2007)等认为农村、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村贫困的消除；Imai K S等(2014)对城乡转型时期减贫效果进行比较，得出在减少贫困作用上，“农村农业部门>农村非农业部门”的结论。此外，Ward Patrick S(2016)利用中国农村面板数据研究了1991—2016年间农村发展中贫困动态和脆弱性问题；Carlos Gradín(2017)利用收集的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村地区发展与农村贫困的差异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形成及内涵

消除贫困， 千百年来就是人类社会梦寐以求的理想， 也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 在马克思之前， 以亚当·斯密、 大卫·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等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对贫困问题开展了研究。 马克思在研究古典政治经学家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批判他们对“贫困劳动者的疾苦漠不关心”。 1847年， 马克思在其《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明确指出，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无知源于他们仅仅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本身”, 他们无法意识到贫困对于“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一面”。

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始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成熟于《资本论》。马克思关于贫困的论述和阐释，就是“促使他关注现实问题，思考人类解放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反贫困思想包含完整的贫困理论和反贫困理论。他认为私有制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并将贫困分为制度贫困、收入贫困、精神贫困、权利贫困以及能力贫困；而资料公有制下人们可以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通过劳动创造财富，摆脱贫困，最终将达到所有人的共同富裕。

(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贫困加以剖析，并进行深刻批判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早在 《莱茵报》时期， 马克思就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过程中，针对莱茵省议会判定穷人捡拾树枝为盗窃行为，抨击了普鲁士专制统治对贫民的剥削与欺压，维护了农民的权利。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指出： “代表特殊利益会消灭一切自然差别和精神差别，因为这样做会把特定的物质和特定的奴隶般地屈从于物质的意识的不道德、不理智和无感情的抽象物抬上王位，用以代替这些差别。”青年马克思从国家行政管理层面探究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原因，控诉官僚特权阶级对劳苦大众的欺压与剥削，他在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进行了集中论述。马克思指出：“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关，”其贫困原因必须从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因为 “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治理的贫困状况”。正是为了表达对受欺压的贫苦农民的深切同情和对专制的普鲁士统治的控诉批判，马克思开始深入思考贫困产生的根源等问题，逐步形成了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观点。

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考察，认为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获得的劳动报酬非常有限，“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就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糊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工人的结局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危害着工人)。社会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此时，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分析看到贫困问题的本质，并指出： “工人的贫困同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成反比”,“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因此，造成工人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异化劳动”,因为 “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马克思还形象地描述了异化劳动带来的贫困：“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

剩余价值理论揭示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家“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贫富差距的经济根源在于资本家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制才是造成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即工人阶级的贫困源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7]。随着“社会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使得 “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马克思从制度层面科学分析了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贫困问题的现象和本质，深刻揭示了相对贫困是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制度性贫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了解决贫困的途径，是要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新社会制度中，让劳动群众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

(二)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和文章中，论述进而论证分析了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长期贫困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反贫困理论。

1.产生贫困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和财富始终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资本越是积累，过剩工人人口形成的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产业后备军越大经常失业人口就越多，工人越是失业就越是贫困，“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泥潭里”。在资本财富积累的同时无产阶级的贫困也在积累。恩格斯认为出现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该到个别的缺陷中去找，而应该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之中去寻找”。

2. 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马克思关于贫困的分析和揭示突破了经济和技术分析的狭隘性， 从而科学地预见了无产阶级贫困化产生的原因和不断加深的历史趋势， 从而使其关于贫困的理论分析更具有革命性。

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及阶级矛盾的对抗过程中， 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历史客观规律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从而资本主义自身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两个方面的基础条件：一方面，在物质条件上， 准备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社会化的大生产， 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在阶级力量上， 产生和锻炼了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因其处于被剥削地位而最富革命彻底性， 又因其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而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在社会化大生产实践中锻炼而具备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

随着“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3.反贫困的目的是实现所有人的富裕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时间和财富的价值时，亦将真正财富看成是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即“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他认识到用劳动时间可以有效地衡量人类社会发展的财富的真实价值，指出：“劳动时间也始终是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财富所需要的费用尺度。”

