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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向何处去”是我们理解与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走向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贯穿学术研究始终的核心关切与重大课题。正所谓，“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对此，我们应当从理论的高度把握社会发展进步的走向及其内在尺度，从实践的高度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进程，从历史的维度理解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嬗变、演进逻辑与发展方向。只有透过历史的表象理解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本质，从中国道路的经验洞察中国道路的走势，从中国制度的建设洞察中国制度的未来，从中国理论的阐释中把握伟大的时代，我们才能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划时代的体系”。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展现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生命力

　　“小康社会”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创性命题与历史性实践，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生成与展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以贯之、彼此承接、不可分割的历史进程，凝结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的道路探索与制度追求，前者的历史性实现向世界展现出科学社会主义在其“历史的延长线”上仍具有不可比拟的生命力。

　　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磅礴生命力及其对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意义。小康社会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充分印证了我国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充分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无可比拟的指导作用。其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能够指引现代化建设的物质生产方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小康社会建设的根本问题。正是在现代化建设中坚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找准了实现历史性飞跃的方向，不断消除贫困的经济社会根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建设”的思想能够指引我国现代化建设拥有坚强的领导力量。现代化建设“为了谁”是一个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强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我们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主体力量，“中国式的现代化”才能在主体“合力”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其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能够指引现代化建设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需要有坚实的教育、就业、医疗和社会保障，必须始终紧扣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改善民生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才能避免现代化建设重“物”不重“人”的倾向。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也从不同理论维度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理论指南。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南，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所应继续坚持的指导思想。

　　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我国现代化建设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与福祉始终是小康社会建设的根本价值导向，这一理念的贯彻是小康社会得以全面建成的价值源泉，也是现代化中国方案的价值底色。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贯穿小康社会的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始终，贯穿精准扶贫实践始终，充分体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政策价值导向与社会价值导向。在全面推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各类政策文本中，“人”“人民”“人口”是核心词、关键词，不论是“着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还是“着力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基础”，不论是“切实提高贫困人口获得感”，还是“两不愁、三保障”要求，都体现出为人民谋幸福的政策价值取向，都体现出对于实现人民小康生活的高度重视与系统安排。一系列贯彻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政策不断出台、环环相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顶层设计上的支撑。从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脱贫实践的精准性正是致力于改善每一位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条件，精准实现每一位中国人的小康生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不仅体现在政策文本中，更是具体化到小康社会的实践中，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鲜明价值标识。进一步看，现代化建设既要管国家“大事”，也要关注民生“小事”，“大事”与“小事”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统一，特别是将“小事”上升到“大事”的高度对待，正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生动体现，正是小康社会决定性成就取得的重要原因。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是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将其落到实处、落到细微处，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来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第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表现出我国现代化建设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重对于“规律”的把握与运用，毛泽东从“实事求是”一词出发，深刻阐明必须深化对规律的研究，而不能凭借主观想象或教义教条。现代化建设有其内在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之所以能够书写人类反贫困史和中华民族反贫困史的历史性篇章，就是因为小康社会建设始终遵循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对于这三大规律的系统认识与根本把握，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现代化建设有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规律性认识。其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的宏观历史背景便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这一阶段内开展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历史地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而不能超越特定历史阶段空谈现代化。其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遵循。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探索是正确的、科学的，这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道路的方向保证、制度的坚实基础，又提供了坚实的信念、信心支撑。其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遵循。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党的执政方式、执政方针、执政理念背后所彰显出的规律探索，都经由小康社会的实践及其成果所体现出来，并进一步作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领导方略与领导指南。总而言之，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中开辟和前进的”，人们对于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总是在不断深化，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更需要把握规律、把握大势、找准方向、对准全局，进而不断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第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刻表明中国人有能力、有信心、有底气对现代化建设进行独立自主探索。小康社会既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探索，也体现出中国人民对于理想生活的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刻表明，中国人完全能够解决现代化问题、形成现代化方案。其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深刻表明，中国人有能力提出一种全新的、更适应自己民族国家发展的现代化方案。在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中国反贫困实践以及形成的贫困治理方案，都是中国人自主探索并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智慧”，是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方案”。面向新征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有能力进一步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其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深刻表明，中国人有信心探索好中国式的现代化。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主体对于现代化发展的信心与信念至关重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这为中国人进一步探索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信心支撑，使中国人始终怀揣着对于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的自信来进一步探索现代化。其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深刻表明，中国人有底气应对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问题。现代化建设总是不断发展的，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许多新的、前人未曾涉及的现代化问题。但中国所形成的制度优势，以及随之能够转化成的治理效能，能够将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推向深入。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启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思考：“小康社会”的实现究竟在人类文明史、中华文明史上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对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形成了什么样的启示？对此，我们可以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角度加以理解。

