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将‘坚持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在我国是个已成定式的表述。但若再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是什么？又该如何坚持？人们的回答就不一样了。虽然长期讨论，迄今仍无共识。”马克思主义其他方法都是矛盾分析方法的延伸以及与客观实际相结合的必然结果。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历史之谜的解答，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新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为矛盾分析法

在当今浩如烟海的数字出版与网络信息中，“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研究依然稀缺得让人无法相信：2021年3月15日08∶40时，在中国知网以“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为主题，仅可以检索到文章1141篇，但绝大多数还不着本研究的边际，比如《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守正创新》、《〈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题思政教学设计与研究》、《论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吸引力的有效路径》等；以“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为关键词，只能检索到1篇文章，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学刊》，2019，秦书生、王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为篇名，可以检索到相关文章151篇，其中多数文章对本研究而言，只能望“名”（梅）止渴，比如《问题引导式教学方法在课程教学中的实践路径——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为例》、《民办高校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困境和有效方法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为例》、《教学方法创新的三个层次——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为范例的哲学释义》等，仅有彭萍萍的《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2017年12月15日发表于《人民论坛》），许华卿的《从毛泽东思想生成视阈看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本内涵》（2010年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曾狄的《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内容——兼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006年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金正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基本范畴研究（一）（二）》（2005年发表于《延边大学学报》），陈家超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2004年发表于《学习月刊》），陈锡喜的《究竟何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改革开放基本经验为视角的解读》，以及秦书生、王一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19年发表于《理论学刊》），这8篇文章，才真正涉及了这一问题。

彭萍萍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唯物辩证法[2]。许华卿的《从毛泽东思想生成视阈看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本内涵》强调阶级分析方法与调查研究方法合二为一的方法论。曾狄明确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这一概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共有五个之多：第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第二是“辩证分析”；第三是“在实践中发现、检验、坚持和发展真理”；第四是“历史唯物主义”；第五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金正一在《立场、观点、方法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一文中，引述了他人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观点，虽然没有正面表示赞同，但也未提出任何异议。陈家超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集中概括为两个方面：从实际出发和群众路线。陈锡喜在《究竟何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改革开放基本经验为视角的解读》中，认定实事求是与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方法。秦书生、王一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三部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为题，重点阐述了“坚持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坚持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等五个方面的问题。不难看出，他们认为实事求是、辩证思维、社会基本矛盾思维、历史分析和群众路线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

还有三篇与马克思主义方法有关的文章。前两篇是发表于《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大基本命题辨析》，作者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2期的《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辩证统一》作者余斌、程恩富；以及《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的《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整体性》，作者任铃。

侯惠勤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大基本命题辨析》的第一大基本命题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第二大基本命题为“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第三大基本命题为“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第四大基本命题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然，侯惠勤的“思想体系和思想路线”方法论，虽然与我们这里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不是一回事，但方法是方法论的前提。只有准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辨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命题，才可能不至于差之厘毫、谬以千里。余斌和程恩富在《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辩证统一》中，首先指出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认识分歧，例举了叶庆丰和高凤敏有关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不同看法，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叶庆丰在《马列主义“老祖宗”哪些不能丢，哪些需要发展？》中将马克思主义方法一分为五：第一为矛盾分析的方法，第二为系统分析的方法，第三为运动分析的方法，第四为阶级分析的方法，第五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高凤敏将马克思主义本身当成是一种方法。余斌和程恩富的《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辩证统一》就是在引述了高凤敏的如此“论点”后，得出“唯物辩证法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方法”的结论。任铃在《谈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整体性》中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有五个方面：一是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二是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三是辩证的方法，四是实践的方法，五是阶级的方法。

以上观点，虽然不可能穷尽学术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观，但它们的代表性不容置疑。综合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与方法需加区分。彭萍萍认为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与余斌和程恩富倾向的唯物辩证法为基本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内容十分接近，但前者认为是方法，后者倾向于基本方法。曾狄可以说是国内理论界最早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概念的人之一，但他主张的“多元”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更像是方法，因为方法可以有多个，但基本方法应该只有一个。

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中观性不应漠视。既不应该像高凤敏那样将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宏观到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等量齐观，也不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一味地碎片化。金正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方法，彭萍萍、余斌和程恩富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陈锡喜的实事求是与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方法的观点，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宏观化。唯物辩证法以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是辩证法思想发展的高级形态。唯物辩证法包括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三大基本规律，以及五个基本范畴、三个其他范畴、两个基本特征和一个分析方法。唯物辩证法的五个基本范畴，一是内容和形式，二是现象和本质，三是原因和结果，四是可能性和现实性，五是偶然性和必然性；三个其他范畴是整体与部分、个性与共性、相对与绝对；两个基本特征是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分析方法，就是矛盾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包括同一性和斗争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两点论和重点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内容。

