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总结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回答时代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就此而言，总结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发现经历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如何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则成为学术界需要讨论的话题。在笔者看来，只有实现了下述四个转换，才能真正深化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从流派评介到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当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基础和条件展开其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时，我国学术界又实现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流派评介再次成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题。流派评介在研究的起步阶段是必要和重要的。但是，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评介积累到一定阶段后，只有转换到对其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才能真正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引向深入。这是因为我们研究一种理论思潮必然要在弄清楚其具体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揭示其建构的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所谓现实逻辑就是理论家理论建构所面临的时代条件、文化传统，以及他所要回答的时代问题。所谓理论逻辑就是指理论家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和过程，即在起点处所采用的概念和方法论基础，过程中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及其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效应。流派评介只完成了理论研究的第一步，如何揭示理论家的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是流派评介无法完成的任务。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国外出于各种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理论思潮的总称。但他们或者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其所处的时代条件和文化传统，探索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和作为个体的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或者是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研究方法探讨解决西方社会的具体问题；或者是抱着各种目的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和生平进行理论研究。撇开其具体理论观点，其理论发展经历了两次转向，即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转向”，以及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向”。
这两次转向不仅提出了关涉我们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新论题，而且关涉他们提出的许多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论题。两次转向对于我们立足于当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这些问题既与理论家所处的时代条件、理论家之间的理论传承密切相关，也与理论家所属的理论谱系密切相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只有超越流派评介并代之以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两次转向”的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
从资料评介式研究方法到问题式研究方法
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引进与评介的主题是建立在“资料评介式”研究方法基础上的。“资料评介式”研究方法的特点是脱离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对其理论文本展开抽象的解读，然后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观点作对比，评价其理论得失。其结局是不仅无法真正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实质，而且还得出若干似是而非的结论。
“资料评介式”研究方法虽然使我们熟悉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具体理论观点，却存在两大缺陷。第一，“资料评介式”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归结为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不断从唯心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这种研究方法的片面性在于，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丰富的内容、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简单化，而且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是根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一个世界化和民族化的过程。而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必然是多形态、多流派的“一源多流”局面。其中既应当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失误。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为自己开辟发展道路的。
第二，“资料评介式”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本质。根据这一辩证法，任何理论家的理论建构总是立足于他所处的时代条件和文化传统；总是从不同角度回答他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并在回答时代问题的过程中提出理论问题。这一探索过程既体现为理论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又显示出理论家的理论总问题和理论个性。
相反，“问题式”研究方法则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为基础，秉承“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这就要求透过理论家、理论流派的具体理论观点，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论家思考的总问题和所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理论问题的源流。在此基础上，把握理论家所提出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效应。只有实现从“资料评介式”研究方法到“问题式”研究方法的转换，才能真正把我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推向深入。
从客观介绍到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立场
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最终归宿到底是客观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这本质上是一个价值立场和价值归宿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满足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客观的介绍和引进，研究者并没有自觉地把自己的任务和使命看作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服务中国现代化实践。
把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定位于客观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具体理论观点，不仅造成“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谈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象，而且会导致研究对象选择的随意性、研究方式的学院化、研究语言的晦涩化和研究者的自我边缘化。最终结果是使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界新流派、新人物、新概念轮番登场，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沿理论研究相对被忽视。整个研究日益呈现出实证化、破碎化的格局，无法凸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学科存在的价值。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这些不同学科各有研究的侧重点，都包含了对本学科理论家和理论问题发展史的研究。但它们无疑都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内在组成部分，都应秉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立场，以此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立场要求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有所选择，有所侧重。虽然从学术史的意义上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所有流派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但我们应当着重研究那些能够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现代化建设的流派和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方面注重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批判和揭示。另一方面也注重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的探究。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和新趋势。
不仅如此，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提出了一些对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实践中产生的“现代性问题”有参考价值的论域和理论问题。这些新论域和理论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问题；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文化和文化哲学的问题；异化问题、生活哲学问题、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生态问题、空间问题、性别问题、正义与平等问题、分配问题等。只有真正实现了从客观介绍到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立场的转换，我们才能真正把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深入。
从思想史研究到与学术史研究相结合
注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流派和理论家的思想史研究，一直是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色。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流派和理论家的具体观点，进而揭示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上述研究在我国形成了多部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通史和断代史论著，应该说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上述研究又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流派和理论家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存在很大的区别。思想史研究必须在把握研究对象不同阶段思想发展关系的同时，揭示其思想发展的理论总问题和时代根源。但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多地把研究对象的思想看作是同质性的，这就决定了对上述问题的考察有待深化。
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流派和理论家之间的思想存在理论渊源关系，这实际上是流派和理论家的理论效应问题。离开了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和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批判，我们就无法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和理论得失。同样，离开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我们也无法把握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与理论得失。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在注重思想史研究的同时，更应注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效应的研究。
第三，西方的生态运动、生态思潮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运动和性别理论，都与西方的社会运动、哲学文化运动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西方的社会运动和哲学文化运动基础上的。另一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又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社会运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效应问题，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恰恰是我们的薄弱环节。
第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一个产生、发展和传播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只有在考察中外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史和传播史的基础上，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要克服在思想史研究中的以上缺陷，就必须实现从注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到注重把思想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转换。这是由思想史研究和学术史研究的不同特点和关系所决定的。思想史研究主要研究的是理论家和理论流派的思想演进史。学术史研究以思想史研究为基础，并进一步拓展到对理论家思想的传播史、理论与实践效应史的研究。思想史研究注重考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理论观点的演变史、理论问题的逻辑演进史。而学术史研究则注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以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关系的演变史。把上述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对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社会发展的影响，从而深化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30日
网络编辑：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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