对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衡量不能仅简单地考察这个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的数量，而且要看形成其真实财富的劳动时间，还要看这个国家和社会中人们生产物质财富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长短。用于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时间越长，则意味着自由时间越短，创造的真实财富所占比例就越小，社会就相对越落后。 与之相反，用于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时间越短，则说明自由时间越长，创造的真实财富所占比例就越大，社会就越进步。这里，马克思所谓的自由时间，主要是指“用于娱乐和休息”的时间和“发展智力等等，精神上掌握自然”的时间。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便有可能实现马克思的梦想：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饭后从事批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节约劳动时间表现为用最小的劳动消耗，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马克思认为，“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人类解放是人作为一个“类”的整体解放，它必须回落到每个个体的解放，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让劳动者真正成为自然界的真正的和自觉的主人，从而开始充分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解放。只有 “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才能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真实财富的积累，那么人类社会的反贫困，在根本上也就是实现社会真实财富的积累，而社会真实财富的积累可以转换为人类对于支配自由时间的能力的积累，进而人类社会的反贫困也可以转换为人类为获得支配自由时间能力而斗争的反贫困。

三、习近平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开拓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新境界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与他所处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历史文化特征和时代背景是紧密关联的。因而，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进步相适应，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加以创新和发展，从而更好地实现其在当代中国的理论指导作用。

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贫困产生的制度根源，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基本矛盾决定了我国仍然存在贫困现象。在贫困人口数量多、贫困区域分布广、贫困程度依然深的中国如何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并没有给出直接借鉴的具体路径和现成经验。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中国发展实际，针对“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提出了“加强领导是根本、把握精准是要义、增加投入是保障、各方参与是合力、群众参与是基础”[15]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战略，直至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一)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高度

贫困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摆脱贫困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早在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就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又重申了这一要求，明确提出要把消除贫困实现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作为扶贫工作的首要任务，把改善民生保障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作为基本目的，把实现共同富裕使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作为根本方向，将扶贫开发事业上升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和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高度、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二)充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论述，科学、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反贫困的目标、标准、路径、方略等，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内涵。

第一，在制度层面上，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原理，社会主义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才能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是贫困治理的根本手段。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就是利用较之封建社会更发达的生产力，创造出了庞大的财富，同时造成了无产阶级的赤贫。因此，无产阶级要摆脱贫困化的命运，也必须抓住生产力这个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建立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里实现人人享有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

第二，我国解决贫困问题甚至所有问题都离不开生产力发展，我们党领导人民发展生产扶贫，让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减贫的成就“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深化认识了反贫困之源是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在手段、方法上，总书记提出了切合中国实际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要求坚持大扶贫格局，扶真贫、真扶贫，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因户施策、因人施策，使“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建立信息库，做到一户一本台账、一户一个脱贫计划、一户一套帮扶措施,逐户销号，脱贫到人，最终实现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消除贫困提供了更广阔更具操作性的方法手段。

第四，在脱贫路径上，总书记指出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紧紧扭住发展这个促使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第一要务”,要以脱贫攻坚统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既要扶智也要扶志，既要输血更要造血，建立造血机制，增强致富内生动力”,竭力解决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总书记的论述紧紧抓住了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制定了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和社会保障兜底等脱贫路径，大幅减少了我国贫困人口，改善了贫困地区群众生活水平，在中国成功实践了马克思反贫困思想。

第五，在脱贫主体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扶贫的可持续性，在脱贫攻坚战略中提出了“内源性扶贫”策略，使扶贫与扶志、扶智、扶能相结合、“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结合、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相结合，强调要以创新驱动培育贫困地区发展新动能，建设现代化特色农业产业体系以依靠贫困地区自身产业发展实现持续脱贫，要帮助贫困群众掌握更多谋生手段技能以提升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从而具备消除贫困的自我“造血”能力实现真正有效脱贫。这些论述深化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要想真正摆脱贫困必须靠自身全面发展的思想，走出了一条实现可持续稳定脱贫的中国特色之路。

第六，在实现目标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明确“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任务”,多次强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发展是我们对子孙后代承担的责任，充分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遵循，为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首次整体消除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绝对贫困现象作出伟大贡献。

(三)开辟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自我革新的创造精神，从全局角度对新时期我国贫困问题的新特征和反贫困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切合中国实际的坚持党的领导的精准扶贫方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道路。