将“实事求是”视为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与“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方法”一样，都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宏观到极致。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其他科学的发展语境中，这没有错，但是放在马克思主义学科内部来看，是简单的内涵与外延不当之误，缺乏问题意识。

陈家超是较早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的学者，但是从实际出发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观点，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微观化到碎片化的程度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应该是一个整体。许华卿将调查研究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合二为一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有与陈家超异曲同工之处。即使如此，阶级分析方法与调查研究究竟如何科学地“合二为一”，许华卿并没有论述清楚。

第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性努力与“多元性”见解前后矛盾研究需重视。秦书生和王一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一分为五。任铃也是如此，虽然主观上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整体性，但是客观上还是将马克思主义方法五分为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阶级的方法、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实践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多元论”者，应该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多元方法之间的逻辑并列问题。以秦书生、王一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例，实事求是、辩证思维、社会基本矛盾、历史分析和群众路线五者之间是个简单并列关系吗？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既应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独树一帜，又应该是现在和未来人们认识和利用社会发展规律的最重要方法；既应该是基本得没有其他任何方法比它更基本，又应该为马克思主义其他方法的发展与创新，留下充裕的发展和派生余地。马克思恩格斯立足解决当时具体问题，但今天和未来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今天行之有效，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提出、未来也未必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点，不能指鹿为马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方法。”这种态度和方法，就是矛盾分析方法。“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方法”的意思，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具有唯一性或者说排他性。

二、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的矛盾分析中形成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有三个——德国古典哲学、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但是，人类已有的这些文明成果摆在当时每一个世人面前，却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路，这是为什么？正确的结论应该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解决了前人无法解决的矛盾，或者说提出了解决前人矛盾的正确方法。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矛盾的解决。德国古典哲学，始于18世纪末，止于19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哲学家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那个时候，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欧，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的社会经济变迁。刚刚“清扫了……奥古亚斯的牛圈”的德国，也面临着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德国新生的资产阶级极为软弱，他们一方面希望国家能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和提供良好环境，一方面又缺乏力量和勇气来用革命手段砸碎封建的旧世界，而是倾向于自上而下的改良。德国古典哲学作为德国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理论表现，虽然反映了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的大革命所引起的急剧社会变化，但也同样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的理论形态只能以抽象与思辨来呈现。所以说，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一大矛盾就是革命内容与“改良”形式的矛盾。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二大矛盾是唯心主义与辩证法、唯物主义与机械论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并解决了这两大矛盾，使德国古典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浴火重生。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与恩格斯既充分肯定和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又科学地批判与扬弃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将他们的辩证法、唯物主义的精华与唯物主义、人本主义的糟粕区分开来，汲取精华、去其糟粕，成功地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科学地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前提。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对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矛盾的解决。英法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源远流长，虽然最终无法挣脱原有的阶级性和学术性缺陷的窠臼，但绽放出的许多“天才”火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与瑰宝。劳动价值论基础的奠定就是其中一例，承认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同时他们又把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永恒的”，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最合理的、自然的与永恒的制度。这是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矛盾之处。除此之外，古典政治经济学还存在许多“细节”上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以李嘉图为代表。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位最杰出的代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但是，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与劳动价值论的矛盾、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与劳动价值论的矛盾，是李嘉图体系自身无法克服的两大矛盾。当然，特别喜欢用严格的假设来支撑其论断，这也是李嘉图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之一。熊彼特后来所说的“李嘉图恶习”，就指这些方面。

马尔萨斯等虽然指出甚至批判了李嘉图的矛盾，但是却没有能够真正解决这些矛盾。真正解决英法古典政治经济矛盾的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开始，经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集大成于《资本论》，具体的过程与内容，这里不再赘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吸收正确的部分，指出问题，最终目的是解决前人无法解决的矛盾。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指指点点，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的人不少，但最终能够解决马克思主义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社会矛盾，提出马克思主义有待于进一步提出解决社会矛盾正确方法的人，却少之又少。只有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解决的矛盾，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的解决社会矛盾正确方法的人，才有资格“指点”马克思主义。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矛盾的解决。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在于，既全盘否定历史与现实，却又找不到改造社会的正确方法。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大不同之一，就是从来不简单地抛弃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人类全部历史。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分析前人的矛盾中发现社会运动规律，并且自觉地承担起了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重任。因此，以探索和运用社会发展规律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等少数个人的思想和观点的学说，而是一切探索和运用社会发展规律谋求人的解放人类文明成果的集大成。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视野，不仅包括历史与前人，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实。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部分，用20个自然段的篇幅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这里的“现代唯物主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的矛盾分析中发展