　　第一，把握中国道路的内在脉络与前进方向。小康社会是中国道路探索的“关键一步”，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实际上，小康社会正是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社会层面的现代探索与宏观展开。小康社会为中国人追求理想生活奠定了社会基础，为中国道路的发展厚植了社会根基。中国道路要发展，必须要以生产力发展作为根本尺度，以人民利益与需要作为内在尺度，“生产力尺度”与“人民需要尺度”在作为中国道路社会向度的小康社会中得到了内在统一。一方面，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道路本质特征与基本属性的根本把握。这一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形态与具体实践，社会主义的制度条件是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根本保障，邓小平早已认识到“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具体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道路发展进程中的展开，既继承了基本原则与历史传统，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发展逻辑脉络，包括领导逻辑、经济逻辑、民主逻辑、社会逻辑、文明逻辑、历史逻辑等，这同时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必须继续坚持与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例如，经济逻辑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这些都是促进小康社会建成的重要经济因素，也是推动中国道路前进的驱动力量，对于现代化国家的最终建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小康社会建立在对中国道路发展方向的自觉把握与自主探索之上。中国道路所处的历史方位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还有很远的历史距离，小康社会推进了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体现出中国道路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意义，但是，这种全面发展程度还是相对较低、水平还是相对不高、覆盖程度还不够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必须要朝着更高水平、更深程度、更广覆盖持续推进，进而既把握中国道路的发展逻辑，又体现出中国道路的历史意义。

　　第二，把握中国制度的演化逻辑与发展路径。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一个根本的启示便是要抓住制度建设这一重要抓手，各领域的制度安排围绕着小康社会的建设需要来进行设计、调整、完善，确保了小康社会的如期建成。与之相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当进一步围绕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的制度建设路线图，不断为现代化国家的最终建成提供制度支撑。实际上，当代中国制度的发展，遵循的是一种以“增量”化“存量”、以“渐进”促“变革”、以“部分”带“全局”的发展路径，这样一种演化方式平稳、有序、高效地推进了制度建设的进程，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依旧需要遵循的制度变革路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小康社会提出并付诸实践以来，中国制度的演化逻辑便内在地与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即小康社会的建设逻辑——关联在了一起。中国制度所开展的改革，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等一系列制度变革，都是为了推动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其一，中国制度以“增量”化“存量”的改革方式，符合小康社会建设的内在需要。一方面，中国制度的“增量”变革，为小康社会创造前提条件，在经济制度方面尽最大可能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社会制度方面不断供给惠及民生的制度安排，等等。这样在最大程度上可以减轻制度变迁的深层社会压力，为小康社会的发育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制度的“存量”变革，内在起到“盘活存量”的制度效能，调整与小康社会建设需要不相适应的制度，减少不必要的利益分歧，减少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的制度阻碍。其二，中国制度以“渐进”促“变革”，带动小康社会效益与质量的整体提升。时至今日，邓小平关于“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的论断依旧彰显其深刻洞见，中国制度所采取的“渐进”改革方式，正是在最大程度推进制度变革的同时，能够葆有社会主义内核不动摇的关键所在，也是小康社会之所以能稳步推进的制度根基之所在。过于急躁冒进、无时序地全面铺开制度变革，这是历史上大多数“变法”与“革新”失败的重要原因，因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必须“渐进”前行，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探索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其三，中国制度以“部分”带动“全局”，推动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特别需要指出的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试点”，“要搞试点，路摸清了再走”，以“试点”探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行路径。例如，“十八洞村”作为精准扶贫与小康社会的典型，实际上便蕴藏着以“部分”带动“全局”的制度变革逻辑，试点的经验与做法在推广到全国之后，产生了积极的制度示范效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当继续遵循这一制度变革逻辑，使“试点”为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不断制度化起到更大的积极作用。

　　第三，形成中国理论的主体意识与发展特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实现的，其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是统一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实现的程度”与“需要的程度”是中国理论在创造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关切。其中，围绕着小康社会的建设与建成，中国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深刻体现出中国理论的主体意识与发展特性。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之后，中国理论应当继续扎根中国大地，往“深”“广”“精”的方向完善自身体系，为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原创性的理论支撑。一方面，小康社会的发展以及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彰显出中国理论的主体性与主体意识，即立足本土、扎根中国大地来思考问题。从“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精准扶贫”等概念命题着手，中国理论的主体性显著增强，理论研究的主体导向得以确立、主体效能得以提升。另一方面，小康社会的发展催生出中国理论原创性供给的内在需要，由此中国理论才能深度阐释小康社会实践并切中小康社会发展的实质。在这一境遇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专业的学者在各自领域中不断耕耘，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这些成果为推动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起到了重要的学术指引作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历史的、时代的重大课题，是继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理论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又一重要机遇，对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为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理论创新成果。