1.坚持党对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把解决贫困问题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认为“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更要有这样的情怀，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心，更多关注困难群众，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是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组织保证和政治基础，坚持党的领导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现途径，抓好党建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经验，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落实党中央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党政一把手当好扶贫开发工作第一责任人，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统筹安排好人、财、物、项目等工作，形成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机制，确保2020年深度贫困地区完成了脱贫任务。从脱贫攻坚的顶层制度设计到全党动员促攻坚，党的领导始终是根本。决胜全面小康是党对人民的承诺，只有消除绝对贫困如期完成全部贫困人口脱贫的底线任务，才能打赢脱贫攻坚这场大规模反贫困斗争的胜利全面决胜小康，而这一切都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才能实现。“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17]189-190。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上下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标准构建了脱贫攻坚大格局，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名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第一线，鲜红的党旗始终飘扬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高高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提高了扶贫成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为全面小康打下了坚实基础，为世界反贫困实践提供了中国方案。

2.建立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反贫困的基本条件，而习近平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是以社会主义体制自我革新、创造标本兼治的反贫困的体制机制为我国扶贫开发的基本思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出台一系列重要文件，创新性地建立了扶贫开发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

一是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管理体制机制，贫困县党委和政府承担脱贫攻坚主体责任，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二是建立了层层签订脱贫责任书、立下军令状的脱贫攻坚责任体系，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工作的格局；三是建立中央、省、市县扶贫资金“三三制”投入体系，扶贫小额信贷和扶贫再贷款，支持保险扶贫、资本市场扶贫等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扶贫投入需求；四是建立干部驻村“万企帮万村”帮扶制度，实施“百县万村”精准扶贫行动解决扶贫“最后一公里”难题；五是建立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工作体系，开展贫困人口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精准识别、动态管理；六是建立需求导向逐村逐户制订帮扶计划的扶贫行动机制，专项扶贫措施与精准识别结果和贫困人口发展需求相衔接，有效对接扶贫脱贫帮扶体系；七是建立纪检监察、审察等多部门合作的扶贫开发督查巡查、民主监督体系，实行省际交叉考核、第三方评估、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和媒体暗访等最严格的考核评估体系；八是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实施“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五个一批”工程，采用“就业扶贫、健康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等”多种途径，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在发展经济基础上向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领域合作拓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总书记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创新扶贫开发管理体制机制、责任体系、投入体系、帮扶工作体系、督查巡查民主监督体系和考核评估体系，开辟了符合国情、区情、省情的中国特色化扶贫开发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1 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贫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群众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在全球发展中国家中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为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开展脱贫攻坚的国家和人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治理贫困的中国方案,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和全球减贫事业的新贡献。

3.精准扶贫保障全面小康目标实现

由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我国的扶贫工作在习近平总书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26]220的重要指示下，中共中央办公厅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精准扶贫”思想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发芽。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扶贫开发“贵在”“重在”“成败之举”都在“精准”,只有坚持精准扶贫，才能彻底阻止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他提出，必须在“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全过程上精准，在扶贫对象、措施到户、项目安排、资金使用、因村派人(第一书记)和脱贫成效上精准，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27]156,按照脱贫攻坚设定的时间表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以实现贫困的“有序退出”的扶贫攻坚行动计划。精准扶贫要坚持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和因人因地施策，有效解决扶贫开发工作中目标不准、思路不清、效果不佳等问题，在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中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在不断提升扶贫开发“精准度”中切实提高扶贫工作实效力度。精准扶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精髓和亮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对我国取得扶贫脱贫攻坚实效、打赢脱贫攻坚战最后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践行反贫困理论价值追求

马克思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剥削，提出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让劳动者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实践，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明确提出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全部解决的目标。

1.坚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要给亿万人民带来好处，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若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既会“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26]60。 他强调，扶贫开发要真抓实干，“要把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众脱贫致富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上”,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他对乡亲们说，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在扶贫的路上，我们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不能丢下一个贫困群众，我们党领导人民脱贫困、奔小康，就是要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

习近平总书记这些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问题，体现了我们党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的坚定奉行，体现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价值追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运用的新高度。

2.践行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理念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要求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贫困的必然之路。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贫攻坚取得明显成效，但仍有生活在扶贫标准以下的贫困人口存在。因此，没有农村的小康，没有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胜利。

践行共享发展理念，改善民生，只有加大帮扶贫困人口困难群众的力度，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才能让我们国家人人都能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建设成果，才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截至2015年已有6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基本实现”[29]4。为保障中央确定的“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的扶贫工作目标的如期实现，他还特别强调要实现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共同发展、共享发展，解决好入村入户等“最后一公里”问题。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和共产党人的奋斗理想自始至终贯穿在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全过程，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始终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坚持、践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价值追求，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为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引。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