恩格斯之后，考茨基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认为凡是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话、写下的文字都是马克思主义，凡事生搬硬套，将唯物史观曲解为经济一元论，将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与途径错误附加为暴力革命或者阶级斗争一元论。伯恩斯坦虽然意识到仅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话、写下的文字不行，但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他无法分辨考茨基的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甚至与考茨基一样，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话、写下的文字就是马克思主义，从而最终走上了以给马克思恩格斯“找错”、以“修正”马克思主义为荣的另一条不归之路。遗憾的是，伯恩斯坦在许多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都没有能够修改正确，而是修改错了。

列宁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社会的一系列矛盾，正确地找到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更是正确矛盾分析的结果。《毛泽东选集》开卷篇不是别的，正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毛泽东思想是从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开始的。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专门论述矛盾问题最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领袖。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道：“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辩证法的宇宙观……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同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强调矛盾的阶段性是《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一大贡献。“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准确把握矛盾的阶段性，适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提出并区别矛盾的主次是《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又一大贡献。“研究任何过程……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告诉我们的方法。”

毛泽东一生写过三部“矛盾论”，除《矛盾论》外，还有《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中的“十大关系”，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十对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更是开宗明义，是要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指当时各种社会具体矛盾。混淆马克思主义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区别，是中国共产党八大之后仍然有人坚持阶级分析甚至阶级斗争的重要理论根源。

邓小平正确地把握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拨阶级斗争为纲之乱，返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之正。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局面，邓小平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中心不动摇。现在有人不解邓小平当时的“定力”来自于哪里。还有人因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的“我读的书并不多”一句话，就对邓小平到底懂多少马克思主义产生疑问。答案其实都在这里：邓小平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定力，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牢牢抓住社会主要矛盾。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坚持得如此彻底，运用得如此炉火纯青，历史已经证明，邓小平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而不能用读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的书来衡量。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但他们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进程。

四、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历史之谜解答的新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坚定不移，又坚决破除将马克思主义某些具体方法教条式理解和错误附加为基本方法，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方法历史之谜的解答，作出了新的历史性贡献。

（一）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中国化的新贡献

毛泽东在习近平之前，集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中国化理论之大成，但在晚年的实践中却将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简单地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实际上是将矛盾与阶级矛盾混为一谈，给党、国家、人民以及他本人造成重大不幸。长期以来，有关毛泽东在处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社会矛盾失误的原因，众说纷纭，有国内因素说，有国外因素说，有制度不健全说等。我们认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的中国化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的中国化程度仍然远远落后于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需要，也是造成这一历史悲剧的重要原因。

正像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中国化为实事求是一样，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中国化为问题意识。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明》第二部分“关于全会决定的总体框架和重点问题”的第二个自然段中正式提出“问题意识”，他说：“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动解决……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问题者，矛盾的中国化称谓也。问题更是时代的声音。“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正确的问题意识，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科学而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科学化的新贡献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贯穿人类始终，也就是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这个基本矛盾就不会消失。这不但不是任何僵化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理由，相反“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变”论，实际上就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随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应该相应地不断变更的理论。

教条主义者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由，反对改革开放，根本原因就是颠倒了社会基本矛盾变与不变的关系。因此，教条主义者不是因为懂马克思主义才变成了教条主义者，而是因为不真懂马克思主义才变成了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同路人”。以往，有人将教条主义者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导致马克思再三宣布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是将滥竽充数的教条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驱逐出去、将马克思请回马克思主义行列的时候了！

2013年12月3日，也就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一年之后，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这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只有……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社会基本矛盾……不断发展……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改革开发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次讲话，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的科学化作出了新贡献。第一，科学地论述了矛盾的整体性。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系统性，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成熟与发展。若要问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贡献的源头在哪里？2013年12月3日的这次讲话，必须值得一提。矛盾系统论是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核心内容之一。第二，系统论述了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他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第三，全面地论述了矛盾的关联性、系统性与协同性。“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将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的科学性提高到一个新境界。

（三）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时代化的新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误教训。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35年间，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解决这一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手段就是阶级斗争，真可谓“一抓就灵”。当然，这一阶段内具体的矛盾对象也不完全相同：1921年至1927年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27年至1936年间，蒋介石代表的包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内的各种反动势力与先进的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1946年至1949年间，蒋介石代表的包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反动势力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再次转化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0年至1956年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的生成、存在与转化，不以某一个人或者政党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性。问题在于政党是否能够及时准确认识、把握、利用主要矛盾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原因就是及时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已经认识到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但一年后，毛泽东改变了党的八大的正确判断，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确定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本文认为这与当时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没有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换言之，将阶级斗争错误地视为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有关。所以，我们今天说，理论清醒是实践正确的前提。

邓小平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拨乱反正作出了突出贡献。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当时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结束前的讲话中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后来进一步准确完善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方法，准确判断和把握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的重大新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及时准确地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又一次转化的新判断，并且正确一以贯之；二是进一步指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三是将民主视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首要方面。

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就是这种解答。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