　　第四，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文化现代化是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提供动力同样是小康社会的重要维度。文化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为一个社会提供了活力，是衡量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并没有径直走上坦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土壤与文化现代转型发展的冲突。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现代化开启新的篇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小康社会建设，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在社会层面上保持了同步推进。小康社会的全面性，正体现在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文化等的全面推进，对此，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当继续把握中国文化的发展主题，在现代化建设中实现文化发展。

　　马克思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传统的力量仍然在塑造着现代中国，对小康社会起到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而与小康社会实践相适应的文化现代化实践，正是要求“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对于那些“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我们应当坚决摒弃，消解其可能产生的对小康社会的负面文化影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会遇到新的文化境遇、面临着新的文化问题，我们必须以小康社会的文化实践作为指南，厚植现代化国家的文化底蕴。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叙事

　　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必须从时代的高度去把握与审视小康社会建成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方向。从复杂的时代环境与发展趋势来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叙事将沿着个体、社会、国家、世界四个层面展开，不断推动创造一种崭新文明类型。

　　第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个体叙事。国家的宏观发展与个体的生活状态紧密相连。一方面，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美好生活是对小康生活的延续与发展。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小康生活主要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量”的积累优先阶段，其根本任务在于消除绝对贫困并整体性改变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而美好生活是我国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所力求实现的生活样式，核心在于生活的“质量”或“品质”，其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需要是相互联系的。从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视角来看，“小康生活”与“美好生活”的历史继承性与历史延续性还体现在，前者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的生活基础与实践基础，后者则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所要创造、追求的人民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美好生活作为一种理想目标与生活状态，具有引领性意义与比较性优势。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导致现代西方国家治理失序、发展失衡，而这正突出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体验之中。与之相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个体叙事，全面且准确地把握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了国家发展“为了谁”、国家建设“依靠谁”、美好生活“属于谁”的基础性问题，超越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所形成的“权力”对于美好生活的垄断。进一步看，我们仍处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时代里，要想体现出中国道路所根本不同于西方道路的优势之所在，就必须在新发展阶段推进美好生活的实践。

　　第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叙事。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之后，如何建设一个与现代化国家发展相匹配的、充满活力的现代化社会，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与解决，关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整体布局。实际上，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与现代化社会的建设是同向同行的，前者是顶层结构，后者是底层基础。推进社会的建设，将激活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体力量、释放国家发展的社会活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其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解决了我国历史遗留的“绝对贫困”问题，但我国仍然存在“相对贫困”的问题，仍然有待于建立起长效、稳固、可持续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加以解决，从而实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其二，整体地思考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生”问题，进一步推进民生保障的精细化、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从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健康等方面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社会根基，全面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对此，我们既要“补短板”，织密织牢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网络，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同时又要“强优势”，继续发挥好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建设思路，使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共享。其三，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社会平台与社会空间，同时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人力支持、智力支持。对此，我们应当全面思考新发展阶段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维度与扩展维度，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社会支撑、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

　　第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国家叙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既要有治理支撑，又要有制度保障。“制度”与“治理”的互动，构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叙事的基本内容，“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内在关系来看，“制度”是“治理”的基本前提与根本遵循，“治理”是“制度”的现实展开与集中体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系统布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部署安排，构成了构建中国现代化样本的新“纲领”，是我们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形态及其21世纪形态的核心“密码”。由此，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才能在“良制”的引领之下，不断趋向于“善治”的理想状态，用高质量的治理效能、高水平的制度安排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支撑。

　　必须明确，我们这里所指的“善治”，并不是对西方国家治理模式的复刻，而是基于新发展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实际运行状况所提出的一种理想的国家治理状态，其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相适应。从制度结构上看，以党的领导制度为顶层设计与根本指导，国家治理各领域当中的制度安排能够做到相互协调、彼此促进，在不同层面上发挥作用，共同构筑起“善治”的制度基石。

　　第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世界叙事。在当今世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离不开对于外部环境的整体考察，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将产生不同层面的影响。这也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原因。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世界维度将更加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现代化国家建设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也将更加显现。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现代化建设的演化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世界叙事的时代展开，并不意味着某些西方政客所说的强制推销“中国模式”，而是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世界意义，在独立自主与合作共赢的前提之下，中国将向更多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提供现代化的宝贵经验，提供建设一个有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内外部条件。

四、结语：从“世界历史”演化过程定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从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一方面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对于中国现代化实践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深刻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的必然，现代化建设将为民族复兴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基础。“历次的制度突变依然没有割断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制度变革遵循的是世界历史所揭示的规律尺度，同时也植根于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演进所赖以存在的文化基因与制度基因。因而，历史逻辑与文明逻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起到了双重驱动的作用，中国崛起与中华民族复兴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复兴，更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展开与划时代发展。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国道路，从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来理解中国社会，从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来展望现代化中国的未来，中国道路的生命力越来越旺盛、前景越来越光明。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将开启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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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欣然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